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资料的甄别如何避免失误

第二轮编修地方志，是一项重大而又有意义的工作，各级党委ZF都十分重视。编纂从1986年以来20年断限时间内的地方志，要经过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地方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经过细心整理编纂的资料书，因为“志书的特征是资料性”，“是有特殊体例，记述重要地情的资料性文献”“应能反映社会上‘极重要的事实’反映‘于民生最有密切关系的事实’”。在征集资料的过程中，要得到完整而真实的志书资料，需要经过多次认真而细致的收集与甄别。陈桥驿先生曾说过：“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也在于资料。”蕲春县在二轮志书编修工作启动之时，就把资料的收集与甄别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作为志书编辑室编辑人员开展工作的首要任务，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提前介入，收效明显。本文试就资料的甄别如何避免失误谈谈个人的浅见。

一、充分占有资料是修好志书的根本保证

胡乔木同志说过：“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地方志是一种资料书，其前提是严肃的、科学的。因此收集资料、甄别资料既是修好地方志的前提，也是修志的前期准备工作。当前，我们正处于信息化时代，许多单位早已实现无纸化办公。因此大多数单位的历史资料，都储存于电脑之中。这为我们收集历史资料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可是，同时也存在着资料不全的缺憾。出现这方面缺憾的原因是，大多数单位在保留历史资料时，一般只注重于近年来的一些计划、总结之类，而对于往日一些事件的发生、经过、结果等，没有较完整的资料。特别是一些年代较远的资料，由于一些当事人、知情人离退休之后，无人知道而出现资料缺失现象。同时，一些厂矿企业改制或倒闭之后，许多过去的珍贵历史档案资料不翼而飞，甚至有的当废纸处理了。因此，必须抱着替历史负责的精神，做过细的工作，把资料“寻找”出来。没有“死”资料，就找“活”资料，以走访当年的当事人、知情人，变被动为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把第一手口碑资料收集起来，一定能找出需要的资料。

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我们的作法是：端正思想，提前介入，认真甄别，把握尺度。“端正思想”就是要视资料为志书的生命，突破单一资料的局限，相对于其他部门行业资料来说，要更集中，更全面，更系统，即他有我也有，做到他原始我升级，他分散我集中，他微观我客观，他局部我全面，他间断我系统。

“提前介入”，就是编辑人员亲自去基层单位，与他们面对面地商谈需要哪些资料，如何收集所需资料。如果基层单位没有保留这些资料，就提出适当建议，建议他们如何去获取这些必需的资料，而不是去“创作”资料。

“认真甄别”，就是要在七个方面下马到成功。一是资料的主题要明确，看是否偏离主题，是否为我们撰稿时所需要。二是资料是否真实可靠，看是否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三是资料来源是否具有权威性，看是否为道听途说的消息。四是资料是否有使用价值，看撰稿时能否容易使用。五是资料是否具有时效性，看是否为我们撰稿的时间界限之内。六是资料包涵哪种情感成分，看是否夹杂着提供资料者的个人情感成分。七是资料是否具有实用性，看是否为空洞的说教，是否有实用价值等。

“把握尺度”，就是面对22年来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体制、制度、观念、理念等方面的深度变化，在思想上把握好尺度，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充分地进行比较，指出相同，分析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为修好地方志书奠定基础。

二、资料甄别的去虚存真与去粗取精

资料是地方志书的核心。作为地方志修志人员，在修志过程中，既是执笔者，也是学习者。一些成功的经验，必须借鉴；失误的教训，也应当避免。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进入角色，修好志书。因此，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认真甄别资料，将那些不实、不详、粗糙、附会的资料，认真进行甄别，是十分必要的。

在甄别大事记时，不能凭印象，不能将没有时间、地点、事件经过的“大事”收录进来。甄别时一定要排除印象，要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事件经过等要素。著名人物事迹的甄别，应将其生平、闪光点、社会影响等详细分析，认真甄别。特别对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不能存在“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而要认真核对史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把人物写实、写活打好基础。

