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王府与昭化寺

荆王府与昭化寺[1]

陈仕猛

昭化寺位于蕲春县蕲州镇缺齿山脚下，古迹仅残存大殿部分梁柱和神龛，其余建筑为近些年来新修。2008年被列为第五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昭化寺，蕲春民间和文化界、旅游界津津乐道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昭化寺是明代建藩蕲州的荆王府的家庙；二是，吴承恩在荆王府任纪善期间，多次出入昭化寺，以昭化寺创建人悟空和尚为原型，塑造出了《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

关于吴承恩是否到过昭化寺、孙悟空的原型等问题，本文不予评述；关于昭化寺是否荆王府家庙、荆王府与昭化寺的关系，下面试作考述。

嘉靖《蕲州志》卷八《寺观》“昭化寺”条记载：“在州北二里。创始无考。今为法胜寺子院。成化八年，僧智明重建。后山分岭为李玑祖茔。”从这条文献看，昭化寺创修于何年，不得而知，成化八年（1472）曾重修，后来成为法胜寺的“子院”。

那法胜寺又是一座什么样的寺庙呢？嘉靖《蕲州志》同卷“法胜寺”条记载得比较详细，说法胜寺“谨连蕲州城北”，位于“莲花池西北岸”。洪武年间，僧法崇建了一处小庵，“揭（标志的意思）名‘莲花’”。后一度“奉例毁”，僧洪兴重修。荆靖王（第二代荆王）朱祁镐（1431—1461）“乐其宏敞附郭（近城的地方，郊外）”，于天顺二年（1458）特派王府承奉正[2]陈亮携带奏章，请求朝廷将古迹莲花寺作为祝圣道场，并改换寺名。四月二十五日，明英宗圣旨允准，并赐名法胜寺。从此，法胜寺就成了荆王府的祝圣道场，每年冬至、春节及每月初一、十五，荆王祁镐和弟弟都昌王祁鑑都要“赴寺行香，敬祝皇图巩固、圣寿万年”，表达对皇帝一片忠诚之心。嘉靖七年（1528），僧永玉、永浩再次重修。

嘉靖《蕲州志》并没有说法胜寺是荆王府的家庙，只是说法胜寺为荆王的祝圣道场。

“祝圣”是一项佛事活动，是对祝祷对象的赞美。古时，“祝圣”有两种，一种是适逢诸佛菩萨圣诞、出家、成道等纪念日，佛教徒为表达对佛菩萨的赞美和感激之情，而举行的佛教法事；另一种是在封建帝王统治的年代，举行的为国君祝祷“圣寿无疆”的祈福仪式。“道场”，诵经、礼拜、修道的场所。

法胜寺宏大宽敞，紧挨着蕲州城北，方便荆王“赴寺行香”，有幸成为祝圣道场的本部；而昭化寺远在州北二里，屈居为法胜寺的分部。

然而昭化寺周边风景秀美，又建在大泉山（荆王府的祖坟山）的余脉，成为荆王府成员祭祖歇脚之地，因而深受荆王府重视。昭化寺两次大修，得到了荆王府的大力赞助。为表彰荆王府的功德，寺僧延请蕲州本土名士顾问撰写碑文，大桴《朱氏宗谱》谱头卷三《诗文约抄》附《荆藩艺文考》收录了顾问这篇大作（下文简称“《碑》文”）：

