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唾弃：蕲春汪伪政权下的那些人和事

发布时间: 2019-12-25 19:09|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2110|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日军占领蕲州城

1938年10月8日(农历中秋节)，日军占领蕲州，蕲春县城沦陷。前批进入蕲州的是日军“宣抚班”，戴有明显的袖章，白底红字，他们在天主教第二难民所宣讲“中日亲善”、“皇军爱民”之类，还在难民所外树了一块牌子，写有“急告中国民众，孔圣经道还源”的中文标语。

不几天，日军警备司令部成立，全称是“大日本警备司令部”，蕲春司令部司令官真木，发布“安民布告”，说什么“民众各安生业，皇军保护老百姓……”，以欺世欺人。

1938年10月9日，在日军的扶持下，成立了“蕲春县维持地方治安委员会”(简称“维持会”)。首任会长王照球，继任有王友于(后被日军枪杀于九江)、姜得璜(经营轮船码头)等，副会长有邓颂希(天主教徒，由天主教神甫推荐)、王利甫(开设有怡兴纸行)，会员还有鲁明友、汪国熙、胡道善、张震甫等。会址设在蕲州文庙，内设总务科、民政科、教育科，下隶自警队、自卫队。

1938年底，又成立了韦源口“维持会分会”，会长程清泉，继任余瑞廷。

1940年3月，又成立了茅山“维持会分会”，会长王新斋，接任王之龙。

在维持会之后，又相继建立了保安大队、尅司队、警察局。“保安大队长”柯达，大冶人；“警察局长”杜英，安徽人；尅司队实际上就是警察队。

傀儡政权建立后，恢复了保甲制度，户口管理实行发“良民证”，证上有本人照片，按有指纹，常年随身带着不得离身，遇有关卡或认为对你有怀疑时，得随时出示检查，不容抗拒。不仅如此，无论在什么地方会见日军，都要弯腰鞠躬，不得马上离开，只有日本人叫你“开路”后你才能走，否则轻者要你皮肉受苦，重者有性命之虞，要“梭罗梭罗”的(意思是“杀了他”)。

当时蕲州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蕲阳门，都是日本人守关卡，每天出出进进的每一个中国人(敌伪人员也不例外)都要受如此凌辱。

维持会一切按日本人的旨意办事，充当了日军的帮凶。

以1941年日军掠夺粮款资产为例：日军强令蕲州维持会会长姜得璜、韦源口维持会长程清泉，加紧实行田亩登记，加强田赋征收，且不容客业主业，须一律向两地维持会填具报单，由维持会制定登记表式，内分旱田、水田两种，旱田、水田又分上、中、下三等估产，并注明某等旱田单产麦、棉若干，某等水田单产水稻若干。维持会登记后，转送日本特务机关红部，日军及伪自卫队、自警团下乡，按上述登记表册沿户搜刮，稍有反抗就会刀枪及身，百姓苦不堪言。

维持会还随意勾结日本人杀害同胞。据得胜大队(现彭思黄柏城村)五小队王仁亭回忆：1940年，茅山维持会王之龙捉到一个人，送到日军红部，说此有共产党嫌疑，被日军放出狼狗将其活活咬死。

日军渡过蕲河

汪伪政权建立后，为加紧掠夺，又先后建立了一些日商企业：

1940年，蕲州维持会设立了“农产公司”，这是县境内最大的日商企业。公司的日本头头叫藤井博，翻译官姓詹，并自称是朝鲜人。他们的业务是购进粮食如大米、小麦、稻谷等，再以物易物，各作各价，随行就市或涨或落。当时国难当头，一些大城市厂商都已关闭停业，物资商品奇缺，加上日本商人控制了一些日用商品，如布匹类的阴丹士林、龙头细布、青布、蓝布、灰布等，如生活类的香烟、肥皂、糖类、食盐等。尤其是食盐，被日本人控制得相当紧张。农人上街携带农产品换回去的布匹、食盐等，都要由“农产公司”给“代放行证”，否则关卡检查就要没收，人身还要挨打。

