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臣化作蕲州魂

发布时间: 2013-9-25 22:33|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303| 评论: 0|作者: 陈仕猛

诤臣化作蕲州魂[1]

——追怀宋初著名文学家、英年早逝的蕲州知州王禹偁

陈仕猛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他是宋初诗文革新的旗手，其传世名篇《待漏院记》、《小竹楼记》被收入《古文观止》；他又是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驱，一个关心民生、敢说敢为的好官。咸平四年（1001）春，王禹偁由黄州知州改任蕲州知州，赴任不到一个月就病逝于蕲春，年仅四十八岁。

王禹偁家世贫寒，父亲以磨麦做面为生，但王禹偁聪慧好学，九岁能文。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毕士安（938—1005）——真宗景德元年（1004）官至宰相——到济州任团练推官，听说王禹偁的名声，要王禹偁以“磨”为题作诗，王禹偁不假思索，赋诗一首：

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

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2]

这首诗语意双关，字面上写磨，实质则蕴含了希求得到贵人帮助的愿望。毕士安将王禹偁留在推官府中，与子弟们一起读书。一次，州守在聚会时出酒令：“鹦鹉能言争似凤”，宾客们对得都不太工整。毕士安回来后，将酒令写在墙上，王禹偁对曰：“蜘蛛虽巧不如蚕。”其机敏善对，让毕士安十分欣赏。[3]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宦海沉浮，享有三为制诰、一入翰林的荣光，但又三次被贬，饱尝官场上的辛酸。

知制诰、翰林学士是唐宋时的重要词臣，为皇帝亲信顾问之官，主要负责起草朝廷文书。宋代时特定其资格和职权，都由文学之士充任。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衔，负责起草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等机要诏命，称为“内制”；中书省官员带知制诰衔，奉皇帝或宰相之命，起草朝廷其他重要文书，称为“外制”。[4]两制官经常接触朝廷机密大事，向上晋升的机会很大。不少人位居知制诰、翰林学士之后，进入权力中枢，成为宰执大臣。

宋代很多名人在地方上历练二十余年才授知制诰，而王禹偁则因深得宋太宗的赏识，在中进士六年后就获任这一要职，此前，他仅任过一年县主簿、三年知县、一年多中书省官员。端拱二年（989）三月，王禹偁一任知制诰；淳化五年（994）四月，再任知制诰；至道元年（995）正月，召为翰林学士；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真宗即位，十二月，王禹偁三任知制诰。

宋太宗曾对宰相说：“禹偁文章，独步当世；然赋性刚直，不能容物。”[5]由于个性刚直，王禹偁多次冒渎了天威，得罪了权臣和僧尼，因而屡遭贬谪。他一任知制诰时，遇妖尼道安诬陷徐铉，而太宗庇护僧尼，下诏不治道安之罪，王禹偁抗疏为徐铉雪诬，请治道安之罪，因而触怒了太宗，淳化二年（991）九月，王禹偁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任翰林学士时，遇宋太祖最后一任皇后——孝章皇后驾崩，王禹偁对人说，孝章皇后曾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太宗本来打算马马虎虎去办的事，而王禹偁却偏偏要较真，这就惹得太宗不悦，有几个平时被王禹偁怠慢了的宦官和僧人，乘机发难，煽风点火，诽谤王禹偁，致使龙颜大怒，王禹偁仅当了百日翰林，就在至道元年（995）五月，被贬为滁州知州。三任知制诰时，王禹偁参与同修《太祖实录》，他秉笔直书，以致触犯了某些忌讳，当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两人不和，张齐贤指责李沆监修不力，于是，咸平元年（998）的除夕，王禹偁被贬为黄州知州。短短八年，三次贬官，王禹偁的仕途竟然如此坎坷！

咸平二年（999）闰三月底，王禹偁抵达黄州。宋代时，黄州仅辖黄冈、黄陂、麻城三县，是一个下等州[6]，王禹偁在《黄州谢上表》中说：“今人户不满一万，税钱止及六千。”初到黄州，王禹偁有些落落寡欢，但他并没有消沉下去。大约在此前后，他撰写了著名的《三黜赋》，文末，他抒发自己的志向说：

