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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州袁家弄里出了个大特务,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人才 | 读懂蕲州十三

2019-8-18 23:20 456
这篇文章很早以前就动笔了,只因为写了两千多字后,空间里的文章不见了,人一下子有了崩溃的感觉。

有时真的好想放下来,不再去苦苦追踪蕲州过往的影子了,但心底里又总像是有一个虫子一样,在不停地啃食着。这个虫子就是蕲州的人文故事。


在蕲州东长街的熊化岭有一处叫花红园的地方。

花红是一种近似于苹果的水果,但比起苹果来个头却要小许多,我常常猜想,这是不是一种苹果的变异呢?几十年以前,在蕲州以及蕲州附近的地区,有很多人家在门前或者后院都栽种了这种叫做红花的果树。

而与花红园隔街斜望是一个叫做红花园的庄园,这两处地名文字相同,不同的只是文字的排列不一样而已。

现在提起红花园或者花红园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如果是说到黄家弄或者是“一脚两个庙”,那便是路人皆知了。

有人会问,说黄家弄就黄家弄吧,干吗还要绕到花红园和红花园去转一圈子呢?这是因为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即将要从花红园里出场。

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身兼五重间谍身份的、在间谍界首屈一指的、全中国仅此一人的——袁殊。

《中國國防報》曾刊載過他的事跡,並稱“這在中國情報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袁殊何许人也?袁殊当然姓袁,本名袁学易,化名曾达斋,又名军艺、军光,地地道道的蕲州人氏。

从古到今,在古镇蕲州城内的临江处,都有一条狭窄而蜿蜒的小街,长约三四百米,有名曰袁家弄,袁殊祖上的府第就座落在这袁家弄里。

而至于后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袁家祖上将府第从袁家弄里迁出来,并搬到城外东长街的红花园落户,我虽然打听了许多处所,询问了一些老人,但仍然是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袁殊的童年时光在蕲州留下了不可忽略的影像。


袁殊当然不是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里。他的父亲叫袁晓岚,与同街蔡吉达先生的父亲蔡汇东都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任职于国民政府。其母贾仁慧,出身更是显赫,系前清盐官巨贾之女。

但像许多不幸的婚姻一样,自袁殊与弟弟学礼先后出世不久,家境便渐渐衰落,特别是自从在上海任职的父亲因移情于自己的女学生之后,便很少用心顾家。

其家中的生活来源除了依靠母亲娘家的补贴之外,便是靠母亲贱卖一些自己的金银首饰和一些家具来维持生计。

在袁殊八岁的那一年,万般无奈的母亲只好带着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来到上海。

初来上海,日子异常艰难。父亲袁晓岚除了给他们母子三人租借了一间小房子安身之外,一年到头也很少过来照看两回。为生活故,母亲贾仁慧只好在工棚里靠教人识字来维持为生计,年少的袁殊不但在上海的街头卖过油条大饼,还替别人擦过皮鞋,以此来补贴家用。

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袁殊在擦完皮鞋回家路过外滩的时候,是想起了故园蕲州的安宁还是感受到了大上海的繁华呢?

也许,那时的袁殊什么也没有去想,什么也没有去看,他只想尽快回到家里,将他辛苦了一天挣来的零钞交到母亲的手上,然后凝视着母亲面上那越来越少的笑容。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那部《记忆之城》的电视连续剧,剧中有一个叫朱今墨的主角。那可是一个胆大心细、出生入死、技艺非凡的人物哦!

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知道朱今墨的原型是谁吗?他就是从我们蕲州东长街走出去的袁学易,也就是现在人们口中的袁殊。

袁殊一九二七年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政治部指导员,后受到其父袁晓岚之友、时任革命军江南别动队司令胡抱一的提携,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后回到上海。一九二八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和东洋史。一九三一年回国,在沪创办并主编《文艺新闻》周刊。

小时候,我在读鲁迅先生文章的时候,得知有一个叫做柔石的年轻人遇害,一同被害的还有其他四位烈士,他们都是左联的成员。却不知最早发布左联五烈士遇害消息的就是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周刊,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右派人士的不满,被勒令停刊。

一九三一年十月,由潘汉年与冯雪峰介绍,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进入神秘的情报工作战线。一九三二年,袁殊经表兄、黄埔一期生贾伯涛引荐,结识了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中统头目吴醒亚,成功打入中统内部。一九三三年,被任命为上海社会局情报股股长。

据说,当时的袁殊在中统内部很受吴醒亚青睐。后又经吴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从而与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结识,每月还从岩井英一的手里领取两百元交际活动经费。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着一个合适的人选打入日本人的内部,这时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里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后,便登门拜访。

当时袁殊感到这件事非同一般,便立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经过通盘考虑后,指示袁殊:机会难得,不可错失良机。于是,袁殊摇身一变,又成了军统上海国际情报组的主要成员。不久因为袁殊工作出色被升任情报组组长、第三站站长。

一九三七年四月,袁殊又在中共组织的授意下成功地加入青红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然后又通过岩井英一认识了汪伪政权高级顾问、日本军部军官影佐祯昭,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在此其间,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惩办了一些臭名昭著的汉奸,并成功地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为他记大功一次,戴笠亲自任命他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袁殊还在伪政权中担任过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教育厅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保安司令等。八一五抗战胜利后,袁殊被军统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中将军衔。

至此,袁殊集中统、军统、青红帮、日伪政权和共产党五重身份于一身。这不但在中国间谍史上少见,在世界间谍史上同样是独一无二。


小时候,我们每每从电影里看到特务出场的时候便立刻紧张并且兴奋起来,好像所有的特务都是电影里的亮点。

这主要是源于我们对间谍了解得是少之又少的缘故。是的,那时的我们,除了从某些高大上的电影中去获知点滴特务知识的皮毛以外,还能到哪里去知之特务人员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呢?

