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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生活片断

发布时间: 2019-11-29 23:13|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42|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1973年7月,我高中毕业,10月下乡到蕲春县赤东公社六大队(后划入蕲州公社,现为蕲州镇土台村)林场当知青。

  下乡那天,爸爸(田舍,著名水稻专家)不能送我,他作为水稻专家、黄冈地区水稻杂优协作组组长,正带领技术人员在外地忙着搞秋繁;妈妈(陈彩霞,鄂东才女,著名诗人)含泪送我,老远了,还见她朝我在挥手。

  林场座落在长江北岸风景秀丽的缺齿山下一个小山岗上,只有几间破屋,住着蕲州街早先下乡的知青李端贵、明兴华、徐建国、潘国华、孙腊梅,武汉投亲靠友知青陈雄文、俞大发,蕲州二中73届知青陈新生、谢建斌、张惠明、董凤兰、居琴,当地青年王文法、王伦等同志(已成家知青,如大队团支书陈正兴等知青,则散落在有关小队里,1975年蕲州二中又下放了吴爱珍等一批知青)。

  1974年上半年,大家搬进了自己切砖、挑砖(大年初二上工挑砖)做成的土砖屋。土砖屋蛮大,进门是一个大堂屋,可以摆几桌酒席。堂屋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走廊,走廊两边相对应的有16间小屋,每间大约是10多个平米,三个知青住一间屋。土砖瓦屋,难免到处漏雨。记得一夜秋雨,醒来吟诗一首:

  一夜秋雨下纷纷,水滴床上响声闷;时时惊醒寒衾人,疑是出工来敲门。

  那时尽管条件差,大家吃住、劳动在一起,其乐融融。只可惜,二十年后,这栋装满知青甜酸苦辣、装满知青情影的土砖屋,半倒半拆,已成菜地,了无痕迹!

  01

  挖树垱

  林场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荒山挖成一排排树垱,以便春季栽树。

  夏天,骄阳似火,山坡无风,闷热要命。半人高蕨家禾、灌木、杂树蔸、硬山壳,难挖得很。想要挖一个直径2尺、深3尺的树垱,不流半斤汗水,别想挖成。那个叫二挖的挖锄,三寸宽,一尺多长,加上杂木柄,就有一二十斤重。我就是使尽力气把它高高举起,也无力把它着力挖下去。新生、建斌等男知青比我强,我挖得满脸通红,双手血泡,一天也挖不到十来个树垱。惠明、凤兰、居琴这些女知青就更惨了,汗透衣衫,还是咬着牙齿骨,坚持挖,真难为她们了。

  挖累了,大家就钻进树荫下喘口气,咕咕地喝着带来的水桶凉茶,尽管上晒下蒸,酷热难耐,年轻人还时不时开点玩笑。冬天,寒风刺骨,跩手跩脚,挖在冻土上只有一个大白点。知青们脱掉破棉衣,甩开膀子挖,头上出汗,身上冒气。实在无力了,就把破棉衣往一块平地上一铺,面朝天地躺会儿。我那时也学着老农民,抽支圆球牌香烟解解乏。当地青年王文法等则笑哈哈地唱着山歌逍遥。当时写下了:

  遮目群山舞,悦耳松涛语;冬鸟眠未醒,农人汗如雨。

  就是这样辛勤劳作,知青天也挣不了几角钱。记得第二年中秋,我在大队会计预支了几十元钱(平时不发钱,年终决算再发钱),李端贵嗡声嗡气地笑我,你挖都拿不起来,是混了几十元钱。那时知青单纯,只要有饭吃,挣不挣钱,挣多少钱,也不管它。反正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02

  扛树

  山上有些死树,平时挖倒了没有运回。记得有年冬天,正下着鹅毛大雪,场长(余楚雄、李端贵、徐建国先后担任场长)怕大家闲着,一大早就把人喊起来,宣布男同志每人4棵树,女同志每人2棵树,上山把树扛回来,才能吃早饭。缺齿山很高,又陡,只有羊肠小道,上下雪路滑,不说扛树,就是上下走两趟也不容易。那死树有十来米长,碗口粗,一棵也有二三十斤。男知青穿上破棉衣,顶着飞雪,双肩从山上扛着两棵树,一歪一歪地往回扛,个个汗流浃背;女知青力气小,只能一棵一棵地往下扛,走一会,歇一会,汗一出,红扑扑的脸,貌似桃花。曾作诗记录:

