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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游蕲春的宰相

发布时间: 2019-4-16 10:42|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384| 评论: 0|作者: 陈仕猛|来源: 《蕲春文化研究》

唐宋时朝,蕲州(蕲春郡)一直是稳定的一级政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介绍“蕲州”时说:“……唐武德四年复曰蕲州,天宝初曰蕲春郡,乾元初复曰蕲州。宋因之,亦曰蕲春郡。……”蕲州州治虽几经变迁,但都一直设在属县蕲春县境内(先在罗州城,南宋末移治龙矶,再迁麒麟山)。

历史上有五位宰相,在其政治生命跌入低谷时,曾被流放到蕲州或任职蕲州。他们分别是唐代的李泌、萧倣(仿),北宋时的范纯仁、刘挚、张商英。此外,唐代还有一位风云人物——李勣(jì),他出将入相,曾被任命为蕲州刺史,但未就职。《蕲州志》记载,北宋时副宰相夏竦(sǒng)、宰相庞籍、刘沆(hàng),曾在蕲州任过职,但经查考,这三人并无为官蕲州的履历。

一、李泌:从流放蕲春到中唐名相

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官至宰相,封邺县侯。

我国古代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李泌当作典范来启发人们早学: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开元十六年(728)的一天,唐玄宗召集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听人说七岁的李泌是一个“奇童”,就派人把李泌召入宫中。当时玄宗正与宰相、燕国公张说一起观看围棋,玄宗叫张说测试一下李泌的才能,张说就让李泌以“方、圆、动、静”四字为题,说明它们的义理。李泌说:“请告诉我各是什么样子。”张说就说:“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张说提醒李泌说:“你只能按意思虚作,不能再说出‘棋’字来。”李泌说:“按意思作就太容易了。”随即脱口而出:“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方好比做人的道义,圆好比人的智慧,动就可以建功立业,静就好像称心如意。)张说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与许国公苏颋齐名,并称“燕许大手笔”,他这个大文豪听后都为之一惊,赶忙祝贺玄宗得了个神童。玄宗说:“这孩子的学识、思想,连大人都比不上啊!”玄宗把李泌抱在怀里,抚摸着李泌的头,让人拿果品给李泌吃,高兴得不得了。他派人把李泌送到忠王(即李亨)府,与忠王一起玩耍、学习。后来,忠王被立为太子,玄宗要给李泌封官,李泌不愿做官,玄宗就让太子和王子们与李泌结为布衣之交,太子称李泌为“先生”。

而李泌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更主要的则是由于他建立了盖世奇功。在平定安史之乱时,他出谋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时人柳玭(pín)说:“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在协调皇室内部关系方面,他竭力修补肃宗因自立而与玄宗之间产生的父子隔阂,谏阻德宗废立太子;在李辅国、元载等权佞横行无忌时,他为朝廷举荐、保全了一批将帅,如名将韩晃、李晟、马燧等;在处理与回鹘、吐蕃、南诏等至关重要的民族关系方面,他献言建策,为当时李唐外交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在经济上,他兴屯田、开财源,屡见奇效。总之,在中唐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能维系政权的基本稳定,李泌功莫大焉。有人说,李唐江山遭安史之乱大劫而未易姓,实倚仗两人之力:外,武倚郭子仪东征西讨;内,文仗李泌运筹帷幄。

李泌与肃宗、代宗、德宗三帝亦师亦友。他曾与肃宗“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出门时马头并着马头,睡觉时床对床),向肃宗自陈有“五太”:“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他不荤不娶,代宗强迫他娶妻食肉。因此,尽管因权佞忌嫉,李泌曾四次下野下放,但每每新帝即位,便立即被征召回朝。

李泌视功名富贵如浮云。肃宗要任命他为宰相,他坚决推辞:“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而实际上,他却“权逾宰相”。肃宗对他“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代宗时,他又几次坚辞宰相之职,并且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名山,做到了儒家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直到贞元三年(787)六月,已经六十六岁高龄时,他才接受德宗的请求,出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贞元五年三月,便与世长辞。

李泌为何流寓蕲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李泌传》,嘉靖、乾隆、咸丰、光绪《蕲州志》都有记载。如乾隆《蕲州志》的《人物传•流寓》记载:

李泌,字长源,徙居京兆。七岁为文。天宝中,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得待诏翰林,仍供奉东宫。赋诗讥诮杨国忠、安禄山等,国忠疾之,诏斥置蕲春郡。

《旧唐书•李泌传》记载:

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杨国忠忌其才辩,奏泌尝为感遇诗,讽刺时政,诏于蕲春安置。

唐代尉迟枢的笔记小说集《南楚新闻》说:

李泌赋诗讥杨国忠云:青青东门柳,岁晏心憔悴。国忠诉之明皇。上曰: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朕可乎?

