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国民党军需官陈启予的悲喜人生

发布时间: 2022-3-20 21:46|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270|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1930年7月，陈博烈士就义后，他最小的弟弟陈启予才13岁，得知哥哥是为正义而死，陈启予立志苦学报国。

从启民中学（设在蕲州天主教堂内）毕业后，启予先生毅然离家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就是蒋介石。

启予先生在军校里文科成绩一流，军训成绩老不及格，可是蒋介石还是很喜欢他，为了提高他的军训技能，1936年初将他分配到西安集训，每天的日常事务全是军训，冬天的西安特别冷，有些集训学员还冻掉了耳朵或鼻子。

1930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西安战干团实习，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葛系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中将军衔，管理学校一切事务。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战士团，本来西安事变前后经过还不到半个月，他亲眼目睹了事变后的东北军和第17路军官兵的生活实况。他们所有官兵都停发了军饷，士兵们大多数都脱下军装，有的做小买卖，有的当乞丐，有的开小差，有的跑出去当红军。军官们绝大多数都蹲在大街小巷里以卜卦算命来谋生，据启予先生说，黄埔学生中有许多人为了谋生，自学《奇门遁甲》《梅花易数》。

蒋介石回南京半年之后，启予先生被调到时任13军军长的汤恩伯部下，汤恩伯受过陈仪的大恩，他见启予先生也姓陈，且一表人才，像极恩人陈仪，字又写得好，便让他当上军需处主任，掌管13军的军事财政大权，(后汤任第20.31集团军团长等)，军需处在抗日战争中辗转于长沙、南京、上海、武汉之间。

由于他职务的重要性，汤恩伯为他配有六名警卫。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军饷发放是按等级的，军、师、团级军官一律发金条；营、连级军官一律发银圆；排级以下士兵统统发纸币。这么多的钱从他手里经过，他从没想过“贪”字。直到有一天他在钓鱼塘边会见了蕲春籍军官石补天时，石将军“一语点醒梦中人”，对他说：

“你把这么多的钱放在这里很不安全，你这里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万一共军来端了你怎么办？我看你不如把它存入钱庄，一来为了安全；二来也好给你手下的弟兄们发些利润；三来也好缓和一下这些士兵的精神压力，免得他们整天为了这里的钱财提心吊胆。”

启予先生一听，觉得有理，同时也得到了部下的支持。紧接着他把这种作法向汤恩伯作了汇报，汤恩伯说“只要能够保障全军军饷正常发放，至于你如何保管，我概不过问”。

从此以后，军需处的官兵们个个笑逐颜开。人人都成了军营中的大款，他们一个个怀里揣的都是金条，他们不是将军，却得到了将军的待遇。启予先生身为军需处主任，他不贪非份之财，所有从钱庄算回的利息，均与部下平分，决不多得一分。为此，他的人缘特好，更得汤恩伯的赏识。台儿庄大战胜利之后，汤恩伯还亲自来看望过他，并予嘉奖。

1945年日寇投降后，启予先生才结婚，夫人姓胡，与先生一起同住在汉口江汉关的住所。家乡的亲兄与叔伯兄弟们，山蛟(字玉贵)、明珠、明生……一行六人来到汉口军需处，他的六哥陈山蛟的右脚有些跛，设在门外有五道岗哨，山蛟向哨兵说明来意后，哨兵进去问启予先生：“报告处座，外面有六个人口称是您兄弟，其中一人腿脚有些不便。”启予先生说：“那是我六哥他们来了，赶快有请。”他们进去后，看到地面铺着红地毯，许多人都坐在里面各个科里一手拿着笔，另一手扒着算盘忙活着。启予先生接待他们后，他们向启予先生说明来意，想在这里谋份差事。启予先生告诉他们：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能写会算的文人，你们都没读过书，这工作你们干不了。不如在这里住几天，好好玩玩。为此，兄弟们对他意见很大。

紧接着，又打响了内战。蒋介石看到启予先生工作出色，亲自来到汉口军需处，称：“你是我的好学生，要好好干。”并且发给他一支“中正剑”。

1947年，汤恩伯看到经过抗日与剿共战争中，许多军人不是阵亡便是被俘，军队减员是不可避免的，但军饷的发放却有增无减，汤恩伯便命启予先生给各团官兵发放军饷后，亲自下去按花名册逐一点名，以核实人数。

可这些团座也也有办法：他们将包好的金条放在启予先生的军车里，然后问他：“您还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启予先生看到汤恩伯常用的那支白朗宁手枪非常漂亮，便向那团长要白朗宁手枪，团长爽快地答应了。待点名时，启予先生看到兵员明显不足，但在他们中，一个人同时附加另一个姓名，故而有些人可以先后回答两次“有！”

