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游蕲春的宰相

唐宋时朝，蕲州（蕲春郡）一直是稳定的一级政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介绍“蕲州”时说：“……唐武德四年复曰蕲州，天宝初曰蕲春郡，乾元初复曰蕲州。宋因之，亦曰蕲春郡。……”蕲州州治虽几经变迁，但都一直设在属县蕲春县境内（先在罗州城，南宋末移治龙矶，再迁麒麟山）。

历史上有五位宰相，在其政治生命跌入低谷时，曾被流放到蕲州或任职蕲州。他们分别是唐代的李泌、萧倣（仿），北宋时的范纯仁、刘挚、张商英。此外，唐代还有一位风云人物——李勣（jì），他出将入相，曾被任命为蕲州刺史，但未就职。《蕲州志》记载，北宋时副宰相夏竦（sǒng）、宰相庞籍、刘沆(hàng)，曾在蕲州任过职，但经查考，这三人并无为官蕲州的履历。

一、李泌：从流放蕲春到中唐名相

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官至宰相，封邺县侯。

我国古代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李泌当作典范来启发人们早学：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开元十六年(728)的一天，唐玄宗召集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听人说七岁的李泌是一个“奇童”，就派人把李泌召入宫中。当时玄宗正与宰相、燕国公张说一起观看围棋，玄宗叫张说测试一下李泌的才能，张说就让李泌以“方、圆、动、静”四字为题，说明它们的义理。李泌说：“请告诉我各是什么样子。”张说就说：“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张说提醒李泌说：“你只能按意思虚作，不能再说出‘棋’字来。”李泌说：“按意思作就太容易了。”随即脱口而出：“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方好比做人的道义，圆好比人的智慧，动就可以建功立业，静就好像称心如意。）张说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与许国公苏颋齐名，并称“燕许大手笔”，他这个大文豪听后都为之一惊，赶忙祝贺玄宗得了个神童。玄宗说：“这孩子的学识、思想，连大人都比不上啊！”玄宗把李泌抱在怀里，抚摸着李泌的头，让人拿果品给李泌吃，高兴得不得了。他派人把李泌送到忠王（即李亨）府，与忠王一起玩耍、学习。后来，忠王被立为太子，玄宗要给李泌封官，李泌不愿做官，玄宗就让太子和王子们与李泌结为布衣之交，太子称李泌为“先生”。

而李泌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更主要的则是由于他建立了盖世奇功。在平定安史之乱时，他出谋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时人柳玭(pín)说：“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在协调皇室内部关系方面，他竭力修补肃宗因自立而与玄宗之间产生的父子隔阂，谏阻德宗废立太子；在李辅国、元载等权佞横行无忌时，他为朝廷举荐、保全了一批将帅，如名将韩晃、李晟、马燧等；在处理与回鹘、吐蕃、南诏等至关重要的民族关系方面，他献言建策，为当时李唐外交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在经济上，他兴屯田、开财源，屡见奇效。总之，在中唐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能维系政权的基本稳定，李泌功莫大焉。有人说，李唐江山遭安史之乱大劫而未易姓，实倚仗两人之力：外，武倚郭子仪东征西讨；内，文仗李泌运筹帷幄。

李泌与肃宗、代宗、德宗三帝亦师亦友。他曾与肃宗“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出门时马头并着马头，睡觉时床对床），向肃宗自陈有“五太”：“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他不荤不娶，代宗强迫他娶妻食肉。因此，尽管因权佞忌嫉，李泌曾四次下野下放，但每每新帝即位，便立即被征召回朝。

李泌视功名富贵如浮云。肃宗要任命他为宰相，他坚决推辞：“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而实际上，他却“权逾宰相”。肃宗对他“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代宗时，他又几次坚辞宰相之职，并且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名山，做到了儒家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直到贞元三年（787）六月，已经六十六岁高龄时，他才接受德宗的请求，出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贞元五年三月，便与世长辞。

李泌为何流寓蕲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李泌传》，嘉靖、乾隆、咸丰、光绪《蕲州志》都有记载。如乾隆《蕲州志》的《人物传•流寓》记载：

