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春古代基层区划概况

发布时间: 2016-4-27 20:36|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422| 评论: 0|作者: 陈仕猛王树蕲

蕲春古代基层区划概况

陈仕猛王树蕲

蕲春境内县级行政区之下基层区划的设置情况，唐代以前的，因缺少文献记载，已无从知晓。最早记载蕲春基层区划的历史文献，可能是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二七《江南道三》记载，蕲州于开元年间（713—741）、元和年间（806—820）均设有五十一乡，不过，这记载的是包括蕲春在内的蕲州下辖四县（另三县是蕲水、黄梅、广济）设乡的总数，至于蕲春县设有多少个乡，仍不得而知。唐王朝在县级行政区之下编制乡里，以方便控制户口、劝课农桑、推行教化、催征赋役，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1]，每里设里正一人，里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

北宋初期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七《淮南道五》，分记了蕲州各县设置的乡数，其中蕲春县“旧十四乡，今五乡”。“十四乡”，或许是唐末或南唐时蕲春县所领的乡数。

宋代时，基层区划复杂多变。历经唐末、五代的社会变迁，到宋初，里已沦为与自然村类似的地域区划单位，乡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功能。开宝七年（974），朝廷出台“废乡令”，但只有相州等少数地区落实了（原来的“乡”被“管”所取代），大多数地区仍维持原状。乡（或管）设耆长、壮丁负责治安、词讼等行政管理工作。耆长所辖的区域又被称为“耆”。耆是专项行政区划单位，但一般不作为地域区划单位。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出台了“保甲法”：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保丁轮流巡查，维护地方治安；同保之内，相互制约，一家犯法，同保连坐。随着保甲法的推行，逐渐形成了都保区划。南宋时，都保的行政功能进一步强化，兼有土地控制、人户控制双重功能。都保和原来的乡、里、管等区划长期并存。“乡”主要是地理区划上的意义，是一种地域单元，用来确定方位、籍贯等；而“都保”则是依人户而划分，实施行政上的管理。[2]

北宋中叶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成书的《元丰九域志》，卷五《淮南路·西路》，记载蕲春县有“五乡”，还有“蕲口一镇”。北宋晚期著名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为蕲春著名隐士吴瑛、曾任蕲州蕲口镇都大监辖吴天常两位人物撰写的墓志铭中，说他们分别葬于蕲春县的“永福乡新安里”[3]、“安平乡黎企里”[4]；洪迈的《夷坚志》，提到“大同乡”[5]；赵与的《辛巳泣蕲录》，提到“青山乡”[6]。明清时蕲州设立的五乡（安平、永福、青山、崇居、大同）的名称，可能宋代时就都有了。[7]

元代社会基层的行政设置，在城关为坊、隅，在农村为乡、都。乡设里正，都设主首。在各自然村落，每五十家建立一“社”，推举社长，社长的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后来向多元发展，如催征赋税、社会救济、维护治安、乡里教化等。社长和主首都是里正的助手，协助里正处理乡村事务。[8]今蕲州镇施家塘村，有一个自然村落叫“徐七社”，很可能是元代留下的老地名。

元代时，蕲春县为蕲州路的属县。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攻占蕲州，改蕲州路为蕲州府。明洪武九年（1376）四月，降蕲州府为蕲州，隶黄州府，撤蕲春县，以州领县事。[9]除蕲州城及郊区外，乡村分为安平、永福、青山、崇居、大同五乡，每乡又分上、下，共十乡。十乡的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末。

明清时蕲州五乡地域概况

朱元璋为巩固皇权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户籍管理和赋役制度建设方面，他废“社”，编民为里，实行里甲制。洪武十四年（1381），他命户部编赋役黄册：乡村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为十甲，每甲十人（户），里长、甲首负责一里一甲之事；在城镇同时实行这种管理体制，只是名称不同，城中称“坊”，城乡结合部为“厢”，坊、厢的钱粮差役，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由坊长、厢长督责；[12]编造黄册时，每里编为一册，册的前面绘有总图（后来人们往往称“里”为“图”[13]）。黄册每十年重新核实编造一次。

