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春县“喜迎二十大 廉洁伴我行”主题征文活动获奖名单出炉

水，无色、无味、无形、朴实无华，即体现着纯洁、善良，也体现着清廉、修养。

自古以来，崇廉向善，清廉如水，一直是社会倡导的主流思想。西汉时期，郑崇“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盛名远扬；东汉末年“一钱太守”刘宠为官看淡金钱，清廉如水；东晋后期吴隐之饮一池“贪泉”仍廉洁自律；隋朝赵轨“清水别驾”传为佳话。

诸如上述清廉人物的故事，古人喜欢借物喻志，用水来比喻其为官清正，用水来衬托其清廉奉公，以此表达人们敬重水的澄清洁净和一尘不染，寄托了人们向往激浊扬清，风气清朗的廉政环境。

“上善若水”，老子赋予了水崇高的品德，它博大而精深，孔子将其视为君子人格的化身，它品性丰富而充盈，蕴含着修身之理、处世智慧和人格精神。

清廉如水，是一种至纯的品格；清廉如水，是一种至公的境界；清廉如水，是一种至远的坚持；清廉如水，是一种至强的力量。我们要以水为师，学习水的胸怀、水的境界、水的品格，做到心态上静如水、工作上韧如水、操守上廉如水、名利上淡如水。

心态上静如水

心静如水，能让你澄清思绪，激发才智，临危不乱，最重要的是能有效地杜绝浮躁，不为金钱的魔力、喧嚣的市场所动，保持心静的平衡，做一个心静如水的人。

心静如水，不是无所作为，不是颓废不求进取，错误地亵渎心静如水的境界，而是学会把奉献和放弃作为一种获得，懂得知足，知道感恩，平静做人，平静处事，平淡是真。

心静如水，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是人获得成功的保证，是一种平实无欲的心境，是一种遗世独立的从容，是一种日益博大的成熟。

工作上韧如水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坚定者是水；“抽刀断水水更流”，坚韧者是水。激流出高山，无惧沙石暗礁挡道，纵身飞跃，百折不挠终抵海，凭的就是一股韧劲。它告诉我们，能否干好一项工作，关键在于有没有韧劲，能不能坚持到底。

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温室里长不出万年青。我们要在大事、难事、急事中砥砺品质、增长才干，在打硬仗、扛重活，攻难关中淬炼政治能力，我们要把逆境当“垫脚石”、把基层当“磨刀石”、把干事当“试金石”，才能艰难方显勇者，磨砺始得玉成。

宠辱不惊、贫富不移，处顺境而不张狂，陷困境而不失望，遇险境而不惊慌，遭逆境而不失望，唯此，我们才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操守上廉如水

“廉政而长久，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雲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这段话中，晏婴首次在我国历史上提出“廉政”一词，他指出为政者清正廉洁的品行，就如同清清的流水一样美好，一旦它浑浊了，就不会有好的前途，只有永保清澈，才能长久奔流。

水，纯净无瑕、晶莹剔透，清廉当如水，才能至远至强。我们唯有恪守“纯洁”之心，才能端起“不想腐”的平静之水；我们唯有坚守“朴素”之心，才能舀起“不能腐”的甘甜之水；我们唯有谨记“谦卑”之心，才能掬起“不敢腐”的清澈之水。

廉洁需要操守，只有甘于清贫，洁身自好，才能勇立潮头，才能闯过金钱设下的险关，才能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的人生旅程才如水般清澈，如水般甘甜，如水般平静。

名利上淡如水

古人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是流动的灵魂，清澈无限，智者乐水，是爱水的淡泊，爱水的澄清，人的智慧也只有在如水的淡泊中，方能显现。

由于淡泊名利，陶渊明选择隐居，远离世俗，追求南山采菊，桃源耕田的理想境界。

袁隆平，淡泊名利，播撤智慧，收获富足。他，有着一颗为世界奉献的心，正如水有着赶走干旱、滋润绿地的渴望，“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是对他的写照。

“时代楷模”刘伦堂，几十年如一日，在不同历史时期带领群众改变落后面貌发家致富，自己一生“清廉如水，一心为民”，身后留下了一麻袋荣誉证书和工作笔记，给自己孩子留下3000 元的工资和家风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认真做事，清白做人”。

他们，是智者，生活在淡泊清苦里，骨子里却心比天高，有自己所满足的精神理想，这也正如水，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容了万物，丰富的大千世界在其心中。

