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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忧民见行动的蔡汇东

发布时间: 2020-1-13 18:52|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111| 评论: 0

  两次鸦片战争[1]后,中国陷入了列强瓜分的境地。一大批有知识的中国青年,为了救国图强,毅然出国深造、探求强国之路。蕲春县当时就有陈乾、田桐、黄侃等[2]一批有识之士,远涉重洋东渡日本,追求救国之道,蔡汇东就是蕲春的这批佼佼者之一。蔡汇东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处于风云激荡、战乱频仍的时代,他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一直关注和研究祖国的边疆地区历史和现状,曾先后在黑龙江工作、为解决西藏问题去印度参加西姆拉会议、去内蒙古筹备和参加西盟王公会议,又成为研究中国金融的行家里手。两次担任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期间,曾参与民国初年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一生丰富多彩,为我们留下了民国史、西藏史、蒙古史等许多珍贵的研究史料。

  一、在日本学习深切感受到日本有亡我之心

  蔡汇东是蕲州东长街(今博士街)人,祖籍蕲春蔡受。祖父辈就离开故里来到蕲州做生意。到蔡汇东这一辈,堂兄弟就有10余人在蕲州谋求发展。蔡汇东生于清末的光绪七年(1881),他在孩童阶段,正是中国遭到列强欺侮的重点阶段。当年他家在蕲州还比较殷实,他在蕲州的麟山书院就读,1898年赴武昌应童子试,考取拔贡。第二年又参加考试,考为廪膳生员。此时,又赶上清廷光绪皇帝改革学制,他于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继续深造,在此期间,蔡汇东与同在文普通学堂就读的同学黄侃、宋教仁、蒋作宾、欧阳振声、但焘等人深相结纳。在与同学间时常议论的话题是:列强侵凌,国事日非,康粱变法失败.中国何去从?此时已有部分学子东渡日本求学,同学间常“痛陈民族危机,以覆满光汉相勖勉”[3]。于是,他也决意东渡日本。先期东渡日本的刘成禺等湖北人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月刊,其办刊宗旨是“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从第六期起易名为《汉声》,封面上题着“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四句话,公开宣称要与清王朝“喋血苦战”,开出一片新天地。因此,蔡汇东也在此期间争取到了出国留学的名额。从此,这位有志青年,离开蕲州,走上了追求真理、探求救国之计的艰苦道路。

  1903年蔡汇东自武昌起程东渡日本求学。他首先在补习所补习日文,后肄业于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蔡汇东立即加入,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继续深造。在日本求学期间,为显示革命的决心,将自己头上的辫子剪掉,寄给清廷,以示与清廷的决绝。他在日本一直与田桐、宋教仁过从甚密,积极参与田桐、宋教仁他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报纸的撰稿与发行工作。《支那》设有论说、学说、政治、军事、实业、历史等栏目,标榜“爱国主义”。1905年8月27日,第二期《支那》报纸出版后,遭到日本神田警察署的查封。原因就是第一篇刊登了蔡汇东的《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他在文章中揭露和抨击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为取得沙俄在中国的势力而加紧对我国东北和辽东半岛侵略[4]的野心,呼吁国人提高警惕,救亡图存,受到日本警视厅的仇视,从而触动了日本政府的敏感神经。8月27日这天,报社的第二期报纸被没收。8月28日,宋教仁与程润生(字家柽)同去神田警署诘问,当时有两名警员接待,他们拿出日本官报要我们看,报上载有内务大臣告示,称《支那》第二号,妨害安宁秩序,禁止颁布发卖,并差押(日语:没收的意思)印本之处分[5]。他们还追问报纸的发行者是何人?宋教仁回答无人,都是社员公任。又追问会计是谁?宋教仁说都回国了。又追问募集经费是谁?宋教仁说只有我一人。他们又追问第一篇文稿从何而来?这时宋教仁才明白是第一篇《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妨害了公安。于是宋教仁漫应道:“这是香港朋友投来的稿件,不知姓名,现在香港出版了。”程润生认为,从这篇文章看,足见日本政府的野蛮行径。我们将这篇文章翻译成法、俄、德文,送到各国刊登,让世人都知道日本经营支那(中国)的政策,那么对日本外交方面恐怕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吧。本来这张报纸影响不大,这样与日本政府作对来看待,真是本报的极大荣誉了[6]。这件事,神田警署一天之内六次上门拘传田桐和宋教仁,追查报社社员名册及报纸原稿,都被宋教仁机智地挡回去了。28日晚,程润生回到寓所,有两名警察守候在那里。警察的目的显然是查找《支那》二期的原稿。盘问良久,未得任何线索而去。程与警察周旋的具体细节未见记载,但是以程润生的舌战才能,我们可以断定那场面一定是很紧张而又精彩的。因为原稿正是保存在程润生那里,程润生最终战胜了对手,保住了原稿。9月5日,程润生保存的报纸原稿完好无损地由宋教仁转交给同盟会,《支那》报纸从此改由同盟会接办。9月21日,为避嫌疑,同盟会决定更名为《民报》继续出版。至此,在程润生、宋教仁、田桐等人的辛勤努力下,《支那》报纸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向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过渡。《民报》设有社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撰录、图画等栏目,而蔡汇东仍然是撰稿者之一。