当我第一次知道从蕲州东长街里走出来一个知名的间谍袁殊的时候,我不禁常常猜想:那时的袁殊是否也像电影中的特务一样,不但以百变的容貌示人,而且还能毙敌于无形之中呢?

还有他的那一身打扮,是西装革履还是长袍加身?特别是当他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军统和中统特务,而且还是日伪政权的要员,同时又是青红帮的大佬,这么复杂的身份,混在这么复杂的世界里,干着这么危险的工作,难道真的是有鬼神相助的超人?

其实,袁殊除了头脑灵活、思绪敏捷、胆大心细之外,仍然是平常人一个。

在长达十几多年的间谍生涯中,就像是一叶扁舟,更多的都是行走在惊涛骇浪之上,稍有不慎,便有葬身激流险滩深处。

我们翻开当年袁殊刚刚进入情报工作领域的相关资料,便可以发现袁殊的的确确是从惊涛骇浪里九死一生走过来的。

现在,可能很多人并不一定知道袁殊,但很多人大概都知道王亚樵。

王亚樵,上海滩上的暗杀大王,当年可是名震江湖的人物呢,上海滩上的各大帮派可以说都不敢轻易得罪他,就连军统头子戴笠也要让他几分。可是袁殊自胡抱一介绍认识王亚樵后,其才干渐渐得到王亚樵的赏识,并将手下的一份报纸全权地交给袁殊去打理。

谁知,后来袁殊竟然忘乎所以地违反工作原则,在王亚樵控制的印刷厂里印制中共的宣传资料和抗日传单,被巡捕房查获。潘汉年只得迅速下令他中断与王亚樵的联系,才没有因此而翻船。

像历史上所有的间谍人员一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一九三五年,袁殊因“怪西人案”被捕入狱,中共身份遭到暴露,在组织的指令下叛变自首。

因他坚称除了参加过“中统”知道一些内情外,其余一概不知。由于他和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加之那些办案人员害怕得罪日本人,国民党法院最终判了袁殊两年零六个月的徒刑,先后在南京监狱和湖北反省院服刑。后在其父袁晓岚的疏通和各方努力下,提前出狱。

在这里,有必要把“怪西人案”解释一下。

一九三五年,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奇案。据那年《申报》八月二十四日报道:上海怪西人其实是一名叫做约瑟夫-华尔顿的前苏联人。他勾结刘燧元、肖炳实、陆海防等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刺探中国政治及军事秘密,报告给共产党第三国际。

经淞沪警备司令部将此案查获,并先后将一干人等被捕归案。因约瑟夫-华尔顿在审讯中一言不发,让警备司令部办案人员一筹莫展,故称之为怪人。

但真正最危险的一次是在香港接受戴笠的一项暗杀大汉奸李士群的任务。

袁殊回到上海后,同军统潜伏人员一起策划爆炸李士群的七十六号巢穴。没想到的是,行动还没有实施,参加策划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却叛变了,同时也出卖了袁殊。

袁殊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因此被引渡到岩井英一那里。而至于岩井英一后来为什么没有处罚袁殊,仍然将其留在外务省里工作,这个中原因已经无法查证。

在此,我们不能妄加猜测。


除了在上述几次有惊无险的事件中让人提心吊胆之外,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是,袁殊自一九三九年以后一直没有留下任何的破绽给身边的敌人。

特别是他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别调查组”里,他不仅得到了岩井英一的赏识和重用,并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其主要的情报内容有:

其一,一九三九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而妥协日本在远东慕尼黑的活动。

其二,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为苏共提供了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表示感谢。

其三,德苏战争爆发后,准确地提供了日本的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有关内容等情报,为中共的战略筹划提供了方向性的参考资料。

不仅如此,更为神奇的是:当他在抗战胜利后,渡江北上到达解放区时,那些曾经的貌似一个战壕的“战友们”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气得蒋介石大骂:娘的西皮!

哈哈,这就是我们蕲州“地产”的袁殊啊!


到达解放区后,他先后在苏北、山东、东北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后一度因工作需要又进入香港。一九四八年在大连主办《海燕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北京工作,为《世界知识》撰稿人。本来,他是新中国成立的有功之臣,可以像许多的老革命一样享受人民给他的荣誉和应得的待遇,还可以在世界间谍史上留下神奇而不朽的一页。

但不幸的是,一九五五年,因潘汉年案件而遭到逮捕入狱。等到刑满准备出狱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又被无端延期关押。

更不幸的是,一九六八年,他的妻子端木因受恐吓过度,服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一直下落不明。

虽然后来我们的袁殊先生像我们的胡风先生一样被平反了,但这对于一个八十几岁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是不是有些近似于残忍呢?

更为遗憾的是,袁殊先生自八岁那年离开故土蕲州,就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蕲州,好像是一只风筝断了线,被埋葬在北京的八宝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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