1941年冬，蕲州维持会组建“蕲春县株式合作社”，在茅山设立“株式分社”。日军通过株式合作社垄断沦陷区市场，控制重要物资，掠压粮食、棉花、苎麻等土特产品，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此外，还有万谷洋行，是专收金、银、铜、铁、锡等金属物资的；大丰洋行，主要是经营棉花的；照像馆，专为老百姓照“良民证”的，等等。

2007年11月12日，茅山刘堑村83岁的李育在接受采访时，对茅山的日军据点和茅山维持会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

日军驻在茅山大王庙，大王庙山是一个长形山，长约2000多米。日伪军到处捉老百姓当苦力，捉了100多人在大王庙山挖环山濠沟，要挖一人多深，四五尺宽。100多民工挖了两个多月。此外，日军还砍光了周围山林的树木，修建了环山木城和环山铁丝网城。日军驻扎在大王庙内，维持会在张家祠堂(祠堂外设木城、岗哨)，保安队和警察所在祠堂旁边的民房。从银子坳到邵家祠堂后山都是禁区，进入禁区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由银子坳经王家饭铺前的塘岸到张家祠堂。日军在王家饭铺塘角的小山包上设有岗亭，是一个双人岗，守岗的一是日兵，一是伪军。行人要过此路，离岗亭10米外就要立正喊报告，再弯腰三掬躬，日兵招手才准进，再由伪军进行全身搜查和物资检查，物资只准带大米、稻谷、鸡蛋、活鸡鸭等到“农产公司”(是日本人办的公司，属蕲州农产公司的分公司)去“以物换物”的，否则一律不许带。过此岗亭的妇女被日兵强行带到王家饭铺的空屋内进行强暴的事时有发生。

二条路是邵家祠堂坳口。这里也有一个哨口，由伪军守岗，行人也要先喊报告并三掬躬，同意进时才能进。伪军也狗仗人势，经常任意打人，也有个别妇女被伪军强暴的事发生。

从广济进入蕲春的日军

在茅山维持会的人员主要有：

王之龙，50多岁，是黄柏城王海户族的有名的无赖、地痞，当了一年多会长，又被“改选”掉了，解放后在土改时被镇压；

王新哉，是第二任会长，蕲州人，日军投降后买通国民党军队，跟随国民党的军队走了，以后杳无音信；

邵得俭，40多岁，茅山邵家湖尾塆人，是一个浪子，在维持会中负责“茅山农产公司”，干尽了坏事，194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被人暗杀，至于被谁所杀、是如何被杀的一直不为人知；

王本兴，茅山陈四房塆人，维持会会员，40多岁，道士出身，游手好闲靠装神弄鬼过日子，日军投降后投靠了国民党军队，以后杳无音讯；

何中杰，茅山港口人，30多岁，是个浪子，在维持会中任保安队长，解放后土改时被镇压；

孙继尔，30多岁，原本在国民党县政府保安团当兵，是个兵痞子。日寇进犯蕲州，他逃回老籍茅山。而茅山据点的伪军大多是从蕲州来的，很多人是和他原在一起当兵的，鬼子翻译官安田(自称是哈尔滨人)借机拉拢他“与皇军合作”，孙继尔也就此投靠了日本人，担任了维持会警察所警长。成立维持会时，他亲自把日军的通知送到黄柏城各个保长家，还威胁说：哪个保长要是不去，日兵就要到那个保去杀人放火。日本人投降后，他又投靠了国民党军队，后杳无音讯；

叶甲湖，茅山喇叭湖口人，游手好闲，在维持会中“负责”商品合作社，在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统战”中有立功表现，多次帮新四军弄到紧俏的西药和食盐，且没有作恶行为，解放后得到了人们的宽大处理，得以善终。

维持会下属的日商企业主要是“农产公司”，为日军经营食盐、布(麻纺品、纤维布料)等，套换老百姓的大米、稻谷、活鸡鸭、肉猪、耕牛等。汉奸们在“以物易物”时，还备有两杆秤，大秤进，小秤出。老百姓在家称好的100斤谷，到他那里只有八十几斤；在他那里买两斤盐，回来一称有一斤半就不错了。那时20斤谷还换不了一斤盐。有些人来自三角山、张策山一带，路远想插队，总落得个汉奸们的一顿皮鞭。李育回忆说，他就挨过农产公司的汉奸们好几次皮鞭。