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

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

大意是：我的身体可以被屈服，但是我的思想则不能被屈服，即使是被贬谪一百次，又谈得上亏了什么呢？我一定坚守正直的品格，保持一颗对百姓的仁义之心，终身都这样去身体力行。

他的确是这样去做的。在黄州知州任上，文治：他重修文宣王庙，弘扬黄州教化；修葺月波楼，保护历史文化。武功：他修补黄州城垣，整顿地方武装。他在黄州政绩卓著，被后人尊称为“王黄州”，黄州人更是亲切地称他“吾元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元之先生”。苏轼在《书韩魏公黄州诗后》一文中说：“元之自黄迁蕲州，没于蕲，然世之称元之者，必曰‘黄州’，而黄人亦曰‘吾元之也’。……元之为郡守，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也……”[7]朱熹在《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中也说：“齐安在江淮间最为穷僻，而国朝以来，名卿贤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韩忠献公、苏文忠公，邦人至今乐称，……盖王公之文章、韩公之勋业，皆以震耀于一时，……”[8]齐安是黄州的郡号，朱熹把王禹偁、韩琦、苏轼并列为北宋时黄州最著名的三位人物。

王禹偁的身体本来就一直不好。谪贬黄州之前，已是经年抱病；除夕被贬，再加上安葬亡父的哀痛，更是给他衰病的身体雪上加霜。

不光是病痛的折磨，更有精神上的不安。从他就任知州的当年冬天起，黄州境内发生了许多怪异之事，让他惊恐不已。咸平二年（999）十一月，黄州城南一个叫长圻村的地方，两虎相斗，一只老虎被咬死，而且被另一只老虎吃掉了一半，物伤其类，惨状惊人。咸平三年（1000）八月十三日、十四日，成群的鸡忽然夜里鸣叫，后来也时不时夜里叫个不停；十月十三日，按季节已是冬天了，可震耳的雷声却从西北方传来，犹如盛夏雷阵雨时一样。这些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搞得黄州人心惶惶。王禹偁找来《洪范五行传》、《春秋》、《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后汉书》中的《五行志》、《天文志》等一大堆书，细细查阅，深感震惊。上述文献中记载：“虎相食者，其岁当大饥”，“鸡夜鸣，主兵革”，“发雷之地饥馑”。有关这些不祥之兆所预示的灾异，都出自儒家权威著作，更使王禹偁坐立不安。咸平三年（1000）十月底，他郑重地撰写了《论黄州虎斗鸡鸣冬雷之异疏》，上书真宗，请求处罚自己：“此皆臣化人无状，布政失和，合置常刑，亦当自劾。”[9]

我们现在从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些所谓的“灾异”，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在讲究“天人感应”的古代社会，这些“灾异”之兆却非同小可。古时，天有异常，则天子自咎，或者宰执自劾。真宗让司天监官员解释黄州怪异的原因，答复是：“守土者当其咎。”就是说，这是上天对守土者的警告，守土者应引咎自责。但真宗并未斥责王禹偁，反而派内侍前来安慰，并设坛祈祷；为了让王禹偁躲避可能的灾难，咸平四年（1001）春，真宗竟然诏命王禹偁调到与黄州比邻的蕲州任知州。当时的蕲州，下辖蕲春、蕲水、广济、黄梅四县，为望州[10]，经济、社会发展都强于黄州。真宗此举，的确是少见的惜才爱才之举。

咸平四年（1001）四月，王禹偁离开黄州，赴任蕲州。此时，他面容憔悴，瘦骨嶙峋。马不能骑，只好坐轿子上路。一路上，尽管春光无限，但一代文豪已经没有丝毫的诗兴了。正行进的时候，王禹偁忽然听到一种鸟的叫声特别刺耳，便问这鸟叫什么名字。有人告诉他，鸟名叫“蕲州鬼”。这个名字太不吉利，病恹恹的王禹偁，内心隐隐升起一股非常不祥的感觉，他厌恶这鸟的叫声，更厌恶鸟的名字。[11]康熙《蕲州志》卷十二《灾异志•遗事》对这件事作了记载，并加按语说：“蕲原无此鸟，或谓即枭鸟，俗名‘扛丧’，闻其声即恶为不祥。然此鸟处处有之，春夏间卵哺时多夜鸣，何指为蕲有也？”

