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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干部,兴建渠道,治理围区——老书记张海景主政蕲春回忆录(上)

发布时间: 2019-8-25 20:20|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53| 评论: 0|新闻来源: 古今蕲谈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解放党员干部

  张海景,1970年5月—1971年1月任中共蕲春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1971年1月—1973年1月任中共蕲春县第四届委员会副书记;1973年1月—1976年10月任中共蕲春县第四届委员书记。

  1970年3月,黄冈地委调我到蕲春县工作。从内心来讲,我对蕲春这块革命热土是很有感情的。战争年代我在蕲春北部山区呆了几个月的时间,那里的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照料我们,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现在能有机会到蕲春做点工作,无论是从责任上还是从感情上,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办好,为蕲春人民作些贡献。从这时起直到1979年5月离开,我在蕲春先后工作了10个年头,度过了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时光。

  1970年,“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进行,虽然初期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但要使各方面的工作走上正轨,恢复常态,还需作出很大的努力。从蕲春的情况看,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自1967年年初“全面夺权”后,大批党员干部没有得到解放,1968年9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时,原县委常委和副县长12人中只有两人在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副主任,县直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出来工作的也很少,他们大部分这时都在县“五七”干校住学习班,搞“斗批改”;二是1969年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全县工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粮食大幅度减产,这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只有3.98亿斤,比1965年减产9000万斤,造成群众生活困难。形势总的看来使人不无忧患。而对于我来说,担心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自解放以来,我直在机关工作,缺少基层经历,对农村工作、工农业生产以及财贸等都不熟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组织派我到蕲春去工作,要同很多陌生的事情打交道,我的确有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感觉。

  离开地区机关时,原地委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地区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副组长石川与我谈话,他要我到蕲春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干部解放出来,他还特别提到了尹锡成、韩大纲、席书文等人,说他们在蕲春工作多年,有经验,熟悉各方面的情况,要依靠他们搞好蕲春的工作。石川同志的谈话,特别是他指出解放干部的事情,从后来的工作实践中我体会到的确是抓住了关键。石川同志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增强了到蕲春做好工作的勇气和信心。

  我初到蕲春时,任蕲春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自1967年2月夺权后没有恢复,由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其后不久,原蕲春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席书文被任命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蕲春县革命委员会前两任主任叶铭吉和王振武都是军队干部,他们一个是县人民武装部政委,一个是县人民武装部部长。这是“文革”初期军队介入地方工作后出现的形势。8名副主任中只有王林阁和梅玉成两人是原县委副书记。我和席书文被任命为副主任后,蕲春县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中的地方干部就由原来的两人增加到4人。

  我到蕲春工作不久,县级领导体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1970年5月,经上级部署和批准,在县革命委员会中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这在当时是恢复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措施。“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党委受到冲击夺权,党的领导在基层单位基本处于被取消状态,造成了恶劣后果。

  现在县级有了党的核心小组,可以在定程度上排除“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干扰,在工作中比较顺利地形成统一认识部署,有利于加强领导。在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前后,县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作了调整,主任叶铭吉被调到省教育局任军代表,县革命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李建文主持。成立党的核心小组时,李建文调走,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开始由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彭炎章担任。不久彭炎章调走,王振武从黄冈军分区调任蕲春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同时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我和县人民武装部政委王庆福任副组长。除组长和副组长外,党的核心小组还有4名成员,他们分别是,原县委副书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梅玉成,原县委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席书文,原县委常委、副县长尹锡成,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索锡文。其中尹锡成同志是“文革”后第一次露面,恢复工作。尹锡成是山东人,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到达大别山地区,开始在黄冈地区商业系统工作,1950年代初调到蕲春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担任副县长,分管财贸、工业等方面的工作。在担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不久,1970年11月,尹锡成还被任命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紧接着,原副县长高仕林同志也恢复了工作,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建立一批领导干部陆续恢复工作,加强了县级领导力量,这是我到蕲春工作后不久出现的一个很好的形势。

  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迅速发挥作用,重大问题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革委会去执行落实,不仅提高了效率,各方面的工作也逐步顺畅起来。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王振武同志,他担任县革委会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元月召开蕲春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他担任县委书记,我担任县委副书记。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军管和支左机构。根据这个精神,1973年1月,王振武不再担任县委书记,其他在县委中任职的军队干部也被免去职务,由我担任县委书记,同时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此后,又相继增补了漆林、尹锡成、席书文、李玉湘、韩大纲、张学伦、张宽7人为县委副书记。