黄册制度是户籍登记制度，与之同时建立的里甲制则是集户籍管理、赋役征派及基层社会控制于一身的组织形式。在蕲州，黄册制度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才正式确立，嘉靖《蕲州志》的《凡例》说：“田赋之数，始定于洪武二十四年。”这一年，蕲州有“户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五，口七万八千六百九十八”[14]。嘉靖《蕲州志》卷一《建置沿革》说，洪武年间，蕲州“编户六十里、八坊厢”。而天顺五年（1461）成书的《大明一统志》、弘治十四年（1501）《黄州府志》卷一《地理》，则都说蕲州明初“编户六十四里”。笔者认为，嘉靖《蕲州志》于嘉靖八年（1529）定稿，次年刊刻，主编甘泽是蕲州本土人、举人出身，不仅文化功底比较深厚，而且对蕲州情况比较熟悉，很可能是根据历史事实，对《大明一统志》、弘治《黄州府志》中有关蕲州的某些记载作了修正。

明中叶时，各种典章制度遭到破坏，赋役黄册也流于形式，地方官府对真实的人户数不再较真，只要能够按原额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就可以了，并不十分关心各里甲户数的具体变动。

正统八年（1443）,明英宗批准荆王府从江西建昌迁至蕲州，蕲州赋役发生较大变化，再加上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一些百姓逃亡、迁徙，于是，蕲州的“里”多次裁并，以致人们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里”，把很多“里”的名称也弄混了。

关于“里”的数量，嘉靖《蕲州志》卷一《建置沿革》说，“景泰间（1450—1457）编户二十五里、三厢坊”；康熙《蕲州志》卷一下《沿革志》则说，“正统七年（1442），黄册归并四十二里、六坊厢……成化八年（1472）……编户二十五里、三厢坊。嘉靖二十八年（1549）,合为二十八里”。尽管所记编户年份有分歧，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明代中期时，蕲州城内及城乡结合部编为3个厢坊，乡村编为25个里，共计28个里（坊、厢）。乾隆二十年（1755）《蕲州志》卷三《建置志·乡镇》，说“城内厢坊共三图”，记载的五乡共25图，合计28图。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乾嘉时期湖北著名方志学家、教育家陈诗（1748—1826）编著的《湖北旧闻录》，卷五《乡镇一·黄州府·蕲州》所记“里”数，与乾隆《蕲州志》完全相同，也是28里。

咸丰《蕲州志》卷二《地理志（上）》，说“厢坊，辖里三，其名不可考”，并列举了安平乡有清化等七个里，永福乡有茱萸等三个里，青山乡有岁丰等六个里，崇居乡有合城等六个里，大同乡有名义等五个里，共计30个里；但又说，“所见诸里名，永福仅得其三，而四乡各赢其一”。实际上，里的数量也是28个，计算公式：30-4（四乡各多记了1个里）+2（永福乡少记的2个里）=28。[15]至于有人说蕲州明清时除城厢外有28里，显然是错误的。

厢坊3个里的名称，决不是咸丰《蕲州志》所说的“其名不可考”，嘉靖《蕲州志》卷三《坊乡》，记载得很清楚：“第一坊，在州南一里；第二坊，在州东三里；第一厢，在州北二里。”

至于乡村25个里的名称，历史文献以及后人的考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将各种说法列表如下：

历史文献所记及今人考证明清时蕲州各乡置里数量和名称比较表

其实，从明中叶开始，由于黄册制度的日渐废坏，建立在黄册基础之上的里甲制度也随着逐渐解体，到清康熙中期，鄂东各县革除里甲，光绪《蕲水县志》卷四《赋役志·赋税》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革除里甲……”[19]蕲州革除里甲，大约也在这一期间。里甲既然正式革除了，人们对这个里那个里的记忆，自然也就渐渐模糊了。因而，明代中期至清初蕲州28里的名称和分布情况，成了一个疑案，把我们的先贤、有“楚北大儒”之称的陈诗先生都难住了：永福乡“辖里五”，只记载了三个里，漏记了另两个里的名称；安平乡之下，漏记了文顿里[20]，而混入了另一个里的名称；青山乡之下，漏记了武昌里[21]，也混入了另一个里的名称。咸丰、光绪《蕲州志》更让后人坠入谜团：安平、青山、崇居、大同四乡之下，各多记了一个里，到底多记了四个什么里？崇居乡或许多记了一个“安平里”？

