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9年，为了安排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学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在国家文物局与湖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对地处鄂东的黄冈市境内进行了较大范围的初步摸底调查，对蕲春毛家咀遗址进行了全面踏查，并先后对蕲春坳上湾、凤形山和黄州区的寨上遗址进行了发掘。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鄂东地区的遗址分布情况和早期文化的面貌、序列等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黄冈市位于武汉市东面，东北部是大别山区，西南以长江为界紧邻黄石市，境内分布有巴河等一系列长江支流。我们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基本上都分布在大别山向长江冲击形成的台地和狭窄的沿江平原的过渡地带，以低山丘陵地貌为特色。遗址往往包含有大量沙土，应该是长江及其支流泛滥形成的堆积。
图一  遗址位置图一、坳上湾 坳上湾遗址位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向桥乡毛咀村，地处大别山南麓，临近长江支流蕲水。遗址集中分布在香炉山北麓的台地上。遗址地理坐标为东经115°48′27″，北纬30°20′23″，海拔84米。1974年当地修建水利工程，对遗址造成一定破坏，也因此发现该遗址。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由黄冈地区文物普查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确认该遗址呈长条形，分布在一个东西向漫岗上，东西长110米，南北宽20米。历年在遗址上采集有比较丰富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玉器有琮、环等，石器有石斧、石钺，表明遗址比较重要。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武汉大学考古系联合蕲春县博物馆对坳上湾遗址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探勘和发掘（图二）。[1]汪宗耀：《湖北蕲春坳上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7期。
图二 坳上湾遗址（由西向东拍摄）此次发掘共布5×5米探方12个，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揭露出一批遗迹，包括房址1座、窑址1座、灰沟3条及灰坑39个，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器和石器。遗存可以分为三类。（一）第一类遗存第一类遗存包括房址1座（F1），窑址1座（Y1）和灰坑8个（H18、H31、H32、H33、H35、H36、H37、H42）等遗迹。房址F1为半地穴式房屋，室内大致呈椭圆形，有三个灶坑，门道为长条形，朝向西南，面积约17平方米（图三）。
 图三   F1平剖面图窑址Y1为横穴式窑，平面呈葫芦形，由窑室和烟道构成（图四）。灰坑按平面形状分为圆形、椭圆形等，坑壁有斜壁、弧壁等，坑底有平底、锅底状等，出土陶片等。H37平面呈椭圆形，斜壁，底近平。长径0.8、短径0.7、深0.18米。出土陶器有鼎足、碗和实足鬶等。
图四   Y1平剖面图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次之。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多夹粗砂，少量泥质陶。夹砂陶以红褐色陶为主，泥质陶以灰、黑陶为主。多为素面，少量饰凸弦纹。典型器形有长方形扁足鼎、鸭嘴形足鼎、钵形豆、高领罐、碗和长柄实足鬶等。
图五 薛家岗文化出土陶器1、2.鼎（H18：1、H42：3） 3、8、14.鼎足（H36：1、H27：3）  4.豆（H42：2） 5.豆座（T4⑦：14）  6.高领罐（T4⑥：1）  7.钵鋬（F1：9）  9.盘口罐（F1：3）  10.附耳敛口罐（T4⑦：7）  11.碗（H37：3）  12.杯（H31：6）  13.鬶柄（H37：2）从文化面貌看，这类遗存接近以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新石器时代二、三期遗存为代表的薛家岗文化[1]，鄂东地区同类遗存还有鼓山墓地[2]和陆墩遗址[3]等。坳上湾遗址薛家岗文化遗存大体与鼓山遗址第4段墓葬遗存[4]接近，属于薛家岗文化晚期遗存。