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县政府官员的收入情况

县级行政区划是专制中国最基层的地方政权，其最早的设置在秦始皇统治以前，延续了至少两千多年，一直作为皇权与中央政权在地方的代表。本文仅就明清两朝政府官员的收入情况作些介绍。

明朝朱元璋建国，确立了厚赏养亲、低薪养廉的治国方针，几次降低官员薪俸，到洪武二十五年正式确定：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13石至35石；从三品26石，正四品24石，从四品21石，正五品16石，从五品14石，正六品10石，从六品8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5斗，至5石而止。自后为明朝定制。如七品县令，年薪84石米，一石为120斤，明代1斤相当于现在约589克，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42斤。如果按照现在平均米价1.75元/斤计算，那么明代正七品官员的年俸大约折合人民币20874元，合月俸1739.5元。古代官员任职养家，一般至少是5口人（父母、夫妻、孩子），大都在十口以上，三五十人不在少数，加之投亲靠友、幕僚长随等人，更是一个庞大的乞食群体，以这样的工资规模，实在是非常的低薄了。

即使这样的低薪，政府还难一次给足，往往采取本色和折色的制度。清人赵翼记载说：“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以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米一石仅值二三十文钱也。布一匹也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

通俗地说，到宪宗成化年间，也就是建国100年后，政府发工钱按一匹布相当于钞200贯，可是当时的市场价，钞1贯只相当于钱二三文，而米1石折钞10贯，即是1石米仅值钱二三十文，布1匹亦仅值钱二三百文，一匹布可折合20石米，折算来折算去，一石米仅值十四五文钱。而朱元璋时规定，一石米值钱1两银子，工资损失了至少1/3。所以，顾炎武说：“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是米折银，还是银折布，明廷并未严格执行，而是在银、物之间反复的折腾，加之商人的盘剥，高者为原来的几分之一，低者仅为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官员本就不高的薪俸就更加贬值。有人计算，以正七品县令计，在万历时期，七折八扣，到了手里的正常收入只有每月1130元，难怪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估计：“自1434年（宣德九年）确定的折支比例使薪俸时估仅相当于最初的4%。”

以海瑞在淳安任上为例，年薪如果全支本色，那么90石米按时价每石0.7两银子计算会有63两，而实际上海瑞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这时是嘉靖三十七年，这360贯钞大致可以买2石米，这样算下来总共收入只有53石米或37两银子，还不到全支本色薪水的60％。这就是说，海瑞工资至少缩水了四成。所以，这位明朝著名的清官，“平生是一个洁廉耿介之官，自做官以来，从不曾吃过百姓一杯茶酒”，在45岁任浙江淳安县令一职时，穿布袍，吃粗米，让老仆种菜自给，很少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2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省长兼军区司令员）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2斤肉！”当时“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25斤猪肉需要0.54两银子，一斤为0.0216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是9.6元。海瑞可能是回民，当时牛肉的售价，是“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一斤0.02两，比猪肉还便宜一些，算下来每斤也就是大约8.9元。海瑞不治产业，没有灰色收入，也没有外快，更没有贪污受贿，家境清贫是难免的事，但如此穷困确是超乎想象。在他死时，竟无钱安葬。海瑞没有儿子。去世时，“检箧内仅禄金一十余两，绫、纱、葛各一”。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王用汲去照顾海瑞，只见家里使用的是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不禁哭了起来，就凑钱为海瑞办理了丧事。

清朝入关、底定中原之后，顺治元年照晚明故事，确立官员低薪制度，顺治十年开始“涨工资”，并推行官员福利、待遇实物补给制度，即以蔬菜竹炭、心红纸张、案衣什物、修宅什物等名目给官员以正俸的补充，其数目甚至大过官员基本工资，如县令（七品）正俸为45两俸银、45斛俸米，其他福利补充则有96两，为基本工资的2倍，但是顺治后期这项福利被取消了。康熙时代，官员因低薪贪腐的现象非常普遍，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在王朝初期出现明朝末期的腐败现象，引起了两代皇帝的警惕与思考。康熙朝将耗羡合法化，所谓“耗羡”，就是官员在收税后，将粹银加工时的损耗摊派到民户身上，收取一定的加工费，当时达到一两可加至数钱的地步，康熙前期明令上交，四十八年正式认可为官员收入，是为摊派合理化；但是康熙的让步政策，只会激起官员更大的贪欲，民众的负担因此加重不少，雍正即位后改变了此种弊政，推行养廉银制度，以弥补官员正俸的歉薄和地方财政的亏空。