  初展山形上山梁,风刀雪剑刺骨凉;山明林啸下山来,热汗腾腾风送爽。

  03

  看山

  在林场,大家都愿意一块儿干活,有说有笑,一天易到。很少有人愿一个人干,更不愿一个人在深山树林里看山。当时林场育成的杉树林一眼望不到边,真可谓“树波连天涌,涛声动地来”,蔚为壮观。想不到十多年后砍伐一空,又是黄土对青天。所谓看山,就是防人偷树,防人捡柴。这活儿我愿干,除了吃饭,白天我一人呆在山里,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场部。在山里,我把枯草做成一个厚蒲团,放在树脚下,坐在上面,背靠着树干。树林阵宁静,一阵鸟鸣,一阵涛声,时常触动年轻的心弦。树林里只要有砍树声,老远就会回应过来,不用四处走,就能知道有人偷树。那时候老百姓怕事,很少有人上山偷树,偶尔蕲州街上老太捡点柴,就让拿走算了。夏天,在树林里看作家谈创作,看唐宋八大家文集;秋天,松涛伴我读唐诗、宋词、元曲。青春年少,尽管在农村,仍有梦幻。而梦幻时时催促人奋进,自强不息。以下这首诗,记述当时的幻想:

  万紫千红江山有,欲飞鸿雁须采筹;吸汁去碴振双翼,劈云击天芳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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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插秧

  林场没有水田,只有一点坡地,插点红苕和种点蔬菜。双抢时节,公社要到各大队检查割谷、插秧进度。林场人员有时被安排到小队支援割谷、挑稻、插秧。有一次是安排到土台六墩嘴插秧。凌晨3点,场长就把大家喊起来出工,知青们慌忙刷牙、洗个脸,摸黑上路。大家一手拿秧凳和捆秧草,一手牵着前一个人的衣角,半闭着眼,似睡非睡,高一脚低一脚跟着前头个人走,好象走了几十分钟才到六墩嘴。先是在秧田里扯秧,坐着个甘蔗粗的独柱秧凳,一撮撮地扯秧苗,弄不好就把秧扯断了。有经验的农民教我们,手要贴泥扯,才不会扯断秧苗。待扯一大把秧苗,就用几根捆秧草,把秧苗扎好放在身后。知青不会坐秧凳,弄不好水把裤档都打湿了。反正凉快,男知青也不怕湿。天亮了,秧也扯得差不多了,就上岸洗脚,准备去吃早饭。洗脚时才发现,小腿上都爬满了小蚂蝗,肚子胀得鼓鼓的。几个女知青吓得大叫,赶忙用手去扯蚂蝗。蚂蝗是滑的,怎么扯也不掉。老农民告诉我们,不要扯,用手拍打就掉了。我们一试,真的,一拍打蚂蝗就掉下来了,但小腿上血还在流。早餐在六墩嘴养猪场煮猪食的屋里吃的。一点稀饭,二个粑(是从蕲州街上买回的),还有点酸菜。吃完了就到田里插秧。知青们不会插秧,多数人是一撮一撮地往田里栽。太阳晒,水田烫,蚂蝗咬,汗直冒,腰痛就更不用说了。好不容易熬到吃中饭,大家先在屋檐下喝口水,喘口气。中饭是几个素菜,一个漂着几片肥肉的豆腐汤,煮猪食灶旁边的小锅煮的饭,有锅巴粥。大家狼吞虎咽,吃个肚子圆。我不敢多吃,只吃个七分饱就不吃。原因是支援割谷、插秧,吃完饭不休息,得马上干活。我上次割谷吃饱了,不休息,弯腰割谷肚子难受。一直以来,我每餐只吃七分饱,亲朋好友常问我,你怎么吃这一点,怎么不吃饱?其实是当年割谷、插秧,怕胃难受,吃七分饱,慢慢养成了这个习惯。真是歪打正着,听说这个习惯还符合养生之道呢。

  05

  夜读

  知青那些日子,大家吃食堂,饭菜各人自己买,一般是4-5两米饭,1-2分钱菜。基本上是一块儿干活,一块儿收工,一块儿吃饭,尽管累,过得还开心。我和新生、建斌住一个屋。劳动之余,大家聊聊天,散散步。有时,建斌拉拉小提琴,新生吹吹笛子;有时,几个女知青唱唱歌;有时,潘国华自拉自唱“秋水伊人”,还是蛮快活的。蕲州街电影院若有新片上演,高兴时,大家晚饭后往返十几里路,翻缺齿山去看上一场电影,然后乐吱吱地返回林场。晚上我有个习惯,就是必须看书或背诗词。一天劳累,新生、建斌早就入睡,我怕影响他俩睡觉,就用开水瓶挡住煤油灯的光亮,让他俩床上避着光,以便睡觉。我坐在床上(冬天用被子盖住下身),背靠土砖墙(在墙上挂一块旧红布隔灰土),看书或背诗。自己规定,长诗,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每晚要背一首短诗,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李白的《关山月》等,每晚背上5-6首。或看几篇《古文观止》文章,然后才能去睡觉。年轻时,记性好,背点东西并不难。有几次生病了,未看书就睡觉,但不知怎么搞的,人疲劳,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即使睡着了,梦里还看书背诗。从此,我得出一个经验,病了,晚上看看书或背背诗,就能很快入睡。