  二、蔡汇东回国后在黑龙江省开展社会调查与统计

  负责社会调查统计工作,是蔡汇东从日本归国之后在清政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1906年,清廷参照西方统计组织模式,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1907年,在宪政编查馆内设立统计局,为全国最高统计机关。同年,废除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衙门建立行省公署,同年11月成立黑龙江全省调查局,业务上受统计局指导,由张国淦任该局总办,调查局内设法制、统计两科,蔡汇东任法制科兼统计科科长[7]。统计科内分甲、乙二股,负责编查全省外交、财政、教育、司法、民政、军政、实业、交通和蒙旗等特别事项的统计。按照国家宪政编查馆通令、《东三省督抚办事要纲》和《东三省职司官制章程》的规定,黑龙江行政公署在交涉、旗务、民政、度支、劝业、蒙务等7司内设立统计处,在部分司、道、局和府、厅、州、县衙门内设立统计处、科、股或设置调查员,明确其统计调查职责。1908年成立省城(齐齐哈尔)调查局。1911年,省文报总局、盐政总局、铁路交涉总局、农事试验场也相继成立了统计处或调查科,分别配备统计人员2-9人。府、厅、州、县多数是专设统计处,较小的府、厅、州、县则设统计科(股)或配置统计主任、统(主)计员。

  蔡汇东上任伊始,立即着手制定各项统计法规和制度。1907年,黑龙江全省调查局、民政司制定了《黑龙江调查局章程》和《调查章程实施细则》等统计法规和制度,规定调查局及其下属机构的任务、基本要求、编制人数、权责、干部委任权限、经费预决算、调查员来源、调查统计事项审批程序和工作方法等,在《各处科办事通则》和《调查实施细则》中,规定了调查目的、任务、范围、内容、方法和报告事项等,《法制科办事细则》规定编查分为“必须”和“随意”两种,调查方法有记录调查和实地调查,在《统计科办事细则》中规定甲、乙两股负责确定统计调查内容、调查表式和调查方法,从1907年开始按年进行统计,统计资料以官方文书为主,以实地调查为辅,按规定格式进行统计资料的编辑。

  1907年黑龙江全省调查局成立后,蔡汇东他们先后制定了《府厅州县管理城乡市镇方里户口统计表》《租界方里户口统计表》等20余种统计表格。例如:经常性的人口统计逐渐增多,主要统计户口籍贯、年龄、学童、宗教人口、生死移徙、婚嫁年龄、职业、八旗户口、寺院人口、分国籍的外国人口等,是全国人户调查上报统计资料较早的省份之一。

