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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春人物|五重间谍袁殊

发布时间: 2022-12-14 20:50|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113|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袁殊(1911—1987),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文化战线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他在战争年代以多重身份长期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忍辱负重,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历尽艰险,几遭不测,不顾个人的毁誉,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

  出生

  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在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一个叫袁家弄的巷子里,中国同盟会会员袁晓岚喜添一子。袁家是一官宦之家,虽说已渐渐没落,可在蕲州这块天地上还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父亲是同盟会员,母亲贾仁慧乃书香人家出身。袁晓岚精通易学、算学,他希望儿子将来能子承父业,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袁学易。可在一次同盟会员聚会中,大家却认为这个名字平淡了,还是田桓(辛亥革命蕲州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孙中山的随行秘书)说:一场大革命即将到来,孩子在这特殊的时候出生,名字也应该有特殊的意义才好。大家拍手赞成,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就叫袁殊!”袁晓岚也笑了笑,点头说好。这样,孩子的名字便有了:袁殊,学名袁学易。

  袁殊早年曾在上海狂飙社出版部当小伙计,后担任过国民党报纸副刊编辑。北伐时期加入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八师政治部连指导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脱离部队,回到上海参加了由几个进步文学青年组织的《狂飙》社发起的狂飙运动。因不满当时报刊是“买办阶级统治者的御用代言者”,决定投身新闻事业,独创一片“清净的天空”,并于1929年进入东京日本大学东亚预备学校新闻系专攻新闻学,次年回国。1931年3月16日,在陈望道等人的关怀下,袁殊创办了一份以新闻为中心的报纸——《文艺新闻》。由于《文艺新闻》采取“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办报宗旨,自它创刊那一天起便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一些左联成员包括著名左翼人士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都成了《文艺新闻》的作者,其中夏衍除了提供左联消息外,在论及中国文坛上的思想倾向时,常常起到了带有指导性的作用。难能可贵的是,袁殊创办的这份《文艺新闻》不但坚持报道的公正性,还十分注意策略的灵活性。当年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最早就是由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披露出去的。

  1931年1月17日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由于国民党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找了多家平日比较熟悉的报刊,希望能将这一信息发布出去,但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均不敢登。焦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袁殊主持的《文艺新闻》。由于当时冯雪峰不认识袁殊,他便到陈望道处了解袁殊的情况。在陈望道的介绍下,冯雪峰找到袁殊,在简单地介绍了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后,他焦急地问袁殊:“现在各个报纸刊均不登载这一消息,《文新》敢不敢登?能不能登?”当时国民党对新闻管制非常严格,袁殊知道登载这样的新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对国民党残害进步作家的愤恨使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责。他沉思片刻,对冯雪峰说:“可以登,但你要以读者的名义来信查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应付国民党当局查问消息来源,还应找来五烈士的照片,作为读者来信问答的继续。”

  “好,好,这个主意好!”听了袁殊的话,冯雪峰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回去后马上给袁殊寄来了一封署名为“蓝布”的,打听四位作家下落的读者来信,信中称“传说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失踪,据说他们已被枪毙云云。” 显然,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猜疑,冯雪峰在信中故意将五人写成了四人。

  袁殊收到来信后,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将其刊登于3月30日《文艺新闻》第3期1版头条位置。此文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纷纷来电来函询问。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艺新闻》第5号第1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呜呼,死者已矣—两个读者来信答蓝布/李伟森亦长辞人世》两封读者的来信,在这两封化名为“曙霞”“海辰”读者来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已于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并为此刊发了按语:“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仅以本报10期奉酬。”随后,袁殊又在《文艺新闻》第6号二版头条位置上,刊发了由冯雪峰提供的左联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还发表了一篇冯雪峰转来的鲁迅给李秉中的信,这也是袁殊按冯雪峰的意思发表的。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艺新闻》上披露后,由于当时鲁迅有一段时间未在社会上露面,致使不少人也为鲁迅的下落而担忧,甚至还有消息称鲁迅也被国民党杀害,冯雪峰于是决定以发表鲁迅信函的方式,从侧面报道鲁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后的数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笔记”短讯中刊出了各类人物,包括他自己采写的,对五作家遇难的态度以及进步作家对五作家遇难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 《白莽印象记》13期署名“肖石”的《我怀念着也频》等。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联五烈士被害内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令国民党惊恐万分,要查封《文艺新闻》。此时袁殊父亲袁晓园的老友、蕲春人、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惠出面干涉说:“袁殊那孩子干不出什么大的名堂,让他去吧!”由于方觉惠从中说情,再加上《文艺新闻》巧妙地采用读者来信方式报道左联五烈士被害之事,国民党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文艺新闻》最终挺过了这一关。鲁讯对此也是大为赞赏说“袁殊、适夷两个人年龄很轻,勇气很大。”并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及《湘灵歌》等诗文。

