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记载的蕲春第一位进士——陈起 ——兼谈唐代状元卢储是否是蕲春人 陈仕猛 南唐时的陈起,是史书上有确切记载的蕲春第一位进士。其事迹不仅见载于蕲春古代地方志——《蕲州志》,还见载于现存的两部《南唐书》(北宋末马令《南唐书》、南宋陆游《南唐书》),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以及《湖北省志人物志稿》[1]。 “唐代状元卢储为蕲春人”之说,缺乏足够的证据 有人说,唐元和十五年(820)状元卢储是蕲春人,若真的如此,则卢储为现在所知的蕲春第一位进士。《黄冈市志》将“卢储”列入《黄冈历代进士名录》“唐朝”“蕲州”栏[2],但未说明依据。《蕲春县教育志(1986—2005)》收录了一篇《唐代状元卢储籍贯考》(下文简称《卢储籍贯考》)[3],认为卢储是蕲春人,主要证据有三:其一,清顺治六年(1649)进士卢綋,请著名文学家吴梅村为其父卢如鼎撰写神道碑碑文,文中说“其先吴人,迁楚之梅川胜国,永乐间始占籍于蕲”,说明卢綋的先辈很早即迁来梅川,卢氏巨族有人来蕲州做官,并定居于此。周勤“在邓之诚著的《清诗纪事初编》中,见到邓之诚引用卢綋著的《四照堂文集》中许多诗,邓之诚说卢綋是卢储的后裔。”其二,蕲州在唐代属江淮,卢储乃“江淮一带人氏”,不排除他是蕲州人。其三,符载是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人,卢储也是贞元间人,符载《赠蕲州卢员外书》中的“卢员外”即卢储。 笔者认为,这三点都不足为据。先说其一。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仅收录卢綋诗作四首,所谓“邓之诚引用卢綋《四照堂文集》中许多诗”,有点夸张。查遍《清诗纪事初编》全书[4],没有看到有关卢储的只言片语,所谓“邓之诚说卢綋是卢储的后裔”,完全是子虚乌有!卢綋是康熙三年(1664)本《蕲州志》的主纂,这部地方志中只字未提卢储。试想,如果卢綋真的认为自己是唐代状元、蕲春人卢储的后裔,怎么可能不将卢储写入《蕲州志》呢? 再说其二。江淮,并非行政区划名称,而是一个地域概念。现在,江淮泛指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长江下游一带。唐代时,“江淮”连称,习惯上指江北淮南之地,即淮南道的大部。淮南道为唐贞观元年(627)所划的十道之一。唐太宗根据山川大势,将全国分为十道(监察区):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淮南道领有扬、楚、滁、和、庐、寿、舒、安、黄、申、光、蕲等十二州,五十三县。[5]蕲州仅是江淮十二州之一,蕲春仅是江淮五十三县中的一个。“江淮”大地如此广袤,怎可就说卢储只是“蕲春”人呢?因此,连《卢储籍贯考》都只敢说“不排除卢储是蕲州人”。 最后说其三。《卢储籍贯考》从《北梦琐言》、《太平广记》中摘引了几句有关符载的介绍,接着说符载隐居庐山,后经人荐举,出山为官一年后的春三月,有《赠蕲州卢员外书》,然后介绍了符载这篇文章的大意,没有展开深入的论述,就说“卢员外”即为卢储。这个结论下得未免有些轻率。 中华书局1992年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有“苻载”条[6]。该辞条的编撰者吴汝煜(1940—1990),著有《史记论稿》、《刘禹锡传论》、《唐才子传笺证》(第五卷)、《全唐诗人名考》等,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现将其所撰的“苻载”条摘录如下: 苻载(760—?)苻,《全唐诗》、《全唐文》讹作“符”。岑仲勉《跋唐摭言》谓当作苻。字厚之。自称庐山山人。郡望武都(今属甘肃)。祖籍凤翔(今属陕西)。家于蜀郡(今四川成都)。大历末与杨衡、王简言、李元象同栖于青城山。专心读书,切磋学问。建中初又相约同隐庐山,称“山中四友”,聚书万卷,以道德文章相砥砺。江州刺史包佶雅相敬重,为之延誉,名声始著(《上韦尚书》)。贞元元年(785)归蜀。五年自成都至荆州,依荆南节度使樊泽。八年随樊泽至襄州,曾建议樊泽修孟浩然墓。李巽为江西观察使,辟为太常寺奉礼郎充南昌军副使。凡三辞而后任。贞元十五年前后,至鄂州依鄂岳观察使何士干。十八年七月,自浔阳赴淮南节度使杜佑幕。次年罢职归蜀,依西川节度使韦皋。以试协律郎摄监察御史为节度支使。皋卒,刘闢总留务,苻载亦在幕中。闢以叛诛,载亦罹谤,房式、王仲舒俱为之辨白。元和四年荆南节度使赵宗儒辟为记室。元和七年八月,自浔阳迁其妻李氏灵柩归葬凤翔。其后行踪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符载集》十四卷,已佚。