  1907年,按农工商部下发的15种调查表式,还进行了农政统计调查,主要内容有农会、农田、林业、丝业、畜牧、渔业、土特产和农业试验场等。

  1908年,财政统计有岁出、岁入、公债、银号等,将岁出和岁入按经常与临时两类进行综合,有年报、季报和月报。宪政编查馆由蔡汇东他们制发的财政统计表有65种,黑龙江地区填报其中的30余种,内容包括岁出关税款、各项税课(厘税、盐税、税捐等)、农业收入各款(荒价收入、闲杂款等)、军营和官府所属司员公署津贴款、各仓收放存储粮谷数以及农工商、交通、军政费的支出等。

  1908年,黑龙江全省调查局还组织了市场调查,对市场的名称、面积、人口,商会的组织、董事、职员、创立年月,会馆和事务所的名称和经费,典当的数目、资本、利息、每月典赎的概数,行栈的种类、数目、资本,买卖习惯和洋商贸易方法,普通商店的数目和种类,公司的名称、种类、资本、创始人、经理人、股东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广泛的统计调查。同年还对市街宅地、乡村宅田、水田、旱田、森林、牧场、荒地的单位价格进行调查。这些调查,蔡汇东都要求在调查员指导下由地方官调查上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各府、县还开始进行了商户和商业统计。

  在教育统计方面,蔡汇东他们制定了《黑龙江近三年教育经费比较表》等数十种。在教育统计表中,有的还增加了一些指标,如《宾州直隶厅各学堂教员薪金表》,列有学堂名称、每月教员薪金、每周授课钟点、每学期教员薪金、每学期授课钟点、每点钟平均薪金、所得薪金折合银两等9项指标。

  在边务统计方面,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机,以武力侵占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105万平方公里土地。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防止沙俄的进一步入侵,对所统辖的疆界面积、各城界内四至村屯、中国丧失领土、俄国移民及边境地区人口进行了调查。成立调查组织,编制《改订俄约调查纲目》及其章程,奏请黑龙江行省转告各司、局及各道一同遵照调查。蔡汇东他们进行的这次边务调查分为界务、商务、税务和杂务4类,调查纲目表有78项条款、98个纲目、100多个问题,既有边界百里贸易地方、方法、物品、数目、税款及人数的统计,又有界河、界址、水陆交通等图例。

  蔡汇东他们还进行了民政统计、气象统计等。为了完成这些项目的统计工作,蔡汇东和他的同僚们完成各项统计而夜以继日地工作,积累了东北边界省份十分珍贵的统计资料。调查方法是由地方派员到户询问,被调查者据实回答,然后由统计处人员召集熟悉地方情形的绅士详细询问,填写调查表,再按规定期限进行汇总,并将契约字据或章程格式等原件粘贴在问卷页后。蔡汇东负责的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数据,为我们今天研究黑龙江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三、在清ZF没落之际仍然提出管理西藏的真知灼见

  蔡汇东在东北黑龙江进行统计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统计知识和经验,以他在工作中的真知灼见,洞察了清ZF两百多年间在我国西北的西藏管理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于是在工作之余,对西藏现状也进行了多方调查,取得了一个个研究成果。在掌握了西藏大量的数据之后,他向清廷撰写了《西藏改设行省之计划》一书,后在清宣统元年(1909)正式出版时,使用的书名叫《筹藏刍言》。

  面对英国侵略西藏和西藏地区局势的动荡,国内各界爱国人士通过条陈、论文、著作等多种形式,围绕西藏治理和藏事交涉问题,向中央ZF提出许多建议。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蔡汇东,他撰写过大量有关西藏的著作、论文和条陈,如《筹藏刍言》《新疆西藏之开发》等。《筹藏刍言》一书对西藏、青海等地区的民族状况、传统习俗,宗教事务、社会经济结构、行政体制、清ZF对该地区的行政和经济政策的弊病、俄、英等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形势,以及政治改革、教育兴办、资源利用、内地协办等开发要点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刻分析,提出了具体行动及措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献。蔡汇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蒙藏政教不分、亘古不变的陋习,以及满清ZF对蒙藏的愚民政策等,是造成该地区社会萎靡、人智闭塞、任人蹂躏的根本原因,也给了外国列强以可趁之机。蔡汇东认为:“欲振兴西藏须对症下药、采取坚决之作为也!”针对西藏地区的种种社会弊端,他是这样说的:

