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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楚平 | 人生之路之九品村官

发布时间: 2023-4-20 23:03|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257|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王楚平,男,汉族,1954年8月出生,湖北蕲春人,1971年参加工作,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毕业,在职研究生,法学硕士学位。曾任村、镇、区、县市委书记 ,黄冈市第三 、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物传记学会理事,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收藏家协会顾问,湖北省诗词学会理事 ,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理事,黄冈市红色文化(新四军)研究会会长 。主要经历:1971年—1973年 湖北蕲春白池公社田围大队知青,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1974年—1975年 蕲春县委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1976年—1981年 蕲春县桐梓公社团委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共青团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1986年 蕲春县委办公室科长、副主任(正科),整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其间毕业于中国行政函授大学行政管理专业。1987年—1988年 蕲春县大同区委书记,檀林镇委书记。1988年4月—1992年 黄冈地委办公室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1994年 黄冈地委副秘书长(行署局长级)。1995年—1996年 黄冈地区(市)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其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1997年—1998年 黄冈市政府党组成员、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湖北政报》编委、《黄冈年鉴》主编,其间在华中理工大学学习。1998年12月—2003年 中共黄冈市委委员 ,武穴市委书记兼政协主席 ,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其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2002年3月至7月,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共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2003年12月—2006年 中共黄冈市委委员 ,浠水县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2007年—2015年2月 黄冈市第三、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5年3月至今 黄冈市红色文化研究会、黄冈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1971年8月,我高中考试结束毕业证未拿到手,就被白池公社党委选调回家乡田围大队(村)(今属赤东镇)担任团支部书记。此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当时,在蕲春师范学校任党委书记的奶奶的弟弟和在县水利局当工程师的小舅父,都分别批评我父母说:17岁的孩子正是读书的时候,回大队当个什么干部呢?其实,父母亲比较茫然,我也不知所措。于是,“生米煮成熟饭”,我回乡了。当年9月入党后,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4年10月离乡,在大队干了整整三年。这三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四队”:具体蹲点三生产队;负责村内外基本建设工程带队;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试行建立农村合作医疗队。那时的大队干部同国家干部一样要求“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还有严格的考核。比如,蹲点生产队的农事进度、粮食产量、经济收入、农田基本建设等,都要纳入大队干部工作实绩考核。考核结果在全大队干部中进行排名通报,并报公社党委备案,排在最后的两名干部要扣年终分配补贴款。对于扣补贴款,我还不怎么在乎,在乎的是通报排名如果靠后,那是很丢脸的事。王楚平 | 人生之路之九品村官
田围村刚当大队干部时,我一畴莫展。妈妈和党支部书记黄伯福对我讲:年轻人,一要谨慎低调一点,二要虚心多学一点,三要作风过硬一点。干部干部,你自己首先干好才能带领部下。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这“三个一点”和对干部本义的解释,我始终铭记在心。蹲点的三生产队离我家不远。这个生产队在全大队中人口、面积居中,工作一直很被动,是个有名的“后进队”。党支部把我分到这个队蹲点,本意也是对我的考验。我同父母商量,干脆把行李背到三队去,扎扎实实地住起来。除大队、公社开会和家里有紧要事情外,我基本不出三生产队。三生产队队长张青,时年将近50岁,大个子,胳腮胡子,说话嗓门大,处事急性子,人称“张飞”。在所有生产队长中,他资格最老,又是一位熟稔种庄稼的“老把式”。王楚平 | 人生之路之九品村官
