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春余姓先祖及余玠

一、余氏考

如果中华民族姓氏是片森林，那么余氏就是林中的一棵大树，而蕲春余氏则是这棵树上的一个枝桠。追溯余氏渊源可归纳为三大支流。

（一）姒姓余，即出自夏禹后裔之余，禹为黄帝后裔，是夏后氏部落领袖。禹治水有功，继承舜位，建立我国第一个世袭制的封建王朝。禹改姬姓姒，其裔名孙罕，字无余，为少康之子。少康继承父位，依例封罕为子爵（封建爵位分五等，子爵为第四等）于越会稽（越，古时国名，建都会稽。禹王陵墓在会稽西余山）守陵主记。罕的后裔以其王父之字无余为余姓，是为姒姓余，约始于公元前2000年。

（二）姬姓余，即出自姬发后裔之余。黄帝姓公孙，名轩辕，约公元前26世纪生于寿丘，长于姬水，故改姓姬。黄帝后裔姬昌、姬发父子相继为西边小部落周的部落领袖，重农恤民，兴盛强大，大胜牧野，灭纣建周。周武王姬发生二子，诵、叔虞。诵继武王位为周成王，封其同母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省）。因境内有晋水，故叔虞长子子燮改唐为晋（史称唐叔虞）。晋哀侯之子由余为避内奸之难而入西戎为官。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慕其贤德大度，难得奇才。穆公与重臣私议，设计留由余。后由余拜为相，助秦成就霸业，为秦统一六国打下基础。

由余，字仲宜，生于东周庄王五年（公元前692年），殁于周襄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公元前621年元月二日）。由余之死，秦穆公悲痛万分，故献挽联：“佐治才猷能百国，蕃衍奕世永兴隆”，并辍朝一日，以示哀悼，又为公建墓四座，三座在陕西，一座在淮安。

由余后裔以其德才功绩为荣，故取其名为余姓，是为姬姓余，比姒姓余约滞后1300年。

（三）少数民族余，余姓与周边外族接触早，因而与其相融合、同化。主要有隗族余、溪族余；此外有黎族、畲族、瑶族、白族、苗族、布依族、满族、彝族、回族、羌族、傈族、藏族等，均有余姓者。

还有蒙古族铁改余姓，很富有历史传奇色彩。

元朝铁木健（1266―1351年）是铁木真（成吉思汗）的第八世孙，太子真金（裕宗帝）之四子。其兄铁木耳继位为成宗皇帝，封铁木健为南平王。铁木健妻弘氏生四子：秀一铁承良、秀二铁承勋、秀三铁承模、秀四铁承献；张氏生五子一女：根五铁承业、根六铁承烈、根七铁承德、根八铁承光、根九铁承英、女铁金莲、女赘婿金镕，赐名铁承弦。九子一婿均为进士，时称“九子十进士”。其中四人任太守、五人为尚书，婿为兵部侍郎，金莲为女将。1351年红巾军起义，1368年朱元璋平定各路军阀在南京建立明朝。元顺帝逃回蒙古继续称帝，而九子一婿俱在南方无法返北回归。他们十人议定，携带家眷和随从共三百多人取西路遁逃。当时，云、贵、川尚被元朝控制。他们一行入川，时局大变，途经泸洲凤锦桥时，担心人多影响多，随时会有不侧。十人议决改姓更名散居。首议铁旁金，恐识破绽累及，再去金下“一”为余姓。十人议毕，在凤锦桥岸插柳为记，盟诗为证。于是，各咬破手指，按排行顺序每人写下一句诗于白绸上：本是元朝帝王家，红巾赶散入西涯；泸洲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插柳桠；否泰是天皆由命，悲伤思我又思他；余氏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千人誓愿归何处？梦里云游浪卷沙。诗毕，撮土为香，望北而拜，对天盟誓：余氏子孙永世相亲相认，不得富不认贫，贵不认贱，铁余不准开亲。随从改姓干勾“于”姓。按约定，次年清明节，十人咸聚凤锦桥，各述安居各地别后之情，又洒泪而别。转眼于今六百多年。

2002年2月21日，铁改余（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统一谱派”为：天骄建大蒙，雄才盛世杨；世祖继先志，元朝繁富昌。九子十俊杰，堂棣竟腾芳。安邦有长策，辅国显忠良。泸岸行惜别，凤诗震山江。功勋传万代，德礼绍千祥。瑞兆启新景，博学登金榜。孝顺人楷模，家和保寿康。宏图创传业，勤廉著辉煌。同携手，揽银宇，谱华章。

