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三个著名的“疯子”,就是章太炎、刘师培和黄侃。 这三人都是当时公认的国学大师,而且,遵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古训,黄侃身为三疯子之一,同时又是章太炎和刘师培两个疯子的学生,自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疯的很不一般。 黄侃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 黄侃(1886.4.3-1935.10.8)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字季刚,晚年自号量守居士,蕲春县青石黄大樟树人,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 父亲黄云鹄,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出身,官至清廷二品大员,历任四川雅州太守、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四川按察使等职。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著名学者、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 黄云鹄67岁时老年得子生下黄侃,所以对这个小儿子视若掌上明珠。老子英雄儿好汉,黄侃很早就显露出过人的聪慧。 但黄侃之父教子甚严。黄侃5岁就能将《史记》、《汉书》必须从头背到尾,7岁作诗,9岁能读《诗经》,日逾千言,人呼“神童”。 黄侃9岁时,父亲黄云鹄应邀外出讲学,家中家用匮乏,黄侃受母亲之命给父亲写信,讲明家事后,在信末写了一首诗: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 这首诗被黄云鹄的好友、原山西布政使王鼎丞偶然看到,惊奇黄侃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有才,于是就把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儿许配给了黄侃,这是黄侃的原配夫人。 黄侃在9岁时已凭借自己的才华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黄侃诗词集稿 黄侃13岁时不幸遭遇父亲逝世,即立志劬学,15岁考中秀才。不久清廷废科举、兴学堂。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同学中有宋教仁、查光佛、董用武(即董必武)等人。 因黄父黄云鹄与张之洞交往深厚,所以1905年,黄侃得到张之洞的资助,官费留学日本。 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某夜,黄侃内急,估计当时的学生公寓自然不会配备厨卫设施,不拘小节的黄侃自然不会走二里路去上个厕所,于是在窗前就地解决,飞流直下三千尺,四处乱溅的液体惊扰到楼下正倚窗夜读的章太炎,章太炎不禁高声怒骂,黄侃听到后自然报以会骂。 据说两人骂的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才学伴着尿液飞溅,骂出了水平,骂到彼此心生钦佩。 于是坐下来互通姓名,才知道一个是渊博绝伦的国学大师,一个是崭露头角的神通学子。 真是一泡尿引发的交情。 黄侃丁卯日抄 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却惟独对黄侃始终刮目相待。 两人相交最初,黄侃虽佩服章太炎的才学,却也不免同时人一般认为章太炎对世事有些痴迷呆板。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大有改变。 1908年前后,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前来拜访,两人闲谈时,说起文学,陈独秀举出几位出身苏皖的学士,言语间颇为身为苏皖人自豪,然后说到湖北,陈独秀些许不屑的说那个地方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话音刚落,在隔壁房间的黄侃跳出来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 一句话让陈独秀哑口无言,黯然离去。 黄侃持才自傲,性格由此可见。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拜访黄侃,两人谈到《说文》,黄侃置之不理,马寅初再问,黄侃便道:“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去访当时的文坛领袖王闿运,王闿运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后直接来一句:“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太炎请教,章太炎自是有问必答,答必详尽。 后来黄侃决定回国时,向章太炎求临别赠言,章太炎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 黄侃问什么人适合当自己的老师。 章太炎说:“去北京找刘申叔(刘师培)吧。” 黄侃答:“暂时不想去北京。” 章太炎说:“浙江孙诒让也好。” 黄侃答:“不想到浙江。” 章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 黄侃答:“南京恐怕去不了。 章太炎沉思一会,说:“那怎么办?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 于是黄侃认真磕头,正式拜师。 后人称这师徒二人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1914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 此时黄侃接受北大邀请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太炎的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并以请章太炎讲文学史为由,留下陪伴章太炎伴数月,后被警察驱逐才作罢。 