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品县令

一

余秋雨先生曾写过一篇《脆弱的都城》，说是从庞贝古城、柬埔寨吴哥窟到中国历史上许多都城，经过时间的磨砺，剩下来的就不多了。同永远的乡村相比，城市的确是脆弱的。都城如此，最小的城市——县城则更容易被岁月淘汰。县，设于春秋而定于秦。中华帝国政权历朝历代更迭频繁，而“县”的变更却甚微。清人《问樵山人诗稿》说“一县三千年，百代无更改”，这说明“县”的历史地位，因其承上启下而不可动摇。自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开始，中国的县制历两千多年至今，留下来的古县城很少，保存较好的县衙仅河南内乡和山西平遥两处；而数以万计的县令、县长、县尹或知县，大部分为历史湮没，一部分保留于县志，一部分却永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里。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有情与无情。该遗忘的尽其遗忘，该记住的也将长期被记住。其实，作为中华帝国时代皇帝直接任免的最小官吏，虽为七品芝麻小官，却是帝国金字塔的基础。他们的称呼在变化，宋朝以前多称县令，之后多称知县；但地位却始终重要。他们手中的权力之大，肩上的责任之重，与官品之低微并不对等。

在行政和司法合一的社会体制中，县令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负有征税纳粮、听讼断案、劝民农桑、灾荒赈济、兴学科举和教化百姓忠君爱国等等责任，县内事务无所不管，所谓父母官是也。

这些父母官中，平庸者有之，贪墨者有之，残暴者有之；为民请命者、清廉刚正者、政声和人品俱佳者，也不在少数。那些青史留名者，有如帝国浩瀚的天空中一颗颗耀眼的星辰，光耀了历史，也照亮了人心。

就像都市虽不存而历史尚在，众多的古县城没有了，一些曾经的县令却还活着。最早知道的县令，是小学语文课本上介绍的西门豹。说是战国时魏文侯派西门豹做邺县令，西门豹通过调查，了解到那里的豪绅和巫婆勾结在一起危害百姓，便设计破除迷信，并大力兴修水利，使邺地重新繁荣起来。西门豹有勇有谋、敢作敢为、与民作主、为民除害的形象，至今铭刻在心里。

其后，在一本方志上看到，一位被朝廷提拔到家乡蕲州任知府却未到任的县令李信圭，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李信圭是明仁宗时的清河（今江苏清江市）知县。清河土地贫瘠，但地处要冲，官船往来相接，需要很多纤夫，常常数以千计。过去，州府安排邻近的沭阳县，每年派五百名纤夫到清河拉船。但这些人离家很远，食宿很不方便。李信圭上任后，就同邻县商量，请他们不用派人拉纤，而代清河缴纳一定的税收，这样两县都各得其便。随后，他了解到自江淮至京师，沿线各县百姓，每年要动用二三千民夫拉纤，而这些地方，大多地广人稀，劳力紧缺，致使土地荒芜，民无积蓄，若遇灾年，后果不堪设想。他便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免除杂役，以便百姓尽力农桑。结果得到朝廷同意，沿河各县都蒙受了恩泽。

明英宗正统元年，朝廷提拔李信圭任湖北蕲州知府，清河郡百姓上书恳请留任。朝廷改任他为清河知州兼清河知县。当时，淮河经常洪水泛滥，百姓深受其苦。李信圭命人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并上奏朝廷，尽免杂税徭役。清河郡有湖田数百顷，被淮安（今属江苏）卫卒占有，但田赋仍由百姓缴纳，此事已有六十年了，一直未解决。李信圭再次奏准朝廷，还田于民。

李信圭在清河任职二十二年，做了很多好事，深得百姓爱戴。他死后，清河人为他立祠纪念。

前年到海南琼山，在县博物馆见到一幅纪念知县余立丰的挽联，却是著名清官海瑞所作：“执政迸诸氛，邦夷实靖民多福；完真还造化，勋勒吾琼神祀乡。治生海瑞顿首拜挽”海瑞一生是不大愿意说恭维话的，能够得到他的极高评价，应该非常难得。