二、蕲（春）、黄（梅）、广（济）余氏来自姬姓余

姬姓余立姓以后，一直活动在陕西、四川一带、秦汉之后，东迁入居河南。后继续迁于江淮地区，很快散布于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在江苏下邳郡、安徽新安形成著名的余姓大族。唐宋时期，余姓已遍布于长江流域地区，尤其是闽赣浙鄂地区发展迅猛，奠定了现在余氏分布格局。

在下邳郡望族中，一位商贾余衍传因行商而落户安徽休宁。其后裔余良，字宁仲，唐进士，初任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县宰，继任江州（今九江市）刺史，晋工部尚书，固辞，迁居修水县。

唐朝被后梁灭。良公后裔余烈，名权，号巽之，精通兵法，志勇多谋，佐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后唐庄宗慕其才，敬其功，封威武将军，招为驸马。公元923年，李存勖在乱兵中被杀，后唐废，后晋立，干戈四起，祸及中原。余烈挈妇将雏避祸于蕲州梅川境内（现为武穴市余川），隐居田野，繁衍生息，终老葬于双城驿白兔山。

自烈公隐居武穴梅川至今近1100年，其后裔遍布蕲春、黄梅、武穴三县市、数万人。黄梅余显村保留着烈公祠，供奉着宋朝时余玠夫人黄婆雕刻的烈公像，像两侧对联是：一剑平梁执玉笑饮醉附马，两袖荡晋释锄吟对卧梅林。

三、蕲春、广济（今武穴）余氏一世祖

南宋时期，烈公后裔余玠，字义夫，号隐樵，武穴梅川人。生于1197年，卒于1253年，是南宋末朝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与岳飞相同命运的南宋抗蒙名将。

余玠出生于书香门第，少时家道衰落，贫困艰苦。他的性格喜功名，好大言，敢作敢为。曾在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今江西庐山五老峰下）读过书，当时，蒙古军大举南侵，国难当头，余玠决心从军赴前线，效力于国家。

端平元年（1234年）秋，余玠北上襄阳，东走淮东国防前线，投奔“捐身报国”的夙将赵葵门下，作长短句上谒。蔡大喜，慕其志向和才能，倍加器重。次年九月，余玠因亲丧返蕲州。端平三年（1236年）春，蒙军犯蕲州，余玠应蕲州守臣征召，参与蕲州、黄冈保卫战，战捷。又返淮东归队。嘉熙二年（1238年）余玠进官三秩（级），进工部郎官。九月，余玠提精兵救滁，十二月，宋理宗颁诏，称余玠救援“军声不为不壮”。嘉熙三年（1239年）余玠率师沿黄、淮水系北伐，深入河南敌后，与数倍于我的蒙军大战于汴城，河阴等地，以少胜多。宋理宗诏称“所向有功，全师而返”。嘉熙四年（1240年）九月，余玠又进官三秩（级），被提升为淮东提刑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以淮东提刑身份率师救援安丰之围，蒙古军溃败，立功，官拜大理少卿，并升任淮东制置副使。淳祐三年（1242年）五月，余玠奉命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入朝应对。在入奏中，余玠针对时弊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习尚，国人上下，应和衷共济，事无大小，须是务实，主张统一思想，坚定必胜信念；二是用人制度，改变重文轻武现象，主张文武平等相待。这次入奏，余玠被皇帝赵昀认为是一位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的实干家，是帅才。

余玠从投奔赵葵到入朝奏对，经历了八年的戎马生涯，由一个从军自效的穷书生成长为执掌淮东战区兵权，地位仅次赵葵的副主帅。入奏后的六月，宋理宗任余玠为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十二月，宋理宗面对情况复杂、局势危急的四川，改任余玠为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晓谕他“任责全蜀”、“独当一面”。余玠尽管受任于败军之际、国危之时，但仍受任不辞，满怀壮志地向理宗表示：“愿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还之朝廷”。