黄侃书行书对联 1914年,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之后辗转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山西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等校的教授。 特立独行的黄侃在校园间留下无数令后人唏嘘的趣事: 最经典的是黄侃在上课时,讲到关键之处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想知道么……对不起,就凭北大这点薪水不值得讲,要听,饭馆请!” 黄侃讲授的《说文解字》,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因此,每次考试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学生就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黄侃赴宴。黄教授欣然前往。期末考试时,学生们再没有一个不及格的。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情后,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吃学生的宴请。黄侃回答:“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黄侃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住在同事吴承仕的一处别院中。 吴承仕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太炎)门三大弟子;与黄侃有“北吴南黄”两大经学大师之称。 后来黄侃的儿子病死,黄侃认为房子不吉利,举家迁出,在墙壁上写满了鬼字旁的汉字,例如魑魅魍魉之类的,并在大门上写下“天下第一凶宅。” 满腹经纶的吴承仕自然质问,黄侃道:“再说,需先赔我儿子来!” 黄侃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 黄侃只管讲课,从来不给学生布置作业,考试也不肯看卷子,不打分数。 这样的授课方式教务处无法对学生考核,于是督促黄侃,黄侃于是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 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中写道:“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致潘重规书札 私立中华大学聘请黄侃为该校教授,黄侃拿着薪水,从不去学校,后来在课堂上对学生开口骂道:“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 据说这是黄侃在中华大学上的唯一一次课。 放荡不羁的黄侃,却是难得的孝子。 数年间,黄侃四处奔波教学,不论到哪里,都会将养母田夫人带到哪里,视若生母。而且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棺材是黄父黄云鹄留给正室田夫人的,并有黄云鹄亲自题写的铭文。 这个古怪的行为成为众人谈资。 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 日后每逢生母、养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故后,黄侃悲痛到吐血。 在东京与黄侃交往深厚的苏曼殊,一向不轻易为人作画,闻讯后为黄侃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黄侃亲自写记文,章太炎为这幅画作跋。 这副画成为近代书画作品中珠联璧合的珍品。黄侃一直随身携带,不离左右,直至终老。这幅画现在在哪里,不知道。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受聘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名声大震。 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弟子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阵营,投到胡适的门下。 这下,彻底捅了黄侃黄大师的马蜂窝。 适时正逢五四运动,校长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就委托胡适管理,在对校外的社会活动中,也多请胡适作为自己或北大的代表出席。 因此,胡适被黄侃称为是“一只绕着蔡元培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然后才开始讲学。 黄侃在北大课堂上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那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对胡适,黄侃是一有机会就冷嘲热讽,从不放过任何机会。 一次,黄侃当面问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 胡适问为什么? 黄侃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 另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 胡适愕然无语。 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 这话让胡适大怒。 黄侃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 如此引经据典有板有眼的辱骂,胡适只能默默忍受。 为什么现如今总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耍了流氓你还没地方说理去。 某次北大课间休息,老师们谈论当时风靡北京城的京剧名伶谭鑫培的《秦琼卖马》。 胡适说:“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 众多老师无人作声,唯独黄侃起身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引来一阵哄笑,胡适自是尴尬不已。 