田围村驻队的第一天晚上,我到张队长的家中,与他长谈了三个多小时。他开口就说:“我是‘老油条’,你是接班人,这个队的工作今后靠你了。”我说,“您是老前辈,我是小学生,从现在起您要收徒弟了。工作上我们按大队党支部决议共同做,方法上您要手把手地教我。”从这时起,我白天同社员一起出工,插秧、除草、施肥、开沟、割谷、挑谷把,样样农活学着干。在农村,犁田、耙田、秒田和堆谷垛是农活之中的“尖端”活儿,我找老队长教着我学。开始牵着牛,一手扬起鞭子赶牛,一手扶着犁把走。可是,要么犁挖深了,牛走不动;要么犁扶飘了,田给犁花了。张队长笑着对我说:“牛是活的,犁是死的,牵牛、扬鞭、扶犁三者要协调动作。否则,就会牛犁不动田,或者田被犁花了!”我慢慢悟试着学,日复一日,从犁田到耙田等农活渐渐地学会了,还从中悟出一个“驾驶牛犁技术与驾驭班子艺术”的基本道理。晚上,我隔三差五地同老队长聊天。既拉近了与老队长的感情距离,又摸清了队里情况,学到了农事季节茬口安排与大宗农作物的技术要领,还找出了“后进村”的根子。三生产队成为“后进队,表面是农事进度慢、粮食单产低、社员收入少,实质上是人心不齐、方法不对。于是,我和老队长商量,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抓人心、转方法”上。王楚平 | 人生之路之九品村官
田围村“抓人心”,首先要求队委会一班人齐心,队委会要与社员同心。只有干群心往一处想,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队委会、社员会议上,我反复讲道理。后来,大家都认这个理:人心齐,泰山移。上下和谐多了。“转方法”,就是队长对群众要由大呼大吼转向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队委一班人要由“黄鹤楼上看帆船”转向“风雨同舟一起干”;社员要由“大排工、一窝蜂”转向按特长分组作业。这样一抓,大见成效。干群关系融合了,生产质效提高了,粮食单产和社员收入增加了,年终全大队组织考核,三生产队排名由原来倒数第二名上升到第三名。大队支部书记还要我在全大队干部年终总结会议上介绍经验。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年终总结会情形依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张青老队长和大队黄柏福书记这些基层老干部对年轻人是那么关心关爱,让我非常感恩他们。在三生产队蹲点一年后,我的工作分工由蹲点生产队转为大队基本建设工程带队。那时,“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口号成为主旋律,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三线建设等各种基本建设工程全面铺开,任务繁重,既有本大队的,也有公社、县里和县外的工程,大队中的劳力常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奋战在这些工地上。本大队的工程农闲集中突击干,大队之外的工程常年专班干。专班工程队基本上是以排、连、营、团为组织系统。排为生产队,连为大队,营为公社,团为县。王楚平 | 人生之路之九品村官
赤东大堤岁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蕲春县的主体工程之一。每年秋收之后,县里组织各公社的大部分劳力上堤搞“人海会战”,挑土加宽加高堤坝和平台。我在连里负责催工和土方任务结算。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把驻扎在堤坝附近的各个东家的生产队(排)炊事员叫醒起床烧热水,为民工洗漱用;五点半,吹哨子召集民工上工地;六点钟后开始挖土、挑运土方上堤坝。冬天一大早,雨雪风霜,天寒地冻,寒风刺骨,不少民工冻得脚、手、脸长冻疱。然而,他们仍然士气高昂,从隔河起土的土塘到对岸的堤坝,一般在一二华里以上,挑土的人一个紧挨着一个,形成长龙般的人流队伍,来回穿梭。一个连(大队)有五六列以上的人流队伍,整个营(公社)的人流队伍黑压压的一大片,像推石磨子一样运转。每个连排的任务是向其分配的堤坝段面上挑土,加固大堤。工地上红旗招展,插满标语牌,广播喇叭时而播放音乐,时而播报着各营连排中的好人好事以及土方任务完成进展情况。每天早中两餐送饭到工地上吃,中午和下午除各有半小时工地休息时间外,全天从早上六点开工到晚上六点(以完成任务为止)收工。我和民工们一样,挑着土筐(一担土的重量,一般八十至一百斤以上)一直随着人流来回奔走。每人一天要完成一个立方的土方(满满的60担以上)任务,如按一担土来回二华里路计算,每人每天挑土的路程有60华里左右。每人每天挑土方的任务用“打正字”或“发签”的办法结算,连排每天任务以堤坝段面进土立方验收,先完成任务的先收工,后完成任务的后收工,白天没完成任务的晚上补工。民工们收工后,连排干部在工地就地开总结会,并提出第二天的任务。日复一日,一个冬天岁修赤东大堤的时间最少在50天以上。我那时十七八岁,精力旺盛,但面对如此满负荷、超强度的劳动,也觉疲惫不堪。如今,当我有时路过赤东大堤的时候,我都要下车步行一段,眺望34.2公里长龙般的堤坝,当年赤东大堤岁修的情境历历在目,让人感慨万千。一担泥土一把汗,十万民工亿万方,赤东大堤是无数民工肩挑背驮、用血汗筑成的。岁修大堤之外,大队之内搬沙墩,建园田化,修渠道,改电力线路;大队之外如开凿黄厂群英隧洞,修建蕲州至漕河公路,建赤东湖牛皮坳排灌站,以及到襄阳谷城盛康红山搞三线建设工程,每处工地都有我的身影,每个工程我都在连(大队)里带队。王楚平 | 人生之路之九品村官