  06

  教书

  1975年初,有一天,大队分管知青的副书记孙绪银来林场找我,说村里定我到村小学教书,我说好吧。第二天上午,几个伙伴找辆旧板车,把我的床帐被子等东西送到二三里外的村小学。村小学是新建的未装修的一排红砖瓦房,中间是一间老师合用的办公室,办公室旁边有四间屋,供老师们居住。学校有5个班,分别是1-5年级。校长余楚雄,老师有左惠芳、洪友元,还有后进来的方泽兰、陈海松。教室顶头有个偏屋做厨房,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炊事员。那时,烧柴靠捡,喝水靠挑,吃饭靠自己做。放学后,当地老师都回家吃饭,只有我和左老师俩人在学校里。左老师有个煤油炉,她时常自己做饭吃。只有我无处去,只得在厨房里煮点饭,炒个青菜,就打发一顿。后来,我索性到林场食堂吃饭,再回学校。那个年代,只要有饭有菜吃就满足了。学生除本大队社员小孩外,还有果园场、陶器厂的小孩来这里上学。农村伢,家里穷,见识少,绝大多数成绩都不好。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谁会认真读书呢?我想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就是种田养猪也离不开知识,不读书是不行的。我就跟学生们讲,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好处,怎样读好书,培养学生兴趣,帮助学生树立理想。我是三年级班主任,为了激励学生学习积极性,我在班上宣布,凡是考试成绩占前三名的,老师都要给予奖励。我把自己节约的几元钱(那个年代,民办教师1个月只补助3元钱),买些笔和本子,奖给那些考试成绩好的。记得班上有俩个小姑娘,一个是陈桂凤,另一个是方水娥,她俩都聪明、好学,但不服输。俩人暗暗比赛,都想超过对方。有次考语文,她俩都考得很不错。怕她俩骄傲,我不给满分,都只给98分,让她俩继续去竞争。这两份试卷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二十年后,我才把这两份试卷交给陈桂风。而此时的陈桂凤已是黄冈二技校的学生科长(现为该校副校长),方水娥则是蕲春一中的全国优秀教师。当年教书,除了上课,还得维持课堂秩序,班上少不了调皮捣蛋的学生。放学后还要把打架的学生留下来训话。晚上既要改作业,又要为第二天备课。一天下来,头昏脑胀,甚是疲劳。故草书记之:

  来校教书日已久,心绪飞出才刚收。不是教书力不减,而是杂乱心头愁。冷水洗脸我不怕,冷饭锅巴胃难受。朝起摇铃脑清醒,操心一天神疲忧。想看书来目光笨,哪能深研书百篓?

  大约教了半年书,蕲州公社党委决定调我到公社当聘用知青干事,月薪38.5元。公社童寅生干事几次来大队传达公社意见,协调调我到公社,不知大队书记是么意图,说村里缺老师,死活不同意我去。童干事无奈也就算了,我无所谓,教书就教书。可是不到一个月,有天上午我刚下课,大队孙书记到学校来了,他对我说,大队党支部研究,说老师有多的,你还是回林场去。我一听,就说好。当天中午,在两个知青的帮助下,我又把床帐被子等东西搬回林场,回到了我原先住的那间屋。回林场有个好处,不用做饭,热闹,没有学生吵闹,头脑清醒。在林场干了一个月,听说公社分管知青的曹文章书记得知我的情况后,把大队书记狠狠地批评了顿,责成大队迅速让我去教书。孙书记第三次找我,要我回校教书,我拒绝了。过了好几天,一大清早,天下着大雨,我和大家戴着斗笠,穿着棕蓑衣,拿着挖锄上山干活。可怜老实巴交的孙书记比我们起得还早,冒着雨,戴个斗笠,从5-6里远的六墩嘴走到林场找我。我上山,他也跟着我上山,在我身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我还是回校去教书,并说:“田老师,你还是去教书,公社曹书记把大队书记骂个狗血淋头,你不去,大队书记交不了差。”事已至此,我只能答应回校教书。就这样,直到1976年2月,我和陈新生作为工农兵学员赴重庆读书时才离开村小学。重庆学校毕业后,我分配到交通部在武汉一家设计研究院工作。世事难料,1981年我与县黄梅戏剧团青年演员孙永凤成婚,孙书记成了我的岳父,大队书记成了我的舅爷。

  07

  感受

  我们这届知青,建斌、凤兰等知青先我而进厂矿企业,当然也有比我后离开的。知青期间,我得到县委宣传部长王济安、县知青办副主任游焕中、胡秋莲和陈湘、顾常德等同志以及蘄州公社党委副书记曹文章等诸多领导的关心和培养,出席过1975年7月蕲春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那时我采写的《枫树岭上育苗人》通讯,录入大会代表发言材料选辑。

  资料来源:《蕲春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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