李泌，字长源，徙居京兆。七岁为文。天宝中，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得待诏翰林，仍供奉东宫。赋诗讥诮杨国忠、安禄山等，国忠疾之，诏斥置蕲春郡。

《旧唐书•李泌传》记载：

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杨国忠忌其才辩，奏泌尝为感遇诗，讽刺时政，诏于蕲春安置。

唐代尉迟枢的笔记小说集《南楚新闻》说：

李泌赋诗讥杨国忠云：青青东门柳，岁晏心憔悴。国忠诉之明皇。上曰：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朕可乎？

李泌这首咏柳的感遇诗，流传不完整，在李泌之子李繁所著的《邺侯家传》中，也是仅存这两句，它不一定是讥讽杨国忠的，即便是，也是属规劝性质的。然而，杨国忠却认为李泌讽刺他身居相位而不得人心，于是怀恨在心，跑到玄宗面前去告状，诬陷李泌讽刺朝政。玄宗这时年老昏聩，正沉湎于杨贵妃的美色中，也看出杨国忠是在无理取闹，他帮李泌解释说：“写诗赋杨（我国古代，“杨”、“柳”一般是同义的），你认为就是讽刺你，如果写诗赋李，那就是讽刺我吗？”

尽管玄宗不支持杨国忠的控告，然而奸相当道，天宝十年（751），李泌仍被流放到蕲春。他流寓蕲春后，有何作为，不得而知。天宝十二年，他母亲去世了，他就回家了，太子和几个王子都去祭奠他母亲。李泌顺便脱离了官府的控制，“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大概是在颍阳、嵩山一带求仙问道。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唐肃宗”。肃宗派人四处寻找李泌，而李泌也心有灵犀，离开了嵩山，投奔肃宗。

二、萧倣：从蕲州刺史到晚唐宰相

晚唐时僖宗初年的宰相萧倣（796—875），曾任过蕲州刺史。这在《登科记考补正》（清代徐松撰、今人孟二冬补正）一书中有记述；在宣统二年《黄州府志拾遗》中有记载；蕲春县内，今人周勤先生注意到了这个人物，在《中国蕲春诗综》一书中收录了萧倣的一点资料。

萧氏是南北朝以来的高门大族。有唐一代，萧氏共出了十位宰相，其中九个是梁武帝萧衍的后裔，《新唐书》称之为“齐梁房”，而这九个宰相中，又有八个是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的后嗣，史称萧氏“八叶宰相”。这八人是：萧瑀、萧嵩、萧华、萧復（复）、萧俛、萧倣、萧寘（zhì）、萧遘（gòu），他们自唐初至唐末相继出任宰相，与唐朝的兴与衰相伴。

萧倣，字思道。唐文宗大和元年（827）进士，历事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五朝。

萧倣既正直又有胆略。他曾在门下省任给事中。给事中虽然官位不高，仅是个正五品上，但是拥有“驳正”大权，可以封还皇帝不恰当的诏命，可以纠正大臣有谬误的奏章，可以驳正审得不合理的案件，可以接受天下百姓申冤，特别是皇帝的诏书如果不合适，给事中可以直接在上面涂改后奏还。大中十二年（858）五月的一天，唐宣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燧（璲）为岭南节度使，已经派使者把节度使的符节送往李燧府，没想到给事中萧倣不同意，把李燧的任命文书封还了。唐宣宗在历史上还可算是个贤明君主，有“小太宗”之称，他勤于政事，力图挽救唐王朝衰败之势，因此从谏如流。当时宣宗正在听戏，来不及召回使者，就派演员快马加鞭去把符节追回来了。岭南节度使一职只好改任他人。

唐代晚期，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贿赂成风，而萧倣则是少有的清官之一。他在担任岭南节度使时，除了每月薪金之外，下属官吏送的土特产，他统统拒之门外。有一天，家里有人生病，需要乌梅和药，随从顺手从官府厨房拿了一点，他知道后，立即责令家人退回去，从家里拿钱到集市上去买。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唐懿宗咸通三年（863）十二月，时任左散骑常侍（从三品）的萧倣，被委任为礼部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向办事严谨的萧倣，这回却百密一疏，放榜后，有人举报考试时数人作弊，萧倣因此被贬为蕲州刺史。幸好他素有正直、清廉的美名，所以朝廷对他并没有重责，他的散官“中散大夫”、勋号“上柱国”（视为正二品）都予以保留，照旧穿紫袍、佩金鱼袋（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享受）。萧倣感激涕零，咸通四年二月十三日接到贬官诏书后，当天就离开京城，次月一日就抵达蕲州。到蕲州后，他马上派人向朝廷送去《谢上表》，一是表达无比感恩和诚惶诚恐之情，二是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浩荡皇恩：