《全唐文》编其文为四卷,见卷六八八至六九一。《唐文拾遗》卷二八录其文一篇。《全唐诗》卷四七二收其诗二首,断句一联。事迹见其所撰《荆州与杨衡说旧因送游南越序》、王定保《唐摭言》卷二、《郡斋读书志》卷四中[7]、《唐诗纪事》卷五二、《太平广记》卷二三二等。 吴汝煜说,元和七年(812)八月后,符载即行踪不详。八年之后的元和十五年,卢储才中状元。如果卢储中状元时,年龄较大,那卢储与符载有可能相识;否则,卢、符两人就不一定相交相识。 李翱长女慧眼识英才,卢储中状元又娶娇妻,一直传为美谈,见载于《南部新书》、《唐诗纪事》、《诗话总龟前集》、《登科记考》等多部著作。网上这类资料太滥,为求严谨,笔者且从清人徐松撰、今人孟二冬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登科记考补正》一书中摘引这段佳话: 《唐诗纪事》:“李翱江淮典郡,储以进士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回,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语于储,选以为聓(引者按:同“婿”)。卢谦辞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遂许。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越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卢止官舍,迎内子,有庭花开,乃题曰:‘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8] 卢储于元和十四年(819)向李翱投卷、求其荐举时,李的长女年才及笄。古时女子满十五岁,把头发绾起来,带上簪子,称为“及笄”。卢储仅是一介寒士,而少女一见钟情,名宦召为女婿,可以想见,当时的卢储,不仅文采出众,而且风华正茂。 元和七年(812)时,符载年逾半百,而卢储却是个翩翩少年郎,可能还稚气未脱,更是尚未发迹。符载的《赠蕲州卢员外书》,是否是写给一位还在读书求学的少年人的呢?还是看看《赠蕲州卢员外书》的原文[9]: 去年春三月,某有谓暂出蓬户间,适值麾幢将度浔阳,严太守命某为贰食之客,偶于末席,备聆嘉话,如和风扇春,膏雨润物,真可爱也。玉斝未醉,兰桡遽动,襟绪百端,郁郁不开。后有远役,南征千里,夏徂冬归,道路萧条,音尘寂灭,至此而已。今者有襄汉之役,实游郡境,誓将维舟,泄宣曩怀。一昨至蕲阳岸下,属日晏水阔,风猛波起,帆席张快,不可偃落,眄睐失徒,烟露苍茫,杳杳驰心,怅然无悰。某深山耕渔之人也,不求干进,贵贱之异,何缘区逼?窃向下风,听君子之议,采舆人之诵,若将时会,践升朝廷。伏知君侯必能明礼乐,补教化,翊大君于皇极,保苍生于仁寿。夫如此,则善人国之纪也,敢不恭敬乎,敢不亲爱乎?拳拳之衷,正在此耳。方迫行迈,稍趋北路,廷宾英华,恋慕滋笃。李山人丞以艺术日游门閤,问讯所止,将欲候起居,今故留之,用书写怀。其他文一轴,盖执贽也,非敢夸也。不遗细陋,或见光宠。但愿抵襄汉,病夫拂拭耳目而俟之。某再拜。 符载在文中恭称卢员外“君侯”,称卢员外出巡为“麾幢将度”,听卢员外谈话为“备聆嘉话,如和风扇春,膏雨润物”,人们对卢员外“敢不恭敬乎,敢不亲爱乎”。符载态度之谦恭,溢于言表;卢氏地位之显赫,可以想见。 “员外”,即员外郎的简称,唐代时,员外郎为六部各司的副官,从六品上。郎官可以外派为地方官。唐代时,蕲州为中州[10],蕲春为上县;中州刺史为正四品上[11],上县县令为从六品上。唐代的员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官犯了罪,贬到远方作州县以下的官,称为左降官,这种官只有官名,没有任职,名为“员外”。由于大赦频繁,每经一次大赦,左降官就有“量移”(从远处调到近处)的机会,而且在君主或执政大臣有变动的时候,也很容易东山再起,因此,地方官对左降的朝官大多比较客气,不敢以僚属相待。[12]卢员外到蕲州,要么是郎官外派,要么是高官左降,多半是后一种情况。 至于“君侯”,先秦称列侯为君侯;汉时,用于对列侯、列侯为丞相或相国的尊称;汉以后,转为对达官贵人的敬称[13],如李白《与韩荆州书》:“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因此,这个“卢员外”绝非等闲之辈。 如果对《赠蕲州卢员外书》一文的写作时间再略作探讨,问题就更显而易见了。《卢储籍贯考》说,《赠蕲州卢员外书》是符载出山为官一年后的春三月写的。所说年份没错,而月份则有误。《赠蕲州卢员外书》一文,并非写于春三月,而是写于长江水、蕲河水暴涨的夏季。 