[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放鹰台》，文物出版社，2003年。[3]武汉市博物馆、江夏区博物馆：《1998年江夏潘柳村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罗田庙山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二）第二类遗存第二类遗存包括灰沟1条（G2），灰坑16个（H15、H16、H17、H19、H20、H21、H22、H23、H24、H25、H26、H27、H28、H29、H30、H34）等遗迹。灰沟G2，平面呈长条状，斜直壁，底部凹凸不平。出土少量陶片。如G2长约2.5、宽约0.18～0.5、深约0.16～0.32米。出土陶器有鼎足和豆等。灰坑按平面形状分为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坑壁有斜壁、弧壁等，坑底有平底、锅底状等，出土陶片、灰烬等。如H15平面呈椭圆形，斜壁，平底。长径1.58、短径0.98、深0.78米。填土分两层。出土陶器有鼎、豆、杯和碗等。
图六  G2平剖面图
图七  H15平剖面图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次之。陶器可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以夹细砂陶为主，少量夹粗砂，泥质陶次之。夹砂陶以红褐色陶为主，泥质陶以灰陶为主，少量橙黄陶。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篮纹。典型器形有扁足鼎、圈足碗、高领罐、折沿罐、高圈足杯、盘和花边捉手器盖等。
图八 第二类遗存出土陶器1、3、4、10.鼎口沿（T4⑤b：2、T4⑤a：6、T4⑤a：12、H30：7） 2、9.罐（G2：3、T4⑤b：4）  5.瓮（T9⑧：9）  6.盘（G2：2）  7.碗底（T9⑧：13）  8.器座（T4⑤a：15）  11、12.鼎足（T9⑤：13、T9⑦：1）
图九 H15出土陶器1.鼎口沿（H15：1） 2.杯（H15：4）  3.豆（H15：7）  4.碗底（H15：2）  5.器盖（H15：6）坳上湾遗址第二类遗存大致接近以京山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晚期遗存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1]。从器物形制等方面看，与鄂东地区的放鹰台遗址1965年发掘第三期墓葬遗存[2]、潘柳村新石器时代遗存[3]和庙山岗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4]相近，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放鹰台》，文物出版社，2003年。[3]武汉市博物馆、江夏区博物馆：《1998年江夏潘柳村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罗田庙山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三）第三类遗存第三类遗存包括灰沟1条（G1），灰坑5个（H1、H2、H5、H7、H14）等遗迹。灰沟G1，平面呈弧形，斜直壁，平底。如G1长6.76、宽0.4～0.65、深0.16～0.5米。出土陶器有鼎、豆和罐等。灰坑按平面形状分为圆形、椭圆形等，坑壁有斜壁、弧壁等，坑底有平底、锅底状等，出土陶片等。如H1平面呈椭圆形，斜弧壁，圜底近平。长径0.93、短径0.57、深0.13米。出土陶器有鼎、豆和缸等，应为生活垃圾坑。
图一○   G1平剖面图遗物以陶器为主。陶器可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夹砂陶以红陶为主，泥质陶以灰陶为主，少量磨光黑皮陶；陶器以素面为主，篮纹、附加堆纹次之。典型器类包括篮纹鼎、宽折沿篮纹盆、子母口豆、壶、鬶、夹砂红陶缸和亚腰形器座等。
图一一 H1出土遗物1.鼎（H1：1） 2.缸（H1：3）  3、6.豆柄（H1：2、H1：4）  4.碗底（H1：5）  5.鬶足（H1：6）  7.石斧（H1：8）坳上湾遗址第三类遗存大致接近以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为代表的石家河文化[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0年。 二、凤形山 凤形山遗址位于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笔架山村，地处大别山南麓，临近长江的重要支流蕲水。遗址西距蕲春县城约30公里，南距长江46公里，北距蕲水仅4公里。遗址集中分布在蕲河的支流边街河的二、三级台地上。地理坐标为北纬30°16′56″，东经115°44′16″，海拔60～66米。现存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平均厚度约2米。
