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方宋墓的共性特征及其成因

关键词：南方地区宋代墓葬共性特征形成原因

摘要：秦岭—淮河沿线以南地区已报道了1000多座宋代墓葬，通过对这些墓葬的分类、统计和归纳，我们发现其在分布特点、区域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上有着一定的共性规律。在分区上以河流山川为分界形成若干文化圈，在各文化圈中又受到了自然地理以及宋代社会、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宋代南方各地葬俗的共同特征，这是宋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南方地区宋代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研究”(项目编号:12FKG007)阶段性成果。

成都龙泉驿区高氏宋墓群发掘现场。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供图

中国的南方地区主要是指秦岭——淮河沿线以南的广大地区，据本文统计，南方地区正式报道的宋代墓葬有1200多座，这些墓葬分布于现在的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南部、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中南部、江苏省中南部、浙江省、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海南省。

就历史分期而言，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宋代历史体现了宋金时期不因朝代更替而连续发展的延续性，就考古发现而言，这一分界以南和以北地区的宋代墓葬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较大差异［1］。而且，历史学者的研究指出，宋代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2］。因此无论是考古学材料还是历史学研究，都表明南方宋墓的文化面貌和发展过程有着自身的特点，本文将以南方地区正式报道的普通宋墓［3］为基础材料，结合历史学视角，探讨南方宋墓的共性特征。

一、南方宋墓共性特征的表现

南方宋墓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文化区［4］，但是南方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区域内又有着很强的共性，这些共性既是南方宋墓区域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南方宋墓与北方宋墓的主要差异所在。

(一)区域划分原则

1.以考古材料为视角，南方不同地区宋代葬俗的流行范围遵循着一个原则，即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面貌的墓葬多以主要流域为中心，以山脉、丘陵、湖泊等自然地貌为天然屏障形成分布圈，多数地区没有遵循宋代行政区划的分界，因此南方宋墓的分区是文化特征与自然地理相结合所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

2.相邻地区不同葬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更大的葬俗分布范围，就目前材料而言，主要有三大板块:长江上游文化区，包括成都平原和川北、黔渝地区。成都平原的宋代墓葬以砖室墓为主，川北、黔渝地区则以石室墓为主，但是两者交界地带的墓葬形制相互渗透，且邛窑瓷器和道教因素随葬品在这些地区都有使用［5］。

长江中下游文化区，包括江汉平原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这一地区自五代十国的南唐、吴越开始，墓葬就有相近的特征，北宋初期基本延续了南唐和吴越的船形砖室墓形制。随着时代的推移，至北宋中后期船形砖室墓逐渐消失，长方形砖室墓成为了主流，北宋时期随葬瓷器中江汉平原以梁子湖窑产品为主，长江下游地区以繁昌窑产品为主，均为本地瓷窑，但到了南宋时期随着两窑的停烧，景德镇窑瓷器占据了主流［6］。

闽赣文化区，即闽江流域和赣江流域。这一地区在北宋时期，都出现了南方地区极少见到的壁画墓，南宋时期有所增多，而且在随葬品上都有道教因素十分浓厚的俑，虽然制俑的原料有瓷、石之分，但是俑的种类和造型比较一致［7］。

(二)历史发展阶段

1.北宋早期和中期之交。这一时期大致为真宗到仁宗的某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此前，南方宋墓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当地五代十国时期的特点，如成都地区北宋早期的小型砖室墓与当地晚唐和后蜀墓葬形制相同、长江中下游地区北宋早期仍然使用南唐制造的“都省铜坊”铭文铜镜等;此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有较大程度的丰富和改变，五代十国的遗风逐渐消亡，形成了各地宋代墓葬的自身特色。

2.两宋之交。这一时期，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南方的不同地区因王朝更替所受到的影响有所不同，有的地区逐渐衰败，有的地区则产生了新的墓葬特征，主要表现为:陕南、淮河南岸地区南宋墓葬数量大大减少，成都地区砖室墓构造和制俑工艺简化，川东、川北、黔北地区开始流行仿木结构画像石墓，闽赣地区壁画墓增多等等。