仔细了解余立丰的业绩，令人顿生敬意。

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劫掠我国东南沿海诸县，琼山是遭掠的重灾区；加之岛内多民族聚居，常发生矛盾冲突，农渔业都受到影响。因而地荒人穷，民不聊生。嘉靖三十二年，朝廷派余立丰任琼山知县。他到任后，经常微服出访，深入民间，熟悉民情，了解疾苦。然后制订了《治琼十事》：组织人民武装，保岛自卫；劝导民族之间要和睦团结；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减轻税赋；惩官贪污；兴办教育；开发三亚，通达诸港；开辟商贸市场，抑制物价；恢复海上渔业生产；提倡官员亲民。

这些措施，对症下药，针对性强。余立丰在琼山县任职十一年，始终贯彻这十项举措，把它作为施政的纲领，做到身传言教，与民同忧共患，使倭寇海盗无法登陆劫掠，岛内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和睦共处，农渔业得到发展，百姓生活和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当地百姓称余立丰为“海上仙吏”、“廉洁忠贤”、“卫国爱民”的知县。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余立丰积劳成疾，卒于任所。当地百姓悲痛不已，护丧由水路到达福州，再从福州转归仙游故里。后人建祠纪念，海瑞感念其在他家乡政绩昭著，并以此激励后世为官者，特书挽联，表达了琼山百姓共同的心声。

二

说到海瑞，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是广为流传。长篇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和《海公小红袍》，戏剧《海瑞》、《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使海瑞家喻户晓。海瑞和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海瑞先后出任过浙江淳安、江西兴国和山东诸暨知县。在知县任上，他推行清丈土地、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

海瑞的清官意义，更重要的表现在其刚直不阿上。

在淳安有两件事情，使海瑞的刚正远近闻名。

一件是拿办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公子。

淳安县经济比较落后，又位于南北交通要道，接待应酬，多如牛毛，官员和百姓不堪其扰。海瑞上任后，作出规定，严格按标准接待，对吃拿卡要的官员毫不客气。

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着随从路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因为接待不如意，便吊打驿吏。海瑞明知是顶头上司的公子，却没有丝毫宽容之意，坚持公事公办，没收了这位少爷随带的大量银子，还报告胡总督，说此人冒充总督公子，胡作非为，败坏总督官声。弄得胡宗宪哭笑不得，只好自认倒霉。

一件是挡了都御史鄢懋卿的驾。

鄢懋卿是严嵩的同党，以视察为名，到处勒索钱财。海瑞听说鄢懋卿要到淳安，当即送去一封信，借用了鄢懋卿牌告上的两句例行官话，说大人“素性俭朴，不喜逢迎”，但听说大人所到之处，铺张用度并非如此，这就让我们很为难，若按牌告办事，就怕怠慢了大人；如是像别的地方一样铺张，又怕违背了大人的意思。一封信把鄢懋卿顶了回去，绕道不来淳安了。

海瑞的刚直由来已久。代理福建南平县教谕时，御史到学宫视察，随行的两位教官都跪地相迎，海瑞却站着，只行抱拳之礼，三人的姿势俨然一个笔架。这位督学官大为震怒，训斥海瑞不懂礼节。海瑞不卑不亢地说：“按大明律法，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是学堂，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这位御史虽然怒发冲冠，却拿海瑞没办法。海瑞由此落下一个“海笔架”的雅号。

海瑞的刚正直言，最有名的，是他任户部主事后，上疏皇帝朱厚熜。

世宗在位日久，不再按时上朝，长年身居西苑，专心于练道，祈求长生不老。朝廷上下讨好皇帝的人很多，纷纷上祥瑞，而那些说真话的人一一被治罪。海瑞却买好棺材，冒死上谏。说皇帝二十年不上朝，致使“法纪弛，名器滥，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实在是太不应该。并恳切希望世宗能“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否则，如仍然只知“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则必然会“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感也”。还说，嘉靖嘉靖，是让天下家家都尽。