  李玉湘调回地区后,新洲县委副书记徐正利调来任蕲春县委副书记。在军队干部参与地方领导工作期间,我们地方干部同王振武同志共事是团结顺利的。王振武十分尊重地方工作的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决定时,他很注意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由于他的影响,县人民武装部在县革委会担任领导成员的几位同志,以及在县革委会下设部门主持工作的人武部的一些科长们,也都能主动同地方同志商量共事,大家同心同德地开展工作,没有什么分歧和隔阂。这在“文革”期间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是非常难得的。

  在县级领导体制初步理顺、领导力量加强后,我们开始着手解决加强县直各部门的领导问题,继续抓紧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从蕲春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搞了几年,一大批在县直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受到各种冲击和错误批斗,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问题,而当时许多方面的工作要认真开展起来,必须有人去抓。在这种情况下,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认识一致,决定采取特殊的步骤和措施,迅速解放干部,一时恢复不了职务的,先安排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我们先后采取了几种措施和途径:一是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三线建设。当时国家对国际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战争危险估计得十分严重,突出强调要“以战备为纲”,大规模的内地战略后方建设(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县以下都抽调大批农民参加三线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从1970年春天开始,蕲春县先后抽调8000多人,分三批支援鄂西北公路建设和襄渝铁路建设。县里安排了一批干部带队,负责支援三线建设工作。二是成立山区建设指挥部,抽调一批干部开展对山区情况的调查了解。蕲春北部山区面积大,占全县60%以上,受自然条件限制,发展缓慢,生产上不去,农民生活比较困难。为了促进山区发展,决定成立山区建设指挥部。由原县委书记王利滨带队(这时王利滨同志还没有安排职务,其后调广济县任县委书记,不久又被调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抽调几十名干部住在大同水库管理处,对北部山区社队开展调查。三是大同渠道工程开工后,在大同渠道建设指挥部下设立9个分指挥部,抽调40多名在学习班里的原局级干部担任各分指挥部的指挥长。这一批干部在大同渠道修建中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这一批人参加领导,大同渠道的建设不可能那么顺利而迅速地完成。象原县工业局局长成和春任油铺河渡槽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原县人民银行行长陈景宇任总指挥部后勤组组长等,他们工作都兢兢业业,干得很出色,当时基层干部反映,“一把手”抓工作就是不一样。四是抽调一批干部参加蕲州的煤炭会战建设。经过这样几个途径和步骤,原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基本都安排了工作。这对蕲春的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稳定政局起了重大作用。从1970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动乱局面和派性影响,在蕲春虽不能说完全消除,但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反复。这对蕲春后来各方面的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兴建大同渠道

  在黄冈各县中,蕲春属于大县之一。全县版图面积2398平方公里,仅次于麻城居第二。1970年全县人口为65万。蕲春县的地理状况颇有特色,北高南低。境内主要河流蕲河发源于北部群山之中,向南纵贯全境流入长江,流域面积1938平方公里。鄂东五水,其它四水(倒水、举水、巴水、浠水)都是流经几县入江,惟有蕲河只流经蕲春一县入江。蕲春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生产年代里,蕲春是个空间广阔、大有作为的地方。

  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蕲春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块红色土地。但是,在旧中国,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统治阶级对生产发展漠不关心,蕲春的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况,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据史料记载,1943年是粮食收成最好的一年,全年产粮17400万斤,按当时50万人口计算,人平只有350斤粮食,是很低的标准,全部用于糊口也难以维持。当时造成蕲春农业生产落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封建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农业生产率低下一这是普遍的问题,在蕲春同其它地方没有什么两样:二是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在蕲春有一定的特殊性。蕲春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容易遭受水旱灾害。北部山区,山高坡陡,容易受旱:南部湖区平原,濒临长江,外汛内涝,水灾来,从漕河以下的下半县平原地区往往是汪洋一片。1949年7月上旬连降暴雨,长江水位上涨,江堤多处溃决,蕲河山洪暴发,使江水、河水、湖泊连成一片,蕲南平原地区顿成水乡泽国,十几万亩农田绝收。

  解放以后,蕲春县的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为了根治水旱灾害,确保农业增产丰收,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兴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1951年兴建赤西大堤,1953年兴建赤东大堤,1954年以后又分段兴修或加修长江干堤,基本解决了蕲河中游以下,以及长江的防洪防汛问题。从1958年开始,陆续在蕲河的干流和支流上兴建了大同水库、花园水库两座蓄水量在一亿方以上的大型水库以及一批中小型水库,为蕲北山区和中部丘陵地区的农业灌溉打下了基础。但是事情并没有做完,还得”一任接着一任干。我来蕲春以后主持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是大同水库总干渠的开挖。