符载于贞元五年(789)自成都至荆州,依荆南节度使樊泽。樊泽是唐朝后期一位威望较高的将领,在襄汉地区任职多年,不仅武力过人,精通兵法,而且能够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安定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德宗兴元元年(784)正月,樊泽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州,管襄、复、均、房、邓、唐、随、郢等州。贞元二年(786)二月,李希烈部将杜文朝进犯襄州,樊泽“击擒之”。由于“襄、邓扼淮西要冲”,贞元三年(787),朝廷决定选派亲王镇守,这年的闰五月,朝廷任命荆南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嗣曹王李皋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郢安随唐等州观察使,樊泽改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荆南节度使,治江陵府,管归、夔、峡、忠、万、沣、朗等州。贞元八年(792)三月,李皋暴病身亡,“襄州军乱,掠府库民财殆尽”,危难之际,朝廷又任命樊泽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14] 结合樊泽这段经历,再来读《赠蕲州卢员外书》,就不难看出,符载于贞元五年(789)初出山,投奔荆南节度使樊泽;三月,符载奉命出差到南方(蕲州、浔阳都位于荆南节度使治所江陵府之南),在筵席上耳闻目睹卢员外的风采,觉得“真可爱也”;贞元六年(790)夏天,符载又路过蕲州,想拜访卢员外,但由于江水暴涨,航船难以近岸,再加上“有襄汉之役”,亲王李皋指挥,樊泽率军征战,符载必须赶回襄汉,就没有在蕲州停留,错过了拜见卢员外的机会,只好委托李山人丞带书信一封和“他文一轴”给卢员外,表达“拳拳之衷”和无限“恋慕”之情。 贞元六年(790)与元和十五年(820),相距长达三十年。贞元六年(790),卢储可能还没有出生,更谈不上是令人恭敬的“君侯”了!因此,符载《赠蕲州卢员外书》中的“卢员外”,百分之百不是卢储。 综上所述,所谓“唐元和十五年状元、江淮人氏卢储为蕲春人”,缺少足够的证据。 还要说的是,安徽李传玺先生在《状元的故事》一书中,宣称“卢储是合肥人”[15],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也不足为信。 陈起生平事迹 现存五部《蕲州志》把陈起作为蕲春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写入了《选举志》和《人物志》。 嘉靖九年(1530)《蕲州志》卷七《科贡》篇,将陈起写入“甲科”“南唐”栏,并说其事迹“见人物志”,但《人物志》中并无“陈起”条。 康熙三年(1664)《蕲州志》卷八《人物志·政绩》“陈起”条记载: 南唐陈起,举进士,为黄梅令。时有妖贼诸祐者,自言能使贫者富,富者贫,俚民效之,积众数百,夜行昼息,取资如盗。起到官数日,藉祐为里长,不服,且嫚言曰:“吾取令头如杀竖子耳!”起闻,执祐斩之。由是知名,迁监察御史。 乾隆二十年(1755)、咸丰二年(1852)、光绪八年(1882)《蕲州志》的“陈起传”,与康熙《蕲州志》的“陈起传”大同小异,都比较简略。 对陈起事迹记载较为详细的史书有三部。一是马令《南唐书》。马令为北宋徽宗时阳羡(今江苏宜兴)人。该书没有给陈起立传,但卷二六《妖贼传》的“诸祐传”,写了陈起事迹。二是陆游《南唐书》。该书列传卷第十一有“陈起传”[16]。三是清代吴任臣撰的《十国春秋》,该书全面记载了十国史实,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汇编性质,卷二三有“陈起传”,与马、陆两书相比,所记陈起事迹最为全面、准确。现将《十国春秋》中的“陈起传”[17]抄录于下: 陈起,蕲州人。性刚鲠,尤恶妖异。昇元中,以进士起家为黄梅令。时县境独木村有妖人诸佑,诸音查,佑一作祐。挟左道,自言数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贫,贫者富,俚民稍稍从之。初有徒数十人,积数年,从者至数百,男女无别,号曰“行辱”,夜行昼伏,取资于盗。相与倡言,佑有神术,能升虚空,入水火。州县亦惮之,不敢问。起到官,邑人毕贺,佑独偃蹇不至。起乃按户籍,取佑为里正,不服,嫚言曰:“吾断令头!”起告巡检使周邺出兵捕佑等,获之,沃以豕血,佑讫不能神,皆执缚。搜其家,得乘舆服器,遂斩之。邺欲宥其妇女、童稚,起曰:“此皆渎乱人伦,不可使有遗育。”