淡泊名利，是人生的一种态度，也是人生的一种哲学。淡泊于名利，方能成大器。

清风化雨，润物无声；饮水思源，当懂感恩。我们需培养水一般的秉性，像水一样的清澈透明，有清水般的做人情怀，有清水般的清白操守，以清为美，以廉为荣，以淡明德，让清廉之水源远流长，让清廉之味长留人间。    

进入8月中旬后，时有亲朋好友或电话或微信或亲自上门，请我参加升学宴。一开始，妻子就揶揄我：“你看，人家请你吧！你好了不起！”我呢，总是那么一句，“又来了”，然后转移话题。后来，她也只是朝我挤眉弄眼的。我赔笑了之。这是为何？话得从一年前说起。

儿子也算争气，去年被外省的一所一本大学录取。全家喜气洋洋。要知道，在我那个小山村，这可是一件大喜事。7月下旬，办升学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本来是不想办升学宴。一是自己反正是一名教师，廉洁从教，犹言在耳；二是不想麻烦亲朋好友，人家可是要出份子钱的；三是天气太热，不方便。妻子以喜事难得为由，并以他人为例，唠叨不停。她的意见也得到了家庭其他成员的鼎力支持。

那枕边风可厉害，我的耳朵快长茧了。我一人拗不过大家，决定在8月14日设宴。妻子知道我闹情绪，就让父亲确定宴请的名单。于是，8月未到，亲朋好友都知道了我家要办升学宴的信息。

其时，我还幻想出现不可抗拒的原因，取消升学宴。大概是8月上旬吧，省城出现了新冠肺炎的零星病例。一时，大家的神经又绷紧了。因为，头一年的疫情让大伙儿吃了不少的苦头。大家在茶余饭后关注疫情的气氛十分浓厚。没过几天，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倡议，特别提到“喜事缓办”。我仿佛拿到了令箭，立马劝说妻子取消升学宴。妻子不仅自己不同意，还动员亲戚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说，这是儿子人生的第一件喜事，不办说不过去。一人升学，全家光荣；连亲戚也能沾沾喜气。我一方面从个人到国家大谈办喜宴的风险，一方面拿出了万一有事，市场监管局会处罚，云云。

在我一番“文攻武吓”后，妻子的立场有所软化。但她又以已经通知了亲朋好友为由，以拖应变。好在儿子始终站在我这一边。我和儿子并肩作战，轮番劝导。眼看办宴的日期越来越近，再不立断，就木已成舟了。看来，只好欲擒故纵了！我承诺，等疫情风平浪静后，把喜宴缓延到国庆节办。妻子勉强同意了！这个辞退的活儿又让父亲办。那几天，父亲又是打电话，又是委托人解释，硬是把之前已经通知的宾客一个一个地辞了。我的这个举动遭到了邻里的不解。“正大光明的喜宴，为什么不办？”“别人是没事找理由办，你倒好，不办！”“怎么一点志气也没有？”“真苕！”……我仅是微笑面对。

儿子上学的头天晚上。我问他没有为他办升学宴，后悔吗？他不假思索的说：“简简单单多好啊！”这样，不办喜宴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

转眼临近国庆节。妻子又开始絮絮叨叨。他郑重其事地说：“现在全省没有疫情了，全国也太平无事了，国庆节不冷不热，办喜宴正好！”该怎么办呢？我想了几个晚上，灵机一动，如掉进水里的人，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草。“谁见过办喜宴的主角不在家？要是亲朋好友问起来，多没意思啊！”妻子是一个好面子的人，这句话切中了她的软肋。试想一下，办喜宴的那一天，儿子不在场，她怎么回应大家的祝福呢？妻子只好暂时作罢。不用我说，她肯定想好了答案：等放了寒假，儿子回来了再办！我窃喜不已，又过了一关。

不知不觉，寒假来啦！在办喜宴这件事上执着的妻子，又在催问我什么时候办？我以一句“等儿子回来了再说”搪塞。去年腊月十四，儿子回家了。妻子催促我挑一个日子。眼看妻子催急了，我又将了她一军，“你看哪个升学宴不是在孩子进大学之前办的？儿子已经读半年了，再办的话，让人家指指点点，你不觉得丑，儿子还年轻呢！”也许是妻子彻底地幡然醒悟了，也许是她一次又一次和我“斗法”后疲惫了。结果很理想，在为儿子办喜宴的这件事上，她善罢甘休了！