  大同水库,1958年开工,1962年建成,是蕲春县的大型水库之一,承雨面积176.5平方公里,总库容2.66亿立方。但水库建成后,一直没有开挖渠道,工程不配套,灌溉效益得不到有效发挥。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大同水电站建成后,利用它发电的电力,沿河修建提水泵站,农业灌溉通过大同水库向蕲河放水、两岸用电机提水的办法来解决。这样虽然也收到一些效果,但灌溉面积小,灌溉成本高,很不划算。农民对这种状况很有意见,他们编顺口溜说:“水库有水田受旱,守着咸鱼吃淡饭”。对于这种情况,省地分管水利工作的领导人和水利部门都有意见。因为过去在水利部门工作,我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我到蕲春后,对水利建设认为首先要把大同渠道修成。1970年秋天,张体学同志来蕲春县检查指导工作,我向他作了汇报。当我讲到冬季开始,要动员全县人民开挖大同渠道时,张体学既表示高兴支持,又显得有些生气,说水库建成七八年了,还不开渠道,耽误了多少事情!要求我们作好规划设计,迅速上马,把这项工程干起来。我代表县革命委员会向张体学同志表示态度,接受批评,立即行动,克服困难,决心完成这项工程。

  为了落实张体学同志的要求,王振武主持召开了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大家认真领会张体学同志的指示,统思想,对工程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作了具体研究,制订了初步方案,确定由我担任大同渠道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全面负责由县革命委员会农林水小组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渠道线路等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勘测设计。在这期间,我带领县水电局的同志前往武汉向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夏世厚和省水利局(即原水利厅)负责人漆少川作专题汇报。他们听了我的汇报,都说大同渠道早该开通,你们抓紧干,省里支持你们。

  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首先对大同渠道的线路进行设计规划。工程技术人员经过50多天时间的踏勘、测量,提出了工程设计的初步方案。为了确定条经济理想的渠道线路,我同县里其他领导以及渠道规划沿线的区、社负责人员,两次从大同水库出口的两河口到蕲春南部的赤东高坳,步行察看,每次行程100多公里。经过两次察看,对渠道建设工程有了总体概念。大同渠道之所以迟迟未能动工兴建,也有具体的制约因素存在,主要是工程量太大,在当时那种生产技术条件下,有些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根据确定的建设方案,大同渠道全长90.59公里,沿途要经过106座山峰,跨越30多条河道,其中通过9座山峰必须开挖总长3700米的隧洞,在16条河道和低凹处架设共长3500多米的渡槽。在工程施工方案初步确定后,我又专门到县水电局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开会讨论,研究大同渠道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当时水电局的办公条件很简陋,连会议室都没有,我们只好在职工宿舍里开会。水电局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情绪很高,大家对开挖大同渠道都有积极性,他们坐在床铺上,讨论得非常热烈,对施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作了设想和预计,并讨论了解决的办法。我要求大家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同时要敢想敢干,大胆创新,土洋结合,苦战两三年,决心完成任务。从会议的情况看,大家信心很足,认为有两三年左右时间可以把工程拿下来。蕲春的人民群众得知要建设这项工程,都表示非常支持,热情很高。1970年11月28日大同渠道建设开工,全县10万劳动力,以民兵团、营、连为建制,在一天时间内分别到达指定的施工地段。人民群众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在统一指挥下步调一致的那种行动,至今难忘。以后几年实行冬春大会战、常年专班干的施工办法,只用了3年多时间,到1974年8月10日全线建成通水,总计完成土方664万方,石方549万方,钢筋混凝土40万方,建成了蕲春水利设施上的一项宏伟工程。