如在编纂《蕲春县军事志》过程中，发现蕲春县在宋末元初，有一位历史人物应该立传。为此，我们多方查证，并纠正史籍记载的失误。此人叫张成，人称张总管，蕲州人，其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戎马一生，先后参与了宋军筑守蕲州城、归附元朝、入侍元都、辽东伐木、东征日本、平定乃颜、屯守奴儿干、屯田辽东，最后客死金州屯田任所，其经历极为特殊。可是，他的事迹在历代《蕲州志》上却没有记载，而在大连博物馆收藏他的墓志铭中却更正了某些史籍记载的失误。据明代学者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卷四“日本用兵”一节记载，以及民国第一才子蔡东藩《元史通俗演义》的第23回记载，还有当代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记载，他们都说张总管东征日本时不幸遇难，更没有后来的平叛、屯田等事迹。我们在撰写《蕲春军事志·人物》时，为了查清张成的生卒年月，曾多次去信大连博物馆，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查清楚事实真相。张成墓碑中所载的若干史实，补正了元史之阙略和失实,为研究元朝初期中日关系,元朝中央ZF对黑龙江流域的行政管辖、土地开发等,提供了证据。数十年来，此碑是我国和外国学者研究东北史、研究元朝与朝鲜史、与日本关系史、元军屯田史的东北十块碑刻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之一。

在甄别历史事件时，要将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掌握清楚，这样才能据实着笔，才能不“拔高”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社会影响，才能“秉笔直书”。例如蕲春县工业改制之前的兴盛时期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做过许多的感人事迹，我们要秉笔直书。工厂在兴盛时所取得的成绩，我们不能忘记，工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所出现的困难，以及改制时期所出现的阵痛，我们也不能忽视。只有秉笔直书，才能完整地再现历史的真实。

对于新时期涌现的新生事物，也要认真对待。既要记载其诞生与成长的经历，也要阐述其闪光点，让其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例如蕲春县在发展李时珍医药事业上，依托李时珍人文资源，做好李时珍品牌文章。现阶段涌现了许多的人物与事件，值得我们认真挖掘与整理。再如蕲春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他们在现阶段，综合开发蕲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方面，落实党中央文件精神，近年来在全县实施了一系列兴农、利农的大事，广大农村的农民都十分感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大事，是应该将其原原本本地记载于史册的。

三、资料甄别的纵横比较与远近求实

志书资料的甄别，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为了做好甄别工作，我们始终进行纵横比较、远近求实，以避免失误而得不到真实的历史资料。在甄别历史资料这方面，我们认真向老一代修志工作者学习。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值得我们借鉴。蕲春县在1988年编纂并出版了第一部志书，在编纂过程中，编辑陈绍仪同志，为了查清《红四方面军战史》载“1935年夏”，红28军在蕲春毛家嘴“首战告捷”。作为编纂本县志书，决不能记载“夏”，一定要查出具体战斗日期。于是他们一行8人，在毛家嘴周围5个大队，反复调查了4天，调访260余人次，终于在3位老太婆、两位老汉中查清了。准确战斗日期是农历4月15日，一女人当天生女儿，一女人在战前一天生儿子，一女人在战后两天生儿子，一男人战前一天结婚，第二天带新娘子“跑反”，一男人当天“过生”。后来陈绍仪同志去武汉，在《红28军战史》编辑部找到主编张部长，向他求证当时国民党军番号，在查找国民党第25路军的“作战日记”中，不仅找到敌军多次在蕲春参战部队的具体番号，还印证了毛家嘴战斗日期是1935年5月17日，经查对《万年历》，正是农历4月15日。