(三)墓葬形制选择

1.南方宋墓的墓室及棺椁以外的空间较小，夫妻合葬的形式主要为同穴异葬，有的合葬双室在隔墙上留有相通的孔洞。这与北方宋墓流行仿木结构砖室墓且夫妇同室的墓葬形制有着本质差异。《东坡志林》记载，“古今之葬者皆为一室，独蜀人为同坟而异葬，其间为通道，高不及眉，广不能容人”［8］。苏轼描述的是宋代蜀人的葬法，但是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葬法显然已不是蜀人所独有，基本流行于整个南方地区，而且古人有“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丧葬理念，宋人为了使夫妇在死后也能魂归一处，创造性地在两室之间留下相通的孔洞，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尊重死者的人伦思想。

2.南方宋墓注重防腐、防潮。北宋早期，这种措施还不是十分普及，而且技术比较落后，主要是将木炭、石灰等材料铺在墓底或直接放在棺椁周围，以起到防潮的作用。北宋中后期，防腐技术逐渐成熟，人们使用石灰糯米汁、三合土，或是石灰、泥沙、木炭、松香等防腐材料填充墓圹、墓室、棺椁之间的空隙，从而使墓葬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封闭空间。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将这种墓葬防腐防潮措施称为“作灰隔”［9］。

(四)随葬器物取向

1.南方宋墓的随葬品种类丰富。各类随葬品中瓷器最多，其次为铜钱、俑、铜镜、釉陶器、陶器、买地券、墓志，兼有少量的金银器、铜器、漆器等。北方宋墓的随葬品种类与南方地区大致相同，但是出土瓷器的组合有一定差异。本文统计了1200座南方地区宋墓，出土青白瓷的有305座，占25.4%，比例最高;本文统计了227座中原、北方地区宋墓，出土白瓷的墓葬有76座，占33.5%，比例最高，出土青白瓷的墓葬有22座，比例最低，占9.7%。

2.南方宋墓的随葬品数量丰厚，北方宋墓虽然在随葬品种类上与南方地区相似，但是随葬品的数量却远不及南方地区。同样是被盗现象严重，南方宋墓随葬品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不乏精美的金银器(非首饰类)、铜器(非铜镜、铜钱)。本文统计的1200座南方宋墓中，有40座出土了金银器，其中20座曾被盗，有52座出土了铜器，其中31座曾被盗。北方地区的多数墓葬在被盗后，几乎成为空墓，本文统计的227座北方地区宋墓中，出土银器的仅2座，出土铜器的仅1座。由此可见，宋代南方人更加重视随葬器物，北方人则将墓葬装饰放在首位，随葬品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

(五)宗教因素表现

1.南方宋墓体现的道教因素较为浓厚，道教对多数地区的墓葬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表现形式丰富。买地券和俑是道教堪舆理念对墓葬影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本文统计的1200座南方宋墓中，出土买地券的有116座，占9.7%，出土各类质地俑的共118座，占9.8%。本文统计的227座北方宋墓中，出土买地券的有12座，仅占5.3%，出土俑的有10座，仅占4.4%，而且俑的种类和数量远不及南方宋墓。除买地券和俑以外，道教因素对南方宋墓的影响还表现有:成都地区的镇墓券、闽赣地区的龙虎堆塑瓶和墓室内道教仪式壁画、长江下游地区的镇墓铁牛以及黔渝地区画像石墓中的道教石刻等。虽然北方宋墓有的在墓室内放置长生灯或是在墓顶悬挂镇墓铜镜，但是同样作为道教因素的墓内装饰，黔渝地区画像石墓很多雕刻有道教四神和求仙，赣江流域壁画墓、画像石墓中也有道教四神和道教教仪题材，这些在北方地区是极少见到的。

2.南方宋墓体现的佛教因素很少。佛教因素主要表现在随葬品上，如随葬佛教信物、佛像、佛经，或是在墓志中有墓主人信佛、礼佛的记载。但是从总体来看，佛教思想对墓葬的影响与道教相比，要逊色很多。

二、南方宋墓共性特征的成因

南方宋墓共性特征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形成这些共性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综观宋代社会发展，南方宋墓诸多共性特征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以下因素的作用。

(一)自然地理因素

1.由于地理板块分隔形成的文化分区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貌多样的国家，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分布着高原、平原、山脉、丘陵、河流、湖泊等多种地貌。就古人的生活方式来看，早在史前时期人们就一直遵循着近水而居的原则，即使是在水路交通相对发达的宋代，人们对水源的需求应仍然十分突出。南方地区各水系之间多有崇山峻岭围绕或相隔，这些高大的天然屏障就可能使生活在不同水系、不同流域的人群逐渐形成了区域内独有的生活方式。因此，宋代南方地区的若干个自然板块，形成了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地域文化区，各区的墓葬习俗也随之产生了一定的异同。