惟勤郡政，绥辑郭邑，训整里闾，必使狱绝冤人，巷无横事。峻法钤（qián）辖于狡吏，宽宏抚育于疲农……

这几句话的大意是：勤奋处理一州之政，确保一方稳定；整顿社会秩序，使牢里不冤枉一个好人，民间不发生一件凶案；严惩贪官污吏，善待贫苦百姓。令人遗憾的是，历代《蕲州志》对萧倣只字未记。

咸通十四年七月，唐懿宗驾崩，年仅十二岁的唐僖宗在灵前即位。十月，德高望重、已在尚书左仆射职位上的萧倣，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

晚唐时，各种社会问题已积重难返。僖宗生于深宫之中，长在宦官之手，被宦官立为皇帝，他最信任的人是宦官田令孜，对田令孜感情上很是倚赖，称呼田令孜为“阿父”，朝中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掌控在田令孜手中，而他本人则在宫中肆无忌惮地游乐。鲠直忠正的萧倣，尽管官高位尊，也想有所作为，却时时处处受到宦官掣肘，终究还是孤掌难鸣。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十一月，朝廷加封萧倣为司空（三公之一，一种崇高的虚衔）、兰陵郡开国侯。乾符二年五月，萧倣病逝，享年八十岁。

三、范纯仁：从蕲州知州到元祐宰相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谥“忠宣”，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次子。

范纯仁天资聪颖，八岁就能对所读之书进行讲解。范仲淹门下，贤士名流云集，特别是胡瑗、孙复、石介，人称“宋初三先生”。范纯仁从小就拜这些著名学者为师，刻苦学习，“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范纯仁是一个孝子，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及第后，仍跟随在父亲身旁，侍奉父亲，直到父亲去世，他才出来做官。

范纯仁历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于徽宗初年病逝。哲宗时，他两度出任宰相。第一次是，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同知枢密院事”，进入权力中枢，属执政官之列；元祐三年四月，“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次年六月，力辞宰相职务。第二次是，元祐八年七月，重新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年（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又坚辞宰相职务。

《宋史》评价范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范纯仁继承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怀抱，光大了范仲淹清廉俭朴、乐善好施的优良门风。《范文正公言行拾遗录》记载了范纯仁年轻时的一件事，大意如下：

有一次，范仲淹让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麦船停靠在丹阳的码头，范纯仁碰到熟人石曼卿，就问石曼卿在这里办什么事，石曼卿说家里死了人，没钱运灵柩回家。范纯仁听了，便自作主张将一船麦子送给了石曼卿。他只身回到家中，因为送掉了一船麦子，不好向父亲交账，在父亲身旁站了很久，始终不敢提起这件事。范仲淹问儿子：“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纯仁回答说：“我看到石曼卿因为亲人的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灵柩回乡。当时又没有哪个人能像前代郭震那样勇于救人于危难，真是求告无门。”范仲淹说：“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范纯仁听父亲说出这句话，心里一阵轻松，回答道：“我已经送给他了。”

作为五朝元老、两任宰相，范纯仁成为北宋中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处世哲学的核心是“忠”和“恕”。他曾说：“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范纯仁的“忠”，是对整个封建统治制度的忠；“恕”，是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待人理政。他说，如果能用苛求别人的心来苛求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怕做不成圣贤！

范纯仁的“恕”，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他既不同于激进派的王安石，也不同于保守派的司马光，而是一个稳健派、温和派。他在政治见解上虽然与司马光相近，但不赞成司马光尽废新法，曾建议司马光“虚心以延众论”。他在第一次任宰相时，极力调停党派之争。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和“小人”，都互相以“朋党”之名攻击对方，危害日益深重。当时左相吕大防上奏说“党人甚盛”，范纯仁则说“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他向皇上面谏“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尽管因不赞成过分贬逐新党而受到攻击，以致被迫辞去宰相职务，但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

