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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黄爱国志士在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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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巧林 发表于 2015-1-14 17: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IP:广东深圳
王巧林
2015-1-14 17:41 951 0 看全部
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
——蕲黄爱国志士在辛亥革命
作者:王巧林
公元1911年,为中国农历辛亥年。这一年10月10日夜,地点在湖北省城武汉的武昌,以两湖地区的楚地儿女为首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由此敲响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丧钟,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武昌首义”事件,被誉为是一个改写中国历史和近代中国革命的特大历史性事件。
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爱国志士发动了这一次新的武装起义,他们继承了清初楚人顾景星在《红楼梦》中所倡导的“将‘金荣’(后金)赶出去”的伟大遗愿,旨在推翻清朝封建帝国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五年前,以孙中山为首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了;五年后,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以文学社社长湖南人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湖北夏口人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作为临时总司令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采取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湖北鄂城(今鄂州)人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由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继而,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他们向督署进行轰炸,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澄只好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起义军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分别于次日夜至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一个多月后的1912年元旦,汉族人孙中山于南京就职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事件,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一个民主共和新纪元!武昌起义的成功发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从而,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更为后来以楚人为首建立的一个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辛亥首义志士对荆楚文化精神的继承、发掘和提升,首先表现为爱国爱乡的炽热情感,他们以身许国,赤胆忠心。他们称赞“屈原怀祖国而作《招魂》之什,是支那爱国巨子”。楚人有为追求真理而不懈探索并勇于接纳新知的勇气和博大襟怀,这也是荆楚文化独特气质的体现。20世纪初年,湖北青年为了救国救民,勇于探索。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的学堂和军队中求知、求友,当时远赴日本与欧美留学的人数也居于全国其他各省前列。为了用“文章唤起国魂”,他们创办学术刊物,翻译西方著作,并率先把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代议政治说》以及德国人写的《政治学》、日本人写的《万国宪法比较》等翻译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可见他们宣传西学之积极。他们创办宣传革命刊物,如民国政要楚蕲人田桐与白逾恒、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改为《民报》,对于辛亥革命产生巨大影响;他们开办学堂,集会演说,如宣传救国和“强国”的紧迫性。但与楚地先人不同的是,在这些新式知识分子的视野和思想中,再也不是古楚地,也不是指洞庭湖和长江中游南北两岸,而是我泱泱大中华。他们的眼光甚至放眼全世界,认识到“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因而,他们主张“固内界之团结”,希望国内各民族各省区结成“充实”、“团结”之整体,以实现“对外界之竞争”,从而“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发出这些创建高论的,以楚蕲人黄侃为代表。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晚年自号量守居士,蕲州(今蕲春)人)。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学日本,他和黄兴一样,是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选派去日本留学的楚人佼佼者。在东京,他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还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后人还称章太炎、黄侃的学派为“章黄学派”。黄侃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他与楚地义宁(今九江修水)人陈寅恪,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称为“最博学”的两位学者。
世人只知黄季刚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不知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早在辛亥革命之前,黄侃便在湖北和日本从事革命活动,他在《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社论,激励了当时两湖志士的革命信念。文曰: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摘自清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一日《大江报》)
黄侃在这篇社论的言词,与同邑先贤顾景星当年给南明小王朝弘光帝上《敬陈四事疏》一样犀利,他难道不害怕走湖南人谭嗣同被杀头一样的下场?似乎是比起顾景星在《红楼梦》中的谩骂,显得更加大胆和赤裸裸,无异于是向满清朝廷发起宣战的檄文。它像一支号角吹醒了一个个爱国志士,尤其是两湖地区的爱国志士!楚蕲之人都是如此胆大妄为,这是为什么?
此外,黄侃在《民报》上的《哀贫民》一文,发出“民生之穷,未有甚于中国之今日也”的呐喊。阐释了传统的民本观念虽然同情民生疾苦,并视民为国基,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其祈求仍只落实为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宽民”、“恤民”、“裕民”、“让民自养”而已,人民群众处于接受施舍的被动地位。而具有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理念的先进之士黄侃,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其一是认识到人民大众是破坏腐朽黑暗旧社会的主力。人民群众身负的种种苦难,只有靠自己来解除。他们疾呼“命不必向,分不必守”,集众力众智向旧营垒发起总攻。其二是主张人民群众应成为理想社会的主人。黄侃最后将“民本”转化成了“民主”。后来,他作过总结,认为辛亥“革命之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实赖数千年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史圣哲贤豪精神流注”。黄侃的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为后来楚人毛泽东在革命中所借鉴。由此可以看出,优秀的荆楚传统文化所爆发出的爱国精神的张力,对于辛亥革命准备阶段及后来的成功产生巨大影响,对于催生辛亥革命和武昌首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就是他的诸多文章,终于成就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一鸣惊人的伟大壮举!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被称为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后葬于南京中山陵。黄侃作为孙中山生前的亲密战友,在参加孙中山的吊唁时撰有挽联,寄托哀思:
洪以甲子灭,公于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黄侃以国学大师闻名于世,而知其为辛亥革命先驱者不多。后来他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期间,从不对学生提及当年革命的事。他的学生绝少知道他和孙中山、黄兴曾是一起浴血奋战过的战友。有史家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社论,是武昌起义的序曲。黄侃去世后,其著名弟子潘重规才醒悟他为何不言当年革命事,潘重规曾经写道:
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当今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有一点点功劳便以为自己了不起,便可盛气凌人,相比黄侃居功而不傲的革命精神,真是令人无地自容、惭愧汗颜哪!