  “一、尊崇喇嘛教以坚其信仰,家有五子者一人相续,余为喇嘛,僧不准娶妻,此人口之所以日少也。二、不奖励教育,人智闭塞,文物制度日就陵夷,至不能语其先祖创霸欧亚之历史,用尽习于偷惰,此竞争力所以全无也。三、不提倡开垦及奖励殖民,人无贮蓄之观念,且互市有禁,因之工商事业无大表现,此经济所以不能独立也……”

  蔡汇东向清ZF递交的“条陈”被清ZF采纳,成为清ZF出使西藏的大臣张荫棠施政理念和行政方略的重要依据,开创了中央ZF对藏区实施新政的开端,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后来清朝倒闭,对西藏的新政不了了之。民国初年,蔡汇东再次向袁世凯的中央ZF提出建议,将西藏改设行省,强化中央ZF的领导,革除旧习,实施新政,引导社会改革,鼓励人口繁衍,提升社会生产力,开展新式教育,加强内地的支援服务等。

  蔡汇东还是揭露“麦克马洪线”阴谋的中国人。本事件是1914年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有英国背景的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独立阴谋日益猖獗。众所周知,英国自占领印度数百年来一直觊觎我国西藏的主权。甚至它的殖民地印度,也在不断侵扰西藏领土。鸦片战争后清朝更加软弱无能,几乎放弃了对西藏的管辖。西藏内部也有一股分裂势力与英帝勾结,妄图脱离中国。1912年袁世凯主持民国ZF后,得知蔡汇东对西藏问题很有研究,引起重视,把蔡汇东列入出席印度“西姆拉会议“的中方代表名单中提交会务主办方,但是遭到英方坚决反对,中方无奈,撤下蔡汇东,但仍将他聘请为蒙藏事务委员会非官员身份的专家顾问,蔡不计个人名分,欣然接受,专司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的应对事宜。他认为这是他为实现维护藏疆领土主权的爱国抱负的一个机会。

  蔡汇东成为时任西藏宣抚使的陈贻范出席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的重要幕后参谋。当时中方代表受到英、藏方的巨大压力,英方利用陈贻范等不熟悉地理和历史沿革的弱点,采取各种欺骗蒙哄手段妄图中方签字画押。每逢此时蔡汇东总是仔细研究陈贻范请示中央ZF的函电,提出正确意见并立即请示高层及时予以回应。

  蔡汇东为中方代表提供了翔实的西藏地理、历史和人文资料,阐述西藏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及其历史沿革。又以大量的证据证明西藏与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缅甸等周边国家的法定和传统边界习惯线的事实,强调自古以来为相关国家所认可,不存在边界问题。不承认英方提出的将西藏划分内藏、外藏及其与内地省份的界线划分范围;在西藏与印度的国界线问题上坚持西藏与印度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线,不承认英方画出新的“印藏边界线”(后来叫麦克马洪线)。两个不承认彻底粉碎了西藏分裂势力的独立意图和英国ZF企图侵占我国领土的阴谋。蔡汇东对当时北洋ZF正确决策西藏事务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的南京国民ZF和中华人民共和国ZF凭此也坚决拒绝承认英国的无理要求。被它霸占的国土一直作为争议搁置至今。

  袁世凯任大总统的中华民国ZF破格调蔡汇东回邮传部[1]工作,蔡汇东从东北回北京之后,蒙藏事务委员会采纳了蔡汇东的治藏方略,正式宣布西藏改设行省,将西藏正式划归内图1

  务部管辖。蔡汇东在《筹藏刍言》中提出七项建议,这七项计划是:一是军政之计划,二民政之计划,三法律之计划,四教育之计划,五移民之计划,六交通之计划,七财政之计划。他说:“以上所述七计划,虽非完全而无缺,顾其大概,当不出此[2]。”