荆王重修昭化寺碑

赐进士第大中大夫顾问敬撰

蕲城北，有山岿然逶迤，茂林修竹，清泉瀑左，奇石距右，白云横峤，丹霞映谷，翠柏撑空，长河盈渎，背赤东湖，面江南麓，层峦叠嶂，形胜可录，此亦武夷、武陵、终南、太行、大泉之余胜也。昔成化时，有僧悟空，悦其山明水秀，结草为庵，朝夕诵经，坚守法戒。盖佛沉香身、石莲座，原自建昌随荆王迁蕲，向在内宫供奉，奉令（陈按：疑有误）回禄（火灾），请至本庵。日久庵倾，僧佛露处。居民具启国主，主上素抱与人为善之心，捐金千许，命匠构成，题名“昭化”。延及嘉靖年间，寺为风雨倾颓，近侍启知国母刘，刘请启主上，仍宏施慧力，赐金五百，传令内使，督工修理。于是，殿宇梁柱，竖以碣石，欲其可久；佛像僧舍，涂以丹青，极其壮观。庄严俱足，焕然一新，诚为功德无量矣。何须羡遣使西域，请骨流沙？周围千间浮屠，数级（陈按：疑缺字）之为盛哉。由是，寺僧感戴荆国屡代洪庥（洪庇，洪福庇荫），给金修造，虔心礼拜，奉请《华严》，上祝圣寿齐天，福利藩封，绵绵延延，兴隆万载；下愿众心归善，永崇释教，林总（陈按：疑缺字。可能是“林林总总”，与上文“绵绵延延”对称），共沐恩光。余虽托迹宦林，晚年乐志泉石，寺僧（陈按：疑缺字）高素与余善，因索余为文，复令工勒石，以纪其盛云。

顾问这篇文章，为我们梳理昭化寺的历史、荆王府与昭化寺的关系，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一、昭化寺原为无名草庵，创建人为“悟空”。

《碑》文说，有个叫悟空的游方和尚，被缺齿山秀丽的风景所吸引，在这里“结草为庵，朝夕诵经，坚守法戒”。

嘉靖《蕲州志》说昭化寺“创始无考”，而《碑》文则记述了创建时间、创建人。创建人是否为悟空，无从查考；但说创建时间为“成化时”，显然有误。嘉靖《蕲州志》明确记载：“成化八年，僧智明重建。”按常理，不可能短短几年时间里，创建不久又重建。因而，昭化寺的前身——位于缺齿山脚下的草庵，或许在成化以前即已搭建。

二、荆王将原在王府内宫供奉的佛像请到了昭化寺。

这尊佛像，佛身用名贵的沉香木精雕而成，底座石质莲花形，做工精细，美轮美奂，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工艺品。沉香是稀世珍宝，在佛教中的地位很高，用沉香木雕刻的念珠、佛像等，是极其珍贵的佛具，沉香制作的熏香，是参禅打坐的上等香品。这尊佛像，随荆宪王一起，自江西建昌迁到蕲州，原来一直在王府内宫供奉，因担心火灾，荆王将它请到了昭化寺。

至于是何时请到昭化寺的，《碑》文所说有点含糊，似乎是成化年间，但又不大确定。究竟是何时？且看下文分解。

三、荆王捐金千余两，大兴土木，将缺齿山脚下破败的草庵，改造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寺庙，题名“昭化寺”。

天长日久，缺齿山脚下那处草庵垮塌了，“僧佛露处”，居民禀报荆王，荆王素来抱着一颗“与人为善之心”，慷慨“捐金千许”，组织一大批工匠，将草庵改扩建，提档升级，建成了一座正儿八经的寺庙，命名为“昭化寺”。“昭化”，意思是昭示感化王府子孙。

这是荆王府第一次捐资助建昭化寺，具体年份，有人认为是成化八年（1472）[3]；有人认为是，成化八年，荆王府对昭化寺进行扩建，将佛像从王府内请进佛殿，成化以后，朝廷捐赠千金，进行大规模修建，定名昭化寺[4]；有人认为是，嘉靖年间，荆王（厚烇）题名“昭化”[5]。众说纷纭，有必要予以辨析。

——所谓“成化八年重建”，可能仅仅只是简单的修缮，此时昭化寺仍处于无名草庵时代。

——成化年间（1465—1487），荆王府的主子为第三任荆王朱见潚（1464—1492年在位），他是一个残暴的昏王，捐资助建昭化寺的可能性极小。

见潚（1448—1493）是荆靖王朱祁镐（1431—1461）的嫡长子，天顺八年（1464）袭封荆王后，气死母妃魏氏，杀害同母弟弟、都梁王见溥，强奸了弟媳、都梁王妃何氏，凌辱婶娘马氏，杀害了堂弟、都昌王见潭，霸占了堂弟媳、都昌王妃茆氏，害死堂弟、镇国将军见滏、见淲。他还纠集恶少，强抢民女；吞没官粮，私造武器。弘治五年（1492）事发，见潚被废为庶人，弘治六年（1493），被责令自尽。[6]见潚无恶不作，绝非《碑》文中所写的那位“素抱与人为善之心”的荆王。