图一二 凤形山遗址正摄影像图凤形山遗址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与蕲春县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参加发掘的是2015级考古专业本科生。受湖北省文物局委托，武汉大学考古系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了湖北省文物考古培训班，来自全省各地市州县文博机构的25名学员也于10月至11月参加了发掘。发掘探方主要布设在遗址的东部和南部。共布设5米×5米的探方57个，扩方10平方米，发掘面积共计1435平方米。揭露出的遗迹主要有房址3座、灰坑27个、灰沟4条、灶坑1座和墓葬1座等。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器和石器。遗存以西周时期为主，新石器晚期和唐宋时期遗存仅零星可见。凤形山遗址周代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东部和南部的一、二级台地上，东北高西南低，最厚处近2米。房址沿台地外缘呈南北向分布，灰坑和灰沟也多分布在房址周边。
图一三  凤形山西周时期聚落
房址3座，均为地面式建筑，长方形多间结构，仅存垫土、基槽和柱洞等，现存面积大小不一，最小的F1面积18平方米，最大的F2面积87平方米。垫土分布范围较广，且铺垫多层，各层土质不一，多依据需要作不同处理。如F2垫土共分4层，其分布应依需要略有差异。第1、2层主要分布在室内及附近；第3层主要分布在房屋西北部；第4层主要分布在前廊及附近。残存基槽斜直壁，平底，宽约0.2～0.5米，深约0.02～0.08米，其中，外壁较厚。柱洞零星分布于房址或垫土外缘，平面形状呈圆形，直径约0.07～0.15米，可能用于支撑房檐等。还在F3室内发现一处圆形灶。除此之外，房址间局部也略有差异，如F2两侧基槽明显前出，其间还发现两个柱洞，疑为前廊。同时，在房址附近还发现多处内填大量石块以及灰烬的灰坑，并出土了较多陶片，如H16、H21。部分石块还留有人为加工痕迹，这些石块可能就是房屋建筑材料，房屋废弃后，又将这些石块填埋于坑中。在发掘过程中，房屋基槽内也并未发现柱洞，这说明可能这些房屋并不存在木柱一类的支撑结构。因此，推测房屋的营建方式，先垫土，再于其上挖基槽，槽内以石块砌筑墙基，再垒建墙体。灰坑27个，按口部形状可分为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坑壁有弧壁、斜直壁等，坑底有平底、锅底状等。其中H21平面呈近椭圆形，坑壁不规整，出土大量石块以及灰烬、陶片，应为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坑。遗物以陶器为主。陶器以夹砂红陶、红褐陶为主，泥质陶较少，以黑陶为主。纹饰以间断绳纹和条纹为主，还有附加堆纹、镂空和乳丁纹等。其中，间断绳纹（条纹）和附加堆纹常施于鬲、甗和罐等肩部和腹部，镂空多见于豆柄部。器物整体形制规整，部分器底可见旋痕，应为轮制。有的大型器物或某些部位采用分制套接的作法。有的小型器物则捏制而成。典型器类有鼎式鬲、镂孔豆、护耳甗、罐形鼎和折肩罐等。其中的鬲，夹粗砂红陶或红褐陶。卷沿，溜肩，弧裆，圜底，圆锥足或截锥足。肩腹部饰弦断细绳纹，肩部贴一周附加堆纹。足外侧多刻一竖槽。鬲足可见明显的包足作风，先于底部预留榫突，再用足部套接。豆，多夹细砂灰陶。浅盘，细高柄，喇叭口座。柄部一般饰两组长方形镂孔，组间以弦纹相隔。盘内多饰放射状暗线。罐，夹细砂红陶或红褐陶。矮领，折肩或鼓肩，平底或底部微凹。颈部多饰竖向细绳纹，肩部多贴一周附加堆纹，腹部饰弦断细绳纹。甗，夹粗砂红陶或红褐陶。大口，外壁贴一对泥片护耳，上腹圆鼓，束腰，内壁贴小舌状泥片作支箅，下腹硬折，圜底，矮乳丁足或柱足。护耳处内壁多穿圆形孔。腹部饰细绳纹。
图一四 凤形山遗址出土陶器1、2、9.鬲（G1：7、H15：1、H23：10） 3.鼎（H21：15）  4、5.罐（F1：7、G1：5）  6、7.豆（G1④：6、T3229⑤：3）  8.甗（H16：8）凤形山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大宗，泥质黑陶数量较少，陶质疏松。纹饰多为间断绳纹和条纹，还有附加堆纹和乳丁纹等。主要器类有鼎式鬲、镂孔豆、护耳甗、罐形鼎和折肩罐等。这些器物都是大路铺文化的典型陶器组合。凤形山遗址出土刻槽足比例较高，甗护耳与口沿基本持平或略低，甗足开始内收，罐底内凹不甚明显，并出现仿铜陶鼎。陶器组合和形制特征与浠水社屋山遗址[1]和大路铺遗址T233④[2]相近，大致相当于西周中期。[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浠水社乌山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增刊。[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新大路铺》，文物出版社，2013年。 