这无疑是自找死路。嘉靖帝看到海瑞的谏书，气愤至极，当即让海瑞下了大牢。虽然世宗最终没有处死他，但海瑞却成为帝国官僚体制中一个公认的异类。海瑞之所以成为异类人物，其根源在于，他的行动，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吴思先生说：所谓的“潜规则”，便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

帝国时代，官场中人唯上媚上，皆成为场中人心照不宣的规矩。上司的行为无论对错，都不宜妄加评判，更不可逆势而行。海瑞在学宫不给御史下跪，于法于理都是对的，但别人跪了他却不跪，自然使自己游离于潜规则之外。胡公子逍遥法外，鄢懋卿借机敛财，也都当为世人所鄙视，但如果同他们较真，不仅得罪了两位上司，更得罪了权势集团。对一尊神不敬，就是对一切神灵的亵渎。更有甚者，海瑞竟连皇帝都敢骂，这就更了不得。宋江是农民起义领袖，尚且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海瑞骂皇帝远在宋江之上。

海瑞打破了潜规则，皇帝不仅不杀他，还要提拔他，这既能体现最高统治者的胸怀；树立清官楷模，更有利于治理官吏，顺应民心，维护帝国的统治。因此海瑞的官是越做越大，职位却越来越清闲。

在那个时代，海瑞所坚守的道德操守，也许只能是一个人的独舞，连喝彩者都被拒之门外，虽则凄凉，却透出悲壮。

黑格尔说，传统美德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

海瑞留下了一身正气，留给历史一声叹息。

三

如果说海瑞是正义的化身，于成龙则是清廉的标本。

于成龙是在广西罗城开始他的仕宦生涯的。

桂北山区的罗城县，地处九万大山中心南麓。那里的剑江山水、崖宜风光、原始森林和少数民族风情，构建了一处风景秀丽、民俗独特的景观，是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但是，旧时的罗城，穷山恶水，交通闭塞，被认为是边远地区、烟瘴之地，很少有人愿意到此为官。清朝初年，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罗城已是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由于民情复杂，百姓无法生活，或逃亡在外，或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加之少数民族与汉人关系紧张，相互残杀，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罗城隶属于清廷统治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

顺治十八年，四十五岁的山西籍进士于成龙，不顾亲友的劝阻，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朝廷委任，出任罗城知县。

踏入罗城县境，于成龙见到的是遍地荒草、断墙残壁。城内只有居民六户，茅屋数间，县衙仅有三间破茅房，没有半点官府气派。他只好寄居关帝庙，以野菜充饥。由于环境恶劣，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却没有退缩，咬紧牙关，坚持扶病理事。

罗城百废待举，于成龙一方面张榜告示，招抚流亡；一方面奏请朝廷，要求减轻徭役。同时，正法纪，严管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当时，县内盗匪十分猖獗，地方豪强欺民害众，柳城西乡一带的盗贼经常犯境扰民，罗城百姓不堪其苦。“治乱世，用重典”，于成龙先后在全县城乡建立保甲，组织乡民练兵，实现联防联治，严禁盗贼，严惩缉获案犯。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尽行退还”，本地豪强“皆奉法唯谨”。

他制定了恢复生产的措施，对困难农户，安排送粮种和农具；对迁入新居的农家，他亲自题写楹联，以示鼓励。他常常深入田间地头访问农事，劝耕助种，奖勤罚懒。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

他了解到当地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就下令废除苛捐杂税，带头不要“火耗”。所谓“火耗”，是指散碎的银子重新融铸入库时会有所损耗，在额外要多收一些银子用以弥补。清朝初期，政府允许官吏向地方加派少量“火耗”钱，标准以俸禄的十分之一为限，又叫做“养廉钱”。然而，于成龙却将“火耗”看作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他坚辞不受，以示要与全县百姓同甘共苦。

他在罗城苦干了七年，罗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史书记载：“稻粟遍野，牛羊满山”。

百姓生活改善了，于成龙却很清苦。有一次，他的儿子于廷冀从山西老家来看他，临别时他没有银两相送，只有一只还舍不得吃的咸鸭，就割下一半让儿子带回老家，他因此得了个“半鸭知县”的绰号。