——荆王府第一次捐资助建昭化寺，大约在弘治七年（1494）之后，当在嘉靖九年（1530）《蕲州志》编刻之前，很可能是荆和王朱祐橺在位期间的事儿。

嘉靖《蕲州志》记载了昭化寺情况，毫无疑问，该《志》编写之前，昭化寺即已定名多年。《碑》文说“延及嘉靖年间”，荆王府再次维修昭化寺，那荆王府第一次助建，不仅不在嘉靖初期，甚至与嘉靖初年还间隔了相当一段时期。彼时，荆王府经历了荆和王朱祐橺（1494—1504年在位）、荆端王朱厚烇（1507—1553年在位）两任国主。

见潚被赐死后，都梁王祐橺（1471—1504）因是荆靖王朱祁镐的次嫡孙，都梁悼惠王见溥的嫡长子，弘治七年（1494）进封为荆王，是为第四任荆王，在位十一年，弘治十七年（1504）病逝，谥曰“和”。

厚烇（1493—1553）是荆和王朱祐橺的嫡长子，正德二年（1507）袭封荆王，是为第五任荆王，在位四十六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才去世，谥曰“端”。

弘治七年（1494）三月，明孝宗给管理荆王府事的都梁王祐橺（后于当年十月被正式册封为荆王）颁发了一篇较长的敕书，敕命都梁王拘召见潚诸子到府，“令其北跪，面谕敕旨，革去封爵”，全部降为庶人；见潚的女儿、女婿，以及其他亲属，全部革去封号；将见潚子女和亲属“迁发武昌城内”，交楚王严加看管；对樊山王见澋，“特从轻宽宥”；要求荆王府从此以后，“各宜安分守法，省愆（音qiān,罪过，过失）迁善，毋再妄为，以干宪典”。[7]

荆王见潚时期那段昏暗的家史，给荆王府的子孙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创痛。或许是，荆和王祐橺为了落实皇帝敕旨，教育王府子孙“安分守法，省愆迁善”，于是将助建的寺庙题名为“昭化寺”，并作为祝圣道场法胜寺的分部。对荆王府子孙而言，命名的深刻背景，是一段耻辱的记忆；因而，命名的深层含义，不宜张扬。

——原在荆王府内宫供奉的那尊佛像，十分珍贵，可谓价值连城，当昭化寺还是草庵时，就“请至本庵”，或许是误传，以致《碑》文误记。很可能是，昭化寺大修之后，才郑重其事地将佛像请进大殿。

四、嘉靖年间，因国母刘氏过问，荆王府赐金五百两，再次重修昭化寺。

《碑》文中所谓“国母刘”，就是在位荆王的母亲。嘉靖时期（1522—1566），荆王府经历荆端王朱厚烇（1507—1553年在位）、荆恭王朱翊钜（1555—1570年在位）两任国主。厚烇的母亲，正是刘氏，为荆和王朱祐橺的正妃；翊钜的母亲马氏，祖母孟氏，血亲祖母刘氏，刘氏为荆端王朱厚烇的次妃。

荆和王妃刘氏，乃指挥同知刘渊海的女儿，弘治十年（1497）十一月被册封为荆王妃。祐橺（1471—1504）于弘治十七年（1504）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四岁；而刘妃则至少活了七十多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父亲用藜芦汤为荆王府老王妃刘氏治好中风病的一则医案，称“我朝荆和王妃刘氏，年七十”云云。[8]假设刘氏与祐橺同年出生（1471年生），或者甚至比祐橺大一两岁（1469年生），推算起来，嘉靖二十年（1541）左右，刘氏仍在世。

刘氏曾过问荆王府大事，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荆王厚烇（荆和王与刘妃的嫡长子）因为身体不大好，正德十年（1515），上书请求辞去王爵，未获皇帝批准，母妃刘氏就奏请朝廷，让厚烇的弟弟、富顺王厚焜（荆和王庶二子，陈次妃所生）代行礼仪。《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嘉靖十六年正月癸巳条记载：“先是，正德中王病，其母妃刘奏以王弟富顺王厚焜代行。”[9]因此，刘氏过问昭化寺维修事务，是很自然的。