现如今，当有人在她的面前提起办升学宴时，她也大度地说：“我家没有摆酒，并没有少什么呀！”每每只要我在场，就朝她做鬼脸，并竖起大拇指点赞。

在拒办升学宴的这件小事上，我能做到，可以说“我好亲朋好友都好”，何乐而不为呢？清廉蕲春建设，在于从自身做起！人人行动，就一定能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董冲村背靠青山，面朝河流，是狮子镇的南大门，这里风景秀丽，物产丰富，群众喜欢种植荷花，道路两边都是连片的荷花池，每逢夏季，碧绿的莲叶、洁白的荷花、清澈的河水、苍翠的青山交相辉映，一片的诗情画意。在董冲村有个叫四方垸的小塆组，从这里走出了一位国家民政部首批认定的抗日英烈董毓华。他牺牲时年仅32岁，他的同事和战友中有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姚依林，开国上将肖克，天津首任市委书记黄敬，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国家化学工业部长彭涛等高级领导。

董毓华（1907.11.18-1939.6），字廷耒华 ，号实存，曾化名王仲华、王春裕、李家栋等。董毓华出生在一个贫穷的读书人家庭，其父董子贻，以教书为业。董子贻虽然家庭不富裕，但深受五四思潮影响，思想先进，1920年他在蕲春下乡横车桥创办了旨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董佐小学。董毓华随父到此就学，受父亲影响，董毓华对乐歌、图画、算术、历史、地理等新学都有浓厚兴趣，尤其爱好英文，曾有人不解的问他:“你天天读洋书，是不是将来要去当洋奴呀?”少年董毓华地回答是：“英文是世界各国人民交流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工具。我是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骨气;读洋书，正是为的不当洋奴”。董毓华的启蒙老师张彤贤（也是他后来的岳父）为人正直，对当地豪绅们种种欺压百姓的行为常感愤懑，这也深深影响了董毓华，少年时代的他就极负正义感，同情劳苦大众，立志要铲尽天下的恶人。

由此可见，由于家庭和教育影响，他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远超同龄人，因此这为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4年年仅17岁的董毓华考入武昌启黄中学，这是由董必武创办的学校。由于少年时打下的基础，董毓华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夏由董必武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时候起，董毓华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5年5月4日，武汉学生在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董毓华积极参加筹组并直接参加了这次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各界民众，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董毓华和同乡同学张天佑、陈博一起发起了武昌沪案后援会，组织了为“沪案”请愿的游行示威。由于在运动中表现突出，董毓华和张天佑、陈博一时被称为“蕲春三杰”。 

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董毓华根据党的指示回到蕲春家乡，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11月，北伐军进抵蕲春，董毓华抓住时机在家乡狮子街的七户祠堂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蕲春县狮子口区党部，之后他又成立了本区的农会、妇女协会、学生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把打土豪、分田地、反封建、男女平等等内容的革命标语贴到了最偏僻的山间独户人家门口。他还创办农民夜校，培养农民运动骨干。董毓华这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他带头变卖家产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狮子口农民武装自卫队，亲任队长和教练。他在这一时期团结劳苦大众，带领自卫队智斗大土豪、大劣绅吴伯循的故事至今还在狮子群众中广为流传。此时董毓华刚过弱冠之年却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胆识、远见和领导能力。

1927年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逆转，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个时候共产党员的身份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杀头，但年轻的董毓华并没有被吓倒。他听从党的安排转入地下接着开展斗争，先是在邻乡刘公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以任教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28年初春，董毓华再度赴汉，考入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在求学深造的同时，积极搜集各类情报并撰写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期间陈博被捕，董毓华还巧妙的助其脱险。1930年春末，中共在武汉地区策划发动 “扬子江暴动”，董毓华和陈博都参加了这一斗争，不料中途事泄，陈博被俘牺牲。嗣后，中共武汉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董毓华与党失去了联系，挫折并没有让董毓华消沉，更没有动摇他的信仰，他选择了继续求学，边读书便寻找党组织，1933年秋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与进步同学组织成立了中大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土地问题研究会和东北问题研究会，吸引、团结进步同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讨论国家大事。三个研究会的会员迅速发展到百余人，其中大部分后来成了"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从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可以看出，董毓华参加革命不是青年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韧的革命意志，并且他少年老成，已经掌握了较为丰富的斗争技巧。