于成龙离开罗城到四川合州上任，老百姓哭送数十里，却有一单眼瞎子坚持送他到合州。于成龙不允，瞎子说：怕你路费不够，我用相命看风水的钱接济你。

后来，在黄州知府任上，正逢灾荒。他以糠代粮，用糠粥充饥，把结余的口粮和薪俸送给灾民，百姓亲切地称他“于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以身作则，将仅剩下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

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是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官阶虽然越升越高，生活却更加清苦。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他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众呼其“于青菜”。他为官二十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同结发妻子二十年后才得一见。

于成龙病逝时，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

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褒赞于成龙“今时清官第一”。于成龙去世二十年后，康熙视察江南，人们仍念念不忘于成龙，康熙感慨道：“实乃天下廉吏第一也。”不久前，在于成龙老家发现了他的手书碑文，是其赴两江总督任前所作：“行行复过井陉口，白发皤皤非旧颜；回首粤川多壮志，劳心闽楚少余闲；钦承帝命巡畿辅，新沐皇恩出固关；四十年前经过地，于今一别到三山。”短短数语，简述了他不平凡的仕途经历，又抒发了他感戴皇恩、忠君爱民的报国之志。

作清官不易，作于成龙那样的清官更难。

中国古代的清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他们的人生信条非常明晰：修身齐家平天下，也就是于成龙所说的“天理良心”。于成龙清廉一生，靠的就是这四字。“天理良心”即道德底线。坚守了这道底线，人格也得到了升华。周敦颐《爱莲说》云：“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

虽然以于成龙个人的道德之长，不能补救帝国体制之短，但他的清廉无疑成为污秽里的一缕清风，浊水中的一脉清流。道德的力量有如暗夜中的萤火，总在关键时刻给人们带来慰藉和希望。

四

郑板桥当上知县，费了不少周折。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3）十月，郑板桥出生于江苏扬州兴化县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他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很小时便颇有才名。但他科考并不顺利，考中进士时，已经四十四岁了。他画了幅《秋葵石笋图》以示庆贺，并题诗曰：“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样。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

中了进士，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身份，还不能马上做官。而进身之道大有讲究，说到底是要凭关系，要有重量级人物举荐。他曾找过一些名流，献诗作画，表明自己的心迹，但都没有效果。后来，他通过自己拜访过的江南布政使晏斯盛和两淮盐运使卢雅雨，结识了皇帝的叔叔允禧。允禧是雍正帝最小的弟弟，比郑板桥小十八岁，却酷爱书画，喜欢与有才识的文人相处，因而对板桥十分赏识，并成为朋友。经允禧向吏部举荐，五十岁的郑板桥当上了山东范县的知县。

范县是鲁西南一个只有十万人口的贫困小县。县衙墙断屋破，荒草芨芨，苔痕处处，郑板桥却从破败荒凉中看出了陶渊明式的诗意，他很高兴做这个七品小官。一则中进士后，待业五六年，现在总算有个正式职业；二则范县这地方让他产生了许多文化联想，“朝歌在北，濮水在南”，一边是殷商古都，另一边是《诗经》里歌唱的遍地桑麻的沃土。在此为官，事情不多，也乐得个逍遥。因此，他多数时间，是到百姓的田边地角走走，了解一些农事，“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

有一首四言诗《止足》，描写了他的范县官衙生活：“时时作画，乱石秋苔；时时作字，古与媚皆；时时作诗，写乐鸣哀。闺中少妇，好乐无猜；花下青童，慧黠适怀。图书在屋，芳草盈阶。昼食一肉，夜饮数杯。有后无后，听已焉哉。”

三年后，郑板桥调到鲁东大邑潍县。“连云甲第尚书府，带宅园林太守家。”潍县的人事关系显然比范县复杂得多。

郑板桥来到潍县的前后几年，适逢该县连年灾荒。他到任后所见到的，是田园荒芜，灾民流离，卖儿卖妇，饿殍遍野。

“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珠。”出身贫困的郑板桥，作为一县的父母官，心情十分难受，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必须解民众于倒悬。