  1977年12月,湖北省委副书记姜一(左),黄冈地委书记顾万才(中)和蕲春县委书记张海景(右)到三渡公社检查四十八围治理工作。

  大同渠道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修建成功的,这当然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是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对这项工程建设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却是客观事实。这种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社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各级党组织瘫痪,人民群众什么也干不成,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压制。而到了1970年,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活动,人民群众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极大地进发出来,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力量: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文化大革命”对几乎所有的干部都造成了冲击,一大批人被罢官撤职,使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失去了为人民工作的机会。所以当这批人在当时被逐步“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心情都非常激动,精神也十分振奋。他们很珍惜这个重新得到的工作机会,决心加倍努力,把耽误和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大同渠道能够按照预想计划胜利施工建成,主要是全县人民群众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不怕三九严寒,不管风吹雨打,克服了许多困难,长年不息地战斗在工地上:加上大批“文革”后复出的干部在工地上切实负责,加强领导,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当时有40多名在“五七”干校学习的县直各单位领导干部被调到工地各分指挥部负责,这批同志在工地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的甚至同民工一样参加劳动,扎实苦干,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还有省地领导给予大力支持,解决施工中所需的部分资金和物资,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精心施工,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都对大同渠道的建设起到积极影响和关键作用。

  在大同水库渠道兴建的同时,还开工兴建或续建了花园水库共计长达10公里的东西两条干渠,加上此前兴建的白莲河水库干渠,三套灌溉渠道在水源充足的年份共可灌溉农田25万亩,使蕲春北部和中部缺水易旱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变,为农业的稳产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十八围治理

  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粮食一直没有过关,吃饭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口号、措施和要求都与粮食有关,例如农业生产是“以粮为纲”,宣传粮食的重要性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1964年春天,我在黄冈专区水利电力局当局长,到省水利厅开会,传达中央领导人指示,主要内容是搞好基本农田建设,保证粮食稳产高产。因为头一年的1963年河北大水、广东大早,这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全国6亿人口,每人只有500多斤粮食,是很低的标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提出,全国要搞10亿亩旱涝保收的基本农田,使粮食基本过关,但他从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看,觉得10亿亩要多少时间搞成很难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具体算了一笔帐,他认为,过关不能撒胡椒面,“三五”期间首先搞5亿亩基本农田,比较旱涝保收稳产高产,能抗五年一遇的旱涝灾害。现在只有2.5亿亩比较旱涝保收,搞四、六、八百斤的产量,再搞2.5亿亩,1970年达到5亿亩。5亿亩农田搞2400亿斤粮食,其余10亿亩,每亩产240斤,共2400亿斤,总共4800亿斤。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国务院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1969年全国粮食产量刚刚跨过4000亿斤。离4800亿斤的预想计划还有一大段距离。我到蕲春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把农业搞上去,确保粮食增产丰收。

  1970年春天,蕲春因为头年遭灾减产,许多生产队吃饭成了大问题。我到蕲春不久,就陆续到各地走走看看,既检查春耕生产,同时又逐步熟悉情况。一天,我同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的几个同志骑自行车到横车公社的张林冲大队水库内的一个生产队了解情况,在同大队干部和社员的交谈过程中了解到很多农户已揭不开锅,春耕大忙季节已到,社员没有饭吃,出不了工,干部们都十分着急。为了证实干部们反映的情况,我随意走访了几家农户,看到他们的确没有粮食,有的农户家里只剩下一点红薯种。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立即打电话到县粮食局。粮食局一个副局长接电话后,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地赶过来。我向他介绍了张林冲缺粮的情况后,要他想办法调一些粮食来,迅速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这位副局长答应想办法解决。他回去后,给张林冲大队安排了一些粮食,解决了这里的春荒问题。过了几天,刘河区召开各公社书记会议,我去参加,在会场上,我注意到分路公社党委书记谢火生自始至终低着头,一言不发,就点他发言,他好半天才抬起头来望着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张主任,你叫我说什么呢?你不知道,我们那里百分之八十农户断了顿,没有饭吃,在公社范围内我想了很多办法仍不能解决,还有10多万斤的缺口呀!”我听他这一讲,立即跟他说:“越是这样,你作为公社书记,一个地方的领头人,越要挺起腰杆抬起头来抓生产,不把今年的生产搞起来,明年不是又要没有粮吃吗?暂时缺粮,我给你想办法解决些。”这时我已走过一些地方,自从那天在张林冲大队知道社员缺粮的情况后,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把社员有没有饭吃作为一个重大问题仔细了解。在检查的过程中,我得知有些大队由于基础好,精打细算,不仅当年吃饭不成问题,还有比较充足的储备。于是我就向谢火生说:“有的大队有储备粮,我去做做工作,让他们借一.些粮食给你们作口粮,秋后产了粮食你们再还给他们。”谢火生听了我这说,立即来劲了:“没问题,秋后一定如数归还。”表示回去要下大力气抓好今年的春耕生产。