  蔡汇东在出版《筹藏刍言》一书时,曾请同盟会的同仁黄冈程明超作序,程明超在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长。还有湖南新化曾鲲化的序,曾鲲化是大清留日学生会干事长,回国后曾在北京交通大学堂任教授。还有江苏上元(今南京江宁区)的同盟会员张尊五写的序。这三位都在序言中盛赞蔡汇东忧国忧民的远见卓识并对他有所褒扬。武昌起义前夕,蔡汇东回湖北运动军界,武昌首义后,他任黄兴战时总司令部军法官[3]。

  四、在西蒙王公会议中展现民族团结的胆识

  蔡汇东在参加印度西姆拉会议回国之后,很快又忙于民国ZF准备召开西蒙会议的各项事宜。原来在1911年12月1日,蒙古王公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乘辛亥革命国内政局动荡而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建立“蒙古国”ZF,并发布檄文要求内蒙古王公“归附”。当时内蒙古各地王公认识难以统一。民国建立之后,内蒙古部分王公的思想更难统一了。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对内蒙古各王公一面安抚,一面任命张绍曾(字敬舆)为绥远将军,让他采取措施控制王公们不能对外蒙古生有“归附”之心。

  民国ZF总统袁世凯为了安抚内蒙古上层,于1912年8月19日颁布了《蒙古待遇条例》和9月20日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封爵》的“大总统令”,稳住了其中一部分人。接着,袁世凯委派张绍曾为绥远将军,张绍曾在赴任时,随带一批幕僚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他采用幕僚们的建议,把不愿接受民国提出“五族共和”的王公们,“请到”归绥城,迫使他们参加1913年初召开的西蒙王公会议。

  当时蔡汇东作为张绍曾的幕僚随同前往绥远后,以垦务筹办处处长的身份总理西盟会议的会务各项事宜。西盟王公招待处成立于1912年冬,是招待奉命来归绥参加西盟会议的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各旗王公及其代表的临时性机构。当时参加会议的内蒙古各旗王公有12位参加,会议迫使乌、伊两盟拥戴共和,这是一次防止他们响应外蒙古独立为目的的政治会议。西盟会议的成功召开,挫败了外蒙古库伦ZF笼络乌、伊两盟各旗的企图,确立了北洋ZF在西北的统治,对内蒙古的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

  虽然王公们在会议上言行不一,张绍曾等官员也清楚那些人的想法。在西蒙会议上通过的《西蒙王公会议条件大纲》规定了“实行赞助共和;不承认俄库条约;请兵保护西蒙要地;筹划蒙民生计;振兴蒙民教育”等五款大纲。这个大纲的制定与实施,终于阻止了部分王公“归附”外蒙古政权,终于使这些王公的“归附”企图划上了句号。

