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及公社化时期黄冈农村经济（1958-1960）

2023-11-15 11:28 1115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二、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农业合作化后连续三年农业大增产，推动着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向前发展。这本来是很好的形势。但是，在这种胜利面前，一部分干部，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头脑发热了，认为1956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跃进发展的正确性”，致使合作化中本来就存在的急于求成思想，在经济建设上急剧膨胀。有的还认为，合作化的胜利，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结果；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主要障碍仍然在于“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病，象蜗牛一样地爬行”，需要继续进行深刻的批判。因此，在1957年各地召开的很多会议上，都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反“右倾”，鼓干劲。这种思想批判搞得越激烈，那种急于求成思想就越是恶性发展。这一年，黄冈地区就开始提出了“三年消灭水旱灾害”等脱离实际的口号。?到冬季，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水利建设高潮，一个冬春的土石方计划，等于前5年实际完成的总和，从而揭开了农村大跃进的序幕。大跃进及公社化时期黄冈农村经济（1958-1960）

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创造了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丰产记录。这块早稻长得密密厚厚，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到1958年秋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之后，大跃进更是势如破竹，到处摆开了“向地球开战”的战场，不仅水利大办，工业、交通、文教以至各行各业都要大办。有的还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口号越叫越响，指标越抬越高。虚报产量和工作成绩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几乎不可收拾。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大放“高产卫星”，夏粮等作物亩产几千斤以至一两万斤的“典型”越报越多。正是在这股风的影响下，7月下旬，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放出了一颗早稻亩产36956.7斤的“特大卫星”。8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震惊中外的消息，号称“天下第一田”。从此，“三万六”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成为黄冈地区乃至湖北全省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大问题，对怀疑和否定者一概斥之为“右倾”、“保守”、“怀疑派”。还有不少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因此受了处分，或者被拔了“白旗”。当时，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之类的形而上学口号，甚嚣尘上，严重地破坏了党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大跃进及公社化时期黄冈农村经济（1958-1960）

1965年8月，黄冈县禹王公社近6000亩早稻获得丰收。这是星火大队的社员正在收打早稻，力争颗粒归仓。在农业生产大放“卫星”的同时，大办钢铁也在一无原（燃）料、二无设备、三无技术的条件下，单靠“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用“小土群”的办法掀起了“大办钢铁”热潮。地、县、区都成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安排大部分干部组织20多万劳动力，夜以继日地苦战100多天，大肆砍伐林木，作炼铁燃料。把制铁家具甚至铁锅砸坏重炼，也算是炼出铁了。当时炼出来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废钢废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特别是在森林资源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政治上也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正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大办”，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形势发生了逆转。1958年比1957年全面减产，其中：粮食减产5. 5%，棉花减产8.6%，油料减产34.2%。特别是粮食，由于实际减产1.58亿斤，而征购按照虚报的产量又比上年增加7400万斤，使农民自留粮共计减少2. 32亿斤，每人平均56斤；加上一度“敞开肚皮吃饭”，水利民工补助粮用量又大，所以就日渐出现粮食紧张局面，相当一部分社队口粮不足，成了严重的问题。年底，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认识到1958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教训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把社会主义建设“看得太简单了”，但对形势还是缺乏清醒的估计，唯恐泼冷水，影响大跃进。大跃进及公社化时期黄冈农村经济（1958-1960）

麻城福田河公社六大队誓把沙丘变良田，这是社员在挑沙填土。所以，这次会议一方面是对前段工作中的某些错误有所认识，而主要的方面则是继续坚持大跃进，甚至造成一种实现更大跃进的气氛，以致1959年的农业生产指标提得更高。全地区要求比1958年粮食增长86.6%，棉花增长5倍，油料增长1.8倍。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其结果，由于指导上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开始是暴雨成灾，接着又是百日大旱，以致1959年与l958年比，不是大增产，而是大减产：粮食减产22.7%，棉花减产27.8%，油料减产62.3%。粮食总产量退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相当于1955年的水平，油料比1949年还少43.2%。更严重的是，在农业生产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1959年8月以后，全地区却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自上而下地开展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在地、县、区三级领导班子中，都进行了“普遍洗澡，重点批判”，被处分和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共有300多人。尽管后来都予以纠正，但在当时却使刚刚有所抑制“左”倾错误又急剧地发展起来。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中共黄冈地委于1959年12月25日召开了全地区第四次乡党支部书记会议，进一步贯彻反右倾的精神。这个时候，许多地方开始出现饥荒，情况十分危急。但在反右倾的强大思想压力下，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而虚报粮食产量的现象倒是越来越严重。以致这次会议对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不仅没有正视大减产的现实，而且认为1959年是“大灾大丰收”，只是“少数地方减了点产”，甚至说农村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新形势”。大跃进及公社化时期黄冈农村经济（1958-1960）

