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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越平|我的一生

发布时间: 2022-10-31 21:47|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131|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龚越平(1904—1988)又名龚勉之,蕲春莲花庵龚四房湾人。1917年入蕲春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20年春考人武昌武汉中学,1924年考入湖北省立医科大学。1925年在医大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医大学生会代表和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代表,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医大中共党支部书记。同年,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随徐向前部在海陆丰战斗。1929年经党组织同意,去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学习,并被选为中共医大支部委员,从事地下工作。后因党组织遭到特务破坏,即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19327年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研究班进修,一年卒业.后历任南京市北平路卫生分所主任医师,国民党兵工署百水桥研究所医务股长,1938年随研究所迁重庆,该所改为兵工署第二十工厂,1941年龚任该厂医院院长(中校军医)。1949年春,辞医院院长职,在重庆市民国路开业行医。新中国成立,被聘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宣教委员会委员。1950年8月调中央卫生部任保健处技正。1951年任天津工业卫生实验医院院长。1954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响应支援边疆的号召,去青海省工作。1959—1977年任青海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青海省政协委员。1977年退休,迁居宜昌市。1988年10月23日病逝。我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莲花庵龚四房塆。幼年在家乡就读私塾,1917年进蕲春县第一高等小学。教员朱先生在讲课中,慷慨激昂地讲述了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帝国主义侵略,不是割地赔款,便是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历史,在我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火种。
1920年春,我考入湖北武昌武汉中学,当时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等人在该校任教。1921年,我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黄家金、余洒度领导的益智读书社。(黄家金后入武昌师范大学,国共分裂时被捕牺牲。余洒度后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湘鄂边区起义军师长,作战中牺牲),当时,十月革命消息传入中国,在武汉三镇学生中发生极大影响,新旧思想斗争激烈,1922年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解聘刘子通老师为导火线,激起武汉学潮,武汉中学学生站在学潮斗争的前列。我积极参加了此次斗争,几次到督军署、教育厅请愿,同时于寒假时组织旅省蕲春同学,清算我县学田财产,补助县教育经费或建设乡办学校,并建立蕲春学社,供来省求学与旅省同学居住之用。1923年,我在武汉中学毕业,1924年考入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因考虑到学医尚能救死扶伤,更便于联系各方人士,共谋救国大业。1925年,由同学张楚鑫、郑尔厚介绍加入国民党。我党兄龚宝珊也同时参加了国民党,不久即由董必武同志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董老对我说,想挽救中国,只有进行一次革命。不久,我被选为医大学生会代表和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代表,几次到教育厅和督军署请愿,起草了不少通电和告民众书,到各校作报告。武汉学生运动日益发展,引起反动军阀的恐惧与仇恨,曾拟定镇压的黑名单,其中便有我和包泽英同学。当时龚宝珊在广州常有书信与国民党书刊寄给我,也引起反动政府的注意。幸医大校长陈雨苍老师是同盟会会员,对国民革命深表同情,告知我反动政府进行迫害的计划,我遂潜回蕲春。