三、寨上 寨上遗址位于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豹子垴村西南部，巴河支流沙河图河东岸，东南距陈策楼镇2.7公里，距黄冈市区18公里（图一五）。遗址为长条形台地，顶部平坦开阔，高出外侧地表3～5米，南北长约260米，东西宽约60～80米，总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遗址主体年代为西周时期，周边数百米区域内的朱家湾、寨家顶等地，采集到少量陶片，内涵、年代与寨上遗址相近。寨上遗址于1981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1994年黄冈地区博物馆对其进行了复查[1]。2014年公布为第六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与黄州区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钻探与重点区域发掘，发掘面积共1200平方米，清理西周时期房址、灰坑、灰沟等遗迹共180余个 [2]。[1]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巴水流域部分古文化遗址》，《考古》1995年第10期。[2]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图一五 寨上遗址发掘区位置图西周时期遗存遍布整个寨上岗地，岗地北部与南部分布有西周时期文化层，厚约1.5～2.5米，中部的西周时期遗存被北宋佛寺建筑严重破坏，仅发现个别西周时期灰坑与房址。遗址北部为西周时期的居住区，密集分布多座小型房址，发掘区内的房址呈环带状相邻分布，房址带内为生活废弃物倾倒区域。遗址南部主要为生活与铸铜生产的废弃物倾倒区，分布百余座灰坑，出土大量日用陶器及青铜冶铸遗物。房址均为小型房址，有地面式与半地穴式两种，开口平面呈圆形或近圆形。地面式建筑的建造方式为平地向下挖坑做房基，坑壁较直，坑底近平，坑内填铺多层垫土，垫土土质较致密，极少有包含物，垫土填铺至与地面平齐。再在其上挖多个圆形柱洞，柱洞多沿房基边缘分布。如F6，平面成圆形，直径3.62～3.73米，解剖可知房基坑深0.67～0.76米，其内垫土4层，房基近边缘处有柱洞6个。房基外围北、东、南部铺有条带状垫土，径解剖垫土厚0.05米，呈内高外底状斜铺（图一六）。房址周边发现同层位的灰坑3座，这些灰坑与房址可能有关，为一个“遗迹组”。
图一六 寨上遗址F6（由南向北拍摄）半地穴式建筑的建造方式为平地下挖浅穴，弧壁，底近平。浅穴外挖有多个圆形柱洞环绕房屋一周。如F7，平面近圆形，直径2.86～3.36、深0.5米。浅穴外围有柱洞19个，主要分布于南部、东部，大小不一，柱洞直径为0.12～0.40、深0.04～0.34米（图一七）。F7周围发现同层位的灰坑5座，这些灰坑与房址可能有关，为一个“遗迹组”。
图一七 寨上遗址F7（由北向南拍摄）灰坑按口部形状可分为圆形、椭圆形、方形、不规则形，坑壁有直壁、坡壁、袋状壁，坑底有平底、锅底状之分。其中H21、H61、H122、H127、H133、H151、H157、H171等灰坑出土少量或多件可复原陶器，应为倾倒废弃日用陶器的垃圾坑。H10、H132、H138、H159等灰坑内出土铜渣、陶范等铸铜遗物，应为铸铜废弃物堆积。出土遗物包括陶、铜、石、玉、原始瓷器，及大量铜渣、炼渣、炉壁（或坩埚壁）、红烧土、动物骨骼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纹饰多为绳纹，另有弦断绳纹、附加堆纹、旋纹、“S”形印纹等，器类以鬲、甗、罐、豆、钵、盆等为主（图一八）。还出土陶网坠、纺轮、陶拍、陶垫、圆陶片及鸡、狗等陶塑动物模型。从陶器看，遗址年代贯穿西周时期。
图一八 寨上遗址出土陶器寨上遗址出土了较多青铜冶铸遗物，有铜渣、陶范、石范、坩埚、炉壁、砺石等。如圆鼎外范H159：1，细砂质红陶，范内表面遗留有铸造后的灰黑色痕迹，从陶范可知，所铸铜鼎为折沿方唇，弧腹，腹上部饰两道弦纹（图一九，8）。这些发现表明遗址内应存在铸铜作坊，并且可铸造圆鼎等铜礼器，但尚未发现炉子等冶、铸铜遗迹。出土铜器包括镞、刀、刻刀、锛、柱足（似为鼎足）等，其中镞、刀较常见，镞均为双翼镞，刀直背直刃，有的刀身有圆形穿孔（图一九，1～3）。石器数量很多，包括砺石、凿、锛、斧、刀、镞、臼、锤、网坠等。其中砺石数量最多，大都使用痕迹明显，应为打磨工具或铜器铸成后修整器表所使用（图一九，11～13）。玉器仅见环玦类小件玉饰。还出土多件原始瓷残片，均为灰白胎，胎质坚硬，青灰色釉，部分瓷片施釉不均，局部有细碎开片，少量器表较粗糙，有细砂颗粒。器类以敛口豆为主，口微侈，尖圆唇，圆鼓腹，喇叭形矮圈足，腹部饰数周瓦纹，圈足内侧施薄釉或不施釉。另出土少量动物骨骼，经鉴定有猪，野生的中、小型鹿科动物，可能还有大型鹿科或牛科。结合遗址出土陶网坠数量很多，石刀等农业工具却很少的现象，推测渔猎经济应在当时的生业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