在利用资料方面，福建的曾万文先生曾经在《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4期撰文呼吁：志书应该注明资料出处。资料有出处，利于人们对“秉笔直书”的分辨，从而鉴别资料是否“严肃、科学”。既有利于提高地方志的学术性，也避免留下以讹传讹的遗憾。例如2007年出版的第一部《黄冈市志》中，把宋代蕲春人林敏功、林敏修兄弟，说成为罗田县人。而许多历史著作中，如清光绪《黄州府志》、光绪《蕲州志》记载，都说林氏兄弟为蕲州人。还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载：林氏兄弟为蕲州人。蕲春的孙氏宗谱中，也载有林氏隐居处的信息。《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也载：林氏兄弟为蕲州人。林敏功在宋代，居于蕲春三十六水的南天河畔。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还记载了林氏在蕲春的家中闭门著书数十年，后因注释不精当、不准确，一举焚毁花数十年心血撰写的《苏东坡诗注》之事。数十册巨编手稿，一朝化为灰烬，特别发人深省。

四、资料甄别的严与细和宽与窄

资料甄别，要做严而细的工作。不怕麻烦，不畏辛苦，才能乐在其中，果在其中。例如《蕲春军事志》记载明代李时珍的老师、任徐州兵备的顾问生平事迹时，免不了要记载他一生的著述目录。这时发现《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湖北艺文志附补遗》记载，他为任丘知县时编纂出版了明《万历任丘县志》，据说此志书至今是研究任丘地方历史重要的史籍之一，这可是一件大事。为了查清《任丘县志》成书于何时，后经多方查证，才知道《任丘县志》为另一个顾问所编纂，他是明代湖北咸宁人，在清光绪《咸宁县志》上有传；这样才知道《任丘县志》不是明代蕲州顾问编纂，而他编纂出版的《义勇武安王集》八卷却没有收入《艺文志》中，因此说，2002年8月出版的《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湖北艺文志附补遗》第1570页记载有失误。还有他的兄弟顾阙，为福建按察副使，两次考中进士之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事也是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后来经多次查阅文献资料，果然查清了顾阙两次考中进士之事。第1次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他在北京3场考完之后立即返家，在经过麻城时，报喜之人赶上来说他高中进士，但他却“愀然不乐”，还是往家赶。回家之后又闭门读书3年，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第2次进京赴考，又考中第二甲第七十四名进士，这是北京太庙《明清进士题名碑》上记载的。而前次考中之事，在他的墓碑上有记载，在清代顾景星的《白茅堂集·家传》上也有记载。因此，人们传说他两次考中进士却是真实的。

还有清《安徽通志》卷一百二十六《人物》中，记有《康茂才传》。我们知道，康茂才是蕲春人，是元代进士，后来成为朱元璋打天下的重要将领。明朝初年被封为蕲国公。其子被封为蕲春侯。因为《明史·康茂才传》载：“康茂才，蕲人。”是不是安徽正好有个蕲县（今宿州蕲县镇），因此《安徽通志》才把《康茂才传》收入其中呢？带着这个疑问，蕲春第一次编纂《蕲春县志》时，顾常德同志曾亲自到安徽宿州，翻看了他们的《宿州志》，并将康茂才是蕲春县花园乡康冲村人的历史情况详细告诉他们。因此，后来安徽出版的《安徽大辞典》（199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收古今安徽历史人物652人）中，他们再没有将康茂才收入其中了。这说明，只要我们做好严肃而细致的工作，走出去调查研究，就能够将似是而非的事件理清楚、记明白。在甄别资料时，我们宜宽不宜窄。这是因为，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资料宽余丰富，比仅存孤证要好。只有手边资料丰富而翔实，撰写时才能游刃有余，信手拈来。蕲春县第一届县志编纂时，收集的资料是3000余万字，成书只有150余万字，就是一例。撰写人物传记时也是这样，甄别人物的书籍资料、口碑资料宜宽，下笔撰写时宜窄、宜精。

综上所述，资料甄别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各有侧重，但只要我们在资料甄别的过程中，扎实细致地做好每一个环节，避免失误，避免“先入为主”，这样坚持做好资料的甄别，一定能撰写出有特色、有质量的地方志书。

200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