王禹偁到达蕲州州治罗州城后，强支病体，向真宗皇帝上了最后一份谢表——《蕲州谢上表》。可惜此文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宋人的许多笔记和《宋史·王禹偁传》，都记载了文中的一副名联，只是文字略有差异。《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记为：“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洪迈《容斋三笔》卷八记为：“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

这副对联，不仅在用典和对仗方面十分精当，而且非常契合王禹偁的身份和经历，堪称四六名对。

上联引用了贾谊的典故。贾谊（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青年才俊，二十余岁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又擢升为太中大夫。文帝器重他，想将他拔擢至公卿之位，然而由于他年少而高才，因此遭到了周勃、灌婴等权贵的忌妒、毁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四年后，被召回朝廷，文帝在宣室内接见他，与他讨论很多问题，还问以鬼神之惑，贾谊把自己所知的鬼神之事全部告诉了文帝，文帝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间，座位一步步靠近贾谊，一直谈到夜半。文帝最喜欢小儿子梁怀王，便拜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文帝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坠马摔死，贾谊伤叹自己没有尽到做太傅的责任，经常哭泣，最后抑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12]王禹偁引用这个典故，意在感慨自己深受太宗、真宗隆恩，希望能像贾谊那样，有朝一日重回朝廷，再任词臣，以备顾问。

下联引用了司马相如的典故。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是汉赋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他晚年因病免职，退居茂陵。一天，汉武帝忽然想起了他，对身边的人说：司马相如病得越来越厉害了，赶快派人到他家里去，把他写的东西统统取来，不然以后就找不到了。使者到司马相如家，发现司马相如已经死了，就问他的妻子，回答说，司马相如确实经常写文章，但一写完就被人要去了，不过，临死前写了一篇长文，说是朝廷有使者来要的时候，就让拿去上奏皇帝。这篇滔滔雄文，就是《封禅文》。[13]汉武帝读后，“沛然改容”，决定封禅泰山。王禹偁引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自己只能像司马相如那样老病死去，空留下令后人称赏的文章而已。

这副对联的语气，阴森而凄凉。据《宋史·王禹偁传》记载，真宗看后，“异之。”——真宗内心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而《玉壶野史》卷四则记载得更为细致：“上（引者按：皇上，指真宗）览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真宗觉得很不妙：“唉！难道王禹偁将不久于人世吗?”他痛惜王禹偁，竟然流下了眼泪。《玉壶野史》又名《玉壶清话》，是一部野史笔记，作者文莹，生活于北宋真宗到神宗时期，是著名的僧人，喜欢读书，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经常出入高官府邸，听到许多名人轶事、朝廷秘闻，而且他是“世外之人”，因而写作时忌讳较少。《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玉壶野史》虽“不无传闻失实者，然大致则多可考证”[14]。

果然，咸平四年（1001）五月十七日，王禹偁就病逝了。六月十八日，讣告传到朝廷，王禹偁遗言不为子孙求官，真宗嗟伤不已，赐钱治丧，并赐王禹偁一子出身（做官的资格），追赠王禹偁为礼部尚书[15]。

王禹偁临终撰有遗表，表中有一联曰：“岂期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16]这里用了《三国志注》中的一个典故：三国时蜀汉的广汉太守何祗，曾经做了一个井中生桑的梦，占梦的人对他说，桑不是井中之物，“桑”（也写作“桒”）字，上面是四个“十”字，下面是个“八”字，恐怕你的寿期不会超过这个数。何祗说：“有这个数就足够了。”[17]

王禹偁走了，他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是更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诗文，留下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刚直高贵的人格。

