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康 | 毛家嘴遗址发掘回顾

2023-11-20 07:12 1289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编者注：毛家咀遗址，位于蕲春县株林镇柏条铺村毛家咀湾东南部，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西周时期的古遗址。2013年5月，毛家咀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蕲春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另一处为李时珍陵墓）。毛家咀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属石家河文化；西周铜器有爵、锛、刀、镞等，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秦汉遗物有夹砂灰陶绳纹筒瓦、板瓦等。毛家遗址大型半干阑木构建筑是继河姆渡文化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中国商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充分体现了先民的建筑技术和智慧，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毛家嘴遗址是1957年冬村民积肥挖塘泥时在村西的水塘中发现的，县文化馆及时上报省文管会，省里立即派人调查核实，组织保护。并作为一项重要的文物发现向文化部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写了报告。于是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决定进行考古发掘。当时的队长是1955年曾在我省京山县主持屈家岭文化遗址发掘的张云鹏先生，副队长姓赵，主管政治学习和生活后勤。队员有任俊贤、王杰，我和高仲达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发掘工作。孙启康 | 毛家嘴遗址发掘回顾

1958年夏，当地发生旱灾，发现建筑遗迹的三个水塘，均干涸见底。为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全国正在学习党的“总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鼓舞下，队员们一个个干劲冲天。当地干部对考古工作也很支持，对发掘工地所需劳力的选派，有求必应。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张队长依托东西两个水塘布方，分别向四周扩展，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就揭露出大片的木结构建筑遗迹和十分丰富的文物标本。按照当时地面调查，这处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文化，可是发掘所见，大都是西周、东周和两汉时期的文物。特别是大片的木结构建筑，与西周文物共出一个文化层位，分布范围约5000平方米，共发现粗细不等的木柱计280根，粗的直径20-30厘米，细的直径10厘米以上。不少柱子还笔直地竖立着，排列很有规律，横成列，纵成行，四周立有镶嵌整齐的木板墙，有的柱子上还凿有榫眼，以便穿插横梁或夹扶板壁。从已揭露的探方中观察，具备复原条件的房子有四到五个单体建筑，这种单体建筑周围大都安有板壁，却没有发现门道。大多数的柱子看不出规律，根本无法分辨它们的柱网关系。孙启康 | 毛家嘴遗址发掘回顾

毛家嘴遗址发掘的青铜鼎除了柱子外，还发现残存的14处木板墙和多处大面积的平铺木板以及木楼梯遗迹，并发现水井一口。这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很丰富，包含有汉代、东周和西周三个时期的遗物，尤以西周文物引人注目。生产工具有石斧、铜斧、铜和铜刀；兵器有五种形式的铜箭镞，生活用具有陶鼎、陶鬲、陶簋、陶尊、陶罐、陶盘、木瓢、彩绘漆杯和铸有“酋”字铭文的铜爵等。还发现有卜骨、下甲和成堆的稻谷遗迹。这些重要发现，让队员们十分振奋。当时处于八月的酷暑季节，每天顶着骄阳，在40多度高温的野外工作，整天都是汗流浃背。加上久旱不雨，饮用水十分困难，早晚的洗漱用水，要自行解决。大家一早一晚跑到工地附近已经断流的河滩上，刨开河沙挖个凼子，让水慢慢沁满，澄清后洗脸擦身，消去一天的疲劳。大家以苦为乐，决心圆满完成发掘任务。孙启康 | 毛家嘴遗址发掘回顾