他接连做出了两项决策：一是冒着丢官的危险，私自开仓赈济灾民；一是动员潍县城内豪绅捐资重修县城，让灾民以工代赈，帮助他们度过灾荒。

县内的粮仓储备着代管的皇粮，动用皇粮要申报朝廷。如果层层申报，待上面批准后执行，百姓将会饿死。郑板桥毅然决定开仓赈济，并表示上面降罪，由他一人负责。《潍县志》只用了三个字，评价这件事的结果：“活万人。”

如果用一顶七品纱帽，换来一万余人的性命，在郑板桥看来，这个交易十分合算。当然，事后朝廷并没有摘掉他的乌纱，但“擅开官仓”给个处分是少不了的。

潍县城池初建于汉朝，后曾多次翻修维护，到清朝雍正年间，已塌毁十分严重，防匪盗御洪水的功能几乎丧失。郑板桥决定修筑城池。

但是，他手头没有钱，必须向地方富人筹集。这对于一个新来的外籍县官，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以身示范，带头捐出三百六十千铜钱，约半年薪俸。城内的富商豪绅深受感动，大家纷纷解囊相助，毕竟修城受益的是地方公众。这样一共筹到了银子八千七百八十六两。当年十月动工修建，次年三月完工。板桥修城实际上是件一箭双雕的事情，不仅保护了潍城内居民的安全，更因此唤回了四乡逃荒的县民，让他们修城，发给他们工钱，提供他们饭食。这样，既使灾民度过饥荒，又不耽误耕种农时。

旧时的县衙，按部就班，尽是些繁缛琐事，像这种挽狂澜于既倒的英明决策机会，自然不会很多。作为文化味很浓的地方官，郑板桥在潍县，倒是留下了不少文人式的办案经典。

石佛寺一和尚与天月庵的一尼姑，出家前是一对恋人。入佛门后，旧情难割，暗通情愫，被人发现后以“有伤风化”之罪告到县衙。郑板桥传来僧尼，问明情况，当堂判决，让这对僧尼还俗成婚。并写诗一首：“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挑。从今入定风规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有位教书先生找郑板桥告状，说他辛辛苦苦地教了一年书，乡绅不按契约付给薪金八吊钱，反而把他赶了出去。乡绅说教书先生胸无点墨，误人子弟，不该给钱。郑板桥为了测试这位教书先生究竟有无才学，就以公堂上悬挂的灯笼为题，出了一上联：“四面灯，单层纸，辉辉煌煌，照遍东西南北。”教书先生从容对了下联：“一年学，八吊钱，辛辛苦苦，历尽春夏秋冬。”郑板桥一听，知道教书先生确有学问，倒是乡绅狡猾赖账，便判定乡绅加倍还付酬金。

专制时代的衙门，具有十足的可怖性。身为县太爷，高高在上，出则鸣锣开道，前呼后拥，以示尊不可犯。功名与利禄紧密相联系，很少有官员想到民间疾苦。郑板桥却一反官场积习，深入民间，访贫问苦、采风问俗，对民间琐事倍感兴趣，乐此不疲。

他的《潍县竹枝词》，表现了难得的赤子之心：“东家贫儿西家仆，西家歌舞东家哭。骨肉分离只一墙，听他笞骂由他辱。”他在《逃难行》中写卖妻卖儿的悲痛；在《还家行》中，写一妇与前后两夫及儿子感情有间而难割难舍的幽情，读来让人心酸。他对县民的关切，虽已尽心竭力，仍感惶恐未足。他写于范县的诗中有两句：“县内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他给山东巡抚包括画过一幅竹，并题诗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求官到为官，郑板桥经历了渴望到失望的心路历程。面对民间疾苦，他看在眼里，写在诗里，痛在心里，却无力从根本上解救民众。这种心灵的折磨，自然流露于言行，感时忧伤，愤世嫉俗，而官场上的折腰逢迎、欺上谀下，又使他日益憎恶，他有一方闲章，刻曰“俗吏”，以此自嘲。