雍正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于是暗补改为明补，且幅度相当大，仍以县令七品为例，正俸45两，养廉银在400——2259两之间（按事务繁简、地方远近和用度多寡分别发放），高出近9——50倍。

清代的县令作为基层外放官员，其固定工资并不高，但补贴不少，福利与津贴相当可观。如以湖北蕲州为例，按照清代地方政府的分级，蕲州属于湖北省一般府县，非地方冲要、非民性疲玩、非民风剽悍难治，事务繁重也只能算是中等，在县级“简、中、要、最四等”考核标准“冲、繁、疲、难”四项中勉强仅占其一，因此不为要缺，升迁难，工资待遇也一般，大概在养廉银取中数，湖北全省为600——1680两之间，所以蕲州县令收入当在1200两养廉银左右，换算现在的人民币收入为36万元左右，月收入在三四万元。当时还可以进行一定的地方截留，七品县长在国家政策、法令许可的范围内，年收入在五六十万元（人民币）当不是难事，这可能还是大家认可的清官人物了。

县级官员中佐贰属于八品、九品官员，其待遇就要差很多，按雍正朝规定，以湖北为例，正八品在80——100两之间，正俸为40两，仅高出2——2.5倍；正九品（主薄）养廉银仅为60两，虽高出正俸2.42倍，但总计91.3两，折算现在的人民币，年收入不到3万元，确是一般。

在县政府工作人员中，等级分别是非常鲜明的。除开县长、副县长等几个“官”外，绝大部分办事人员则是“吏”，由县长聘请，其待遇由县政府自筹资金解决。在这些吏员中，其待遇也有很大的分别，县长重金聘请的“幕友”，其待遇甚至高过县长的基本工资，这是例外，其他的有关人员，原则上待遇都很低下。幕友是县长的私人顾问，其水平高低决定着县长前途的大小，当然也与其薪金挂钩，聘金一年“总要千金，少则七八百金”，与州县官收入不相上下，更有高者达2000两。对于县令来说，幕友少则二三人，多则十数人，其经济负担不轻。长随作为县令自行聘用的工作人员，其收入与政府其他工作人员所享有的收入“工食”大致相同，1年大概在50两左右，约合现在人民币收入15000元，能够应付家庭支出，不属高收入人群，但他们营私舞弊的“灰色收入”则非常可观，容后再叙。

正如前述，县级政府大量工作人员是“编外人员”，即使在政府有备案的“编制吏”，只是在年终考核评优后有可能晋升正规官员队伍，但其工资待遇政府仍然全然不顾。清代前期对于吏员首领发放一定的俸禄与养廉银，后来不了了之，但是国家规定了一个基本的“工食”标准，每月在1两左右，勉强糊口都难，这显然只是表面文章；至于“吏役”，按照规定，其工钱须自负，更遑论待遇了。尽管吏职收入低廉、地位低下，但当吏者还是熙熙攘攘、不绝于途，证明在无法定收入的前提下，肯定还有其他收入，否则一个没有政治前途、遭到士人鄙视、朝廷蔑视、没有固定收入的职业，受到普遍追捧，就很难理解了。

这些吏员的法定收入是由县长开支，纳入国家财政支出，由县长提交税费时，提留扣除，其多少明清有别。明人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内，保存了一份宛平县吏员的“工资单”，一般在县衙本部机关供职的吏员，每年的“工食银”七两二钱，那些分派在巡检司、闸关等机构里的吏员，每月支六斗仓米，档次再低一些的则连额定月粮也没有保障。宛平属于京县（首都北京郊区县），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偏远地区，待遇可想而知了。宛平情况列表如下：

清代后期（同治、光绪）的广东广宁知县杜凤治在其日记里，也记录了相邻各县胥吏工资待遇情况，也是相当低廉。当时揭阳县额设胥吏工食情况是：

广东肇庆府属县额设胥役、工食情况是：

这些都是一位学者根据当时的广宁县令杜凤治在同治、光绪年间的日记整理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出县级政府一般办事人员收入的大概。粗略估算，大约为每月1000多元人民币的样子。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曹英，蕲春县向桥乡桐油畈村人，1966年生，毕业于湖北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现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系任教。长期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侧重于毛泽东、中国政治制度与传统政治思想，著有《红色档案》、《特别别墅》、《龙争虎斗：中共高层斗争纪实》、《红色纪要》、《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权力腐败与制度救济——历史视角与个案研究》、《国学中的旁门左道》、《人类权力的对抗与交替：政治文明史》、《人类自律与他律：法制文明史》、《万世人极——关公传》等，并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共和国风云五十年》、《毛泽东百科全书》、《百年恩来》、《百年小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