  在整个西蒙会议期间,蔡汇东全权总理会议接待等事务,对整个会议过程了如指掌。特别是蔡汇东以真诚感人的行动、大义之劝勉,团结蒙古王公们,令王公们在三个多月的会议期间,得以与蔡汇东他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如乌盟副盟长蕴郡王临分手时,他握着蔡汇东的手说:“吾两人相处日久,有如弟兄。今将返旗,我心中觉有所恋恋也。诸王公感情之深,大抵类此。[4]”为了保存史实和宣扬张绍曾的功绩,负责接待与会的蒙古王公,西盟王公接待处总理蔡汇东,在会后命令处员“搜集西盟会议各文件,分类编述”并亲自“点窜其冗,补录其遗[5]”,汇编成册后,以“西蒙王公招待处编”的名义,于1913年由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代印出版了烫金封面、英汉对照的《西蒙会议始末记》[6]一书。该书在2007年又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被载入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丛书(之二)》。后又于2014年由内蒙古图书馆再次点校出版。《西盟会议始末记》共七章,第一章西盟之大势,简明扼要,着重阐明乌、伊两盟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再就是对西蒙会议召开原因、过程及成果都作了详细记述。书前还有蔡汇东亲自撰写的序言。书中记述了在北洋ZF初期,外蒙古分裂活动十分猖獗,初掌政权的袁世凯却把巩固大后方的重任交与张绍曾,让其出任第一任绥远将军。张绍曾也不负重望,维护了绥远地区的稳定,在北方为袁世凯掌握政权奠定了社会基础。《西盟会议始末记》是真实记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专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此一事件的研究员忒莫勒先生用“民国肇始兮北疆风雷恰是激荡云霄,先贤遗篇兮后学披卷不堪故壤明月”为此书解题。蔡汇东在西盟会议结束、西盟王公招待处撤消后,随张绍曾将军在绥远继续处理蒙汉关系。1913年6月,外蒙的库伦军大举南侵,战局顿趋紧张。参谋长吕均劝张绍曾暂时离开绥远,以免被擒。张绍曾拒绝了他的建议,亲自巡视城防,部署防务,带领蔡汇东他们和全城团警固守待援。张绍曾对这场抗击侵略的战争是满怀信心的。曾写《夜征蒙古》一诗以铭心志:“凉宵漠漠寂无声,闲统星辰试夜征。敢役南箕充探马,却劳北斗做标兵。银河一划开天阵,碧月千秋绕大营。桡桡搀枪何所亟,昂头四顾剑铮鸣。”这首诗,表现了张绍曾在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中指挥若定的风度和役使星辰的气概。他卓越地指挥了晋北三路军以武力反击外蒙库伦军的入侵,击溃入侵的库伦军,避免了内蒙分裂,为保卫国家边防,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建立了不朽功勋,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使外蒙古库伦集团的企图陷入破产。绥远局势安定以后,袁世凯于民国三年(1914)四月,乘调整行政区划之机,将在内蒙古任上只有一年半时间的张绍曾调离绥远。1912年至1913年,北京ZF先后召开东蒙王公会议、西蒙王公会议,稳定内蒙古王公,防止外蒙古独立波及内蒙古。但是,内蒙古的独立、自治运动仍未结束,后来又经日本推动,形成满蒙独立运动。蔡汇东留在内蒙古,为内蒙古的安全与稳定继续做出了卓越贡献。在1913-1922年北洋ZF的国会中,蔡汇东两次被选为国会议员[7]。南京ZF成立后,他返回北京,又走上了研究中国金融发展的另一条道路。

  五、在中国银行创建之初展现经济才干

  辛亥革命之前,大清的金融几乎由外国银行称霸天下。由此中国自办的银行日益兴起。1905年清廷设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又改组为大清银行,到辛亥革命前夕是大清最大的银行。辛亥革命之后,临时ZF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因此,中国银行就成了近代中国影响最大、官商合办的银行了。随着北洋ZF的终结,中行总部由政治中心的北京南移到上海,1928年国民ZF另外设立中央银行,就将中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但实权还在商股手上,独立自主经营权还在延续,仍占银行界的霸主地位。1935年国民ZF实行金融垄断政策,通过增资官股,逐步控制了中行。1937年抗战爆发,中行总部西迁重庆,积极支持抗战。

  在北洋ZF终结以后,蔡汇东加入了中国银行,参加了中国银行的信息管理工作。此时的中国银行业务,正如日中天,业务发展迅速。蔡汇东主要参加中行的《中国银行通信录》的编纂工作。这是“仿各国银行通信录之例”率先在中国的银行企业内创办的刊物。运用企业报刊来加强银行管理,指导经营业务,成为银行发展的推进器,对中国初期银行业向近代银行业迈进,也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文发表于《国际金融》2015年第1期)中国第一份银行企业报《中国银行通信录》是月刊,由中行总管理处于1915年1月15日在北京创办,是中行历史上经办的第一种报刊,创刊时名为《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1918年5月31日出版第34期时更名为《中国银行通信录》。同晚清、民国初期大多数报刊一样,《通信录》采书册式装订型式,行文无标点。每期120页左右,白报纸铅印,隶书体刊名竖列封面中央。由京师(北京)京华印书局承印,非卖品,中行内部发行。为保密起见,从一年后的第13期始,封面加注:“不得赠送行外之人”。1921年12月31日,《通信录》出版第77期后停刊,前后刊行整7年。其后,办《中行月刊》、办《中行生活》等,蔡汇东都在其中有杰出的表现。中行在民国期间总共经办各类报刊达30余种,贯穿该行在民国期间的全部发展过程。其间,蔡汇东一直在为中行办报刊服务,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为中国银行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938年5月以后,山城重庆开始遭受日军飞机连续不止的狂轰滥炸,58岁的蔡汇东在此时临危受命,又当上了中央造币厂厂长,他上任之后,刚让厂务工作走上正轨,时间不长,因多年的奔波劳累,终于造成他心力憔悴一病不起,不幸于1938年冬病逝于陪都重庆。