2.由于地质构造不同形成的墓葬形制差异

中国南方多雨，土质松软，不利于深挖墓穴，北方干旱，土质坚硬，有条件深挖洞穴。汉唐时期地质构造差异对墓葬形制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形制的南北差异逐渐显露。到了宋代，这些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南方地区的墓室多数仅能容棺，而北方地区有很大一部分是带斜坡墓道的仿木结构墓葬，墓室仿照死者生前的居室而建，空间较大。司马光将这种墓葬形制的差异总结为“今疏土之乡，亦直下为圹，或以砖为藏，仅令容柩，以石盖之。……其坚土之乡，先凿埏道，深若干尺，然后旁穿窟室以为圹，或以砖范之，或但为土室，以砖数重塞其门，然后筑土实其埏道”［10］。南方土质疏松，多为疏土之乡，北方土质坚硬，多为坚土之乡，宋代南北方墓葬形制的差异与南北方的土质特点基本对应。可见，宋人在墓葬形制的选择上，遵循了地质构造的差异。而且，南方地区气候潮湿，地下水位高，因此随着宋代各种物质技术条件的进步，南方宋墓的防腐、防潮技术也逐渐发达和成熟［11］。

(二)社会经济因素

1.社会发展与变革对墓葬特征的影响

北宋早期的恢复。北宋初年，国家从五代十国的割据逐步走向统一，但是南方很多地区仍属于十国割据政权，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在五代十国的南唐和吴越统治时期，采取“保境安民”方针，影响更加深远。因此，这一阶段南方地区的墓葬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前代特征，随葬品也较为单一。

北宋中后期的发展。北宋中期开始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在对外关系相对和平的环境下逐渐走向高潮。经济的发展使民俗也随之发生着改变，这一时期五代十国墓葬的影响逐渐消退，南方各地墓葬的随葬品在组合和数量上均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南宋时期的衰退。靖康之变后，南宋的社会经济态势逐渐恶化，贫富差距明显，墓葬也有着一个明显的衰退和简化趋势。各类墓葬反映出，富贵之人能使用大型砖石墓葬埋葬死者，并随葬精美瓷器、漆器、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等奢侈品，平民之家只随葬少量的日用陶器和粗瓷器。而且，目前发现的南宋时期火葬墓和漏泽园，多位于宋代经济最为发达的环太湖地区，这里也是宋代土地兼并最严重、贫富分化最显著的地区，火葬墓和漏泽园在这些地区可能使用得更多。与此同时，宋金战争迫使大量北方百姓南迁，南方地区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墓葬因素，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南宋时期各地区仿木结构墓葬、壁画墓、画像石墓等带有北方因素墓葬的数量要明显地多于北宋时期。

2.经济中心南移对丧葬理念的影响

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迅猛，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南方地区的发展势头逐渐超过了北方地区。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南方百姓用丰厚的随葬品来安葬死者，而且为了满足各地丧葬消费中不同层次的需求，可能已经出现了专门的明器制造业。北方地区随着经济地位的下滑，对随葬品的追求可能相对较为淡薄，世俗观念在丧葬习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事死如生”的观念主要表现在墓葬营造方面。

3.南方制瓷业崛起对随葬品组合的影响

伴随着经济发展，南方地区出现了多个制瓷中心。成都地区的邛窑，武汉梁子湖地区的窑场，长江下游的繁昌窑，赣江流域的景德镇窑、南丰白舍窑、吉州窑，珠江流域的潮州窑、惠州窑、藤县中和窑、容县城关窑，闽江流域的建窑、三明中村窑、浦城碗窑背窑、同安窑等，都是在宋代较为兴盛的窑场。因此南方宋墓的随葬品以瓷器为最大宗，诸窑场中，又以青白瓷窑场居多，这使青白瓷在整个南方地区随葬瓷器中占据了相对较高的比例。而北方地区的窑场中，烧造青瓷、白瓷者居多，青白瓷最少，这使宋代南、北方墓葬在随葬瓷器的组合上产生了一定的差异。