1926年,北伐军打到湖南,进攻武汉,我即与陈方筹建蕲春县国民党县党部,迎接北伐军占领武汉,建立国民政府,我即回武昌中山大学继续学习。(中山大学系由湖北医大、政法大学、商科大学、文科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合并而成)仍被推为医大代表和学生联合会代表,经常听邓演达、李汉俊、郭沫若、李达诸先生的政治报告,进一步理解到马列主义理论,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认定了革命的方向。1927年春,由同学童世纲、赵世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推为医大中共党支部书记。1927年4月,蒋介石策动湖北军阀夏斗寅向武汉进攻。当时湖北各县的共产党人也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武汉大有山雨欲来之势,空气紧张。党号召党员干部进行军训,由刘伯承同志教手枪的结构、使用,我也参加了学习。是年4月,国共公开分裂,共产党即转入地下,医大教授史逸同志到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任军医处长,介绍我到军医处工作。当时在军医处工作的还有贺宝霖(贺诚)、周月华(周越华)、危拱之、张益智(张友钦)等十余人。该部队于七月下旬奉命离汉东行,至九江时得知党已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我深感遗憾未能参加。在九江停留数日后部队改向南行,八月七日到南昌,起义部队已于五日撤离,我们又沿赣江南下,经吉安、赣州、南雄、大庾岭、韶关到达广州。部队到广州后即行整编,军医处长史逸调任广州市卫生局长,我与贺宗霖、周月华等十余人调陆军医院工作。当时广州已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牢里关满了共产党员与革命工农,我既紧张又气愤,周月华悄悄告诉我“沉住气,不久就有好消息”。十二日凌晨二时,突然枪声大作,周月华跑来说:“我们起义了,我们起义了!”贺宗霖随即赶到,我们研究了配合起义的行动计划,决定占领陆军医院,当即分途联系平日与我们接近的群众。凌晨七时,我们首先缴了护院警卫队的枪支,由贺宗霖接管了医院,派我与周月华去起义总指挥部联系接受任务。我们到了广广州市公安局总指挥部,会见了起义领导人张太雷同志,报告了我们接管陆军医院的经过并请求任务。张太雷同志笑道:“好极了,你们赶快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这时,起义军已控制了广州市绝大部分,四处枪声已稀疏下来,革命政权广州公社已经成立。我们回到医院,贺宗霖派我和周月华带领十几个人及医疗器械与药物,前往总指挥部工。十三日晚,我乘车赴观音山前线抢救伤员,中途汽车中弹,不能前进。待返回总部时,总部已撤离。我急回医院,贺宗霖同志也已撤走。我奔向大街随着人群东行,沿途汽车甚多,外国兵舰上的探照灯不断向我们照射,给敌人指示我们的行踪。天快亮时,我才赶上贺宗霖同志继续东行。到花县瘦狗岭与该县民团激战数小时,将其击退后始进入县城。入城部队进行整编,推叶镛同志为师长。一路县战且行,经从化、龙门、河源、紫金等县,于1927年底到达海丰县城,彭湃同志举行欢迎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部队又进行整编。因叶镛师长在战斗中阵亡,推徐象谦(徐向前)同志为师长,贺宗霖同志为军医处长,重新组织,我担任了后勤支部书记。1928年春,为了扩大和巩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部队向普宁、惠宁、揭阳、汕尾等地进攻。在进攻揭阳时,敌人据城顽抗,我们以迫击炮向敌人猛轰,徐师长亲临前线指挥,发现城内高地有一庙宇,命令炮兵向其轰击,不久即破城而入。原来那高地庙宇竟是敌人的指挥所,由此,我对徐师长指挥作战的英明果断十分敬仰。又一次,枪弹贯穿了徐师长的腿部,流血甚多,我当即为他止血、包扎。徐师长包扎后仍继续战斗,不下火线。他不畏牺牲的精神更令我折服,并给部队以巨大鼓舞。战斗中,部队活动频繁,贺宗霖同志与部队失去联系,由我daili军医处的工作,被推选进师党部。1928年夏,国民党加紧对海陆丰苏区的围剿,战士伤亡很大,弹药无法补充,苏区面积逐渐缩小,不得已而化整为零,避入山中,军医处同志也散失。我带领几十名伤员,分散在农民家中,进行巡回医治,敌人不时搜剿,敌人南来,我们北往,敌人东进,我们西撤,在大山密林里与敌人周旋。有时散藏密林,有时避入山洞,大洞中有小洞,有几日不得食,采野果野菜充饥,伤员们先后痊愈。1928年五一节我受师党委指示,写了一份“五一节告工农群众书”,使广大群众了解到我们这支部队仍在继续活动,给群众极大鼓舞。1928年冬,海陆丰苏区几乎全部丧失,中央派陈郁同志来海陆丰了解情况,决定设法援救被困的同志离开海陆丰。1929年春初,我和十余人脱险离开海陆丰,经惠州到九龙联络站,向九龙站负责同志汇报了海陆丰情况,即转往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项英同志接见了我们,我汇报了海陆丰的情况。不久我患感冒,党派贺宗霖同志为我医治,周月华同志也同来,她原听说我已牺牲,因而相见时均极惊喜。不久又与由湖北转学到上海南洋医学院的张仓祥、张肖瑜、何定尧、陶济安等人会见。