胡适在北大时,编著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半部很快完成,下半部一直不见动静。黄侃就在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 学生问其原因? 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 现在才知道网络上回帖率极高的那句“下面没有了”是出自这里,网络果真卧虎藏龙。 某次,黄侃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起胡适和胡适倡导的白话文,黄侃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 胡适知道后,也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语言简练,并不在用白话,还是用文言,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更简练。假如行政院邀请我去做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如果用文言文拟稿,最简单礼貌的词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但我用白话文,只须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次默默无语的是黄侃了。 黄侃书札 黄侃被后人誉为结婚狂人,一生结婚9次,更有无数女生,仰慕黄侃的才华,英勇献身,据说有女人曾抱着孩子到章太炎面前哭诉黄侃。 当时的报纸这样写道:“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 几十年后看这句话,真看不出错在哪里? 而黄侃自己则在词中谦虚的写道:凭曲栏,讶瘦杨如我,难招莺燕。 传闻黄侃曾在办公室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座谈不得超过五分钟”。但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黄侃的婚姻有据可查的只有3次。 9岁时包办的娃娃亲原配王氏,是一位传统家庭出身的旧式女子,一生没有离开过湖北蕲春,面对天马行空四处奔波的黄侃,两人聚少离多,王氏自然难逃终被离弃的结局。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曾利用课余做过家庭老师,教的学生叫黄绍兰。1907年,15岁的黄绍兰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堂。1910年毕业后,黄绍兰到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堂担任国文教员。1916年,黄绍兰得到黄炎培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支持,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创办博文女子学校,自任校长。这年黄绍兰24岁。 时年30岁,已有家室的黄侃放下手中所有工作,到上海对自己的学生黄绍兰展开猛烈追求。 那时的民国,已有重婚的罪名。 黄侃马到成功,轻易获取黄绍兰的芳心,当时黄侃与家中原配王氏并未离婚,用李姓的假名与黄绍兰办理了结婚手续。 黄侃对黄绍兰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 于是黄绍兰就嫁给了姓李的真黄侃,并生下一个女儿。 这段感情开始就已是错误,芳心寄虚无,结果自然不会好。 之后黄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很快和一个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同居。 黄绍兰得知后,看着婚书上虚无的李姓名字欲哭无泪。 黄绍兰守旧的父亲更是责骂黄绍兰辱没家风,宣布断绝父女关系。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女士收留了走投无路的黄绍兰,并促成黄绍兰投师章太炎门下,成为国学大师章太炎唯一的一名女弟子,先后担任章太炎国学讲习会讲师、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 1947年11月13日,黄绍兰在上海去世。 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中指责黄侃“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后人大多据此说法,将黄绍兰之死归于黄侃身上,盛传黄绍兰内心中一直摆脱不了黄侃始乱终弃留下的阴影,最终发疯选择自缢身亡,网上引用这种说法的时候往往不注明具体年月,很容易产生误导。看看两人的简历,黄绍兰是在黄侃去世12年后离开人世的。12年,抗战都打了一个半了。 行书词句立轴 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D用!” 此时的陈独秀,忙着成立中国D。 而此时的黄侃,在抓紧谈恋爱。 黄侃的最后一任妻子叫黄菊英。 有些想不通黄侃为什么只找三百年前是一家的同姓人。 据记载,两人依旧开始于武昌高师,黄侃1919年至1927年在武昌高师任教,之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后转至东北大学。 当时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之余,去给黄绍兰当家庭老师。 回到家后,在武昌高师读书的大女儿带熟识的同学来家玩,这个学生就是黄菊英。 黄菊英是当年武汉三镇出名的美女。 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黄绍兰的经历,所以黄侃宣布和黄菊英结婚,应该是在1927年离开武汉抛弃黄绍兰的时候了,而不是网上说的两人认识没几个月就宣布结婚了,那把黄绍兰往哪里摆?生命宝贵,黄老师错不开时间。要不就是黄侃黄菊英结婚在前,然后黄侃中途拐弯用假名假姓和黄绍兰来了一把人生小插曲? 总之,越彪悍的人生越是一本糊涂账,不能细算。 但对黄侃结婚9次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黄侃宣布和黄菊英结婚的消息时,众多朋友纷纷以“人言可畏”相劝,黄侃说:“怕什么?难道怕人家闲话,就不过日子了?” 