范纯仁的“忠”，从他在“濮议”时的态度得到鲜明的体现，而他也因此而与蕲春结缘。

“濮议”是英宗时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即争议崇奉英宗生父典礼的事件。

原来宋仁宗赵祯有三个儿子，都先后夭折了，就过继自己哥哥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为子，后来将其立为皇子，赐名曙。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驾崩。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新皇帝追祭祖先，仁宗是过继父亲，是刚去世的皇帝，祭祀称谓没有问题；而对生父赵允让该如何称呼？治平二年（1065）四月，当英宗命朝臣讨论崇奉濮王的典礼时，朝廷上发生了争论：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宰相韩琦等主张称“皇考”（父死称考）；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台副长官）吕诲、知谏院司马光等人，则主张称“皇伯”（濮王是仁宗之兄）。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大多赞同王珪等人的提案。范纯仁当时担任侍御史，尽管与欧阳修、韩琦等人是世交，却不惜与他们决裂，而坚决支持王珪等人的意见。他上书英宗说：“陛下受命仁宗而为之子，与前代定策入继之主异，宜如王珪等议。”他和吕诲等人多次上书，英宗不听；他就和吕诲等人“还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把任命书、“御史证”交还朝廷，辞官不做了，在家里呆着，等你皇上来治罪！英宗还是不理睬，他就与吕诲、吕大防等人联名，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并且说“与辅臣势难两立”。

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后出面干预了，于治平三年正月颁布手敕：“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而范纯仁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向英宗上书：“陛下以长君临御，奈何使命出房闱，异日或为权臣矫托之地，非人主自安计。”他认为，作为一国之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主见，而不能受到后宫或其他方面的干扰，不然有朝一日，就可能会有人假托圣旨，以致扰乱朝纲，天下就不太平了！

英宗无奈，只好把生父濮王称为“亲”，保留父子名分，在濮王旧坟园上立庙，由濮王的后裔祭祀，始终不敢把濮王及其三位夫人称为皇帝、皇后。英宗采取这种折中的办法来缓和矛盾。他将宰执们召来，商讨如何平息百官情绪，以稳定时局。欧阳修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英宗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城。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过意不去，特地吩咐：“不宜责之太重。”治平三年正月，吕诲被贬为工部员外郎、蕲州知州，范纯仁被贬为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市）通判。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同年二月左右，吕诲调任晋州，范纯仁接任蕲州知州。《范忠宣公集》收录了吕诲的《寄尧夫三首》，诗中有“去年同作南迁客，今日更持刺史权”，“碧草茸茸照绿波，暮春归客兴如何？”

关于范纯仁在蕲州的政绩，《宋史》和历代《蕲州志》都没有详细记载。不过，康熙以来的四部《蕲州志》，记载了“名宦祀”中供奉的唐代以来的蕲州名宦，范纯仁和他的前任吕诲，都赫然名列其中。

宰相之才的范纯仁，治理一个下辖四县、人口不到二十万的蕲州，自然是游刃有余。元朝时，安城人、沔阳学官刘廷闱写了一篇《四见亭记》，文中提到范纯仁：

白云山有四见亭，则故范忠宣公纯仁所名也。宋治平中，忠宣以御史言事，出守是邦，暇日升白云高处，彷徨顾瞻而乐之，山僧为之作亭，忠宣喜而名之，属士林敏功为之记。

范纯仁公务之暇，几次从州治渡过蕲河登临白云山，山中僧人为他建观景亭，他欣然题名“四见亭”。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四见亭”因范纯仁题名而名传千古。南宋末年，蕲州州治几经迁徙，从范纯仁任职时的罗州城迁到了麒麟山。元代时，蕲州路总管李荣祖，在麒麟山上重修四见亭，尽管异地重建，但李荣祖“不易其故名”，以此来追念范纯仁，李荣祖百年后，也追随范纯仁荣登蕲州“名宦祀”。