李泌这首咏柳的感遇诗,流传不完整,在李泌之子李繁所著的《邺侯家传》中,也是仅存这两句,它不一定是讥讽杨国忠的,即便是,也是属规劝性质的。然而,杨国忠却认为李泌讽刺他身居相位而不得人心,于是怀恨在心,跑到玄宗面前去告状,诬陷李泌讽刺朝政。玄宗这时年老昏聩,正沉湎于杨贵妃的美色中,也看出杨国忠是在无理取闹,他帮李泌解释说:“写诗赋杨(我国古代,“杨”、“柳”一般是同义的),你认为就是讽刺你,如果写诗赋李,那就是讽刺我吗?”

尽管玄宗不支持杨国忠的控告,然而奸相当道,天宝十年(751),李泌仍被流放到蕲春。他流寓蕲春后,有何作为,不得而知。天宝十二年,他母亲去世了,他就回家了,太子和几个王子都去祭奠他母亲。李泌顺便脱离了官府的控制,“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大概是在颍阳、嵩山一带求仙问道。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唐肃宗”。肃宗派人四处寻找李泌,而李泌也心有灵犀,离开了嵩山,投奔肃宗。

二、萧倣:从蕲州刺史到晚唐宰相

晚唐时僖宗初年的宰相萧倣(796—875),曾任过蕲州刺史。这在《登科记考补正》(清代徐松撰、今人孟二冬补正)一书中有记述;在宣统二年《黄州府志拾遗》中有记载;蕲春县内,今人周勤先生注意到了这个人物,在《中国蕲春诗综》一书中收录了萧倣的一点资料。

萧氏是南北朝以来的高门大族。有唐一代,萧氏共出了十位宰相,其中九个是梁武帝萧衍的后裔,《新唐书》称之为“齐梁房”,而这九个宰相中,又有八个是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的后嗣,史称萧氏“八叶宰相”。这八人是:萧瑀、萧嵩、萧华、萧復(复)、萧俛、萧倣、萧寘(zhì)、萧遘(gòu),他们自唐初至唐末相继出任宰相,与唐朝的兴与衰相伴。

萧倣,字思道。唐文宗大和元年(827)进士,历事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五朝。

萧倣既正直又有胆略。他曾在门下省任给事中。给事中虽然官位不高,仅是个正五品上,但是拥有“驳正”大权,可以封还皇帝不恰当的诏命,可以纠正大臣有谬误的奏章,可以驳正审得不合理的案件,可以接受天下百姓申冤,特别是皇帝的诏书如果不合适,给事中可以直接在上面涂改后奏还。大中十二年(858)五月的一天,唐宣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燧(璲)为岭南节度使,已经派使者把节度使的符节送往李燧府,没想到给事中萧倣不同意,把李燧的任命文书封还了。唐宣宗在历史上还可算是个贤明君主,有“小太宗”之称,他勤于政事,力图挽救唐王朝衰败之势,因此从谏如流。当时宣宗正在听戏,来不及召回使者,就派演员快马加鞭去把符节追回来了。岭南节度使一职只好改任他人。