图一九 寨上遗址出土铜器与铸铜遗物 四、结语 2015～2019年，我们在鄂东地区对蕲春坳上湾、凤形山和黄州寨上等一系列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获得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对鄂东地区的地理环境、遗址分布以及堆积情况，乃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文化面貌也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鄂东地区处于大别山南麓，幕阜山以北，两大山脉南北形成地理屏障，内部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发源于南北两侧山脉的河流，汇入横贯鄂东腹地的长江，北有巴水、浠水、蕲水和滠水等支流，南有富水等支流，冲积出狭窄平原。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遗址，地层中往往包含有较多砂石，陶片等文化遗物一般都不丰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后分布有薛家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遗存。相当于屈家岭下层文化时期，大致以巴河为界，巴河以西为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巴河以东为薛家岗文化的分布范围。随后，整个鄂东地区大致均纳入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但这一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仍保持自身特色。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相当的阶段，鄂东地区发现的遗址数量很少。相当于中原地区煤山文化时期，长江以南发现有大冶蟹子地遗址等；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时期，有黄梅意生寺遗址等。到西周时期前后，遗址数量突然大量增加。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遗址分布密度与现代村落大致接近。但这些遗址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文化内涵也不丰富，往往只能找到零星的地层堆积和少量的陶片。蕲春毛家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1]，有城墙和城壕，遗址内部有丰富的木构建筑遗迹，城外有墓地，发现过新屋塆这类可能与祭祀有关的青铜器窖藏[2]，应该是这一时期的中心聚落。凤形山遗址面积不大，堆积不厚，遗物也不丰富，其附近山岗还零零星星发现有一些陶片等人类活动过的迹象，但可以看出，都是小村落的形式，与现代凤形山村落的格局类似。现代村落由十来户人家组成，村前有一口水塘，塘边有大树。古代的遗址只发现有三个房屋建筑基址，应该可以共时性看待。遗址边也有一口水塘，或许是当年的遗迹。从凤形山遗址大致可以一窥西周时期前后鄂东地区小村落的格局和风貌。寨上遗址的面积较凤形山要大一些，内涵也更为丰富，特别是其中发现了一些与青铜铸造有关的遗物，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性质可能与青铜器铸造有关。寨上周围并没有发现明确的铜矿，附近有小河，可以比较方便获得铸造所需要的水，也适合将产品运出。这个遗址在当时的青铜器产业链中起什么作用，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鄂东地区商周时期的遗址往往与铜矿开采和青铜冶铸有关，目前发现和发掘的最大的青铜开采冶铸遗址是大冶铜绿山，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铜矿开采遗迹和冶炼遗迹[3]。大致与其同时的寨上遗址发现了一些与青铜铸造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丰富了鄂东地区青铜产业链的内涵。而凤形山这类遗址则提供了同一时期鄂东地区小村落的情况，让我们对当时鄂东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有了更完整的认识和理解。[1]社科院考古湖北发掘队：《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2]吴晓松、洪刚：《湖北蕲春达城新屋塆西周铜器窖藏》，《文物》1997年第12期。[3]黄石博物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