康熙以来《蕲州志》的《艺文志》，还收录了范纯仁的一首诗：

赠蕲簟与潞公

双文封卷如筒小，六月铺张满榻寒。

曾是吐茵狂醉客，敢塵斋阁助清欢。

“潞公”即文彦博（1006—1097）。他历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朝野倚重”。仁宗嘉祐三年，封潞国公；英宗治平二年七月，任枢密使。蕲竹是“蕲春四宝”之一，“蕲州竹以色莹者为簟”，唐代以后，蕲簟成为蕲州重要的名特产品。文彦博与范仲淹交谊深厚，因此范纯仁特地赠送蕲簟给这位父执。

四、刘挚：罢相后流放蕲州

刘挚（1030—1098），字莘老，永静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人。

刘挚的父亲刘居正教子极严，有人问他：“你只有一个儿子，难道就不能放宽点吗？”刘居正回答道：“正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就更不能放纵了！”

仁宗嘉祐四年，刘挚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历经宦海沉浮，多次被提拔重用，又数度被罢官贬谪。哲宗元祐元年十一月，刘挚“自试御史中丞除中大夫、尚书右丞”，步入执政（副宰相）行列，之后好运连连，次年五月至元祐四年十一月，“连进左丞、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元祐六年二月，刘挚政治生涯达到顶峰，“拜尚书右仆射”，登上了位极人臣的宰相宝座。然而在相位上还没坐热，当年十一月，即被罢免。之后一贬再贬，厄运连连，最后病死在边远的异乡。

刘挚以造福黎民百姓为己任。他仕途第一站，是出任南宫（今河北南宫市）县令。当时，南宫赋税很重，农产品折价很低，缴纳绢每匹折钱五百，绵每两折钱三十，农民大多破产。刘挚将情况上报朝廷。后来，绢每匹改折一千三百，绵每两增七十六，百姓收入增加，欢呼泪下。因政绩卓著，刘挚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被人美名为“河朔三令”。

刘挚对人才选拔使用很有见地。有一次，与同僚们谈论人才问题，他说：“品性忠诚实在、又有才能又有见识的，为上等；才能见识不足、然而忠诚实在的，次一等；有一定才能但不很可靠，还能办一些事的，又次一等；心怀不轨，左右摇摆，见风使舵的，这是小人，万万不可用。”哲宗和高太后听到后，深有感触地说：“刘爱卿能如此用人，国家何忧？”

刘挚平生酷爱读书，从小到老，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他家里收藏了很多书，对书中错误的地方，他亲自校对；只要获得一本善本书，他就如获至宝，再亲手抄录一本，孜孜不倦。他留下了大约四十卷著作，现大多收录在《忠肃集》里面。

刘挚一生坎坷，与他耿直的性格密切相关。《宋史•刘挚传》评价他“性峭直，有气节，……不为利怵威诱”，“骨鲠”。刘挚“骨鲠”的例子不胜枚举。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开始执掌政权，对刘挚非常器重，提拔刘挚为检正中书礼房，一个多月后又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但仅过月余，刘挚即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上书神宗陈述王安石新法弊病。神宗召见，问：“你是否是从学于王安石呢？安石多次称赞你的器识。”刘挚回答说：“臣是东北人，年轻时父亲就去世了，独自求学，不认识王安石。”再如，刘挚在副宰相、宰相位子上近六年，而他的儿子、亲戚如果想当个什么官，刘挚都是让他们正正规规地参加吏部的考核、选拔，从不出面说情。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病故，哲宗亲政。哲宗对高太后生前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很不满，高太后一死，哲宗马上起用变法派，并改年号“元祐”为“绍圣”，宣示继承神宗变法事业。变法派主将章惇（后被写入《宋史》的“奸臣传”）执掌朝政大权。刘挚在政治上是守旧派，支持过司马光、高太后废除新法、恢复旧法。尽管此前两年，他就已被罢相，以观文殿学士衔出任郓(yùn)州、大名、青州等地知州，但他以前得罪过的那帮小人，仍不放过他，来之邵、周秩等乘势发难，抨击刘挚在位时废除新法等种种罪名，落井下石。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

（哲宗绍圣元年）六月……知青州刘挚落职，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

七月……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等官，诏谕天下。……贬大防郢州居住，挚蕲州，辙筠州。