唐代晚期,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贿赂成风,而萧倣则是少有的清官之一。他在担任岭南节度使时,除了每月薪金之外,下属官吏送的土特产,他统统拒之门外。有一天,家里有人生病,需要乌梅和药,随从顺手从官府厨房拿了一点,他知道后,立即责令家人退回去,从家里拿钱到集市上去买。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唐懿宗咸通三年(863)十二月,时任左散骑常侍(从三品)的萧倣,被委任为礼部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向办事严谨的萧倣,这回却百密一疏,放榜后,有人举报考试时数人作弊,萧倣因此被贬为蕲州刺史。幸好他素有正直、清廉的美名,所以朝廷对他并没有重责,他的散官“中散大夫”、勋号“上柱国”(视为正二品)都予以保留,照旧穿紫袍、佩金鱼袋(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享受)。萧倣感激涕零,咸通四年二月十三日接到贬官诏书后,当天就离开京城,次月一日就抵达蕲州。到蕲州后,他马上派人向朝廷送去《谢上表》,一是表达无比感恩和诚惶诚恐之情,二是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浩荡皇恩:

惟勤郡政,绥辑郭邑,训整里闾,必使狱绝冤人,巷无横事。峻法钤(qián)辖于狡吏,宽宏抚育于疲农……

这几句话的大意是:勤奋处理一州之政,确保一方稳定;整顿社会秩序,使牢里不冤枉一个好人,民间不发生一件凶案;严惩贪官污吏,善待贫苦百姓。令人遗憾的是,历代《蕲州志》对萧倣只字未记。

咸通十四年七月,唐懿宗驾崩,年仅十二岁的唐僖宗在灵前即位。十月,德高望重、已在尚书左仆射职位上的萧倣,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

晚唐时,各种社会问题已积重难返。僖宗生于深宫之中,长在宦官之手,被宦官立为皇帝,他最信任的人是宦官田令孜,对田令孜感情上很是倚赖,称呼田令孜为“阿父”,朝中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掌控在田令孜手中,而他本人则在宫中肆无忌惮地游乐。鲠直忠正的萧倣,尽管官高位尊,也想有所作为,却时时处处受到宦官掣肘,终究还是孤掌难鸣。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十一月,朝廷加封萧倣为司空(三公之一,一种崇高的虚衔)、兰陵郡开国侯。乾符二年五月,萧倣病逝,享年八十岁。

三、范纯仁:从蕲州知州到元祐宰相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谥“忠宣”,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次子。

范纯仁天资聪颖,八岁就能对所读之书进行讲解。范仲淹门下,贤士名流云集,特别是胡瑗、孙复、石介,人称“宋初三先生”。范纯仁从小就拜这些著名学者为师,刻苦学习,“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范纯仁是一个孝子,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及第后,仍跟随在父亲身旁,侍奉父亲,直到父亲去世,他才出来做官。

范纯仁历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于徽宗初年病逝。哲宗时,他两度出任宰相。第一次是,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同知枢密院事”,进入权力中枢,属执政官之列;元祐三年四月,“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次年六月,力辞宰相职务。第二次是,元祐八年七月,重新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年(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又坚辞宰相职务。

《宋史》评价范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范纯仁继承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怀抱,光大了范仲淹清廉俭朴、乐善好施的优良门风。《范文正公言行拾遗录》记载了范纯仁年轻时的一件事,大意如下:

有一次,范仲淹让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麦船停靠在丹阳的码头,范纯仁碰到熟人石曼卿,就问石曼卿在这里办什么事,石曼卿说家里死了人,没钱运灵柩回家。范纯仁听了,便自作主张将一船麦子送给了石曼卿。他只身回到家中,因为送掉了一船麦子,不好向父亲交账,在父亲身旁站了很久,始终不敢提起这件事。范仲淹问儿子:“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纯仁回答说:“我看到石曼卿因为亲人的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灵柩回乡。当时又没有哪个人能像前代郭震那样勇于救人于危难,真是求告无门。”范仲淹说:“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范纯仁听父亲说出这句话,心里一阵轻松,回答道:“我已经送给他了。”

作为五朝元老、两任宰相,范纯仁成为北宋中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处世哲学的核心是“忠”和“恕”。他曾说:“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范纯仁的“忠”,是对整个封建统治制度的忠;“恕”,是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待人理政。他说,如果能用苛求别人的心来苛求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怕做不成圣贤!