(三)政治因素

1.“攒殡”理念影响了北方因素墓葬在南方的兴起

宋室南渡以后，南方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北方因素的墓葬，但是这些墓葬的数量与南方常见墓葬相比，仍居于次要地位，这与南宋时期北方人口大量涌入南方的现象并不匹配。南宋一朝虽然偏安于东南一隅，但统治阶级仍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还都汴京，并归葬河南巩县宋陵，因此在陵寝的修建中明确表示要择地攒殡［12］。统治阶级的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南迁百姓，他们也希望将来能回到中原故土，或是能将自己的遗骸迁回故地，这便导致了南方地区的北方因素墓葬整体较少。近年来考古发现浙江地区南宋时期的一些墓葬修建了地上建筑［13］，这种地上建筑体现了南宋时期宗族祭祀的发达，也可能与一些大族南迁后祭祀故土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

2.战争对秦岭——淮河南沿线地区宋墓的冲击

淮河南岸地区的南宋墓葬发现数量很少，这与淮河南岸地区长期受到淮河泛滥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历史进程来看，这一现象与宋金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宋灭亡后，金与南宋政权在淮河流域、汉水中游和陕西地区展开了长期的争夺，至1164年“隆兴和议”签订，才最终将秦岭、淮河作为两国的国界。三个地区中，前两者是宋金反复争夺的地区，也是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南宋政府还不时下令江淮地区坚壁清野以备战［14］，导致本地区人口大量流亡，土地大片荒芜［15］。陕西地区在宋金和议签订前，多数仍在南宋掌握之中，两宋之交金军也未直接攻入四川地区，对秦岭南麓地区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破坏，直至宋金再次开战的“开禧北伐”，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对于淮河流域和汉水中游地区而言是相对稳定的。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中金华村北宋晚期墓出土了几百枚铜钱［16］，安康上许家台南宋早期迁葬墓有石象生等墓上设施［17］，汉中石马坡南宋早期M1出土了大量随葬品［18］，这些都是秦岭南麓地区两宋之交至南宋前期社会经济相对宽松的证据。南宋后期，这一地区宋金战火再燃，而且蒙古灭金后本地区又成为蒙军南下的主攻地区之一，到目前为止，秦岭南麓地区还没有报道过可明确定为南宋后期的墓葬，可见战争对这一区域的影响。

(四)文化交流因素

1.由于地区邻近而产生的墓葬形制渗透

目前南方宋墓的发现和报道并不平衡，分区界限较为模糊，不能将区与区的界限绝对限定于某一点或某一线。因此，交界地带的墓葬形制会出现两个或多个地区的因素，这种相互影响在南方与北方的交界地带、地理分界并不十分突出的闽赣地区和华南地区以及交通较为便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2.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随葬品流通

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宋代成为了我国古代继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又一个商品经济发展高潮期［19］。宋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如果不是特别突出的地理阻隔，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势必带来商品的流通，这种流通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些瓷器成为了墓葬的随葬品。通过对宋代南方各大窑系产品发现地的观察，可以发现南方地区主要窑系产品的流通范围:

邛窑，位于今四川省邛崃市，始烧于南朝终于宋朝。在宋代其产品主要发现于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而川北、黔渝、三峡地区的宋墓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邛窑瓷器。

龙泉窑，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市，始烧于魏晋终于清代。北宋中期以后，长江下游地区是其主要分布区，而长江中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的宋墓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龙泉窑瓷器。

景德镇窑，位于今江西省景德镇市，始烧于唐代，到现在景德镇一直是我国著名的瓷都。两宋时期，景德镇窑主要烧造青白瓷产品。北宋早中期，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的梁子湖窑和安徽省繁昌市的繁昌窑都较为繁荣，这一时期景德镇窑系的产品主要分布于赣江流域。北宋晚期以后，随着其它青白瓷窑场的衰落，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产品异军突起，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青白瓷产品多数为景德镇窑系的产品［20］。因此，这些地区的宋代墓葬中也随葬有大量景德镇窑青白瓷。

(五)宗教思想因素

1.以道教圣地为中心的文化辐射范围

宋代道教在真宗、徽宗的极力倡导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在宋徽宗时期，天下崇道之风到达了一个顶峰［21］，而且宋代南方地区道教洞天福地的分布数量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22］，从南方地区道教因素对墓葬的影响来看，多以道教圣地为中心。