绍圣元年六月，刘挚正三品的观文殿学士的馆职被削掉了，阶官降为正六品的左朝议大夫，由地位较重要的青州的知州，贬为下等州的黄州的知州。政敌和帮凶仍不罢休，步步紧逼，当年七月，就在刘挚到黄州上任的途中，也许是刚刚到达黄州，他的“左朝议大夫”的阶官削掉了，“知州”这个一地军政长官的差事没了，被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还不准他到南京（今河南商丘）上任，而是责令他在“蕲州居住”。

对待自己贬官降职乃至流放，刘挚胸怀坦荡，想得开，看得淡。临行前，他与家人话别，对儿子们说：“皇上重用章惇，我是早就把章惇得罪了。如果章惇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迁怒老百姓，只责罚我们这班人，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就怕他执意报复，法令更加苛刻，天下百姓遭殃，那就无可奈何了！”

宣统二年《黄州府志拾遗》，收录了刘挚在蕲春写的几首诗。

初到蕲州

卜筑南城三径开，宽恩容此养衰颜。

舟从滟滪堆中出，人是邯郸道上回。

憔悴幸非兰溪去，因缘如为祖山来。

江湖本是忘机地，笑许残年付酒杯。

这是他初到蕲州时写的，看不出有什么怨恨，或许是随遇而安。刘挚想，能够在这个青山秀水的地方幽居，何不把过去政坛上的种种波澜忘掉呢？就以酒自娱，了此余生吧！

幸好，三十年前的老朋友吴瑛，正好隐居在附近。寂寞时光，吴瑛多次邀请他去家中喝酒，刘挚赋诗相赠：

贻致政吴德仁朝请

四十悬车三十年，白云山下古溪边。

松姿郁郁霜中寿，鸿意冥冥物外天。

归为田园陶令达，化行乡党郑公贤。

我惭出处今如此，应得高人一粲然。

二月二日过吴德仁二首

清门令德江南吴，三纪兰洲心自娱。

明时中林隐君子，早岁东门贤大夫。

老去笑谈惟玉尘，病余风韵更冰壶。

世于出处罕无意，两忘未见斯人徒。

三径长篱依断崖，筑堂能向紫溪开。

案头日有青精饭，缸面常浮白玉醅。

坐对云山飞鸟没，笑看花木早春回。

离情不厌城中客，更许时时杖履来。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敌和小人岂能允许刘挚“时时杖履（拄杖漫步）”，去访友、饮酒、赋诗呢？他们狠下毒手，欲置刘挚死地而后快！《续资治通鉴》记载：

（哲宗绍圣四年）二月……刘挚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

十二月，癸未，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刘挚卒。

风烛残年的刘挚，从蕲州被贬到更为边远、荒蛮的地方——新州（治所在今广东新兴县）。“团练副使”是一个非经特许、不得管事的从八品闲差，主要用于安置被贬的文武官员，如著名文学家苏轼就曾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刘挚被贬为鼎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团练副使，作为犯官安置在新州，监视居住。新州四面环山，属于岭南地区的穷乡僻壤，山高而多盗，土瘠而民贫，是有名的“瘴疠之乡”、“南蛮之地”。从唐朝初期起，新州与钦州、琼州等地，被朝廷列为重点的“罪官贬谪之所”。刘挚在这里缺衣少食，缺医少药，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不到十个月，就含冤而死。

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刘挚被追赐“忠肃”的谥号，算是对这位忠贞、刚直的大臣的一种肯定。

五、张商英：两任宰执大臣，一月蕲州知州

张商英（1043—1121），字天觉，蜀州新津（今四川新津县）人。

张商英在宋徽宗时两度出任宰执大臣。第一次是，崇宁元年（1102）六月，任尚书右丞（为副宰相，执政官之一），次年四月，转任尚书左丞（也是副宰相，排名在尚书右丞之前），但同年八月就被罢免。第二次是，大观四年（1110）二月，任中书侍郎（也是副宰相），六月，“拜尚书右仆射”（这是正宰相），但次年（政和元年）八月，又被罢相。