  《文艺新闻》在袁殊主持下,从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坚持了一年四个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寿命最长,影响最大,这显然与袁殊这种公正灵活的办报策略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他的这种斗争方式对左联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开始重视合法斗争的作用。对此,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回忆中称:“袁殊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创办文艺新闻,使得左联及其成员逐渐认清合法斗争的必要和重要,并开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转变。”

  退去红色 打入中统

  1931年7月,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潘梓年(潘汉年堂兄)的通知,来到位于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正在等着他。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担任党的前卫战士。潘交给他的任务是:逐渐在社会上褪去“左”的色彩,变为灰色人物,向国民党统治的中下层社会转变,然后利用合法身份,深入敌人心脏,为党收集战略情报。从此,袁殊就成为潘汉年情报网中一个重要角色。

  当时,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为了追求真理,袁殊毅然作出了这一政治抉择。

  潘汉年对他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今后要渐渐退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

  王子春说:“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你很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暴露自己。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死去,但党是知道你的。”

  潘汉年接着说:“要坚守自己的信念。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就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

  1927年袁殊北伐途中摄于皖赣边境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

  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袁殊从不与他们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因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吴醒亚,1892年生,湖北省黄梅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第三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上海市社会局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6年去世。)

  王子春要求袁殊写个简历,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并让袁殊投其所好,准备一份“工作意见书”附上。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复兴社”。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政治舞台上。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李士群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最初打入吴醒亚特工组织时,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袁殊利用胡抱一和王亚樵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促成双方密谈,为吴醒亚立了一“功”。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职业,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是无冕帝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访社会新闻,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他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外交官岩井英一。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迅速打开了秘密工作的局面,不仅成功地打入中统,还进人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获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打入军统 升任少将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代表在庐山举行谈判,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为进一步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局面逐步形成。

  9月的一天清晨,戴笠突然亲临位于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要袁殊第二天9点去面谈,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便登车而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

  淞沪抗战爆发后形势急剧紧张,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

  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殊按事先想好的回答:“靠老婆生活。”

  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

  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他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如此一来袁殊又打入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虽然要接受一名军衔比他低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的领导,但他得以充分利用打入军统的机会开展情报工作,从事秘密地下抗日斗争。

  袁殊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除汇报军统内部情况外,还将深入“日本特别调查班”进行反侦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汉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上海。9月中旬派往上海的部队已达五个师团,近20万人。10月初,第一○一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又先后抵沪。日军企图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为配合守军打击侵略者,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日军阵地侦察。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置身于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中间,一边机智地应付着正在指挥部队的军曹,一边将日军兵力部署和军车调动情况记在心中。他顺利完成实地侦察任务,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上海抗战立了大功。

  袁殊除肩负隐蔽战线特殊任务外,还以各种化名从事文化、新闻战线的抗日救亡工作。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时期,双方创办了一张文化界抗日统战性质的《救亡日报》。这张四开一张的报纸是在周恩来指示之下,由潘汉年出面与国民党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商谈,各出资500元开办的。我方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创办伊始,在政策思想方面双方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郭沫若亲自采访和撰写的评论文章坚持团结抗战的大方向,国民党方面的周寒梅却千方百计要改动内容,在印刷发行上百般刁难。夏衍遂请袁殊出面斡旋。袁殊运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几经交涉,以“不要过分为难”等等理由劝阻了周寒梅,使郭沫若的文章得以全文刊登。为表谢意,郭老手书诗一首赠袁殊:

  猛论如虎贪击狼,狂寇而今已碰墙,十万健儿争死国,拼将碧血染疆场。

  

  单枪匹马 殊死较量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行前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络。

  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两股势力,坚守在孤岛的上海地下党困难重重,袁殊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营垒环境更为险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袁殊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内外反动派角逐情报沙场,进行着一场极其特殊的生死较量。

  1938年夏,他亲自领导策划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派“抗日铁血团”的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搭讪,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好“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海军仓库引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年末,他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戴笠单独召见袁殊给予奖励,并布置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

  在香港,袁殊与潘汉年单独见面,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潘汉年告之不久将去上海。

  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他出卖。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

  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

  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

  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

  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告诉潘“小袁出事了”,潘汉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 。

  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

  充任日谍 当上“汉奸”

  抗战全国爆发后,由于全国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宣告失败。为继续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以华制华”的侵略步骤,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加紧扶植汉奸政权,并在我根据地边沿搞两面政策,宣传“中日一体化”走“共存共荣的和平道路”。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面,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在敌占区建立“灰色政权”、办“灰色报纸”,以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在上海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实则并不是岩井的公馆)。控制本部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兼主干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恽介生)、鲁风(刘祖澄)、秘书周静(唐埙)、电台负责人刘人寿(杨静远)等均是我地下党员。

  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潘汉年派一位名叫张子羽的人到重庆去沟通戴笠的关系,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所以正中下怀,遂托张子羽带来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袁殊机智地取信于岩井,他对日本人搞“全面和平”的政治谋略进行反利用,巧妙地掩护了潘汉年等我方同志,以及设在岩井公馆内的电台。岩井消除疑虑,放手让潘袁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合作”。