1935年春，北平党组织恢复，他接上头后便积极开展活动。同年11月，“中国大学学生救国会”成立，他担任第一任主席，后任“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人。随着日寇在华北步步紧逼，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广大青年学生开展了系列抗日救亡运动，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便是杰出代表。董毓华参与了运动的策划和实施全过程，是主要领导之一。在运动期间，他担任过西城各校的行动指挥，还只身去天津，发动天津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与游行示威，并在天津建立了大、中学生联合会，打响了一二·九运动向全国拓展的第一炮。1936年元月份，他担任“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总指挥，率领600余名爱国学生南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此遭国民党军警的通缉，化妆脱险奔赴中央北方区的驻地天津。1936年3月，赴上海筹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中旬“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担任组织部长。不久，“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他负责组织和联络工作。1936年7月，回天津做统战工作，发展救亡组织，担任“平津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是天津党、政、军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

此时，经过十年革命风雨的锻炼，年轻的董毓华已经走向成熟，成为我党青年战线的杰出领导者，为我党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团结进步青年，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突出贡献。

“七七”事变后，积极联系和组织天津周围农村和冀东的农民，武装抗日。1938年夏，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董毓华深入冀东，参与组织发动冀东大暴动，这次暴动波及21个县和唐山矿区，有20万人参加，组建了10万人的抗日武装，摧毁冀东所有乡镇伪政权，建立了11个抗日县政府，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的统治，为冀热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董毓华也自此投笔从戎，开始了军旅生涯，历任“冀东人民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热察区委会秘书长、“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司令员等职。

只是正当他的军事生涯开始绽放芳华时，不幸发生。1939年6月，因积劳成疾，不幸在涞水县蓬头村军区医院逝世，年仅32岁。董毓华既受过高等教育，领导过学生运动，也组织过军事暴动，担任过军事指挥员，可谓能文能武，倘若没有英年早逝，以他的综合素质定能为党和国家作出更为突出的贡献。

董毓华的一生很短暂，但是却在不断的为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而浴血奋斗，他年仅18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忠诚至死不渝，是那个时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青年代表。

据狮子群众代代相传，董毓华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到武汉开展革命工作，当时他已经近10年未回过家乡，有人劝他回家探望亲人，他毅然以国事为重，放弃返乡，而这一走也成了永别。他的无私奉献精神感召着后人，他的女婿钟子恕继承了他的革命遗志，抗战时期投身新四军，建国后成为蕲春县首任县委书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已经是高级干部的他见不得群众挨饿，擅自开仓放粮一度受到不公正处分，至今为蕲北山区老人所津津乐道。

如今，为纪念革命先烈董毓华，在狮子镇建有毓华中学，学校东侧建有董毓华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薄一波、姚依林、胡乔木、肖克都先后为纪念馆题字。他的革命精神教育者狮子一代又一代青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廉洁奉公、无私奉献。

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家庭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不同的家风，大同小异，最基本的有：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友善、清廉、宽容等，当然既有共性也有独特的个性。家规家训涉及到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我们觉得诚信是最宝贵的财富，所以诚信已然成为我们家最引以为豪的家风。

我的祖父是个篾匠，父辈姊妹四人生活费和学费主要来源于祖父的一把篾刀，他经常翻山越岭到别人家做箩筐、米筛子、竹席等篾器。父亲说，祖父年过半百后身体就不好，犯有哮喘方面的病症，但只要有人请他做篾器，即使是身体再不舒服，只要扛得住，他都不会推辞。有一段时间祖父与同行一起到蕲州那边做篾匠，可中途突然有人带信请他到汪坝（后来的花园乡）编织篾器。那次到蕲州，也是要他急着赶货，但祖父考虑到汪坝离自己的家乡最近，那边人大多认识他，于是就答应抽空回来。祖父准备从蕲州赶回狮子，可偏偏那天傍晚天降暴雨，同行的都劝他不要回去，以后当面再解释，人家也会理解的，但祖父坚决不同意，他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果然他日夜兼程，风雨无阻，第二天中午便赶到了那户人家。当时身上淋成了“落汤鸡”，那老人很吃惊：“何必这么守时呀，你等雨停下了再来，也可以啊！”祖父回答说：“我答应了你的事情，怎么能够拖延！”虽然赶路很辛苦，但为了把篾货做好，祖父坚持连夜加班。这期间祖父发现那户人家一贫如洗，三天后完工时，祖父免要工钱。他们全家人感激不已，祖父笑了笑说：“我们手艺人，能帮就帮点，不用客气！”由于祖父长年在外做篾匠，颈部和腰腿经常出现疼痛反应，但他只要发现穷苦人家，经常为其做义务工，不要工钱！