范纯仁的“恕”,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他既不同于激进派的王安石,也不同于保守派的司马光,而是一个稳健派、温和派。他在政治见解上虽然与司马光相近,但不赞成司马光尽废新法,曾建议司马光“虚心以延众论”。他在第一次任宰相时,极力调停党派之争。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和“小人”,都互相以“朋党”之名攻击对方,危害日益深重。当时左相吕大防上奏说“党人甚盛”,范纯仁则说“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他向皇上面谏“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尽管因不赞成过分贬逐新党而受到攻击,以致被迫辞去宰相职务,但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

范纯仁的“忠”,从他在“濮议”时的态度得到鲜明的体现,而他也因此而与蕲春结缘。

“濮议”是英宗时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即争议崇奉英宗生父典礼的事件。

原来宋仁宗赵祯有三个儿子,都先后夭折了,就过继自己哥哥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为子,后来将其立为皇子,赐名曙。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驾崩。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新皇帝追祭祖先,仁宗是过继父亲,是刚去世的皇帝,祭祀称谓没有问题;而对生父赵允让该如何称呼?治平二年(1065)四月,当英宗命朝臣讨论崇奉濮王的典礼时,朝廷上发生了争论: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宰相韩琦等主张称“皇考”(父死称考);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台副长官)吕诲、知谏院司马光等人,则主张称“皇伯”(濮王是仁宗之兄)。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大多赞同王珪等人的提案。范纯仁当时担任侍御史,尽管与欧阳修、韩琦等人是世交,却不惜与他们决裂,而坚决支持王珪等人的意见。他上书英宗说:“陛下受命仁宗而为之子,与前代定策入继之主异,宜如王珪等议。”他和吕诲等人多次上书,英宗不听;他就和吕诲等人“还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把任命书、“御史证”交还朝廷,辞官不做了,在家里呆着,等你皇上来治罪!英宗还是不理睬,他就与吕诲、吕大防等人联名,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并且说“与辅臣势难两立”。

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后出面干预了,于治平三年正月颁布手敕:“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而范纯仁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向英宗上书:“陛下以长君临御,奈何使命出房闱,异日或为权臣矫托之地,非人主自安计。”他认为,作为一国之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主见,而不能受到后宫或其他方面的干扰,不然有朝一日,就可能会有人假托圣旨,以致扰乱朝纲,天下就不太平了!

英宗无奈,只好把生父濮王称为“亲”,保留父子名分,在濮王旧坟园上立庙,由濮王的后裔祭祀,始终不敢把濮王及其三位夫人称为皇帝、皇后。英宗采取这种折中的办法来缓和矛盾。他将宰执们召来,商讨如何平息百官情绪,以稳定时局。欧阳修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英宗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城。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过意不去,特地吩咐:“不宜责之太重。”治平三年正月,吕诲被贬为工部员外郎、蕲州知州,范纯仁被贬为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市)通判。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同年二月左右,吕诲调任晋州,范纯仁接任蕲州知州。《范忠宣公集》收录了吕诲的《寄尧夫三首》,诗中有“去年同作南迁客,今日更持刺史权”,“碧草茸茸照绿波,暮春归客兴如何?”

关于范纯仁在蕲州的政绩,《宋史》和历代《蕲州志》都没有详细记载。不过,康熙以来的四部《蕲州志》,记载了“名宦祀”中供奉的唐代以来的蕲州名宦,范纯仁和他的前任吕诲,都赫然名列其中。

宰相之才的范纯仁,治理一个下辖四县、人口不到二十万的蕲州,自然是游刃有余。元朝时,安城人、沔阳学官刘廷闱写了一篇《四见亭记》,文中提到范纯仁:

白云山有四见亭,则故范忠宣公纯仁所名也。宋治平中,忠宣以御史言事,出守是邦,暇日升白云高处,彷徨顾瞻而乐之,山僧为之作亭,忠宣喜而名之,属士林敏功为之记。

范纯仁公务之暇,几次从州治渡过蕲河登临白云山,山中僧人为他建观景亭,他欣然题名“四见亭”。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四见亭”因范纯仁题名而名传千古。南宋末年,蕲州州治几经迁徙,从范纯仁任职时的罗州城迁到了麒麟山。元代时,蕲州路总管李荣祖,在麒麟山上重修四见亭,尽管异地重建,但李荣祖“不易其故名”,以此来追念范纯仁,李荣祖百年后,也追随范纯仁荣登蕲州“名宦祀”。

康熙以来《蕲州志》的《艺文志》,还收录了范纯仁的一首诗:

赠蕲簟与潞公

双文封卷如筒小,六月铺张满榻寒。

曾是吐茵狂醉客,敢塵斋阁助清欢。

“潞公”即文彦博(1006—1097)。他历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朝野倚重”。仁宗嘉祐三年,封潞国公;英宗治平二年七月,任枢密使。蕲竹是“蕲春四宝”之一,“蕲州竹以色莹者为簟”,唐代以后,蕲簟成为蕲州重要的名特产品。文彦博与范仲淹交谊深厚,因此范纯仁特地赠送蕲簟给这位父执。

四、刘挚:罢相后流放蕲州

刘挚(1030—1098),字莘老,永静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人。

刘挚的父亲刘居正教子极严,有人问他:“你只有一个儿子,难道就不能放宽点吗?”刘居正回答道:“正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就更不能放纵了!”

仁宗嘉祐四年,刘挚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历经宦海沉浮,多次被提拔重用,又数度被罢官贬谪。哲宗元祐元年十一月,刘挚“自试御史中丞除中大夫、尚书右丞”,步入执政(副宰相)行列,之后好运连连,次年五月至元祐四年十一月,“连进左丞、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元祐六年二月,刘挚政治生涯达到顶峰,“拜尚书右仆射”,登上了位极人臣的宰相宝座。然而在相位上还没坐热,当年十一月,即被罢免。之后一贬再贬,厄运连连,最后病死在边远的异乡。

刘挚以造福黎民百姓为己任。他仕途第一站,是出任南宫(今河北南宫市)县令。当时,南宫赋税很重,农产品折价很低,缴纳绢每匹折钱五百,绵每两折钱三十,农民大多破产。刘挚将情况上报朝廷。后来,绢每匹改折一千三百,绵每两增七十六,百姓收入增加,欢呼泪下。因政绩卓著,刘挚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被人美名为“河朔三令”。

刘挚对人才选拔使用很有见地。有一次,与同僚们谈论人才问题,他说:“品性忠诚实在、又有才能又有见识的,为上等;才能见识不足、然而忠诚实在的,次一等;有一定才能但不很可靠,还能办一些事的,又次一等;心怀不轨,左右摇摆,见风使舵的,这是小人,万万不可用。”哲宗和高太后听到后,深有感触地说:“刘爱卿能如此用人,国家何忧?”

刘挚平生酷爱读书,从小到老,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他家里收藏了很多书,对书中错误的地方,他亲自校对;只要获得一本善本书,他就如获至宝,再亲手抄录一本,孜孜不倦。他留下了大约四十卷著作,现大多收录在《忠肃集》里面。

刘挚一生坎坷,与他耿直的性格密切相关。《宋史•刘挚传》评价他“性峭直,有气节,……不为利怵威诱”,“骨鲠”。刘挚“骨鲠”的例子不胜枚举。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开始执掌政权,对刘挚非常器重,提拔刘挚为检正中书礼房,一个多月后又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但仅过月余,刘挚即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上书神宗陈述王安石新法弊病。神宗召见,问:“你是否是从学于王安石呢?安石多次称赞你的器识。”刘挚回答说:“臣是东北人,年轻时父亲就去世了,独自求学,不认识王安石。”再如,刘挚在副宰相、宰相位子上近六年,而他的儿子、亲戚如果想当个什么官,刘挚都是让他们正正规规地参加吏部的考核、选拔,从不出面说情。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病故,哲宗亲政。哲宗对高太后生前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很不满,高太后一死,哲宗马上起用变法派,并改年号“元祐”为“绍圣”,宣示继承神宗变法事业。变法派主将章惇(后被写入《宋史》的“奸臣传”)执掌朝政大权。刘挚在政治上是守旧派,支持过司马光、高太后废除新法、恢复旧法。尽管此前两年,他就已被罢相,以观文殿学士衔出任郓(yùn)州、大名、青州等地知州,但他以前得罪过的那帮小人,仍不放过他,来之邵、周秩等乘势发难,抨击刘挚在位时废除新法等种种罪名,落井下石。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

(哲宗绍圣元年)六月……知青州刘挚落职,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

七月……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等官,诏谕天下。……贬大防郢州居住,挚蕲州,辙筠州。