  从调查了解中,我逐步认识到,粮食生产可真是一个丝毫不能松懈的大事情,不仅国家建设需要粮食,征购任务必须圆满完成,全县几十万人口的吃粮也不能没有着落,在这个问题上,真是要做到脚踏实地,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大意。

  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蕲春的农业生产,在加固了堤防、兴修了水库、开挖了渠道,基本上消除了水旱灾害的影响后,要获得增产丰收,还必须加强基本农田的改造与建设。从粮食生产的环节上讲,蕲春的农田有“四十八圩”、“七十二畈”之称,这两处地方都是蕲春的“粮仓”。但这两处地方当时的情况并不好,粮食产量不高。四十八圩,总面积72.11平方公里,历史上属于滨江湖泊,自明、清以来,随着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增加,这些地方经过逐年围垦而变成农田。但这些围湖而形成的农田是过去小农经济生产的产物,缺乏统规划,圩堤纵横交错,排灌不成系统,遇洪涝,即使江河没有泛滥,内面也自然积水成灾。1969年夏季涝火就是这样形成的。7月148一16日连续暴雨,漕河区白池公社几千亩在湖圩中的农田积水深达1米多。“七十二畈”主要分布在蕲河上游各条支流的两岸,是些山间谷地中的小块平原。就光照和气温等方面的情况看,这些地方的条件很不错,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不利因素,那就是由于山区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河床淤积,河流的水位也随之升高,不少地段的河床高于两岸的田地,造成这些耕作区域地下水位高,土壤板结,地面温度低,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这类农田称为冷浸田。这种冷浸田全县共有20多万亩,占全县水田面积30%以上。为了争取粮食生产上有一个较大的突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先后开展了对四十八圩和七十二畈的大规模治理。

  从1973年开始,我们请地区水电局工程技术人员会同县水电局组成了蕲春县湖圩治理勘测规划队,对四十八圩的治理制订规划。在治理规划中,确定了治理范围为51平方公里,治理的目标要达到排除渍涝灾害,并有利于灌溉。按20年一遇日降雨量200公厘,一天之内能将积水排完的标准,开挖深沟大港,降低地下水位,山水林田路统安排,将四十八圩建设成园田化的稳产高产农田。

  四十八圩主要坐落在漕河区的三渡公社和白池公社,1974年撒区并社时,白池公社并入新成立的三渡公社。1975年I1月26日,三渡公社组织12000个劳动力,开进了四十八圩的治理工地。第项工程是开挖长10.8公里的主港。当时正是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农业学大寨中十分强调的一项内容。在四十八圩的治理中,我带领县委机关的干部300多人同社员一样,在工地承担了一段长50米的主港开挖任务。县直各单位的机关干部也都到工地参加劳动,吃住在工地,和社员一样扎实苦干。经过一个冬春的突击和专班的持续奋战,开通了6条长11公里的二级港,兴修了4条长18公里的公路。以后又经过两个冬春的奋战,到1978年,四十八圩治理基本完成。共计开挖总长70公里的纵横渠港14条,兴建单跨16~30米的双曲拱公路桥8座,排涝泵站6处,中小型桥闸147处,修建5条长44公里的田间公路和203条长234公里的田间机耕路。这片湖区平原经过治理后,田园整齐,沟渠条理,道路通畅,排灌自如,成为一处稳产高产的农业耕作区。

  在四十八圩治理过程中,为了解决内涝问题,还在赤东湖等地兴建了6处排涝泵站,其中赤东湖泵站工程的难度最大。赤东湖位于县境东南部,流域面积552.8平方公里。历史上,蕲河水注入赤东湖,在修建了赤东大堤和沿江大堤后,蕲河水改由双沟入江,但仍有雷溪河等7条河流流入赤东湖。赤东湖泵站位于牛皮坳,1974年10月动工,全部工程完成土方13.9万立方米,石方2.3万立方米,投工29.2万个,投资320.7万元。工程于1978年竣工,安装800千瓦电动机6台,是县内最大的泵站,汛期排赤东湖水入长江。

  在蕲南湖区平原大搞圩田综合治理的同时,蕲北山区和丘陵地带也开展了对蕲河上游河道和落河田冷浸田的治理。治理的主要措施是排除河流弯曲地段的障碍,以拉直河道降低河床,利于河水的排泄,从而降低地下水位。蕲河及蕲河上游的几十条支流在那几年中一般都经过治理,其中最大的治理工程是磨石岭的蕲河主流改道。