  为了完成深入日伪获取情报的重任,潘袁默契配合串演了一场“戏中戏”,利用日方提供的方便和经费,拓展了我方在香港的情报战线。潘汉年在袁殊的保驾护航下,出入日伪如走平道。他从容地往来于沪港之间,暗中领导着他的情报班子,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与“狼”共舞 金蝉脱壳

  1945年9月,党组织通过恽逸群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派先行人员王新衡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起来。

  戴笠到达上海要亲自接见袁殊,王新衡在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也未见袁殊露面。 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袁殊与翁从六、梅丹馨、李钦方分别来到兆丰公园集中,等在那里的交通员黄炜、王平带领他们分乘三辆三轮车向青浦驶去。平时这条路线的交通由一名女同志担任,这次组织上临时增派了一名男同志,交通员听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 “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因此特别小心关照。一路上有时换乘小轿车,有时步行穿过乡间小路,安全抵达新四军淞沪支队司令部——青浦观音堂。由于《双十协定》的签定,淞沪支队必须北撤。他们又第二次转移,乘船渡江到达解放区的新港镇,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北撤部队,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袁殊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欣喜。

  渡江后袁殊一行接着行军去淮阴,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杨帆亲自到码头迎接他到驻地,陈毅、饶漱石分别宴请他,欢迎他来到解放区。他还见到了左翼文化界的老朋友楼适夷、阿英、匡亚明、李一氓、冯定、吴克坚等人,14年来他与“狼”共舞,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了完成掩护任务,必须串演反面角色,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要与敌人“合流”,难言的苦衷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现在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他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提出,希望到延安去学习,饶说交通有困难,劝他留在华中局工作。

  到解放区的最初几个月,袁殊写白区工作经验、敌后14年自传,写汪伪、日特、军统内部材料,担任华中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后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曾庆红之父)建议,袁殊对外以他的亲戚为名改姓曾,秘密党员时期的党龄以后再算,现在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

  1946年初,国民党确知袁殊到了解放区,军统下了通缉令,派一个连去苏州抄家,袁殊的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跑回上海。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敌占区扮演反派角色的“汉奸”名字,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他随冯铉到北平报到。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袁殊有着极好的口才,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做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1955年,正当袁殊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奉献力量时,发生了“潘汉年案件”,他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受到株连,以“反革命罪”,含冤入狱。

  1975年5月15日,在狱中度过20年零4O天的袁殊告别了秦城监狱,被送到位于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64岁的他,以“不带帽的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并被允许通过农场管理人员与亲属通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他即着手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7年5月,袁殊被准假25天回京探亲,终于与离别20年的子女团聚。20多年恍如隔世,他得知老母亲在1971年去世,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他不免伤感万分,但看到儿女们均已成家,工作生活安定,又深感安慰。回到湖北后,他写了《遥想》诗一首:

  骸骨托付军山上,留于儿孙凭悼长。三春堤上莺歌柳,墓霭林前燕舞塘。草木百代凌霜劲,江流千载洗沙忙。盛世朝朝新曙色,故国风景更浓妆。

  他认为自己会在农场度过余生,订了一个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坚持节约的计划,从每月仅有的22.5元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订了《红旗》、《人民日报》、《湖北日报》、《考古》四种报刊。除了每日半天劳动半天集体学习外,晚上的时间他都用来阅读书报、写学习心得,还将狱中心吟默颂的诗句,凭记忆整理出来。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在儿子曾龙陪同下,来到原所在单位,当年的老同志接见了他,答应替他向有关领导转交要求重新审查自己问题的材料。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我的事看似复杂,骨子里两个字就能说明问题,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他坚信自己能够得到平反,写下了《感愤》:

  万锤难裂百炼钢,千烁不破一天霜。风雪年年驱病劫,晨星旦暮洗寒光。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给袁殊带来希望,但他却得了半身不遂。经治疗,病情得到缓解。

  1980年元月,袁殊尚未痊愈,便来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梅益等前来看望,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袁殊原在单位领导专门派人送来生活补助费,并组成复查小组,重新复查他的问题。

  在等待平反的两年中,袁殊用已不灵活的右手,日夜伏案写自己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经历。尽管刚从极“左”阴影中走出的人们认识问题仍有偏颇之处,战争时期情报工作背景复杂,都是单线联系,但是袁殊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歪曲历史,不为了能得到平反而说违心的话。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个月后,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1987年11月14日,袁殊不慎骨折。几天后,肺部感染发炎,26日深夜零时30分在解放军 309 医院病逝,终年76岁。12月2日,国家安全部机关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参考文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七十七卷·袁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潘汉年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剑胆琴心》,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我的父亲袁殊》,接力出版社,1994年;《袁殊文集》,南京出版社,1992年。

  本文原载《黄冈文史》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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