张商英是在崇宁二年八月罢免副宰相之后，被贬为蕲州知州的。

崇宁初年，被称为北宋“六贼”之首的大奸臣蔡京当上了宰相。张商英一度与蔡京关系很好，得蔡京提携，当上了副宰相。但不久就同蔡京失和，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蔡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蔡京岂能容忍，就指使爪牙们给张商英制造了一个“文字狱”。据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载，御史中丞石豫和殿中侍御史朱绂、余深，指控张商英在元祐二年写的《元祐嘉禾颂》，把反对变法的文彦博、司马光“比之周公”；张商英在元符末年为谏官邹浩写的任命文书，把攻击新法的邹浩美誉为“径行直情”的“端士”（正派人士）；而哲宗亲政后，张商英多次上书，指斥吕大防、范纯仁是“大奸”，司马光、文彦博“背负国恩”，甚至将高太后比为吕后、武则天，建议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推倒他们的墓碑，毁掉他们的坟墓，还提醒哲宗“无忘元祐时”。他们将张商英这些反差强烈的言行，罗列出来，弹劾张商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于是徽宗下诏：“张商英秉国机政，议论反复，……台宪交章，岂容在列！可特落职，依前通议大夫、知亳州。”

崇宁二年八月，张商英被罢去尚书左丞职务，逐出了最高权力核心圈，贬为亳州知州。政敌们嫌处分轻，又上疏控告张商英“作为谤书，肆行诬诋”，建议“更加诛责，置之元祐籍中，昭示无穷之戒”，还建议把张商英写的《嘉禾篇》、《司马光祭文》等“颁示四方”，将张商英的两面派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不到半个月，张商英又被列入元祐党籍中，改任蕲州知州。

政敌们继续穷追猛打，上疏议论：朝廷正在兴办一系列富国利民的大事，“兴庠序之教，修水土之政，行盐茗之法，广山泽之利”（兴办教育事业，兴修农田水利，推行盐茶专卖，开发山水资源），张商英既然名列元祐党籍，怎么可能认真推行这些新法呢？应将他“投置闲散，不可委以民社”（让他去坐冷板凳，不能委以重任）。满打满算，张商英在蕲州知州任上刚刚三十天（以公文为准），又被罢免，贬为“提举灵仙观”。宋代“提举宫观”，是为安置老病无能的大臣及高级冗官闲员而设的，坐食俸禄而不管事。

张商英任蕲州知州，在现存五部《蕲州志》的《职官志》中都有记载。蕲州名宦祀，曾供奉过张商英，但大约在乾隆年间，将其牌位撤去了。因此，康熙《蕲州志》记载的“名宦祀”中，有其大名在上；而乾隆、咸丰、光绪三部《蕲州志》的“名宦祀”中，则不见其踪影。然而后三部《蕲州志》的《职官志•名宦》却说张商英“尝降知蕲州。从祀名宦。”这是由于照抄康熙《蕲州志》的《职官志•宦迹》，编辑不严谨而造成的错误。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关于张商英能否从祀蕲州名宦，就发生过争议。有人批评张商英曾与蔡京朋比为奸，因而不能入名宦祀。康熙《蕲州志》的主编卢紘，则极力为张商英辩护：一是，大观四年，蔡京罢相，张商英当上宰相，将蔡京的苛政全部革除，召回元祐旧臣，“天下翕然”；二是，靖康初年，张商英与司马光、范仲淹同日受追赠，后来又被赐谥“文忠”。因此，卢紘认为张商英并非完全依附蔡京，“祀名宦宜矣”。

张商英的确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生前身后就毁誉不一。他在政治上左右观望，蔡京之流指责他“议论反复”，并非无稽之谈。元祐初期，他对司马光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司马光死后，他又多次进京拜见吕公著、苏轼等元祐大臣，然而没有得到吕公著等人赏识，因而并没受到重用；元祐末年，当支持变法的哲宗亲政后，他对元祐大臣的怨恨喷薄而出，六次上书，配合章惇猛烈攻击司马光、吕公著等元祐大臣。他就是如此善于“变脸”。

张商英为自己挽回一些名誉，主要在其晚年担任正宰相以后。当时久旱不雨，彗星在天，张商英拜相的当晚，彗星不见了，第二天，竟然下起了大雨。京城万民欢呼，认为拜张商英为相，上应天意。徽宗大喜，大书“商霖”二字赐给张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