并专门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送给黄菊英: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 缥缈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成何济? 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这首十二分深情的词让美女黄菊英毅然与家庭决裂,嫁给了黄侃。 当时各种小报,借这件事对黄侃的人身攻击连篇累牍。黄侃索性让学生把辱骂自己的小报都收集起来,以供蜜月中消遣。 陪伴黄侃走到最后的黄菊英回忆说:“我虽是季刚的妻子和学生,但学无专长,对于他的学术文章,我是在宫墙之外。每当重阅他细心批点的古籍,复诵他情文并茂的诗作,辄使我以他的好学精神自勉。” 网络资料: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正规资料:1928年,42岁的黄侃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至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此时的民国,一如现在,彩票已经十分发达,街头拐角处处有销售彩票的,任何时代的人都有一夜暴富的美好愿望。 精研《周易》的黄侃到南京不久,用所学的《周易》知识卜得一个“三上上”的卦,于是出门去买了一张彩票,中了头等奖。 黄侃逢人便说:“今日所获,稽古力也。”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中对黄侃买彩票中奖之事有记载,具体没写这笔奖金的数额,但黄侃用这笔钱在南京城郊蓝家庄九华村购买了一处宅院,并按照自己的设计推倒重建了一座三层楼的豪宅,足可证明这笔奖金的数额不菲,估摸着应该也是个双色球的五百万吧。 中国当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居正,因反对蒋介石,被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凄楚。旁人都人躲之不及的时候,黄侃却不避嫌疑,常常到居正囚禁的地方,陪他谈心解闷。锦上添花的事每个人都会做,难得是雪中送炭。 2年后居正复出,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同时兼任中华民国法学会理事长。 此时高朋满座的居正却再见不到黄侃的身影。 居正亲自到“量守庐”拜访黄侃。黄侃正色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黄侃或许在男女之事上有失检点,但为人却毫无瑕疵。 黄侃爱书如命。章太炎后来在为黄侃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 “量守庐”三楼中六间房全部作为书房,陈书20余架,计十余万册。其中一部以1600元巨款所购《道藏》,据说全国仅有两部。 黄侃的日记中叶有这样的记载:“《四部丛刊》……自戊辰(1928)夏,节缩日用必需之资,以四百三十元决意买之,首尾四年,乃获全部,欣喜不已,夜以名酒庆之。” 黄侃在“量守庐”,一日三餐都由黄菊英送到三楼书房,只有在周末,黄侃才下楼同全家团聚,共进晚餐,成为子女们的“稀客”。 黄侃曾说:“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 广州中山大学曾苦劝黄侃前去任教,开出十分优厚的待遇,但黄侃始终不答应,黄侃自己说原因:“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 黄侃有一句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话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侃终不为所动,认为火候不到。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又封朱希祖为“西王”,合称五大天王。 黄侃为五大天王之首,足见章太炎对黄侃的喜爱。 语言学家罗常培将黄侃与章太炎师徒并称:“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 书法手稿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黄侃为躲避战祸,举家搬迁。仓促中将精心收藏的书籍装了八卡车,送到安徽马鞍山采石矶乡下暂存。不料当地居民趁乱偷盗,很多稀世珍品,被论斤当废纸成筐成筐的卖掉了。八卡车的珍馐,就这样被猪糟蹋了。 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 著名国画家王森然回忆黄侃,每饮茶,“其色几黑如漆”。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这是黄侃对生活的期望。 1935年的3月,是黄侃的50岁生辰。 章太炎为此精心准备了一幅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韦编三绝”取的是孔子穷研《易》经,致使竹简的韦绳多次磨断。以此赞赏黄侃数十年的勤奋苦读。 “黄绢初裁”源于蔡邕题词曹娥碑文:“黄绢幼妇,外孙齑臼”。 据说杨修当年对这四句的破解是:“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 这四句的含义为“绝妙好辞”。 章太炎用心良苦,寄厚望于50岁前不写书的满腹才学的黄侃,在50岁后写出“绝妙好辞”。 但中国文字的精髓也就在这里。对联中嵌着的“绝”、“命”、“黄”三字,令迷信谶语的黄侃一蹶不振。也有人认为国学大师不会这般直白,玄机在上联末尾的“命”字,和下联前两字暗含的“绝”字,首尾相连,成为“命绝”。 1935年10月,黄侃与家人散步至鸡鸣寺,剥蟹赏菊,因饮酒过量,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 身在上海的章太炎听到噩耗,连呼:“天丧我也!天丧我也!” 随后写下挽联: 辛勤独学鲜传薪,歼我良人,真为颜渊兴一恸; 断送此生唯有酒,焉知非福,还从北叟探重玄。 钱穆先生云:“章氏去日本,从学者甚众,然皆务专门,鲜通学,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 黄侃去世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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