  磨石岭位于张塝与青石相邻的山丘,蕲河干流经过这里时,由于遇到山丘的阻碍,向左岸绕了一个大弯,使河道形成45—100度的夹角,造成水流不畅,河床严重淤积,两岸的农田地下水位不断升高,洪水季节又容易在这一地段破堤成灾。1975年秋季,青石公社组织3000个劳动力上马开工。由于工程量大,一个公社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任务,第二年冬天,转成县办工程。县里组成了磨石岭改河工程指挥部和各办事组的施工领导机构,县委副书记张学伦任指挥长,由张培公社负责上游地段,青石公社负责下游地段,还从大同、孙冲、大公、刘河4个公社抽调一批劳动力前往突击支援。自1976年12月至1978年4月,实行突击加专班的办法,共开挖13座山坳,搬动土石450多万立方,挖开一条底宽130米,长800米的新河道,同时加固改建河堤7公里,完成了老河道的改土平田。整个工程完成后,消除和改善落河冷浸田6500亩,扩大耕地面积3400亩,缩短蕲河干流4公里。

  与蕲春干流治理同步进行的还有几条支流治理工程也在这期间先后动工。蕲河的几条主要支流,株林河、狮子河、檀林河、孙冲河、白水河、桐梓河、大公河和一批小支流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治理。这是一次以公社为组织的群众性的治河运动。治理后的河流,河堤加固,河道取直,河床降低,不仅提高了抗洪能力,还有效地降低了地下水位,改善了两岸农田的耕作条件。有的还扩大了耕地面积,畈田建成了田园化。象白水河治理从上游向桥开始到蕲河入口,10公里长,普遍加固了河堤,在白水畈下游劈开一座山坳,使水流直入蕲河。白水河治理的工程量很大,白水公社党委动员全社群众奋战一个冬春,完成了河流改道任务,将废弃的老河道建成了一大片田园化的耕作区。

  在这同时,还对蕲河上游各条支流两岸的垅田进行了治理。这些垅田因为坐落在河道两旁,地势低下,形成地下水位高,土壤含水量大,冷浸板结,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每年只能种一季水稻,产量也不高,冬季般都是水泡田。为了改造这些低产田,当时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在垅田的两边开挖沟渠,使雨水从沟渠排出,不从田间串流,再从田中开沟填进沙石,以降低水位。这个措施很得力。经过这样的改造,蕲河上游各支流两岸的垅田,地下水位降低,土壤得到改良,不仅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冬季也能种上作物,成了三熟三高产的耕作区。

  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个最大好处是人力物力可以统调配,想办什么事情容易集中力量。我在蕲春工作那几年充分发挥了这一优越性,干成了几件事情。这里的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讲究效益,不然的话,就造成劳民伤财。从蕲春的情况看,我们干的几件事情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大同渠道至今还在发挥着灌溉作用,四十八圩、七十二畈的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都变成了稳产高产的农田。

  几年的艰苦奋斗,为蕲春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粮食生产逐年有了改观。在基本解除或初步控制了旱涝灾害、建成了一批稳产农田后,在农业的耕作制度和种植技术等方面陆续开展了多项改革,水稻种植推广双季稻,使粮食生产的状况逐年改观,产量连续增加。1970年粮食总产达到5亿斤,比上年增产1亿斤,1971年达到6亿斤,又增加1亿斤,两年连续上了两个台阶,以后几年粮食总产一直稳定在6亿斤上下。1979年我离开蕲春,那年粮食是个丰收年,总产超过7亿斤。对粮食的安排使用,我们特别注意处理好国家、集体与社员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完成国家征购计划的基础上,强调要安排好社员的生活,留足口粮、牲猪饲料和种子,保证农民吃粮的需要,同时强调勤俭过日子,节约粮食,并强调县、社、大队和生产队都要有定数量的储备粮,以备不时之需。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蕲春全县集体储备粮有5000多万斤,储备粮够全县农民人平两个月的口粮,有的大队储备粮够吃一年。在统计粮食生产数量时,坚持如实上报,坚决不允许虚报产量。我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粮食产量下边报多少就是多少,谁也不能变更。在粮食生产有了发展之后,油料生产也连创佳绩。1970年全县油料总产只有389万斤,到1979年达到1638万斤,增加了3倍多。在油料增产中占主要的是油菜籽。那几年推广甘蓝型油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70年全县油菜籽产量254万斤,1979年达到1434万斤,增加近5倍。

  资料来源:《蕲春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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