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一生读书精博,治学扎实,其精神和品质让人仰之弥高。从他的一些点滴,可窥见一代大家风范。 黄侃读书之“恨”。读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要问黄侃的话,那他只有一个字来回答——“恨”。在他看来,读书有两“恨”。一“恨”自己头发已经花白,读得太晚。其实,黄侃10岁,就读完“四书”“五经”;22岁,师从章太炎先生,读书更是扎实。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于加点读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已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灿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记遍数。”实际上,黄侃圈点的书籍,不仅仅是他所说的这些,其学生黄焯在《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中说:“焯窃观先生圈点之书,数以千计,经史子集诸专籍无论已,即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史稿》两书论之,即达七百余卷。至于能背诵之书,不止如先生所述《说文》、《文选》数部而已,如杜工部、李义山全集,几皆能上口,即词曲中能吟讽者亦多,博闻强记,盖兼具所长。”不仅如此,他还有句“名言”:“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是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事实上,中国传统诗文其来源均是这八部经典。读书能到此地步,已是很了不起了,他却还恨自己读书尚晚。他“读书”,还有一“恨”,即“恨”其博大精深。特别是经书,他认为要读的、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他常对学生说:“我只要一打开书本,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毫无知识的人!”黄侃认为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日日有所不知”。这种真诚的谦虚,使他嗜书成癖,“有余财,必以购书”。在他藏书目录上还留有这样的诗句:“稚圭应记为庸日,昭商难忘发愤时。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得免借书痴?”读书对他来说,是永不满足的。可见他读书的态度和精神。 “杀书头”论。黄侃主张为学务精,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为此,对自己读书也是要求“苛刻”。读书必动笔,从不泛泛而读。而不管读什么书,一开卷,就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从不中途辍弃,也不跳跃。并且,每卷从头到尾,都标满了眉批、音注等各种符号,“精博熟习,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忒者”。他读孙贻让的《周礼正义》时,规定自己180日读完,结果生病,仍然坚持在期限内读完。读《清史稿》时,全书100册,都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评注圈点。黄侃对于随随便便翻阅读书、点读数篇浅尝辄止的读书方法,很不赞同,称之为“杀书头”。他反对那种只读所需资料,而不肯一句一字认真读透全书的实用主义态度。病逝前,读《唐文粹续编》还有一卷未完,自嘲说:“生平笑人‘杀书头’,毋令人笑我也。”仍然勉力读完而逝。 “不放松一字”。无论在讲课、著书、笺识中,极为严谨,从“不放松一字”。“于一事未能贯通,必苦思广证以求贯彻,否则若肩重负。”这也是他读书的一种原则、一种方法,他说:“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二曰善于解剖,三曰必有证据”。他称赞汉人“为学务精心”的态度,称“汉学之所以可畏,在不放松一字。”为此,开卷必动笔,无论是因声求源,还是推寻本义,始终恪守“非熟精音理、本之明证,未可率尔妄为”的原则,其见解往往是“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餍心”。 “墨汁当小菜”。黄侃常常灯下校读,彻夜不眠。民国二年(1913),黄侃旅居上海。除夕之夜,里巷中爆竹声声,通宵达旦,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1915年,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还不知笑他什么。 除此,单从“国学”领域来说,黄侃读书心得、为学之道,直至今天,也是值得读书人借鉴的(尤其是从事研究的)。他认为: 应读之书。《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不读《通典》,不能治《仪礼》)、《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以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 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礼》疏而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 读书之法。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 由小学(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入经,出经入史,期以十年,必可成就。 小学之事在乎通,经学之事在乎专,故小学训诂自本文求之,而经文自注疏求之。 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 治史之要,以人、地、官、年为入门之基;四者亦即历史之小学也。 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圈点书籍五部。 初学之病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查其材料。 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病,知今而不知古。 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 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 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即得择要之法。 不有根底之学,而徒事翻书,此非治学之道。然真有根底之学,而不能翻书,亦不免有鄙陋之讥。翻书者因所知以及所未知,其用有二:一、己所不知,翻之而得;二、己所不记,翻之而记。凡临时检查而得之者,必其平时能翻之者也。 为学之道。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戴东原先生学术提纲挈领之功为多,未遑精密;其弟子段懋堂、孔广森、王念孙,靡不过之。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自立。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读书治学精神,使他最终学有所成,成为一代宗师。 (作者单位:黄冈市教育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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