毛家嘴遗址发掘的青铜鼎上的铭文正在大家全力以赴时，突然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是考古所在各省的发掘队都要回京集中参加政治学习。于是，张队长紧急布置收尾工作，中止了各个探方的发掘，抓紧进行整个工地和各个探方的图纸测绘和核对。我按规定把所作探方图纸交给队长核收后，主动要求协助任俊贤同志测绘发掘的探方分布图，主要是帮他跑塔尺，因此跑遍了各个探方，得到观察整个遗址的机会。离开毛家嘴时，全队人马带着一批重要文物标本，取道浠水县洗马畈，乘车回到武汉，把重要文物标本寄存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后来运回北京。没有带回武汉的一些文物标本，装箱以后，仍然留存在毛家嘴生产队仓库里。从这个安排来看，张先生是打算回北京参加完学习后再来继续发掘的，可是后来形势变了，一直没来成。存放在毛家嘴的几箱文物标本后来是否运回北京也不清楚。直到1962年第一期《考古》杂志发表了张云鹏先生执笔整理的《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报告，才向读者披露了这次“试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孙启康 | 毛家嘴遗址发掘回顾

毛家嘴遗址发掘的青铜鼎上的铭文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遗迹，规模宏大，从当时的初步勘探和试掘所见，占地面积约达5000平方米。建筑构件用材较大，且能制作板材与使用榫卯艺，可见当时的建筑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与建筑遗迹共出的带有铭文的铜爵、彩绘漆杯和卜骨、卜甲等祭祀和占卜用品，可以窥见这片房屋的主人在当时有很高的地位。种种迹象表明它应该是一片有底有楼的大型干阑建筑群。它在建筑学上的意义绝不亚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木构建筑遗迹。因此，它受到了历史、考古、建筑、工程界学者的普遍重视。但近年来，一些建筑学文章和高中教材说毛家嘴的干阑建筑“是在水塘上立桩架屋的”（《中华文化通志·建筑志》），却有失偏颇。就我观察，西周早期建造这些建筑时，这里应该是一处靠山近水处于丘陵间的平畈，后来由于自然力的推动，地形发生变化，这片建筑物就被湮没地下了。到了东周和汉代，上层陆续有人建房居住，后来这里又成农田。再后来，就是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挖水塘，又使这批建筑遗迹重见天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沧海桑田”吧！毛家嘴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草草收兵。许多探方特别是一些建筑遗迹比较密集的探方都没有挖到底，因此未能取得相关地层资料来分析不同时间段的建筑物的柱网分布情况。在发掘过程中，也来不及对一些建筑构件作细微观察，弄清它们的构造特点，辨别它们是何种建筑部件。比如有些倒塌的木柱，是否有相应的柱子洞可寻？根据它们的构造特点，有没有可能是梁或檩呢？关于房子没有发现门道，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这些房子都没有挖到当时的居住地面，就匆匆忙忙地中止了发掘。总之一句话，当时是“军令如山倒”，即使考虑的再周全，也没有办法去完善它！在此后的岁月里，省一级考古工作是以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发掘和保护文物为主，很难获准去作主动性的考古发掘。中科院考古所可以作主动，却把重点转到别处，进一步发掘毛家嘴遗址的事便搁置了。38年后的1996年4月，当地村民在毛家嘴遗址西边约600米的新屋湾附近田间疏理排水沟时发现青铜器，很快报到文物部门。县博物馆张寿来等同志及时赶到现场调查处理，黄冈市博物馆吴晓松、洪刚闻讯后也赶来，经过清理，确认是一组窖藏的西周早期铜器，计有方鼎、圆鼎和斗等7件，其中6件铸有铭文和氏族徽记，如：“盂（按铭文语法此字表示祭享的意思）文帝母日辛尊”、“酋”、“宠”、“冢”等。其中酋方鼎上的徽记“酋”字，与毛家嘴遗址中发现的铜爵的徽记“酋”完全相同。因此研究者认为：这批“窖藏离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相距不远，应是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同一主人所遗留下来的”（见《文物》1997年12期）。毫无疑问，两者的主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遗址不是孤立的。它的位置处于由安徽进入湖北英山经浠水南下蕲州的交通要道，这里既然建造了规模宏大，规格较高的建筑群体，又发现铸有“文帝母日辛”铭文和族徽并具有西周特征的铜礼器，可以认为它是西周早期周人南下的一个据点。在它邻近地带，理应有一个同时代的遗址群落甚至相应的墓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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