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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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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9 12:10: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袁殊(1911~1987),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蕲州镇东长街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原名袁学易或名为学艺,又名军光,化名曾达斋。笔名碧泉。著有《袁殊文集》。是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他有中统、青红帮、日伪的伪装,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间谍人员。 8岁来沪。父亲袁晓岚是老同盟会员,后任职于国民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改名袁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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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民国17年(1928年)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民国20年(1931年)3月16日至翌年6月20日,在沪创办并主编《文艺新闻》周刊,最早发表左联五烈士被害的消息,并刊出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主编的《集纳》专刊。《文艺新闻》即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民国21年(1932年)下半年到新生通讯社当记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5年(1936年)担任外论编译社副社长。翌年参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创办活动,被推选为总干事。在“孤岛”时期,他受党的委托,创办《译报》,打开局面后交梅益接办;还与美籍犹太人伊罗生合办《中国评论》,并担任《华美晚报》记者。日军进入租界后,受党的派遣,利用社会关系打入敌伪内部,以办《新中国报》和担任伪职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渡江北上到达解放区,先后在苏北、山东、东北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后一度到香港工作。民国37年(1948年)在大连办《海燕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北京工作,为《世界知识》撰稿人。1955年因“潘扬事件”与潘汉年、扬帆同时被捕入狱。1982年正式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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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1927年,袁殊参加北伐军,受到袁晓岚之友胡抱一(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的提携,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清党,回到上海。
  1928年加入狂飙社。
  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
  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参加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由此逐渐褪去左的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1932年春,袁殊经由表兄贾伯涛(黄埔一期生)的介绍,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成功打入中统内部。
  1933年,袁殊被吴醒亚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利用记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峰联系上。
  冯雪峰建议他以青帮身份“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办起了时事刊行社。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狱,中共身份暴露,在各方营救下提前出狱,再次到日本留学一年。
    1937年4月,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此后,袁殊成为和中统吴醒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社会帮会都有一定联系,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情报人员,巧妙地利用这种多重身份广开情报来源,上报给中共中央,为当时地处苏区、消息相对比较闭塞的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
  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根据组织安排充当“汉奸”,打入日本谍报机关,出面组织“兴亚建国同盟”,并以此为招牌,秘密组建新的情报据点,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 ⑴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⑵1941年6月13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⑶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等。
  1945年10月7日,袁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到苏北解放区,化名曾达斋。并于1946年重新履行入党手续,结束了长达14年的地下生活。
编辑本段最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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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岁月
  1949年2月,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并应邀作一些关于情报方面的报告。朱德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夸他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5年4月,因潘汉年案株连而被捕入狱。
  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
  1982年8月2日,潘汉年被平反,9月6日,曾达斋亦被宣判无罪,折价归还其所有财产,承认其1931年入党之事实,在北京西苑新增配住房一套,享受原定级别待遇。曾达斋向组织提出恢复原名“袁殊”,理由为:“用袁殊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此后,年迈的袁殊曾回到潘汉年家乡前去悼念早逝的故友,与逝者共同缅怀过往的峥嵘岁月,写下了《履痕重印江南路》的文章。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号陶大哭。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然已不在人世了。
  袁殊没有像关露,先后精神分裂多次,终无奈自尽。在狱中,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直到1982年平反后,还写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万字。
  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研究。同时,也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首创将journalism翻译为集纳主义。)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
  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袁殊,直到今天仍以其扑朔迷离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是他的“道行太深”了,直到今天仍不能辨明他“间谍”的本来面目。但他应是无悔了。在全人类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他毕竟为自己立下了丰碑。   

代表著作
  著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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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9 12:55:02 | 显示全部楼层
了不起的人物。
蕲州的名人都可以挨个拍个电视连续剧 啊
发表于 2011-11-9 13:24:1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如果都有虎踞龙盘之威,试看今日之蕲州!究竟是谁家之天下!
发表于 2011-11-9 13:24:46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如果都有虎踞龙盘之威,试看今日之蕲州!究竟是谁家之天下!
发表于 2011-11-9 13:25:2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如果都有虎踞龙盘之威,试看今日之蕲州!究竟是谁家之天下!
 楼主| 发表于 2011-11-9 13:34:45 | 显示全部楼层
情报员,最神秘的人物。好奇好奇,感觉他们接近神
发表于 2011-11-9 13:37:34 | 显示全部楼层
发了几遍,都是乱码。么一下子全都出来了,算了,就不删了,聊表心猿意马吧
发表于 2011-11-11 13:59:36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下石潭村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建国前,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常委,对进步文化事业做过贡献。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中文名: 胡风
外文名: 张光人
国籍: 中国
出生日期: 1902年
逝世日期: 1985年
职业: 文学
毕业院校: 东京庆应大学,清华大学
主要成就: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
代表作品: 文艺笔谈
籍贯: 湖北蕲春


目录

简介
履历
蒙冤
平反
著作
编辑本段简介
    少年胡风
胡风(1902~1985),男,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胡风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4年与梅志结婚。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以配合延安的整风运动。胡风期望通过该杂志,展开真正的争论,批评党的官员中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也因此遭到批判,杂志也被取消。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编辑本段履历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   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留学。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     胡风
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 “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他另编文学杂志《希望》。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和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由此引起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   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反驳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批评。   1955年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批捕决定的前两天,胡风在家中被公安部人员拘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   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   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1980年9月,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
编辑本段蒙冤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起因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  报纸上刊载的关于胡风案的材料
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报告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他还建议,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   经过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   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此后,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说明批判胡风的运动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势头,超出了当局所预期的范围。它从党有条有理的方式变成了恐怖统治,在知识分子中尤其如此。一位观察家在谈到压力之大的情况时说,文化部门经常发生自杀。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胡风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但最后精神崩溃。
编辑本段平反
  第一次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   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     胡风与友人合影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第二次平反   胡在北京逝世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第三次平反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编辑本段著作
  文艺笔谈(评论集)1936,生活   文学与生活(理论)1936,生活   野花与箭(诗集)1937,文生   密云期风习小纪(评论集)1938,海燕;又名《看云人手记》,1944,自力书店   论民族形式问题(理论)1940,生活     胡风全集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评论集)1942,南天;又名《剑·文艺·人民》1950,泥土社   为祖国而歌(诗歌)1942,南天,1986,百花   棘原草(杂文集)1944,希望社   在混乱里面(评论集)1945,作家书屋   逆流的日子(评论集)1947,希望社   胡风文集(评论集)1948,春明   论现实主义的路(理论)1948,希望社   欢乐颂(长诗)1950,海燕   安魂曲(长诗)1950,天下   光荣赞(长诗)1950,海燕   欢乐颂(长诗)1950,天下   为了明天(评论集)1950,作家书屋   人环二记(散文集)1950,泥土社   为了朝鲜,为了人类(长诗)1951,天下   从源头到洪流(散文集)1952,新文艺   和新人物在一起(报告文学集)1952,新文艺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1955,文艺报附刊   胡风评论集(上中下册)1984—1985,人文   石头记交响曲(诗集)1986,湖南文艺   胡风晚年作品选(散文、评论合集)1987,漓江   胡风的诗(诗集)1987,文联胡风杂文集   胡风杂文集1987,三联   胡风书信集 1989,百花   胡风论诗(理论)1989,花城   民族形式讨论集(论文集)编,1941,华中   我是初来的(诗集)编选,1943,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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