黄侃的一生,狂狷孤傲,乃楚蕲第二个顾景星,为当时学界“三疯子”之一,人们都称他为“黄疯子”。他平生有“三好”:好游历,好读书,好骂人。他学问大,脾气也怪,智慧而幽默,即便是当时学贯中西的大名士胡适先生,见到他也会俯首称“臣”,敬畏三分哪!举例来说,胡适倡导白话文,有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你的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该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顿时语塞,十分尴尬。又有一次,在北大课间休息时,教师们闲话谭鑫培《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倾耳恭听,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在场者无不喷饭,显示出一位学者的幽默。他放浪形骸,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黄侃留给后人一串关键词和趣闻轶事,举不胜举。在他一生中所烙下无数时代潮流的印记:新与旧、激进与保守、放荡不羁与谦虚严谨交织在一起。有学者认为:黄侃的性格中有不少这样的两个极端,看似互相排斥,实则矛盾统一。后来,他辗转国内各著名大学教书,治学严谨,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师承章太炎、刘师培,薪火相传,培养出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可惜,在他五十岁大寿时便留下诸多还未来得及整理的书札而英年早逝。这是中国学界的一大遗憾!
在黄侃的爱国思想影响下,同为楚蕲人的詹大悲,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参与者,被称为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新闻的先驱。詹大悲,又名培瀚,字质存,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第一名考入黄州府中学堂,加入证人学会,倡言革命,1908年赴汉接办《商务日报》,并与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建立联系,使《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继而成为《大江白话报》主笔,这就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报纸《大江报》,宣传革命,当时发表过最著名的文章,那就是由蕲春人黄侃所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号召激烈改革,遭查禁,大悲因此被捕判刑,直至武昌起义后出狱,任汉口军政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率民军在汉口与清军激战。汉口失守,他转赴烟台,辅助山东都督胡瑛。1912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负责联络川、湘、皖、豫诸省党务,12月当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中华民国政府期间,任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员,协助重建大元帅府。他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23年11月25日公告天下的著名的《国民党改组宣言》便是由詹大悲参与起草的。他还与同乡陈乾等人,在黄侃的介绍下,与黄兴交谊颇深,深得黄兴欣赏。黄兴去世后,他极为悲痛,并撰挽联,以示哀悼:
五丈秋原大星陨;两湖明月故人哀。
汉水咽军声,当年犹战玄黄血;
海天静星陨,绝书尚留哀痛音。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国民革命,詹大悲一面利用自己的身份将“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人全部释放”,一面在《汉口民国日报》、《楚光日报》等报刊上反复揭露反动派的罪行,他还是第一位高呼“国共两党合作万岁”的爱国志士。当时,新贵溪军阀、两湖清乡督办胡宗铎大批清洗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2月17日,时任湖北财政厅长的詹大悲和教育厅长李汉俊,被以“赤化分子阴谋暴动罪”逮捕,当晚9时许,詹大悲与李汉俊同时被捕杀害,临死前,义无反顾,慷慨就义。临到就义之时,他还写过一首“绝笔”诗,诗云:
一生反封建,不惜死与生。
留得丹心在,永远照汗青。
詹大悲之死,死得何其壮烈!后与李汉俊一起被国民政府追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烈士。次年归葬故里蕲州黄公山,即清初一代爱国志士顾景星墓所在地。
在黄侃、詹大悲、田桐(孙中山早期革命友人)、田桓(1913年初孙中山东渡日本时的随行秘书)、陈乾、蔡达生等一大批楚蕲辛亥革命爱国志士的感召下,同是蕲黄家乡的黄冈(今团风县)人熊十力,也是楚地蕲黄地区又一个佼佼者。
熊十力,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以古楚人哲学家庄子当过漆园吏,故号漆园老人。为现、当代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熊十力自幼即表现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家人惊诧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圭臬。且“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他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于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从事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的哲学研究。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全国解放后,熊十力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文革中,因反对文化法西斯的文化大革命,于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呜呼!
楚地,尤其是蕲黄、蕲州地区,历代能出如此之多闻名全国,乃至震惊世界的爱国志士,一个个都是胸怀革命大志,一个个名字也都是掷地有声,这是为什么?如此我们则不难知道《红楼梦》作者顾景星当年为什么要撰写这部书,以及他要给后人留下的警示是什么?!这是一个耐人寻味而又发人深省的思考课题。
一代代爱国志士,是你们用鲜血、用生命、用智慧换来了如今的盛世中华!现在我们可以告慰一代代为国捐躯的楚地英烈,一代代为国捐躯和为国作出杰出贡献的所有中华先烈们,你们可以安息了!同时,亦藉此告慰屈原、顾景星和他的“潇湘妃子”,不再于鄂渚或湘渚哭泣,以及热爱和平事业的王明妃,不再担心民族出现分裂,现在你们可以含笑九泉、释怀于天堂。因为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强盛!(本文来源:王巧林“《红楼梦》与蕲州”一书之“楚人爱国思想影响下的‘潇湘妃子’”一节,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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