乃并斩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监察御史,卒。 下面试以这条资料为基干,对陈起生平事迹作进一步的探究。 ⑴关于陈起的籍贯 陆游《南唐书》与《十国春秋》一样,称陈起为“蕲州人”。独有马令《南唐书》“诸祐传”说:“陈起侨蕲春”,意思是陈起原籍并非蕲春。 封建割据时期,战乱频仍,人民颠沛流离。陈起的祖籍难以查实,但他生长、生活在蕲春,从蕲春考上进士、步入仕途,所以陆游和吴任臣都称他是蕲州人。 ⑵陈起为南唐烈祖昇元年间进士 五部《蕲州志》都没有记载陈起中进士的具体年代。两种《南唐书》与《十国春秋》,都说陈起是昇元时的进士。 “昇元”是南唐开国君主李昪的年号。杨吴天祚三年(937)十月,时任参知政事的徐知诰,废吴帝杨溥自立,国号大齐,年号昇元。昇元三年二月,改国号为唐,恢复原姓,名李昪,定都金陵(今南京),史称南唐。昇元七年(943)二月,李昪病逝。 昇元年间,科举取士没有经常化、制度化。《十国春秋》卷二五《南唐·江文蔚传》说:“昇元建国以来,言事遇合,即随材进用。”而该书卷二六《南唐·李徵古传》则说,李徵古“昇元末,举进士第”。 ⑶关于陈起镇压诸佑的时间 从《十国春秋》和两种《南唐书》的“陈起传”,都看不出陈起镇压诸佑的具体时间,粗粗一看,可能以为就是在昇元年间。然《湖北省志人物志稿》“诸佑”条,却说诸佑在“李璟保大年间(943—957年)……发动起义”[18]。“保大”是南唐第二位君主李璟的第一个年号。李璟是李昪的长子,昇元七年(943)三月继位,改元保大。 陈起捕获诸佑等人,靠的是巡检使周邺派的兵马。周邺是杨吴名将周本(周瑜后裔)的长子。《十国春秋》和两种《南唐书》都将“周邺传”附在“周本传”之后[19]。马令《南唐书》仅有一句话:“(周本)子邺,有战功,亦至庐州节度使。”陆游《南唐书》和《十国春秋》则较为详细。且抄录《十国春秋》中的“周邺传”: 邺,本长子也。少骁勇,从本征讨,有战功。本在信州,略地至建州,道径险厄,被围垂困。邺跃马救之,手刃数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骇惧溃去。及临川王濛被执,叹愤逾月。国人以此称其有义。已而仕南唐,典亲军,累官滁州刺史、庐州节度使。暴猛狠戾,常蓄飞扬之志,南唐先主以本故,特优容之。 周邺于昇元六年(942)三月任庐州节度使。《十国春秋》记载:“(昇元六年)三月,以滁州刺史周邺为保信军节度留后。”[20] 所谓“保信军节度留后”,即庐州节度使。[21] 周邺于保大六年(948)四月去世[22],他在庐州节度使(保信军节度留后)任上,足足干了六年多。 蕲州黄梅县距庐州较近。诸佑聚众起事,陈起乘庐州节度使周邺率军“巡检”时,借兵一举镇压。此事,不可能早于昇元六年(942)三月,不可能迟于保大六年(948)四月。 ⑷对“诸佑起事”的评价 范文澜《中国通史》、《湖北省志人物志稿》都称“诸佑起义”。诸佑准备起义时,提出了“吾能使富者贫,贫者富”的口号,以平等、平均思想反抗官僚、地主的封建统治,这对后来农民起义具有极大的启发。北宋初期,王小波发动起义时,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南宋初期,钟相、杨幺起义,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 但是诸佑利用左道,玩弄神术,有敛取钱财、玩弄妇女等种种不义甚至不法行为,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最终被陈起镇压。 【注】 [1]《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四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5页。 [2]《黄冈市志》卷三十一《教育》,崇文书局2004年版,第1516页。 [3]见《蕲春县教育志(1986—2005)》,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488—489页。《蕲春文化研究》2009年第1期作了转载。文章署名赵德鼎、操和先。 [4]中华书局1965年版。 [5]参见《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卷四十《地理志三》,《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卷四一《地理志五》。 [6]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83页。 [7]现在通行版本《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别集类中》介绍了《符载集》,说段文昌为符载写了墓志铭。