我们家乡的老人都说，祖父生前做的篾器，十里八乡都知道，质量好，而且速度快，别人要两天完成的篾器，但他从选材、破篾、拉篾到织板、整边、绑口，基本一天就可以编织好，但他为人直爽，诚信做事，从不因为自己手艺做得好就骄傲自满，更不会故意拖延时间混工钱，故此他诚信、清廉的品质在乡下广为传颂。

到了父亲这一辈，虽然没有人继承祖父的职业学做篾匠，但在祖父的教导影响下，大伯、二伯和父亲一生也是坚持以清廉诚信为本，老实做人。父亲一向在农村工作，中途也在企业干过，但他对人对事都很讲信用，不论家庭出身如何，都是平等对待，从不戴有色眼镜，不贪不占，更不忽悠欺骗人。

父亲在花园乡任副乡长时，有一次花园乡有位农民来到家里找父亲帮忙，说他儿子那年中考分数不理想，离当年县三中的分数线还差一点，他听说父亲在农村工作时间长，结识的人不少，想父亲望学校领导打个招呼，并当地递来500元钱。父亲坚决不收礼，并一本正经地说：“你来找我帮忙，是你对我的信任，如果我收下了你的钱，就变成了一种交易，以后的信任没了，估计也很少有老百姓来找我办事了。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在三中工作，我可以找他帮忙试试。”那人看父亲态度坚决，便收回了现金并表示事成之后再来感谢。由于开学在即，第二天父亲便赶到三中找那位朋友，朋友看到父亲亲自上门，而且那个孩子家庭特别困难，便满口答应一定帮忙成全。一周后，那孩子终于收到三中的入学通知书，上次那位农民提着两壶茶油来感谢，请求父亲一定要收下，父亲生气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与三中那位老师是多年的朋友，我并没有在中间花钱，你今天不带走茶油，改日我会送到你家里的。”可那人不相信父亲没有花钱，坚决要给，甚至动了感情，鉴于此，父亲只好当面收下，但等到开学那天，他按市场价格把茶油折算成人民币，替那孩子交了学费。

父亲讲清廉不只体现在帮助别人方面，而且体现在生活许多细节上。记得我们家是2014年国庆节搬迁到小集镇，住进了楼房，由于资金不足，当时已经欠了一部分建材款项，可第二年我由于癫痫病发作，四月份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做手术，我刚出院不久，母亲身体检查出结石，也到武汉中南医院住院，医药费用高达近20万元！父亲千方百计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款，答应在半年之内还款，可我们都是工薪族，一下子哪里能拿出这么多钱还给人家？有人建议父亲贺新居办酒庆祝一下，正好收点礼把借款还一部分，可父亲不同意。我们真是有些莫明其妙，问父亲是否老糊涂了？父亲于是又用历史典故《曾子杀猪》《季布一诺千金》，教育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做事要顶天立地！”结果我们只好向单位领导申请，从单位会议室采取预支工资的方式，把那些借款按时还给他们。

二伯从18岁一中毕业后便参军，后来在北京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深受部队领导的器重和同事的信任，中年时便升职至师级干部，后来快退休时，又到深圳特区做生意。在那期间，他帮助过不少人在深圳找工作，尤其是家乡人，在他的介绍下，许多人在外地顺利实现就业再就业，但他从未收取人家的一分钱好处费，坚持尽其所能，能帮就帮。

在叔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从小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也吸取他们的家风家训，坚持诚信为本，诚实做人。近些年，在领导的鼓励支持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坚持写作一些“豆腐块”，每年有数十篇新闻报道在报刊上发表，不少单位负责人为了宣传地方的好人好事，有时请我帮他们写一些消息、通讯稿，并做一些美篇之类，但我不从以营利为目的，能帮就帮，不能帮就直言，请他绕道，但我一般都没有直接拒绝，大多都是尽力而为。正如父亲所言：“既然别人信任你，你就要拿出足够的诚意来，而不是借机敛财，拿别人信任当儿戏！更不能在那上面占小便宜！”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本镇有所山区小学的一位老师，请我帮他写篇通讯稿子，评职称的需要，当时我准备推辞，因为这个关系重大，但他说只要写了就好，不必有压力，于是我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素材进行归纳，一气呵成后便投稿，没想没多久便发表了。那位老师特意到我们单位表示感谢，带来一袋子豆糕和山药，还说以后还会带几只土鸡下来，我坚决拒收他的任何土特产，表示我在媒体那边并没有花钱，还把祖辈留下的优良家风说给他听，他最终表示理解，逢人便说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