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上海、浙北、皖东南地区宋墓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道教因素，主要表现为墓室四角放置铁牛、随葬道士像等。

以青城山为中心，北宋中期开始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宋墓中流行随葬陶俑和镇墓券。

以閤皂山、龙虎山为中心，主要集中在江西地区，常见为俑、买地券、龙虎堆塑瓶等道教因素随葬品以及墓葬装饰中的道教题材。

道教因素对墓葬的影响除了以道教圣地为中心的区域外，其影响还渗透到周边地区，例如福建地区的石俑造型与江西地区如出一辙、成都以外的川渝地区都发现有各类陶俑、湖北地区发现的龙虎堆塑瓶与江西地区形制相同，等等。这些迹象既可以是道教因素器物的直接传入，也可能是随道教思想传入后在本地区自制而成。

2.以个人信仰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因素

从墓志记载和随葬品来看，佛教信仰在南方宋墓中也有一定的反映。但是这些影响绝大多数表现在个人信仰上，没有形成统一的葬俗表现或是分布区域。

3.以历史发展为中心的三教融合迹象

中国儒家学说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经过唐宋名家大儒的努力，形成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23］，这一迹象在士绅、官员、富户、大儒的墓葬或墓志中有一定的反映，或随葬两类器物，或在墓志中记载佛道兼修。

宋代三教合流的趋势虽然明显，南方宋墓中儒、释、道因素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但由于宋代崇道之风盛行，儒、佛对南方宋墓的影响远不及道教，道教势力显然占据了上风。而北方宋墓中的佛教因素也微乎其微，这与佛教注重个人修为而道教注重符箓表现的教义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三、结语

从考古遗存来看，汉代以后至唐代的墓葬在形制和随葬品方面有着相对统一的表现形式，到了宋代，各地的地域文化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南方地区经过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后，包括葬俗在内的各类文化都体现出了较强的地域性。以往对于南方宋墓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区域特征的差异研究上，因此忽视了对墓葬整体共性的分析和探讨。

通过本文的概括和论述，可以明确发现，南方各地区宋代墓葬在有着自身特点的同时，在区域划分原则、历史发展阶段、墓葬形制选择、随葬器物取向以及宗教因素表现等方面有着相似或相近表现。这些现象的产生与中国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宋代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因素的历史发展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南方宋墓的共性明显地寓于各区特征之中，同时又是在各区墓葬自身特征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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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历代墓葬的研究在内容上说应包括帝陵和普通墓葬，但是根据元代人的记述，南宋帝陵的地上建筑和地宫均在元代初期遭到蒙古人的毁灭性破坏和盗掘，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42－47.事实上，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南宋帝陵也开展了多年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但由于元代已遭毁灭性破坏，加之后世的荒废，现在已难以窥探其原貌。

［4］根据多数学者研究，南方宋墓大致可分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江西地区、湖南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福建地区、华南地区等若干个文化区，这些区域内的墓葬均体现出自身特点，各区之间的墓葬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见a.徐苹芳.宋墓的分区与分期［C］∥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489.b.秦大树.宋元明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5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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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仲并.浮山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卷四《蕲州任满陛对劄子》记载:“然臣今视之，田莱之荆榛未尽辟，闾里之创残未尽苏。兵息既久，而疮痍或尚存。年丰虽屡，而啼号或未免。锄耕耘耨皆侨寄农夫，介胄兵戈皆为乌合之士卒。市井号为繁富者，才一二郡，大概如江浙一中下县尔。县邑至为萧条者，仅有四五十家，大概如江浙一小小聚落尔”，蕲州即现在的湖北蕲春，这里距离宋金边境有一定的距离，此地南宋时期尚且如此残破，可见淮河南岸和汉水中游地区南宋时期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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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宋徽宗对道教崇信之极，文献多有记载，《夷坚志》第九卷《泗州普照像》记载:“林灵素既主张道教而废释氏。政和中，诏每州置神霄宫，就以道观为之，或改所在名刹，揭立扁榜”;《东都事略》记载:“(政和七年)皇帝崇尚道教，号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辛未，改天下天宁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a.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b.王称.东都事略［C］∥赵铁寒主编.宋史治疗萃编(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22］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284－290.

［23］凌慧.宋代“三教合一”思潮初探［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

作者：吴敬，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长春市130012。

本文原载于《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