启予先生将各团贿赂的金条与六名警卫平分，警卫们也十分高兴。

启予先生心里十分清楚，这些警卫实际上都是蒋介石和汤恩伯的心腹，明里是他的警卫，实际上是蒋、汤的耳目。从此启予先生每到一个团核实兵员人数时，他们都用同样的办法应付。为此他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发国难财。当启予先生向汤恩伯汇报时：就以“阵亡将士由壮丁填补”为由，搪塞过去。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的失利，军官们纷纷逃往台湾，汉口军需处亦随之解体。这时候由于启予先生的已故五哥之子，也就是过继给二哥陈博烈士之子运坤患结核病(长兄与五兄均患此病身亡)在武汉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当时的协和医院住院患者的医药费非常昂贵，几乎花费了启予先生的大部分积蓄。由于运坤在汉治病，局势又紧，也不能去台。这时候启予先生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新中国即将诞生。他便邀请原来在军需处工作的蕲春老乡陈铭(株林陈家坝人)等五人，共同出资，兴办一家报馆。藉以宣传民主，宣传解放军节节胜利和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局。他将报纸命名为《江城报》。由于他们只凭一介书生的意气用事，没有专业记者，也根本不懂发行，报纸只办了两期便无疾而终。

办报泡汤后，他和陈铭又合办照相馆，然而，他们又不懂经营，不久照相馆也开不下去，只得卷铺盖回到蕲春，此时剩下的积蓄已为数不多，为了携带方便，他便将金条打成手镯，戴在夫人的手上。他们在蕲州租了间房子住下来，几经周折，百万积蓄到此时只剩一只手镯，便以它为资本，在东长街开起了文具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启予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将中正剑和白朗宁手枪交给时任蕲春县副县长的何启，何启给他开了收条。

接着镇反运动开始了，由于启予先生在国民党军队里一直是个文职军官，从未上过战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最终没有遇到什么难堪。

一天，昔日在启民中学里的同学叶同候来到蕲州启予先生的寓所，临走时将一支用报纸包着的手枪交给先生的夫人说：“大嫂，这东西放你这儿搁着。”叶同候走后，启予夫人以为报纸里包的是汤匙，谁知打开一看，原来是手枪，夫人顿时吓得面如土色，立即将它扔进水井里去了。从此以后，叶同候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没有再见到过他。

到了1956年，启予先生夫妇在蕲州东长街开的文具店转入了公私合营。次年秋天，反右运动开始，以他过去的历史，运动一开始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从此厄运开始在他的头上降临。

1958年春，启予先生下放到八里湖劳动改造，夫人和女儿一起来到花园，在她姐姐家里寄居。在八里湖改造期间，只发给不足9元钱的生活费，劳动强度大，粮食不够吃，他把衣服、被子全部低价卖掉，冬天冷了，下身裹着一条麻袋，晚上睡在草垛里，踯躅在剌骨的隆冬之中。

1960年春，当他以这种姿态来到花园妻女寄居的地方时，谁都为之落泪。这年秋天，他被开除公职，于是他们一家回到了老家，株林公社联盟二大队(即今之株林唐店村)，借住在他六哥山蛟的屋里，享受“四类分子”待遇，因为地、富、反、右四类当中，他一人就同时戴了“历史反革命和右派”两顶“帽子”。(“帽子”一词，今天的年青人是理解不了的。当年曾有人这样评价它：“看不见，摸不着，戴上去，取不脱，见人矮半截，见狗低脑壳，上台挨批斗，下台站屋角，出门遭白眼，受气不敢说。”)。那时候狠抓阶级斗争，农村总是把四类分子当作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他是双料四类分子，所以经常要让他站在台前，低着头挨批受斗，精神上的折磨，往往要比肉体的折磨痛苦十倍，没有尝过这种滋味的人，谁能领会得到？

1962年10月11日，生产队正收割晚稻，因农活多，开夜工是经常的事，贫下中农收完工可在生产队大食堂里吃夜宵，每人可以吃上一碗白米饭，因为那时候吃集体食堂，粮食十分紧张，每人每餐只有2两粮，只有开夜工才可以享受计划外用餐，所以大家乐意开夜工，但四类分子开夜工就没有这个特权，他们收工后只能空着肚子回家睡觉，次日一早照常出工。启予先生当然也就没有享用夜宵的福份，回家时顺便在菜地里拔了几片白菜，准备回家填填肚子，却不幸被陈××队长看到了，陈队长的阶级斗争觉悟很高，当即将他带到食堂关起来，准备明天开他的批斗会。启予先生心中害怕，趁大家回去后，逃出食堂。他趁着夜幕，逃上东北角的羊角寨山上，躲进那座小石庙中，一住就是七天，在这七天之中他粒米未沾，只喝一些泉水。17日深夜他潜回家中，这时候陈队长看到他害怕了，打算“放他一马”，可是新上任的记工员叶××要捞政治资本，非要斗他不可，当夜他终于没有躲过此劫，还是受到了批斗，他的泪流进肚里，他的心在滴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他的批斗就像是家常便饭，因此也就渐渐麻木，习以为常了。令他最难堪的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说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非要他交待问题不可，如不交待便“大刑伺候”。当时，凡是四类分子或其子弟，只要本大队那几名打手说你是“反革命”那便不是也是。哪里还需要什么证据。