荆恭王翊钜的血亲祖母也姓刘。这个刘氏（1496—1560），在荆王府的地位初期并不高，仅是荆端王朱厚烇的侧室。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因荆王翊钜向朝廷请恩，刘氏才升格为“荆端王次妃”，而此时荆端王厚烇已去世多年。刘氏进封为次妃时，荆端王的正妃孟氏进封为太妃，刘氏始终没有坐上“国母”大位，而且进封为荆端王次妃的第二年，就撒手归西了。[10]

因此，《碑》文中所说的“国母刘”，当是荆王厚烇的母妃、荆和王正妃刘氏无疑。昭化寺因风雨而“倾颓”，嘉靖二十年（1541）左右，“近侍启知国母刘”，刘氏交待儿子荆王厚烇，“赐金五百，传令内使，督工修理”，让昭化寺又“焕然一新”。

五、《碑》文当是顾问于万历初期所作。

有人说，顾问这篇《碑》文，作于嘉靖年间。[11]是否如此呢？

顾问（1511—1591），字子承，号日岩，正德六年（1511）十一月初八日生[12]，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十四日卒，享年八十一岁。弟弟顾阙（1528—1613），字子良，号桂岩。兄弟二人均为进士，顾问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顾阙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均为官清正廉洁，世称“天下清绝，顾问顾阙”；均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并称“二顾”。二顾时，顾家赫然跻身蕲州名门望族，民间称“冯顾郝李”为蕲州四大家族，其中“顾”家，即指顾问、顾阙家族。

《碑》文落款中的“大中大夫”，是一个荣誉性官衔。明代实行“散阶”。初授或升授某品官，赐予初授散阶。根据官员的考核结果，再升授、加授散阶，初考称职时，赐升授散阶；再考功绩显著者，赐加授散阶；考核平常者，不赐升授或加授散阶。对地方官员，一般三年考核一次。“大中大夫”是从三品文官升授的散阶，“从三品，初授亚中大夫，升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13]

《碑》文中，顾问自述“托迹宦林”（意思是“在官场上走了一遭”）。顾问进士及第后，历任江西寿昌知县（正七品）、贵州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南直隶来安（今属安徽）知县，陕西邠州知州（从五品），浙江按察司佥事（正五品），浙江布政司参议（从四品）、授朝议大夫，山东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分巡徐州兵备道。[14]隆庆三年（1569）九月，升任福建布政司右参政，[15]官至从三品。后不知何时，转为左参政（明代以左为尊[16]），仍为从三品。或许是因为多年原地踏步，觉得官场没多大意思，干脆辞官不做。回乡后创建书院，与顾阙一起传播理学；晚年隐居山林，“乐志泉石”。

顾问曾侄孙顾景星所著《白茅堂集》，卷四五《家传》有《日岩公传》《桂岩公传》。这两篇传记说，隆庆三年（1569），顾问“转福建左参政”；同年，顾阙“以南吏部出为福建按察司副使”，但不赴任，辞官归里；于是顾问也“九疏乞致政归”（就是“多次上书请求退职回乡”）。二顾生平事迹，顾家口口相传，多有谬误。《明穆宗实录》卷三七，隆庆三年九月乙酉条记载：“升山东按察司副使顾问……为布政司右参政。问福建……”可见，顾问初到福建时，先是任布政司右参政（非“左参政”）。《明穆宗实录》卷五三，隆庆五年（1571）正月癸未条记载：“升……南京吏部郎中顾阙……俱为按察司副使；……阙……，福建。”可见，隆庆五年（非“隆庆三年”），顾阙才升任福建按察司副使。[17]大约就是这一年，顾问也辞官回乡。《明神宗实录》卷十一，万历元年（1573）三月条记载，“丁亥，湖广巡按御史舒鳌疏举遗贤”，包括“参政……顾问”等九人；“辛卯……湖广巡抚赵贤疏荐楚才”，包括“参政……顾问”等十三人。顾问已属“遗贤”，尽管得到多人推荐，但此后并未复出。