清代对基层的管理，清初就实行保甲制度，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颁布了保甲法，规定每十户为一牌，设牌头；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牌头和保甲长，均由地主、乡绅或望族的族长担当。严密的保甲组织密布城乡，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2]至于清代蕲州保甲设置的具体情况，因缺少系统性的文献记载，已难以查考。

（作者陈仕猛系蕲春县民政局副局长、蕲春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蕲春文化研究会原秘书长，王树蕲系蕲春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专家组成员、蕲春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1《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

[2]梁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摘要”，河南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264页。

[3]张耒：《吴大夫墓志铭》，《张耒集》卷五十九，李逸安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81页。

[4]张耒：《吴天常墓志铭》，《张耒集》卷六十，第894页。

[5]洪迈：《夷坚志》支庚卷一“第七事”《黄解元田仆》记载：“蕲春县大同乡人黄元功，富室也。佃仆张甲，受田于七十里外查黎山下……”

[6]《辛巳泣蕲录》记载：“有青山乡学生董应能、总首徐彬等，捕获奸细卢四……”

[7]参见咸丰《蕲州志》卷二《地理志（上）·乡镇》；鲁西奇（曾任武汉大学教授，现为厦门大学教授）：《宋代蕲州的乡里区划组织》，《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白寿彝《中国通史》（修订本）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第435页；高翠兰：《元代基层职事人员研究——以里正、主首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9]当时，蕲州仍外领蕲水、罗田、广济、黄梅四县；洪武十一年（1378）十月，蕲水、罗田改隶黄州府。

[10]《蕲春县志》（1997年版）称之为“乡址”，不一定确切。嘉靖《蕲州志》卷四《公署》只是说，洪武十六年（1383），知州孔思森“令十乡依式建立旌善亭一十一座”，其中“州前一座，十乡各一座”。嘉靖志记载的是旌善亭所在之地，不宜武断地理解为“乡址”。不过，旌善亭是朱元璋令地方政府修建的用来表扬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修桥铺路、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的教化设施，当是建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在尚未发现其他更充分的证据之前，笔者暂称旌善亭所在之地为各乡一个时期的活动中心。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1年，这些地域才划归蕲春县。

[1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第636页。

[13]咸丰《蕲州志》卷二《地理志（上）·厢坊》。

[14]嘉靖《蕲州志》卷二《户口》。

[15]这一点，在咸丰《蕲州志》中就可以找到印证。咸丰《蕲州志》卷五《赋役志·积贮》记载：“社仓分建乡图，共六十六座……三厢坊……安平乡六图……永福乡五图……青山乡五图……崇居乡五图……大同乡四图……”合计三厢坊、25图，与乾隆《蕲州志》所记各乡所置图的数量完全相同。咸丰《蕲州志》卷二《地理志（上）·厢坊》说：“图即里也。”光绪《蕲州志》有关设乡置里等方面的记载，照抄咸丰《蕲州志》。

[16]《蕲春县志》称所记的是清代蕲州行政区划情况。顾常德先生《蕲春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一文（载于《蕲春文史》第22辑，2008年版），与《蕲春县志》所持看法大致相同，只不过说“神亭”为“科亭”，白水里“分上白水里、下白水里”，将城区厢房表述为“第一厢”、“第二厢”、“第三厢”。

[17]咸丰《蕲州志》卷二十六《外志•寺观》记载：“科亭寺，在青山何万章口，相传唐时建，里因以寺名。”据此，咸丰《蕲州志》卷二《地理志上•乡镇》所说“神亭里”，当为“科亭里”。

[18]原文写为“辖5里”，但具体列举了6个里的名称。

[19]参见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103页。

[20]2010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蕲春县博物馆在横车镇西河驿村汤塆的王坟山，发现了荆恭王朱翊钜（1534—1570）之妃胡氏墓碑，碑上记载墓地“属湖广黄州府蕲州安平下乡文顿里守义坊，地名汤家山”。

[21]嘉靖《蕲州志》卷三《桥（桥梁）》记载：“青山乡武昌里转蓬桥，在州北七十里，景泰五年造。”

[22]白寿彝《中国通史》（修订本）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上），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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