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黄，饭菜香，勤爬苦做为儿郎，狮子一位老父亲勤苦的一生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胡甸侯，狮子镇花凉亭村，生于1920年3月4日，逝于1994年8月12日。养育4男5女9个孩子（其中3个女儿几岁时夭折），一生勤劳、俭朴、辛苦，本文为其次子胡景全怀念父亲所撰。

1936年春天，父亲到安徽六安去挑盐，回家途中，父亲在宿松县某村（与湖北蕲春县交界）一农家借宿时，发现村子里有军队驻扎。父亲忙问是什么军队，户主告之是红军，连部就设在他家。父亲这才放心。晚饭后，连长回来了，户主向李连长介绍父亲后，父亲即向李连长表示愿意参加红军。李连长向父亲了解了籍贯、家庭情况后，又问父亲有没有文化，父亲说他读了四年书。李连长露出喜色，忙拿来纸笔叫父亲写几个字他看看。父亲写了《三字经》中的几句话，连长看了连连夸奖父亲的字写得不错。连长高兴地说：“我们连里没有文书，你来了就当这个文书吧！”父亲对李连长说：“那我就不回去，留在这里吧！”可李连长说：“这样不行，你得把盐送回去，征得父母的同意，再来参军吧。”第二天一早，父亲只好挑着盐往家赶。

回到家里，父亲急忙把他想参加红军的想法对祖父母讲了。可祖母却以“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以及其他种种理由不让父亲去。不管父亲怎样要求，祖母就是不答应。这样，父亲就不敢再坚持要参加红军了。

过了10来天，那位李连长见父亲没有去，他带着一个警卫员竟找上门来了。祖母得知他们是来找父亲去当红军，便说：“我儿出外做生意去了。”其实，父亲是跟祖父下地干活去了。李连长只好惋惜地走了。父亲后来知道李连长来家找他一事，后悔得几餐吃不下饭。从此，这就成了父亲终生遗憾的一件事。

父亲说，为了弥补这一遗憾，解放初乡公所让他当干部时，他就挑选了民兵分队长这一职务干了几年。后来，他又把当兵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弟4人身上。他常对人说：“我错过了当红军的机遇，遗憾终生，我希望我的儿子将来个个能当兵。”

父亲的这一愿望终于在1965年实现了。那年征兵工作一开始，父亲就让大哥报了名。体检、政审都合格，大哥穿上绿军装走进了军营。父亲高兴得哭了！

我排行老二，高中毕业后，父亲又让我参加了1974年的征兵体检，是甲等身体，父亲又很高兴！可政审时，大队那个靠吃抓阶级斗争饭的一把手说我是伪保长的儿子（父亲1947年为抵国民党征兵任务代理了3个月的副保长），硬是不要我去！父亲为此事影响我的前途而深感内疚！我亦为未能去当兵而深感遗憾！

老三的应征适龄期也在“文革”尾期，父亲鉴于我的教训，就没让老三报名参加体检。父亲和老三当时的心情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1981年，小弟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父亲又让他报了名，且体检、政审都合格。当时已经62岁的父亲无比欢欣地把他的小儿子送进了军营。

小弟服役期间当了班长、还入了党。喜讯传回，老父激动地说：“儿子能当兵，且有进步，我愿足矣！”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刻也不闲着。大集体按劳取酬的时候，每年全村出工最多、收入最高的是父亲。每天收工回来，不是到菜地里去侍弄就是补破筐、拧绳子、编草鞋。他吃饭速度极快，总是最后一口饭一扒到嘴里还没咽下去就离开桌子干活去了。他走路也总是匆匆忙忙的。夏天中午，别人在家乘凉睡大觉，他却拿把镰刀挑着高系箢篼顶着烈日去割青草回来喂牛……

父亲为了我们兄弟4人成家立业，仅在1968年至1980年的13年间，他就辛辛苦苦为我们建了3次共9列房子。这要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啊！

到了儿孙满堂、见了曾外孙，佳节、喜庆之日四世同堂的晚年，父亲满可以宽心颐养天年，不再为生计而辛勤劳作。然而，父亲为了减轻儿女们的负担，只要我们兄弟把俩老人的两亩责任田种好，供给俩老的口粮。零花钱他们自己去寻——在离家一公里远的公路旁摆个烟茶瓜子摊。没盖店铺时，每天早饭后，父亲挑着货担去卖货，每天傍晓，父亲又挑着货担回家来；每天中午，母亲拄着拐杖给父亲送饭，风雨无阻!做儿子的我，每当看见驼了背的父亲挑着货担早出晚归，母亲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抱着饭钵往返的身影时，一种负罪感油然而生！