一日，板桥到潍县西北的莱州文峰山看郑文公碑。流连至晚，借宿于山间一处茅舍。茅屋的主人是一儒雅老者，自称糊涂先生。两相叙谈，竟情意相投。老者有一方桌面大小的砚台，石质上乘，刻制精雅，使板桥打开眼界。老人请板桥题字，以便刻于背面。板桥由老人自号糊涂而顿生灵感，提笔写下“难得糊涂”四字，并用一颗“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印章。砚台过大，板桥建议老人写一跋文，老者也欣然下笔：“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于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人也。”也用了一方印章：“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看了，不禁大惊。细谈之余，感慨良多，见所题尚有空隙，又补写道：“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此番顿悟，郑板桥的人生得到了质的飞跃，他决定摘去乌纱，到扬州卖画。

离任前，板桥作了一幅画，画上题诗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他离开潍县时，百姓遮道挽留。

人们看到，绝意仕途的郑板桥只有三头毛驴，他和书童各骑一头，另一头驮着书籍和阮琴。他走后，“无留牍，无冤民”。这十二年中，两县数次空狱。潍县百姓将他的画像供奉在家中，还为其立了生祠。

而在板桥的故乡扬州，画家李葂以一幅对联迎接他的归来：“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既高度概括了板桥的艺术造诣，还用了《归去来兮辞》的典故。

五

陶渊明写《归去来兮辞》时，已经离开了彭泽县令的职位。

与郑板桥所不同的是，陶渊明曾多次辞官。

青年时代，陶渊明有“大计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透露了建功立业的宏愿。

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尤其严酷，这种社会环境，使他无法施展远大的抱负。

陶渊明二十九岁时，为谋出路，开始进入仕途。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而辞官。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愿就职，在家闲居六七年。三十六岁时，任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先后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和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第二年又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

按理说，当上了一县之令，不同于过去的参军幕僚，可以放开手脚干一番事业，以遂平生之志。也许，这一次入仕，他会比以往干得更畅快舒心些，时间也会长一点。但是，到任仅八十三天，即辞官归隐。这一次辞官，使他永久地离开了官场。

关于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宋书·陶潜传》上说：“郡遣督邮至县，吏自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自己说的，则与此略有不同。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在亲友的劝告下，“脱然有怀”，入于仕途。但未过多久，便“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但还是想等到秋收以后，即收拾行装连夜离去。可是不久，嫁到程家的妹妹在武昌去世，“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写下《归去来兮辞》。

不论是《宋书》，还是自序，都不难看出，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真正原因，是“心为行役”，即心志为形体所役使，想做的不能做，不想做的事又不得不做，违心悖性却无可奈何。一方面，诗人为生存之计，羁身宦海，折腰事人，寄人篱下，仰其鼻息，深感屈辱和厌倦；另一方面，诗人质性自然，与俗相违，矫厉不得，为世难容。

在陶渊明看来，逆情悖性，违己违心，扭曲灵魂，玷污心性，不由得深感惭愧，惆怅悲伤。一旦幡然悔悟，便觉得“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因而决计弃官归田。他的诗中说得更加直白：“少无适俗咏，性本爱丘山。”“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在凡俗之人看来，陶渊明辞官不可理喻。而对于心性高洁、目不容沙的陶渊明，弃官归田则是他心灵和人格的回归。

然而，透过《归去来兮辞》，我们不仅看到了陶渊明心灵得到解放的喜悦，也感受到诗人理想幻灭、忧伤无助的痛苦。诚如清人龚自珍所言：“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脱离宦海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也是一曲吐露衷肠、舒展苦闷的心灵悲歌。

陶渊明辞去了县令，他少时的理想也许化成了乌有。但是，一代田园诗人之宗却横空出世。

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爱不释手，亲自为其编集、写序、作传。初唐的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赏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其《戏赠郑溧阳》曰：“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他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到：“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空余墟里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无不对陶渊明推崇备至。

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六百二十六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竟达六十首。他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

同海瑞、于成龙、郑板桥一样，陶渊明这位曾经的七品县令，算是达到了为官的最高境界。

（作者单位：县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