此墓志铭可能已经佚失,查《全唐文》、《全唐文新编》等书,均未收录。因此,符载的卒年存疑待考。 [8]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十八,元和十五年庚子(820)“进士”条,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页。 [9]见《全唐文》卷六八八,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7051页。 [10]此据《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则说蕲州为上州。在人口鼎盛的天宝年间,蕲州有“户二万六千八百九,口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九”,据《旧唐书》卷二四《职官志三》,户满四万以上为上州,二万以上为中州,不满二万为下州。而《新唐书》的《百官志》则没有记述州的分类标准。 [11]此据《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则说,中州刺史为正四品下。蕲州如算上州,上州刺史为从三品。 [12]参见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第十章《唐五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13]参见徐连达:《中国官制大辞典》“君侯”条,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14]参见《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上》、卷十三《德宗本纪下》、卷一二二《樊泽传》、卷三八《地理志一》;《新唐书》卷一七二《樊泽传》;《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唐德宗兴元元年”条,卷二三二“唐德宗贞元二年”条、“贞元三年”条,卷二三四“唐德宗贞元八年”条。 [15]李传玺:《状元的故事》,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16]陆游:《南唐书》列传卷第十一,胡阿祥、胡箫白点校本,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页。 [17]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三《南唐九》“陈起传”,徐敏霞、周莹点校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7页。 [18]《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四卷,第1905页。 [19]分别见:马令《南唐书》卷九,濮小南点校本,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陆游《南唐书》列传卷三,第255页;《十国春秋》卷七,第113页。 [20]《十国春秋》卷十五《南唐·烈祖本纪》,第199页。参见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第22页。 [21]南唐时,庐州又称保信军,领合肥、慎、巢、庐江、舒城五县,治所在合肥县(今安徽合肥市)。“军”始于唐,是一种军事建制单位,设在边境地区,安史之乱后,在内地也设军。五代十国时,军不仅管兵马,也管土地、财赋、民政,逐渐与行政区没什么差别。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观察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亡而暂时没有人正式接任,就设置“知留后事”一职,简称“留后”,以主军中之事。后来就以节度、观察留后为官衔。不少节度使甚至拥兵自重,不奉朝命,父死子继,也号为“留后”,世称藩镇。 [22]《十国春秋》和陆游《南唐书》的“周邺传”,都说周邺卒于昇元六年,不确。《十国春秋》卷十六《南唐·元宗本纪》记载:“保大六年,……夏四月,保信军留后周邺卒。”马令《南唐书》卷三《嗣主书》也说:“(保大)六年,……夏四月,庐州周邺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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