父亲的一言一行，我们在潜移默化中耳濡目染，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美德深深扎根在我们的血肉中，二姐夫和二姐在医院上班，一直秉持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崇高医德。即使在乡下开私人诊所期间，也没有故意“小病大治”，从未多收病人一分钱。

女儿今年九月一日刚进高学，但我在她面前从未摆出“老子说了算”的作风，我们经常在一个书房学习，我对她的学习成绩并没作太高的要求，教她学会做一个诚信友善、勤奋上进的人，她也还算比较听话，我们父女之间相互信任，班主任蔡老师评价她尊敬师长、学习勤奋、诚实守信，她能传承这些优良的家风家训，我们倍感欣慰。我们坚信，唯有健康、清廉的家风世代相传，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找到人生的方向。中青年朋友，让我们传承清廉家风，共建美好家庭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祖宗的“传家宝”开始在心中流传，“传家宝”就是一枚小奖章和一只搪瓷杯。特别是那只搪瓷杯，很小的时候就吸引着我的目光，也影响着我的人生。

那枚小小的奖章珍藏在一个带有玻璃镜的大衣柜子顶上。很多次，我看见母亲悄悄地在地上摞两层椅子，去打开这个大衣柜最上层的一口红木箱，从一件蓝色棉袄中摸出那块缀满金光的只比一元硬币大不了多少的奖章，摸了又摸。

与备受优待的小奖章相比，那只搪瓷杯的待遇就显得很差，装过米，装过沙子，盛过水，随处放。搪瓷杯正面杯身点缀着几行红色文字------“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中央慰问团印制”，字迹至今清晰可辨。不知从何时起，搪瓷杯杯底就有几处被磕碰的疤痕，像是负过伤似的，它虽然不影响我对它的认知，但触动了我的神经，我心底总有说不出的滋味。

每当端详搪瓷杯，我仿佛看到四十多年前的父亲，身着海军蓝，背着钢枪，在海南省西沙群岛哨所上站岗。他在祖国的南疆，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历练过酸苦的军旅，展示过青春的风采。平凡但不普通的搪瓷杯是他军旅生活最美的印记！

父亲平时的一举一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军人的那种纪律和责任意识在平日的琐碎里展露无遗：他每次脱下的鞋，必定摆放得整整齐齐，而且是那种靠着墙摆放，这样放是便于快点过滤掉水分；被子叠得非常整齐，至今还有那种“豆腐块”的痕迹，他走路还是健步如飞，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他还喜欢学雷锋，热心帮助他人。

一道道珍贵的印记，黑白相片、小贝壳、海军帽、军魂衫...…被少不更事的我们兄妹无意中毁掉而让记忆搁浅，最后只剩下这枚小奖章和那只搪瓷杯。

七十年代末，父亲复员回家，以农为生，农田成为了他的另一个战场。

长期与海水作战，使父亲落下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厉害的时候，恰逢季节交替，整个人就是一座不能动的山，四处求医问药，效果甚微，家里的农活他干不好，有时还需要母亲照料。

有一年，父亲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母亲无计可施，只得背负着父亲，找到县民政局求助。鉴于父亲的情况，民政局领导温和地说：“你们就在民政局隔壁开店做点小生意吧!”父亲迟疑了一会儿，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是一名老党员，不给国家添麻烦了。”母亲暗暗不语，又背着父亲回乡下。

以至后来，我想从母亲嘴中证实此事，母亲不想再说了，我暗自觉得诧异。

这些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父亲的坐骨神经痛很少发作，这件事连同那个小奖章和搪瓷杯一起，也压进记忆的脑海里。

一次半开玩笑，我向父亲问起这件事：“父亲——您真'傻'啊，不然现在我们早就是‘漕河市民’了！”父亲说："傻孩子，国家也困难，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老党员，不要给国家找麻烦。”

我想父亲的话连同小奖章和搪瓷杯，都是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