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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蕲州镇长的抗日经历(下):绝处逢生

发布时间: 2022-8-8 20:31|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225|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受任“大队长”
1945年5月,日本蕲州宪兵队撤销,由黄石港派来两名宪兵——高桥、门田和翻译陈文彩,成立宪兵驻蕲州办事处;直接统制长江来往船只停航登记航行证,肖海子(八里湖土台人)为航行登记组长。办事处设在日伪合作社院内。办事处下设情报联络组,主要任务是收集新四军和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翻译陈文彩任情报组组长,我任副组长。日本侵略军又委托冯正平为情报组物色几个“联络员”,冯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把这一情况向何启、胡树杨同志作了汇报,他们指示,要趁此机会把我们的人打入敌人内部。我选用黄其元、林炳章及稍后由孙方派来的刘贤元(刘斌侄儿)充当情报“联络员”。后来,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些活动。例如盖有李先念大印的新四军五师布告,就是由我们在外行宫、新街等地张贴的。
为阻止日军西进,国军炸毁漕河镇以北四公里处的西河桥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战线过长,在我国各个战场每况愈下,这时日本人气焰不如战争初期那样嚣张,有时他们出城,都要经过一番伪装,穿着便衣,戴着礼帽,甚至到黄石港等地去,因害怕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不敢白天坐汽艇,选在夜间坐小划子去。
冯正平既是日伪合作社社长,又是日军翻译,日本人对他非常信任,在一些问题上,他起着主导作用,汪伪蕲春县长吴幼甫(接任黄楚楠)的秘书陈炳赢到九江运食盐等物资,在途中被国民党飞机投弹炸死后,冯正平趁机将自己的亲信、日伪合作社秘书白如梅派到吴幼甫那里搞秘书长。陈杏云打死后,王之栋(山东人)接任保安队第一中队长。经过冯正平的活动,改由我接任.由于我身兼两职,日伪人员到我家串门颇为频繁。为了应付日伪共三方面的需要,我建立两个家。在现在二机厂的老家,专门用来跟新四军接头联系;在蕲钢背后韩家塆建立新家,就是姘妻张金英家,在这里主要应付日伪人员(这时我同国民党脱离了关系)。日本人高桥、门田有时一天来一次,有时隔两、三天来一次,冯正平,陈文彩等也来找我。他们来的目的,除吃喝玩乐一番外,主要是收集情报,好向上级汇报,应付差使。
1938年10月18日,漕河镇附近,渡河朝汉口进军的日军若松部队。
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蕲广边新四军计划把汪伪系统的军事力量及武器弹药抓到手。孙方令我同冯正平配合,向汪伪县政府提出改组伪军保安队,将一、二两个中队合并,维持地方治安。并以负责人只能选用本地人为由,由冯正平提名我当队长,汪伪县长吴幼甫只好同意,于是委任我为保安队代理队长,按管理人数和职权范围,实为保安队大队长。正当我和冯正平筹划行动时,不料由蕲州商会会长刘汉勤等为代表的汉奸们,感到末日来临,纷纷与国民党军暗中通款,寻求庇护,抢先溜出城,跑到驻扎在三渡桥国民党十六纵队三支队司令部,将邓汉平部队引入蕲州,由水陆两路对蕲州进行重重包围,对汪伪军政人员,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实行监视。我们的归顺计划无法实施。我和冯正平只好将各人一支未入册的手枪,交给孙方派来的董道成,转给孙方同志。
虎口余生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后,国民党蕲春县长雷鸣震指派的接收代表宋斌来蕲州之前,鄂东挺进军第十六纵队第三支队已率先进驻蕲州。为了稳住我,邓汉平给我一张“委任黄全斌为本纵队第三支队特务中队长”的委任状,不到十天就将我监视起来,并抄了我的家,我的父亲也被扣押。到9月20日,日本侵略军离开蕲州,三支队又把我抓起来,押送到十六纵队司令部(朱明塆),由副司令李亿伯(司令刘鸿奎)对我多次审问,主要追向我与新四军“勾结”的经过,并对我施行踩夹棍等酷刑,我始终拒绝承认,便以汉奸罪将我辗转押送到鄂东挺进军总指挥部(设在洗马畈许家祠堂)交军法处、武汉保安司令部、湖北省高等法院、黄冈高等法院第六分院(黄州)审讯,最后正式宣判我无罪释放。
1938年10月15日,湖北大冶石灰窑镇附近,侵入进攻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土师部队。
出狱那天,我住在黄州城里胜利客栈,准备第二天回家。因心情太高兴,坐在客栈房子里唱起了一支新四军抗日歌曲:
莫要想着家乡,亲爱的同志们;莫要害怕困难,抗日的战士们!莫要忘记,我们都是工农兵,我们的生路仅仅只有一条——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有出路;只有革命胜利,才能有自由。你想一想,红军苦难十几年,冲破困苦艰难才有今天。谁要看不到前途,谁就回头想;谁要看不到胜利,谁就没有出路。坚持革命斗争,粉碎顽固混蛋,打倒日寇,争取工农自由解放!
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唱这首歌时被国民党行动大队特务听到,进来一个人,问我叫什么,是什么地方人?我告诉他,我叫黄全斌,是蕲春县蕲州镇人。他对我说:“你们蕲春有个叫黄土岭施家塘的地方我到过”。我马上问他:“你怎么到过那地方?”他说:“我在赵辛初脚下当新四军时到过那地方。”并问我认不认识赵辛初、张体学。听了这一问,引起了我的警觉。我说,我是老百姓,怎么会认识他们?!于是那人转身走了。刚到黄昏时分,七、八个持手枪的侦探人员冲进了房间,先来的那个人用手一指,说:“就是他”。他问声我姓什么,把房间搜查一遍,将我捆绑带走,店老板娘说:“这个人是今天从牢里放出来的,你们怎么又要捉他?”“这与你无关,要他跟我们走一趟。”
他们把我带到大队部,绑在柱子上,问我在客栈唱什么歌?我回答唱三民主义的歌,说着我就唱开了。他们说我没说真话,对我拳打脚踢。这时店老板张伯川赶来,对“长官”说:“这个人是刚出狱的,他有神经病。”并就我家有些什么人,作了一番介绍(我在落店时与老板拉了家常),为我说情,并给我家发了一封电报.第二天,我父亲赶去。还是店者板“神经病”三个字提醒了我父子二人,一方面我装成有神经病的样子,另一方面我父亲到处活动,找到监狱看守所写了一份我有神经病的证明,再加上我父亲用些钱,这样,他们才将我释放,我终于虎口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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