眼见临近的联盟三大队(华畈村)有个“富农子弟”难挡酷刑，被逼无奈，便找来一管土制猎枪，装上弹药，然后将枪口对着心脏，再用脚指发动板机，“砰!”地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有达城建国二大队(叶咀村)有一人受刑难忍，回家找了半边剪刀，将刀尖对准自己的心脏，另一头顶在一棵树上，然后猛扑上去，刺穿胸膛，透过心脏，当场毙命。

启予先生被张××、陈××、叶××等用绳索反绑起来，然后将绳子扯上一根横梁，用力一拉，立即两脚悬空，那种疼痛的感受可想而知，这还不算，他们进一步拷问，如无满意答复，还要在他背后压上一块三十斤重的青砖，甚至石磨。启予先生被逼无奈，他趁人不备时，跳进了两米多深的粪坑，以求一死。当他跳入粪坑后，很快被张××等打手们发现，将他扯捞起来。这时，在大队副业组做饭的陈建文，帮他向打手们求情，总算让他洗澡换衣，然后又进入下一轮的酷刑逼供，先生此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供了出来，当即张××等人将他的女儿陈入时(也就是我的妻子)带到大队，进行威胁、拷问，入时说：“我参加了反革命，我的上级就是你张××，你就老实交待吧!”张××无奈，只好将她放了。和他在一起受刑的还有陈剑锋，陈细乐二人，最后由于陈剑锋的脱逃，才稍微缓解一些残酷的折磨。

那时，笔者也亲临过这种考验，当时我在三角卫生所当医生，我大队来了两个打手将我揪回建国四大队(现榔木冲村)，我在路上就算计，如何闯过这一关？想来想去，终于心生一计。到了大队部，民兵连长陈××问我：“你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没有？”我很爽快地答道：“参加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叫什么名称？”我曾经看过一本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我回答他：“青年近卫军。”“你的上级是谁？”我毫不犹豫地答道：“陈义×。”陈连长一听，立即惊慌起来：“这可不是能够随便乱说的。”我答道：“你可以找他来对质嘛！我的上级就是他，我和他是单线联系，(仿《红灯记》)我的申请书，还有填写的表格、军旗都在他手里，不信，他还发我每月十元工资。”这一下可把陈连长镇住了，因为陈义×是当时的大队书记，他最欣赏张细×的“吊人术”，张吊人时用细麻索捆住人家的两只大拇指，这样吊上去受刑人会痛得更厉害。我供出陈义×这一招用得非常绝，他们也不好对陈义×下手，第二天便把我给放了，放回后我才知道，三天前已有陈正孝等三人分别以上吊和投水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回想起来，我岳父启予先生当时也未免太老实了，如果他把张××，陈××也扯进去，看他们能把你怎办？

到了1979年，落实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启予先生才回到蕲州国营商店，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他获得了新生，获得了新的解放，获得了尊严，这才真正是个“人”了。为了表明心迹，他写了一首诗：

“我是离原草，曾遭野火烧；春风拂大地，披上绿绒袍。”

我曾经问过他：“在一打三反中，当张××等人折磨您时，您有过怨言么？”

“当然有，但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

“现在有句流行语叫‘中华儿女’，共产党给我平反，这说明他还把我当作是他的儿女，哪有儿女恨父母的。从前父母打了我，是因为不信任我，现在给我平反了，父母信任我了，我感激还来不及，岂有恨之之理？你也读过《西游记》，西天取经时，唐僧经常误解孙行者，念他的紧箍咒，还开除过他，把他赶回花果山，他怎么没有怨言？难道我还不如猴子？”

平反后他为了能多工作几年，在填报年龄时，故意瞒报4岁，他满怀热情地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站柜台，为人民服务。他深切地体会到，这份工作来之不易！这是共产党给他的温暖，是邓小平给他的恩情。

他的英语很好，教育部门曾要他去学校教英语，可后来没有协调好，最终还是回原单位了，至2003年病故，享年86岁。

资料来源：陈启予先生经历系生前自述，作者系其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