父亲节俭是出了名的。由于家大口众，父亲从没乱用一分钱！常听父亲的同辈人说：解放前到安徽六安挑盐，夏天沿途歇脚买茶喝时，父亲就装着到河边洗手，其实是到河里捧冷水喝啊！50年代初父亲放竹排运货，伙计们难免吃吃喝喝，甚至负债回家，可父亲不仅没负债，还要买几斤盐回来。1980年8月的一天早晨，我和父亲一道去黄赵畈大山里买树。我在花园街早餐店买了3根油条给父亲吃，父亲吃了两根要留下一根，我硬是该他吃了。父亲吃完后说：“唉！我今年60岁了，总冇一次吃过3根油条啊!还是今天你买给我吃的呀儿!”我听了只觉得鼻子发酸……

我的家乡最兴给老人做花甲和古稀之寿。父亲花甲之时忙着为我们做新屋，没能给他做寿。1990年2月9日（正月十四日）是父亲70周岁寿辰之日，我是父亲的次子，经济状况比一兄两弟家略好些。所以率先提出给父亲做70大寿。父母都很高兴！但最后父亲还是决定不要我们给他做寿。他对我说：“全儿，你比我清楚，你哥和两个弟弟家还比较困难，何必要他们为我做寿而负债呢？如果我能活到75岁，你母亲能活到70岁，她的生日又只比我的生日早十几天（腊月26日），那时，你们兄弟富裕了，再给我和你母亲做‘双寿’吧！”

我们在心里祈祷着父母健康长寿！能在1995年2月13日父亲75周岁、母亲70周岁那天给父母做“双寿”！让勤劳、俭朴、辛苦一生而年迈古稀的双亲尽情地享受一回子孙和亲友们深情的祝福！然而，就在那个久盼的喜庆日子一天天接近的时候，死神却无情地接近了父亲：1994年8月12日，他老人家离开了母亲和我们！成了母亲和我们永远的遗憾和悲痛！

父亲一生勤劳俭朴、忠厚善良，颇能吃苦耐劳，是个生产的好手。大集体的时候，全小队一百四五十亩农田的水归他—人管，化肥归他一人施，耖田从没少过他一回。所以，“文革”前，他常被评为“模范社员”。

可是，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的年代里，中农成分的父亲，因解放前代理当了三个月的副保长，而被大队那个吃“抓阶级斗争饭”的人整得抬不起头。我们兄弟姊妹也动辄被人叫骂：“你这伪保长的狗儿(女)给老子靠边站……”

1969年下半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9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大队那个吃“抓阶级斗争”饭的人，当上了“清理阶级队伍”组长，他这个“独眼龙”恶狠狠地对父亲说：“伪保长胡甸候，你后天带被子和10天的柴菜米到公社去住学习班，这回要给你戴上‘坏分子’帽子!”父亲听了非常害怕，他怕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之后，影响我们兄弟姊妹的前途，遂决定自杀!当天晚饭后，父亲睡在床上，把读初一的我叫到他跟前，哭着对我说：“全儿，我现在活着无味，出去比人矮半截!大队书记说我这次去住‘学习班’要给我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那我就害了你们兄弟姊妹—生啊!不如我趁早死了，你们还不受牵连呀……”我当时也是哭着对父亲说：“爸爸，我们家8口人离不开你，你千万不能死呀!你不会有问题，要不，大哥1965年去部队当兵，政府怎么会批准呀?即使你这次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我们也不怕受牵连!那些早就是‘五类分子’的人及其家属还不是活着过日子……”事后，我真惊奇我当时竟能说出那么好的话来劝慰父亲。在母亲和我的极力劝阻下，父亲才活了下来。他到公社“学习班”里也没被划为“坏分子”。原来，划为“坏分子”的政策界限是“当保长半年以上，且作恶、有民愤者”，而父亲只是代理三个月的副保长，级别和任职时间都不够“条件”，且没作恶、无民愤。“学习班”的领导第二天就叫父亲回来了。解除了精神上的枷锁，父亲是多么高兴啊!事后，父亲感慨地说：“我的命险些丧在那‘独眼龙’的手里啊！”

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父亲历尽艰辛，先后为我们兄弟姊妹6人成了家、立了业，完成了他的任务。1984年，已经65岁的父亲还是闲不住，便和母亲在公路旁盖了两间房子，做起了茶水、“日杂”小买卖来。两位老人的日子也慢慢地越来越红火，还不时地贴补我们兄妹一些。父亲常对人说：“我苦了几十年，这后几年沾改革开放的光，日子越过越好，现在才觉得越活越有味，越活越想活啊!”

然而，1994年6月中旬，75岁的父亲终于病倒了。我们兄弟姊妹6人都赶回去看望老人家，想不到的是老人家比我们还急切：你们快送我到医院去，我还要活着过好日子啊!……”令我们悲痛的是，父亲已病入膏肓，医生也无力回天。8月12日晚9：30左右（农历七月初六戌时），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和这个美好的世界！临终前，老人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叨念：“我……要……活!我……要……活……啊……”我们围在床前，泪如雨下，撕心裂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