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推进与稳固对中国的侵略占领，以迅速转而应付太平洋战争，遂采取“三加紧”手段：加紧对国民党及其武装的诱降步骤，加紧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强力进攻，加紧推出在其“指导”“辅佐”下的各占领区傀儡“政府”，实现“以华治华”，强化其统治与搜刮。

因此，投靠日军的汪精卫卖国政府又在日军“指导”下推出了伪“湖北省政府”及“指导官”(亦称“辅佐官”)。日酋高桥木一来到蕲州，汪伪“湖北省长”杨揆一(伪武汉行营主任，辖鄂南绥靖公署3个师、直属3个师、1个维新军)就“任命”汉奸黄楚楠(黄州人)为伪“蕲春县长”。

黄楚楠到达蕲州后，在高桥木一的“指导”下加紧纠合同类，于8月份撤销“维持会”，同时在蕲州城内张家公屋推出了所谓的“蕲春县政府”。首任“县长”为黄楚楠，后任有鲁明友、吴幼甫(均为武昌人)。“县政府”内设秘书室、民政科(一科)、财政科(二科)、教育科(三科)、建设科(四科)，另置指导员一名。“县政府”直属机关有“农林指挥所”、“财务委员会”、“司法处”、“保安大队”、“警察局”等。以警察局为例，局设蕲州城内二郎高，除局长外，设一、二、三课以及总务股、情报组，各课置课长一名，课员若干名。下设蕲州、茅山、韦源口警察所，置所长、警长、巡官各一名，警士10余名。

汪伪“县政府”成立后，在日军占领区又设一区(蕲州)、二区(茅山)、三区(韦源口、李家洲)共3个区。

一区区公所设蕲州蕲阳旅社，下辖瓦屑坝(10保30甲)、四牌楼(3保30甲)、全胜(5保50甲)、一关(4保40甲)、王宣塆(3保30甲)、东门(3保30甲)、竹林湖(3保30甲)、西角湖(3保30甲)、黄土岭(3保30甲)等9乡，乡下设37保300甲；

二区区公所设茅山大王庙，未设乡，直辖5保，共63甲；

三区区公所设中洲，乡、保、甲设置不详。

以茅山“区公所”为例，原维持会长王之龙担任“区长”(后由王新哉接任)；王本兴当“军事区员”，分管保安队和警察所；邵得俭当“财政区员”，分管农产公司；叶甲湖当“供销区员”，分管商品合作公司；何中杰任“保安队长”；孙继尔任“警察所长”。总之，“区公所”还是“维持会”的那几个。

汪伪“蕲春县政府”成立后，将原由日军管理的企业改为所谓“日中合办方式经营”，同时按照汪精卫伪南京工商部颁布的《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工会暂行条例》，成立“蕲春县商会”，下设杂货、布匹、粮食、屠宰等同业公会，对沦陷区民营商业实行“配售制”。同一年(1943年)，伪县政府又收罗一批买办成立了“瀛华洋行”、“万和洋行”、“盐务处”、“酒精厂”；同时设立了“东兴煤矿公司”，勘探银山煤矿。日伪通过这些企业对居民各种生活必需品、农副土特产品、药材以及铜币等进行全面统制，对沦陷区的经济和矿产资源进行掠夺，为日本侵略者推行“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服务。

1943年，汪伪政府还向民间集资，以日币6.4万元购买“汉春轮船局”的泰兴号小火轮；同年12月，以“军票”3.3万元购买日人木质拖轮1艘。次年，将2轮改装成客轮1艘，定名“蕲春丸”，载重99.14吨，客位200座，经营蕲州至汉口客货运输。日本投降时，“蕲春丸”失踪，后在九江附近查获，于1945年11月驶回蕲州，改名为“蕲春轮”(该轮于1949年春报废)。

整个汪伪“蕲春县政府”期间，其所辖范围只有全县面积不到10%的沿江一带。

1945年8月25日，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县政府”停止活动。9月2日，国民党蕲春县县长雷鸣震会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邓汉祥、蕲春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惠存等率部从刘公河赴蕲州，接受汪伪“县政府”投降。至此，蕲春的汪伪汉奸政权寿终正寝。

资料来源：《蕲春革命大事记》、C3—0062006号档案、《蕲春县志》、《蕲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