顾问升任参政之初，即可授“亚中大夫”；但他未任满三年，未参加三年一度的考核，就辞官回乡了，按当时制度规定，不可能升授“中大夫”、更不能加授“大中大夫”。万历五年（1577）时，顾问为富顺王朱厚焜墓志铭篆盖，署“亚中大夫”荣衔，称“赐进士亚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参政顾问篆盖”，[18]即是重要物证。因此，《朱氏宗谱》收录的《荆王重修昭化寺碑》，落款所称“大中大夫”，是否确切，还需其他资料辅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碑》文，当作于万历五年（1577）之后若干年。[19]

六、荆王府只是昭化寺的大施主，寺僧才是昭化寺的主人。昭化寺兼有祝圣、为荆王府祈福、教化百姓等多重功能。

从《碑》文看，荆王府是昭化寺的大施主，而并非昭化寺的主人。如果荆王府是昭化寺的主人，那么多次“给金修造”，就完全是理所当然；而实际上，寺僧“感戴荆国屡代洪庥”（对荆王府一代又一代洪福庇荫感恩戴德）。如果荆王府是昭化寺的主人，那么约请顾问撰写《碑》文，自然应是荆王府出面；而实际上，顾问这篇文章，是应寺僧“□高”的要求而撰写的。这两点，充分说明寺僧才是昭化寺的主人。

《碑》文描述了昭化寺的功能：“上祝圣寿齐天，福利藩封，绵绵延延，兴隆万载；下愿众心归善，永崇释教，林□□总，共沐恩光”——除常规的教化百姓向善之外，还是僧俗各界祝圣、为荆王府祈福的重要场所。嘉靖《蕲州志》所谓“昭化寺为法胜寺子院”，在《碑》文中也得到了印证，“上祝圣寿齐天”，说明昭化寺是荆王府另一处祝圣道场。

但是，长期以来，“昭化寺是荆王府家庙”，已成了蕲春民间及文化旅游界的主流说法。蕲春县文物局、博物馆编著的《湖北蕲春荆王府》，也认可“荆王府家庙”说，并且还列出最少两条理据：一是，昭化寺大殿为五开间，符合明藩王宗庙规制；二是，大殿内巨大的石质构件具有藩王宗庙的气魄，龙纹雕刻只有皇家建筑才能装饰。[20]这些论证是否站得住脚呢？

关于王国宗庙制度，《明史》和《大明会典》都有一些记载。《明史》卷五二《礼志六》说：“洪武四年，礼部尚书陶凯等议定，王国宫垣内，左宗庙，右社稷。”《大明会典》卷一八一《营造一》“亲王府制”条也说：“洪武四年定……立社稷山川坛于王城内之西南，宗庙于王城内之东南。”两年后，明廷对王国宗庙及社稷等坛的位置作了细微调整，将王国宗庙由“宫垣内左”改至“宫城外王宫门左”。《大明会典》卷五六《王国礼二》“祭祀”条说：“洪武六年定，王国宫城外，立宗庙、社稷等坛。宗庙，立于王宫门左，与朝廷太庙位置同；社稷，立于王宫门右，与朝廷太社稷位置同；风云雷雨山川神坛，立于社稷坛西。”但无论怎样改动，王国宗庙（家庙）始终是亲王府建筑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明会典》卷一八一《营造一》“亲王府制”条说：“弘治八年定，王府制……家庙一所，正房五间，厢房六间，门三间；……山川坛一所，正房三间，厢房六间；社稷坛一所，正房三间。”而这一特点，恰恰被《湖北蕲春荆王府》一书所忽视。昭化寺和法胜寺，一个位于“蕲城北”二里，一个“谨（紧）连蕲州城北”，均不在荆王府内。这是“昭化寺为荆王府家庙”说的硬伤。

昭化寺的龙纹雕刻，倒是值得探讨。当时制度规定，只有皇室成员才能享用龙纹图案。其实稍加分析，也不难理解：法胜寺是皇帝亲自批准的祝圣道场，昭化寺为“法胜寺子院”，具有“上祝圣寿齐天”的重要功能，因而，其石质立柱、香案、神龛上也就能够雕刻龙纹了。如此一来，龙纹雕刻也不能作为“荆王府家庙”说的证据。