绍圣元年六月,刘挚正三品的观文殿学士的馆职被削掉了,阶官降为正六品的左朝议大夫,由地位较重要的青州的知州,贬为下等州的黄州的知州。政敌和帮凶仍不罢休,步步紧逼,当年七月,就在刘挚到黄州上任的途中,也许是刚刚到达黄州,他的“左朝议大夫”的阶官削掉了,“知州”这个一地军政长官的差事没了,被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还不准他到南京(今河南商丘)上任,而是责令他在“蕲州居住”。

对待自己贬官降职乃至流放,刘挚胸怀坦荡,想得开,看得淡。临行前,他与家人话别,对儿子们说:“皇上重用章惇,我是早就把章惇得罪了。如果章惇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迁怒老百姓,只责罚我们这班人,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就怕他执意报复,法令更加苛刻,天下百姓遭殃,那就无可奈何了!”

宣统二年《黄州府志拾遗》,收录了刘挚在蕲春写的几首诗。

初到蕲州

卜筑南城三径开,宽恩容此养衰颜。

舟从滟滪堆中出,人是邯郸道上回。

憔悴幸非兰溪去,因缘如为祖山来。

江湖本是忘机地,笑许残年付酒杯。

这是他初到蕲州时写的,看不出有什么怨恨,或许是随遇而安。刘挚想,能够在这个青山秀水的地方幽居,何不把过去政坛上的种种波澜忘掉呢?就以酒自娱,了此余生吧!

幸好,三十年前的老朋友吴瑛,正好隐居在附近。寂寞时光,吴瑛多次邀请他去家中喝酒,刘挚赋诗相赠:

贻致政吴德仁朝请

四十悬车三十年,白云山下古溪边。

松姿郁郁霜中寿,鸿意冥冥物外天。

归为田园陶令达,化行乡党郑公贤。

我惭出处今如此,应得高人一粲然。

二月二日过吴德仁二首

清门令德江南吴,三纪兰洲心自娱。

明时中林隐君子,早岁东门贤大夫。

老去笑谈惟玉尘,病余风韵更冰壶。

世于出处罕无意,两忘未见斯人徒。

三径长篱依断崖,筑堂能向紫溪开。

案头日有青精饭,缸面常浮白玉醅。

坐对云山飞鸟没,笑看花木早春回。

离情不厌城中客,更许时时杖履来。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敌和小人岂能允许刘挚“时时杖履(拄杖漫步)”,去访友、饮酒、赋诗呢?他们狠下毒手,欲置刘挚死地而后快!《续资治通鉴》记载:

(哲宗绍圣四年)二月……刘挚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

十二月,癸未,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刘挚卒。

风烛残年的刘挚,从蕲州被贬到更为边远、荒蛮的地方——新州(治所在今广东新兴县)。“团练副使”是一个非经特许、不得管事的从八品闲差,主要用于安置被贬的文武官员,如著名文学家苏轼就曾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刘挚被贬为鼎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团练副使,作为犯官安置在新州,监视居住。新州四面环山,属于岭南地区的穷乡僻壤,山高而多盗,土瘠而民贫,是有名的“瘴疠之乡”、“南蛮之地”。从唐朝初期起,新州与钦州、琼州等地,被朝廷列为重点的“罪官贬谪之所”。刘挚在这里缺衣少食,缺医少药,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不到十个月,就含冤而死。

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刘挚被追赐“忠肃”的谥号,算是对这位忠贞、刚直的大臣的一种肯定。

五、张商英:两任宰执大臣,一月蕲州知州

张商英(1043—1121),字天觉,蜀州新津(今四川新津县)人。

张商英在宋徽宗时两度出任宰执大臣。第一次是,崇宁元年(1102)六月,任尚书右丞(为副宰相,执政官之一),次年四月,转任尚书左丞(也是副宰相,排名在尚书右丞之前),但同年八月就被罢免。第二次是,大观四年(1110)二月,任中书侍郎(也是副宰相),六月,“拜尚书右仆射”(这是正宰相),但次年(政和元年)八月,又被罢相。