淳祐三年（1243年）春，余玠上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务实作风令四川民众敬服。余玠到任所的次日，在重庆府乾门两边，张贴一幅大红楹联：“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根牢”题铭自勉。接着创建招贤馆，悬挂《招贤榜》，明确宣布：要全面效法诸葛亮用蜀方法，集众思，广忠益，相信民众智慧，依靠民众力量，对献妙计者高爵重赏以报其功，余玠抗蒙决心和精神自然在民众口中传播，招致远近众多宾客前来出谋献策。特别是播州文武兼备的冉琎、冉璞兄弟，感于余玠的忠义豪雄，礼贤下士，通过几个月的精心观察和调查研究后，把经过反复推敲而形成的锦囊妙计献出来。余玠采纳冉氏兄弟守蜀方略，申报朝廷并获批准。予以实施，冉氏兄弟成为余玠领导建立四川山城防御休系的得力助手，又是多次战斗的得力干将，更重要的是，余玠的作法具体实施了他入朝奏对主张；国人上下，和衷共济，他统一了四川上层的思想和信念，调动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

余玠在“集众思、广忠益”基础上，亲自主持制定了治蜀大纲《经理四蜀图》。此大纲集中了应招的豪杰志士所贡献的方略、计谋，成为余玠治理四川的战略计划。其主要内容：（一）起用有实力的地方豪杰，招纳有志事功的贤达志士；（二）招募民兵忠勇，捍卫乡井，传送敌情；（三）设险守蜀，以步制骑；（四）重农薄赋，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和给养等。

余玠在挽救四川，重建巴蜀的思想指导下，对南宋腐朽反映在四川的的军事弊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顿。（一）整顿吏治，健全官僚机构，将长期占据文官位置的“流寓内地官员”给注销了，任用适当的人选，填补长期虚位缺额。（二）赏罚分明，以军功政绩升官晋级，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对殉难的将士要追功抚恤，处理好善后工作。（三）选贤任能，随才任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为活跃在抵抗蒙古军的战场上的重要人物。（四）严肃纲纪，惩治贪谗将吏。凡不称职的官吏，果断开革，对抢夺民财、残害百性，驭军无纪，招降纳叛的贪官污吏，严加惩治。

余玠踏上蜀地时，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接近于无民、无财、无兵、无粮的凋弊不堪的形势，余玠不得不在布兵设防的同时，大力开展恢复巴蜀经济工作。其主要措施：（一）推行屯田，保障供给。实行军屯，民屯两样形式。在土壤肥沃，水利充足的川西平原实行军屯，组织纪律性很强，耕作方法较先进，保证部队供给，民屯，招集流民和无业者垦荒，官府给予种子和耕牛，取得部分税收，使百姓有了衣食。（二）委派官吏，深入偏远山区，劝耕督促，以保障山城防御战争需要。（三）复苏商业，为使十分萧条的商业尽快复苏，采取了官营垄断的形式，统一商业经营管理；同时，放松对商贾的控制，薄征商税，促进流通和交换。

余玠治蜀十年（1243―1253年），年年战事频繁，入蜀当年就指挥大小战斗三十六次，多有功效。由于各项治蜀措施产生了效果，战斗力不断增强，由防御转入进攻。军事、经济、政治状况的全面好转，余玠的个人声望日益提高。他由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进升为兵部尚书，四川制置大使，经华女阁侍制，进徽猷阁学士，再进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可谓功高一时，官盖一世，因此引起朝廷同僚们的嫉妒。丞相谢方叔抓住余玠豪放性格，在上奏朝廷的奏牍中洋溢胜利者豪情上而大进谗言，极力挑拨，使宋理宗心存疑惧，最后终于对谗言者言听计从，于宝祐元年（1253年）五月，出其不意地召命玠赴朝奏事。六月，宋理宗得知余玠病危，急忙给他加官资政殿学士，余玠悲愤至极，七月抱恨而卒。余玠成于战场，败于谗言，留下了千古遗恨。

1259年，蒙哥汗率大军攻入四川，围攻合川，由于余玠当年筑钓鱼城，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城内军民受余玠影响宋将王坚和军民顽强抵抗，蒙哥在攻城中负伤死亡，这支蒙军被迫北撤。而南宋妥协派首领贾似道暗中派人与蒙哥的弟弟忽必烈议和。后来南宋终于被灭。

元末明初，玠公后裔余祥，字景星，天资聪颖，饱读诗书，恰逢乱世之秋，慎思先祖之戒。立志不求官爵，不谋富贵，为民众多做善事益事，不求回报。名声大了迁徙隐居。他先自广济（今武穴）青蒿铺迁居蕲春彭思余凉亭（原地名永福乡龚家林），后又迁居广济余祥（原地名沙家坝），为蕲春余氏（除少数外）一世祖和武穴余祥一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