大殿的石质构件大小，不是藩王宗庙的要素，因此无须多辩。

可见，昭化寺并非荆王府家庙，而是荆王府的一处祝圣道场。不过，由于荆王府成员上大泉山祭祖，常常在此逗留，因而昭化寺几乎成了荆王府的专用寺庙，两次大修所需资金，全部由荆王府赞助，无怪乎荆王府后裔和老百姓误以为昭化寺是荆王府的家庙了。

明末，昭化寺毁于兵火，后人路过此地，不胜唏嘘。蕲州本土诗人、清康熙雍正时“雨湖七子”之一的黄载峤，用一首五言律诗，[21]吟出了当时人们的心声：

昭化寺

前荆藩建，栋佛皆石。

野殿寒光动，苍凉一径通。

石阑兵燹后，辇路夕阳中。

江水荒荒白，山花故故红。

谁将当日事，回首问春风？

【注】

[1]本文初稿完工后，曾发给蕲春县博物馆专家王宏彬先生审阅。本来，笔者有些观点与王先生相左，但王先生与笔者坦诚交流，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为笔者完善本文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此谨向王先生致谢！

[2]明代在亲王府设置宦官机构承奉司，主官为承奉正，正六品。参见拙作《第一代荆王朱瞻堈》注[6]。

[3]如蕲春县旅游和民族宗教事务局编写的《伴您游蕲春》（第27页）、甘才志所著的《上等蕲州》（第42页），均持此说。

[4]如蕲州镇人民政府编写的《历史文化古城蕲州》（第116页），就持此说。

[5]如蕲春县文物局、博物馆编著的《湖北蕲春荆王府》（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就持此说。

[6]参见拙作《被赐死的昏王朱见潚》。

[7]参见拙作《被赐死的昏王朱见潚》。

[8]参见拙作《荆和王朱祐橺》。

[9]参见拙作《淡泊名利的荆端王朱厚烇》。

[10]参见拙作《刘娘井与荆端王次妃刘氏》。

[11]如《历史文化古城蕲州》（第117页），就持此说。

[12]《白茅堂集》卷四六《家传·忌日丘墓记》“日岩公”条说，顾问“正德六年辛未十一月初八日生”。《湖北蕲春荆王府》（第37页）说顾问生于1510年，有误。

[13]参见《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14]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四五《家传》“日岩公传”。

[15]《明穆宗实录》卷三七，隆庆三年九月乙酉条。

[16]据《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一》，朱元璋初称吴王时，沿袭元代制度，以右为尊，建立大明帝国前一年十月，“令百官礼仪尚左”，以左为尊。

[17]《白茅堂集》不仅将顾阙“以南吏部出为福建按察司副使”的年份记错了，而且将顾阙当时的年龄也记错了。《白茅堂集》卷四五《家传》“桂岩公传”说，顾阙不到福建上任，辞官归里，“时年三十八”。而据《白茅堂集》卷四六《家传·忌日丘墓记》“桂岩公”条，顾阙生于“嘉靖七年（1528）戊子四月初六日辰时”，据此推算，顾阙隆庆五年（1571）辞官回乡时，已四十四岁。

[18]参见拙作《大桴朱氏鼻祖——富顺王朱厚焜》。

[19]王树蕲老师所撰《顾问年表》（见《蕲春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页），将昭化寺大修及顾问撰写碑文，均系于万历十年（1582），但未注明依据，笔者问及后，王老师说似乎见于《顾氏家谱》。可惜现已难觅《顾氏家谱》真迹。王老师所说万历十年昭化寺大修，有误；说顾问于这年撰写碑文，或是。

[20]《湖北蕲春荆王府》，第34—38页。

[21]乾隆以来《蕲州志》的《艺文志》，均收录了黄载峤这首诗，分别见乾隆《蕲州志》卷十八、咸丰《蕲州志》卷二四、光绪《蕲州志》卷二九。乾隆《蕲州志》卷十《人物志·笃学》记载：“黄载峤，字晋军，号丹岩。州诸生。与兄载华读书栖凤堂。居‘雨湖七子’之二，诗文名著江汉间。著有《丹岩草》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