张商英是在崇宁二年八月罢免副宰相之后,被贬为蕲州知州的。

崇宁初年,被称为北宋“六贼”之首的大奸臣蔡京当上了宰相。张商英一度与蔡京关系很好,得蔡京提携,当上了副宰相。但不久就同蔡京失和,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蔡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蔡京岂能容忍,就指使爪牙们给张商英制造了一个“文字狱”。据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载,御史中丞石豫和殿中侍御史朱绂、余深,指控张商英在元祐二年写的《元祐嘉禾颂》,把反对变法的文彦博、司马光“比之周公”;张商英在元符末年为谏官邹浩写的任命文书,把攻击新法的邹浩美誉为“径行直情”的“端士”(正派人士);而哲宗亲政后,张商英多次上书,指斥吕大防、范纯仁是“大奸”,司马光、文彦博“背负国恩”,甚至将高太后比为吕后、武则天,建议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推倒他们的墓碑,毁掉他们的坟墓,还提醒哲宗“无忘元祐时”。他们将张商英这些反差强烈的言行,罗列出来,弹劾张商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于是徽宗下诏:“张商英秉国机政,议论反复,……台宪交章,岂容在列!可特落职,依前通议大夫、知亳州。”

崇宁二年八月,张商英被罢去尚书左丞职务,逐出了最高权力核心圈,贬为亳州知州。政敌们嫌处分轻,又上疏控告张商英“作为谤书,肆行诬诋”,建议“更加诛责,置之元祐籍中,昭示无穷之戒”,还建议把张商英写的《嘉禾篇》、《司马光祭文》等“颁示四方”,将张商英的两面派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不到半个月,张商英又被列入元祐党籍中,改任蕲州知州。

政敌们继续穷追猛打,上疏议论:朝廷正在兴办一系列富国利民的大事,“兴庠序之教,修水土之政,行盐茗之法,广山泽之利”(兴办教育事业,兴修农田水利,推行盐茶专卖,开发山水资源),张商英既然名列元祐党籍,怎么可能认真推行这些新法呢?应将他“投置闲散,不可委以民社”(让他去坐冷板凳,不能委以重任)。满打满算,张商英在蕲州知州任上刚刚三十天(以公文为准),又被罢免,贬为“提举灵仙观”。宋代“提举宫观”,是为安置老病无能的大臣及高级冗官闲员而设的,坐食俸禄而不管事。

张商英任蕲州知州,在现存五部《蕲州志》的《职官志》中都有记载。蕲州名宦祀,曾供奉过张商英,但大约在乾隆年间,将其牌位撤去了。因此,康熙《蕲州志》记载的“名宦祀”中,有其大名在上;而乾隆、咸丰、光绪三部《蕲州志》的“名宦祀”中,则不见其踪影。然而后三部《蕲州志》的《职官志•名宦》却说张商英“尝降知蕲州。从祀名宦。”这是由于照抄康熙《蕲州志》的《职官志•宦迹》,编辑不严谨而造成的错误。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关于张商英能否从祀蕲州名宦,就发生过争议。有人批评张商英曾与蔡京朋比为奸,因而不能入名宦祀。康熙《蕲州志》的主编卢紘,则极力为张商英辩护:一是,大观四年,蔡京罢相,张商英当上宰相,将蔡京的苛政全部革除,召回元祐旧臣,“天下翕然”;二是,靖康初年,张商英与司马光、范仲淹同日受追赠,后来又被赐谥“文忠”。因此,卢紘认为张商英并非完全依附蔡京,“祀名宦宜矣”。

张商英的确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生前身后就毁誉不一。他在政治上左右观望,蔡京之流指责他“议论反复”,并非无稽之谈。元祐初期,他对司马光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司马光死后,他又多次进京拜见吕公著、苏轼等元祐大臣,然而没有得到吕公著等人赏识,因而并没受到重用;元祐末年,当支持变法的哲宗亲政后,他对元祐大臣的怨恨喷薄而出,六次上书,配合章惇猛烈攻击司马光、吕公著等元祐大臣。他就是如此善于“变脸”。

张商英为自己挽回一些名誉,主要在其晚年担任正宰相以后。当时久旱不雨,彗星在天,张商英拜相的当晚,彗星不见了,第二天,竟然下起了大雨。京城万民欢呼,认为拜张商英为相,上应天意。徽宗大喜,大书“商霖”二字赐给张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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