经党组织同意,1929年秋我转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继续学医,党组织关系转到南洋医科大学,被选为支部委员,经常与贺宗霖、周月华联系。1931年7月,我毕业考试完后,即入南京中央医院任练习医生。我的党兄龚潜因任中共湖北阳新县委书记,国民党到处搜捕他,不得已来到我处,参加上海党组织的活动。在一次工人集会中散发宣传品被捕,反动军警在他口袋中搜出我们的住址,即来搜捕。当时适逢我有事外出,没有被敌人捕到,而组织已迁走不知去向,愁与组织失去联系。在上海无处可住,即设法潜回湖北蕲春,待风头过后,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由于失去组织联系,在此期间遂全全神贯注于医学技术的研究,写过有关肺炎的论文。1932年由伪政府卫生署保送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研究班进修。1933年仍回南京中央医院工作,后调南京市卫生事务所工作。1934年调南京北平路卫生分所在主任医师,伪政府教育部聘为卫生教育讲师,曾在广播电台播讲几次有关卫生教育及战时外伤急救方法,还兼任伪兵工署百水桥研究所特约医师。在此期间,我县共产党汤少屏、广济县朱玉琼均因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与搜捕,来南京暂避,我曾给予他们以经济支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8月,我到国民党兵工署百水桥研究所医务股长(中校军医),随该所迁往重庆。途经汉口时,晤见董老深信抗战必胜无疑,而且胜利属于共产党。我请求董老想去延安工作,他说你一家老小全去延安确有困难,并告知他也去重庆工作,暂时在重庆也一样,到重庆后再联系。到重庆,研究所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改为兵工署第二十工厂,1941年生产扩大到七千人左右,建立了一所医院,由我任院长。这期间,我两次去红岩找董老,一次董老不在,另一次因无介绍信未能进见,周月华自延安给我来信,告知贺宗霖已去苏联,附寄解放报与《红旗》,均被二十厂稽查发觉,遂对我加以注意。两次去红岩村找董老更引起他们的怀疑,又未能同董老会面,去延安的打算只好压下。1940年,二十厂领导换人,由陈哲生担任厂长,我与陈是旧相识。在南京时,我为他治过病,其爱人在南京时就相识,因此我们的关系不错。我向他推荐了同乡黄镇中担任二十厂警卫队长、同乡黄鹄担任宣传课长,介绍内弟毕庆泉担任厂长办公室文书股长,想在必要时建立党组织。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共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在暗中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内战,是年蒋即在街上张贴反共标语,进行反共宣传。我与黄镇中商议,命令士兵暗中将反共标语撕去,黄涉嫌,被迫辞职。有人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怀疑我是共产党,加之内弟毕庆诏在东北大学加入了共产党,在编译声报副刊,写文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投寄党的地下传单,东北大学曾来函调查,我积极否认,并为之担保。再我表弟张铸九在同济大学学习,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同济大学来函调查,我积极否认,并为之担保。再是我的同学、共产党员张肖瑜,她在重庆陆军医院工作,因掩护共产党员苏海离开重庆去延安,被院方监视,我把她调来我院工作,脱离危险。我在二十厂进行了这些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但由于当时稽查组负责人宋岳的爱人患病由我医治,所以宋不好对我下毒手。至1949年春初,我即辞去二十厂医院院长职务,在重庆民国路开业行医,而暗中与厂里的进步同志联系,于重庆解放时进行护厂工作。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二十厂由解放军安全接管。1950年春,西南军区卫生部在重庆召开医疗卫生代表大会,邀请我参加会议,并聘我为西南卫生部卫生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在电台作过几次广播,这时我得知贺诚、周越华在中央卫生部工作,即写信与他们联系。他们得知我在重庆开业行医,即要我去北京工作。1950年8月我到卫生部任保健处技正,1951年任天津工业卫生实验医院院长,1953年回北京任中国医学院院长,1954年回北京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党号召支援边疆,自动要求到青海工作,为青海消灭天花和鼠疫作了工作。1977年,七十四岁,退休后迁居宜昌市安度晚年。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已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党和人民,自问无愧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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