罗田县大河岸公社雷家湾村喜卖公粮。基于这种认识，一方面在农村普遍开展“反瞒产”的斗争，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反映，结果越是“反瞒产”，购“过头粮”就越多，粮食紧张状况就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在生产建设上又提出了一些大大超过当时负担能力的任务，要求一个冬春，完成续建受益万亩以上的大型水库31处、扩建14处、新建14处，完成新修大型抽水机站3l处、大涵闸12处、中型水库287处、小型工程4410处、河网化11处，共计土石方1.5亿多方，相当于上一年的全年工程量。这些工程全面铺开后，粮食问题更紧张，前方吃了后方的粮，后方的饥荒普遍发生，而前方妁粮食也很不足，大都是饿着肚子日夜干。无论前方后方，患干瘦病、浮肿病、子宫脱垂等疾病者日渐增多，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现象。部分贫困山区，如黄冈县的贾庙、麻城县的龟山等地尤为严重，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和政府不得不实行“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而且是“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却又继续强调“劲可鼓而不可泄”、“干劲要一鼓再鼓”，使农村根本得不到休养生息，情况日益恶化。1958年8月份，在实行大跃进的同时，农村还广泛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农业上的浮夸风，助长了大跃进的发展，也使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的思想日益膨胀。特别是1958年夏收和早稻产量的浮夸，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农业“即将过关”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程度，似乎巳不适应于农业和工业发展的要求，更不符合“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这就使在实现合作化过程中本来就没有停顿过的“并社升级”工作，更加急剧地发展。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1958年8月25日，黄冈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建立人民公社问题。30日，召开全区广播大会，号召开展全民性的学习、宣传和建立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9月2日，第一个人民公社（浠水“十月公社”）宣告诞生。9月27日，全区就一哄而起地建起86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实际是以原来的行政区为单位，“上动下不动”，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大跃进及公社化时期黄冈农村经济（1958-1960）

1963年，龙感湖国营农场知青插秧。人民公社建立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财产和社员的全部自留地及私有林木等，统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负责盈亏，生产大队（即原来的管理区）管理生产，一切听从公社统一指挥和调遣。当时，管这叫“一大二公”，实际上是搞“一平二调”，随便平调社员和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土地和其它财物。同时，还取消了按劳分配的工分制，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一般是人均纯收入80元左右的实行伙食供给制。60-70元的实行口粮全部供给制，50元以下的实行口粮半供给制。工资制部分，划分7个等级，实行计划工资、基本工资加奖励。在生活上也实行了集体化，到10月20日止，全地区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户已达83.8%。所有这些做法，由于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规律，违背了等价交换的价值法则，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因而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部分地方出现了杀鸡、杀猪、卖牲口、卖农具家具、砍伐树木竹园、暗藏粮食等情况，破坏了农村正常的经济管理和生产秩序。许多地方，稻谷黄熟了无人收，棉花一片白无人拣，耕牛农具丢失也无人问，还有许多食堂“吃饭不要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此外，根据“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要求，还把全民所有制的某些商店、工矿企业和银行营业所，实行“两放、三统、一包”，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对城镇手工业合作社也实行了“一转、二并、三升级”，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对一部分私营商业也实行了“八统一”，合并到国营商业，由县商业局统一核算。这就使农村经济秩序全面陷入于混乱的状态。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一对“双胞胎”。人民公社化是大跃进的产物，实现人民公社化，又为大跃进推波助澜，并提供了便于瞎指挥的条件，使农村经济日益陷于困境。好在实现人民公社化还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就已觉察到农村工作的问题。1958年11月初至12月上旬，中央接连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批判了人民公社化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接着，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进一步强调纠正人民公社化时“一平二调”等一系列“左”的错误。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批转山西经验时指出：对于“一平二调”问题，“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59年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麻城县的一份报告上再次批示：“旧帐一定要算”。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系列紧急指示，在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之后，黄冈地区各县于6月下旬分别召开了“万人大会”，集中解决“一平二调”问题。会上用层层清算和当场退赔兑现的办法，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所清算的县、公社和管理区各级向生产队平调的资金、土地、劳力、耕牛、牲猪、机械、农具等项，大部分在这次会上退赔兑了现。同时，还清查处理了部分基层干部的贪污挪用问题，当场退赔了40多万元。各级积极退赔，生产小队也纷纷报出私分的粮食、皮棉、油料和现金。农民群众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农村生产秩序开始得到恢复。4月份以后，各地在抓农业的同时，对手工业、国营财贸部门和私营商业也进行了调整，纠正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到7月上旬，全区手工业行业恢复了32个，手工业者归队的有3. 55万人，产品恢复了800多种。与1958年8月份比较，人员归队了97%，产品恢复了80%。在财贸部门，一度下放给公社的粮油加工厂、商店、银行营业所，全部收回了；粮食管理员、财政税务员、生产资料技术员、物价员、市场管理员和农金员，一律回原单位。对私营小商小贩改成了国营的，原摊子进，原摊子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自负盈亏。对公私合营的商户，已经过渡过来的，实行归口改造，国家负责盈亏。大跃进及公社化时期黄冈农村经济（1958-1960）

1959年，红安县干部、农民、技术员“三结合”种试验田，推广新技术。在采取这些政策措施的同时，还从地、县、区三级机关单位抽调2700多名干部，其中地委副部长以上干部10人、地直机关正副局长44人，深入下去帮助工作。鉴于黄冈县贾庙区和麻城县龟山茶场都是老苏区，灾情特别严重，省委、地委还调新洲县县长任贾庙区区委书记。调麻城县副县长任龟山茶场党委书记。所有这些，对于全区全面恢复经济秩序，产生了积极的髟响，曾获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南局的表彰和赞扬。9月间，中共湖北省委制订了《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据此，黄冈地委也作出了若干具体补充规定，其基本精神：一是再次强调处理好“一平二调”，没有退赔兑现的必须兑现，退了又刮风的再退；二是适当调整工资与供给两部分的分配比例，取消“伙食供给制”；三是调整扣分比例，强调少扣多分，生产队对小队实行“三包”，多奖少赔；四是明确规定生产小队有园地种植权、分配权和食堂管理权；五是调减粮食征购任务，超产多留多吃，六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这些政策措施尽管只是一些小的调整，但一经实施，对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农村形势开始缓慢地向好的方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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