——他是宋初著名诗人，宋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重要实践者，宋初成就最突出的散文家。王禹偁不满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提倡文学革新。著名隐士诗人林和靖（林逋）赋诗评论：“纵横吾宋是黄州。”[18]王安石甚至称赞说，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胜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19]。

王禹偁在宋初文坛上独树一帜，又是深受太宗赏识的词臣，俨然一代文宗，他每到一地，文人士子纷纷前来求见，他慧眼识珠，被他奖掖的士子，著名的有兄弟状元孙何、孙仅，真宗天禧年间官至宰相的丁谓。

出守黄州期间，王禹偁着手自编诗文集，用《周易》卦名“小畜”作为书名，以示自强不息和胸怀“兼济天下”之志。[20]

——他是北宋改革思潮的发起者。尽管王禹偁从未做到宰执大臣，不曾有施展改革理想的机会，但他做过谏官，做过词臣，他同情百姓疾苦，以坚守正直自许，他写的《待漏院记》、《御戎十策》、《应诏言事疏》等名篇，力主励精图治、革除弊政。由于宋初追求稳定，因而他的很多政治改革主张，未能被当朝统治者接受，但开创了后来范仲淹等人实行“庆历新政”的先声。

——他是以“三黜”闻名的一代诤臣。王禹偁一生正直处事的态度，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无比尊重。宋太宗曾在御榻前对王禹偁说：“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音jǔ，诋毁的意思。——引者注）卿，使朕难庇。”[21]可谓是又重视、又关爱、又遗憾。真宗即位不久，召王禹偁谈论文章，之后望着王禹偁，很真诚地说：“卿爱朕之深矣。”因此，当时很多人认为，假如王禹偁没有英年早逝，是应该有大展身手的机会的。苏轼钦佩王禹偁的文章和人品，作《王元之画像赞并叙》，称赞王禹偁“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22]。苏轼还写了一组《五禽言》诗，其一云：

使君向蕲州，更唱“蕲州鬼”。

我不识使君，宁知使君死？

人生作鬼会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23]

王禹偁的一生，给人一种悲凉感，然而，“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个具有多方面文化价值的人物，最后定格在蕲春，其人虽逝千年，其魂长萦蕲春！

【注】

[1]本文标题摘自潘守皎《王禹偁评传》（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十章第四节《元之昨夜悲谶兆诤臣化作蕲州魂》，文中不少内容也参考了《王禹偁评传》。对一些史实的表述，还参考了徐规先生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未一一作注，特此说明。

[2]参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

[3]参见毕仲游：《西台集》卷十六《丞相文简公行状》。《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在表述上略有差异。

[4]参见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第十一章《宋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356页；徐连达：《中国官制大辞典》“知制诰”条、“内制”条，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页、117页；沈起炜、徐光烈：《中国历代职官词典》“翰林学士”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

[5]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十六，“宋太宗淳化四年八月”条。

[6]参见《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7]《苏轼文集》卷六八，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重印本，第2155页。

“韩魏公”就是韩琦（1008—1075）。韩琦三岁时父母就去世了，仁宗天圣年间，投奔时任黄州知州的长兄韩琚，在安国寺内静心攻读，天圣五年（1027）高中进士第二名（榜眼），他“相三朝（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立二帝（策立英宗、神宗）”，封魏国公，谥“忠献”，宋徽宗时追赠魏郡王。参见《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光绪《黄州府志》卷二五《人物志•迁寓》。

[8]《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7页。

[9]参见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九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宋史》卷六二《五行志一下》、卷六五《五行志三》、卷六六《五行志四》。

[10]参见《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11]参见苏轼：《五禽言》诗注，《苏轼诗集》卷二十，孔凡礼点校本，中华书局2007年重印本。

[12]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5页。

[13]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第二编秦汉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子部五十·小说家类一·〈玉壶野史〉提要》。

[15]参见苏颂：《小畜外集序》。

[16]参见王铚：《四六话》（下）。

[17]参见《三国志》卷四一《霍王向张杨费传》裴松之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杂记》。

[18]见《林和靖诗集》卷三《读王黄州诗集》，据《全宋诗》第2册第1230页。

[19]参见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书王元之〈竹楼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