  六、蔡汇东的婚姻与后裔们

  蔡汇东自从东渡日本学习归来,他一直把身心用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上,辛亥革命期间,他又跟随黄兴参加保护阳夏之战。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和苏州的洪韵淑女士成婚,于1911年生下女儿蔡蕴玉,1913年生下长子蔡孝达等孩子。为了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之中,他把孝达、蕴玉等人送回蕲州由原配张氏代为抚养。张氏是本县白水的大户人家之女,蔡汇东在老家读书时,两家长辈定下亲事之后不久,蔡汇东求学东走日本。从日本回到国内,也没有回家与张氏成亲。张氏只能算是他名义上的妻子。而洪韵淑的家庭背景要复杂得多。

  洪韵淑是苏州人,父亲是清同治七年(1868)的状元洪钧,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在清光绪十三年奉命出使德、俄、奥、匈四国,任外交使臣三年。他利用西方资料撰著的《元史译文证补》,开创了利用西方著作、资料研究元史的新纪元。洪钧在外交方面曾经出现过失误,心里内疚了很久。虽然事后得到澄清和纠正,但他受到沉重打击后,悔恨交加,抑郁成疾,于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北京,终年55岁。洪钧逝世后,光绪皇帝深为痛惜,特地下诏云:“兵部侍郎洪钧,才猷练达,学问优长。由进士授职修撰,叠掌文衡,擢升内阁学士,派充出使大臣。办理一切,悉臻妥协,简授兵部侍郎。差满回京,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均能尽心职守。……兹闻溘逝,轸惜殊深。加恩著照侍郎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

  洪韵淑与蔡汇东在日本结合后,为蔡家生下了长子孝达,还有三个女儿,三女叫蕴玉。回国后生下次子继达、三子志达、四子通达。

  长子孝达,生子一宁,蕲春教师,错划为右派,复职后退休,已去世,曾孙蔡勇、蔡奕。

  次子继达,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与著名画家蒋兆和之妹蒋万琦邂逅,后在上海结为伉俪。解放后,继达与万琦一起在蕲春从事教育工作,1957年双双划为右派,下放农村,1977年继达含冤去世。夫人蒋万琦寿至99岁去世,生子一朋,解放后在重庆从事化工研究工作,高级工程师,曾孙一、玄孙一。

  三子志达,抗战期间参加抗日远征军。解放后,在蕲春从事教育工作,后被划为右派,平反后在本县李时珍中学退休。长孙蔡兴,本县麻袋厂职工退休,曾孙女二。次孙蔡庚,在本县高中工作,曾孙蔡东,曾孙女三。三孙蔡毓,广东佛山工作,曾孙匡玥。

  四子通达,在划为右派下放期间,1958年死于大同水库工地。孙一清,曾孙蔡俊、蔡泉,博士后。

  三女儿蕴玉,在日本所生,从小在蕲州上学,后在武昌女子中学毕业去日本留学,学习生物学,回国后随家在重庆生活,解放前随夫去台从商,商业破产后,与女儿徐珞晶一起赴美留学。她得生物学博士,女儿得化学博士学位。后来蔡蕴玉边工作边做研究,在美国各种生物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徐珞昌后在美国从事化学研究工作。为纽约长岛理化中心实验室主任,母女俩在美国学术界颇有名气。身为博士的母女二人,为中华女性旅美而大放光彩。

  蔡汇东一生丰富多彩,留下了许许多多故事供后人评说,但他研究祖国边疆的历史,为边疆的和平与稳定提出真知灼见、付出诸多心血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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