田围村1972年秋后,我带领30人的青年突击队,参加蕲州冷水井——菩堤——竹瓦——范铺——漕河“蕲漕”公路(原东线工程)建设。我们连主要负责公路全线工程的石料供应。石料场选在范铺大队附近的独山旁边。此处石料选备全靠爆破开凿。每天爆破开凿石料的任务不少于一百立方。石质坚硬,必须用钢钎打眼,打眼每组由三人组成,一人扶钢钎,两人用铁锤轮番敲击。全突击队分9组,其余3人搞后勤。每组每天要炸11个立方的石料。扶钢钎的人,时不时转动钢钎,轮锤的人边打眼边唱着劳动号子。这些劳动工程号子节奏强而有力,有领唱有合唱,顿挫分明,既可以提神鼓劲,又能协调轮锤动作,律动性与艺术性双重功用表现得淋漓尽致。每当劳动工程号子唱起,九个作业组轮锤响起,采石场内热闹非凡,青年突击队员们紧张而又快乐地劳动着,享受别有一番的情趣。采石场内,每个作业组一天要打六个炮眼,每个炮眼深约一米左右。炮眼打好后,先取水泥石渣,底部装上一层炸药后放置雷管,雷管上面又装一层炸药,最后用粘土封口,雷管引子长一米左右,点燃引爆,炮声震耳欲聋。九个作业组每半天集中一次爆破27炮,每天一共爆破54炮。上午下午各集中爆破一次后,队员们用钢钎撬起石块,撬出来的石料由搬运队运走。采石场是一个超大圆型的坑挡,直径约50来米,从顶到坑底有10多米深,对外只有一个3米宽左右的石料出口通道。有一天上午爆破时,27炮爆破了25炮,还有2炮未爆破。等了半个小时,仍然未见这两炮响,我们判断可能是哑炮。于是,我和爆破组负责人一起,赶到坑挡去看个究竟。当我们走到石料通道出口前,突然两声隆隆巨响,石料腾飞而起,说时迟那时快,一霎时我们俩人顺势躺进石崖凹旁边,石块和尘土随着爆破的气浪落下,我遍身泥土,幸好只有一颗小石头砸到腿上,打破了裤子和皮肤,其它均无大恙。后面的队员赶上来,先是大惊失色,后来惊喜交加,他们分别扶起我和爆破组长,惊叹地说:“拣了两条命,大幸大幸”。我从死里逃生,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那个年代,在大队内外的各种建设工地上,我们垸里、大队和公社就有不少人没有躲过死、伤、残之难。回想过去的那一幕幕,真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大队工作期间,我还主抓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农村合作医疗队。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我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主责;农村合作医疗队是我任党支部副书记时的分管工作。宣传队由20多个青年组成,有县城和省城下放的知识青年,也有本村的教师和其它青年。宣传队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和大队中的好人好事。我兼宣传队长,负责组织协调和宣传策划把关工作。日常工作分别由大队小学副校长张汉银和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张季青两位负责。宣传队一方面下到生产队巡回演出,另一方面参加公社的调演比赛。平时的排练时间主要在晚上。白天或外出演出采取误工记工。宣传的节目有合唱、独唱、舞蹈、三句半、黄梅戏、湖北大鼓等。尽管演艺水平不是很高,但它把农村中的好人好事编入其中,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比较受社员的欢迎。当时,在群众中流传一段顺口溜“没有电影就看戏,不然晚上滚破絮。”在宣传队中,我主要审节目、抓纪律;团支部所有支委成员都在宣传队中工作,以宣传队为载体拓展共青团的工作面,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成效。农村缺医少药,是当时百姓最苦恼的事。我根据上级的精神,将全大队的医疗卫生情况特别是五保户、超支户和特困户作了一个调查,“他们的困难源于病,他们的需求是医疗”。提出在全大队建立合作医疗工作队,得到了党支部的赞同。随后,我将全大队中的医生世家、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详细摸了底,提出每个生产队要配齐“两员”(卫生员和接生员),发展“赤脚医生”,把疫病防治工作覆盖到家家户户。队伍建立起来后,我提请党支部决定,建立大队卫生室,建立与公社卫生院的联系制度,做到“大病不出公社,小病不出大队,防疫不出生产队”。同时,配合大队宣传队,推出鼓书节目,大力宣传“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一—覃祥官”。覃祥官是湖北长阳县“赤脚医生”,他怀着为贫下中农占领农村医疗阵地的深厚感情和良好医德医风的先进事迹,在全省全国引起很好反响,我们以此典型引路。这样,既教育卫生员、接生员,提高医德医术,又教育社员积极参加合作医疗。接着,大队又出台了促进合作医疗的相关措施。凡参加合作医疗的社员每年负担医疗费用1元,社员住院的费用由生产大队同挂钩的医院结算,生产大队超过的医疗费用在公益金中列支。医疗基金人均负担1至2元,有的由生产队集体承担,有的由集体和个人负责各半。社员们对“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非常欢迎,全大队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户达到100%。证如当时大队宣传队反映社员群众心声的快板书所说的一样:“合作医疗就是好,集体个人共筹钱;因病返贫有照顾,互助共济渡难关;赤脚医生上门来,方便百姓把病看;没病预防有病疹,服务群众真周全。”岁月流逝,梳理我在大队工作时做了些什么,抓农村合作医疗这件事还比较暖人心。本文选自王楚平著作《大时代中的一小我》。
王楚平 | 人生之路之九品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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