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字季刚，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才华横溢的爱国诗人。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多方面的。我有幸在《黄侃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的编审工作中接触了许多文献，对他的博大精深无比赞叹，对他的治学精神由衷敬佩，尤其是他的治学思想，使我深受教益。它对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萧箑父教授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道德价值概念，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正视人间苦难的悲悯情怀，蕴于《易》中‘吉凶与民同患’的思想，影响深远，历代献身正义事业的志士仁人，往往也是时代忧患意识的承担者”（《人文易与民族魂》，《新华文摘》1992年5期）。黄季刚先生是献身事业的志士仁人，其治学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道德价值，体现了时代忧患意识，在治学中始终怀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神圣的忧思”和以弘扬民族文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

一、以学术保全未来的忧患意识

当今许多学者名家，都出自黄季刚先生门下，从他们的“师门忆语”中谈到的先生治学思想，都足以垂范百世，警悟后人。他曾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而著文草檄，深入民间组织孝义会，召集义军。辛亥革命后，目睹权奸窃国，神州板荡，世乱如麻，便毅然退出政界，经意学术。他以为“今日国家，第一当保全匡郭，今日学术，第一当保全未来”（殷孟伦《忆量守师》，载《黄侃纪念文集》，以下未出处者均同）。他说：“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学问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殷孟伦《黄季刚诗文钞序》，载《黄黄季刚诗文钞》，后陆宗达序同）。这些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治学雅言，说明先生的经意学术，一本其献身民族民主革命初衷，充分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博大胸怀，与那些“著书只为稻粱谋”之辈不可同日而语。

据徐复教授回忆：“1935年，复再度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习，开学前，专程至兰家庄谒见先生于量守庐新居，一见即言时局危急，当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顾、黄之业绩可师也”（《师门忆往》）。又据陆宗达教授回忆，1932年5月，季刚先生在给他的信中说：“在都时屡为弟辈言，此后当以‘刻苦为人，殷勤为学’八字交相策励。细思舍此亦更无自靖自献之方也。次日，季刚先生又在经我转给兴艺社诸子的信中勉励大家‘上不负先民，下不辱友生’”（《黄季刚先生诗文钞序》）。他勉励弟子以顾、黄为师，刻苦为人，殷勤为学，上不负先民，下不辱友生，都是要求大家为国家民族前途治学传学。这是多么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充分体现了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为什么说除了“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外“更无自靖自献之方”呢？仔细体味，这句话饱含着深广的忧愤和揪心的痛苦。因为他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都深为忧虑，对政治黑暗极为愤慨，“但是他手上并未握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权力，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像王夫之、顾亭林和章太炎先生等人所做的一样，以维护并发扬祖国的传统学术、民族文化为己任。爱国主义炽热的火焰是指引他在学术的道路上不停地前进的明灯”（程千帆《忆黄季刚老师》）。可以说，他的全部学术实践都渗透着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完全做到了“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直到最后因“伤时纵酒，遂以身殉”（程千帆上文引汪旭初悼黄季刚先生语）。“其弥留之际，尚问家人以河北近况，喟然太息曰：岂国事果真不可为乎”（殷孟伦《忆量守师》）？这种“一息尚存，忧国忧民不已”的精神，真是感人肺腑，值得我们刻骨铭心，发扬光大。

每当我读到黄季刚先生这些既警策又深沉的语言，再联系他忧国忧民懿行，脑海里就浮现出这位对国家民族怀着“神圣的忧思”的一代宗师的高大形象，宛如一座炎黄赤子的巍峨的丰碑，令人油然产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崇敬之感。

二、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

黄季刚先生是国学大师，他说“今日学术，第一当保全未来”，这个“学术”指的就是“国学”，也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非仅指“小学”而言。辛亥革命后，他“复睹神州板荡，世乱如麻，哀民众之不觉，惧陆沉之有期，思维学术可传之永久，启悟方来，遂致力于‘国学’，成一代宗师”（殷孟伦《黄季刚诗文钞序》）。以学术“保全未来”，认为学术可以“传之永久，启悟方来”，显示了黄季刚先生治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深信民族传统文化——“国学”中蕴含着存亡继绝和复兴民族的巨大功能。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曾说：“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黄季刚诗文钞·章太炎先生行事记》）。他在对黄季刚先生“学已成就”但不轻易著书表示不同意见时说：“世道衰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章太炎《致潘承弼书五》）。这些话对民族传统文化——“国学”存亡继绝和复兴民族的作用深信不疑。这显然是黄季刚治学思想的一个渊源。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通过弘扬民族文化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念，并非当时一两个学者孤立的思想，而是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产物，是作为共和革命的一翼——晚清国粹派的共同信念。据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观》（《新华文摘》1993年第2期，下引此文不另注出处）一文所述：“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一身二任，既为激烈的排满革命派，又是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学术派别”。这个学术派别的一位重要人物章太炎是黄季刚的本师，黄季刚作为他的学术传人和章黄学派的奠基人，也是一身二任，既是激烈反清的斗士，又是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大学士。“国粹、国学、国魂，是国粹派文化运思最基本的概念”。“国粹”包括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的精华、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与特性三层含义。“国学”，广义上也指民族文化的精华，狭义上指蕴含国粹的载体——文化元典。“国学”论是晚清国粹派文化理论的核心，其重要论点，一是“文化有机论”，认为文化是与人类进化同步发展的有机体，章太炎喻为“立国之元气”，章士钊喻为民族得以发展生长的“胚胎”。他们强调“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二是“国学、君学对立论”，提倡“经世致用”的“国学”，反对“以君之是非为是非”的“君学”。“国粹、国学作为国粹派文化运思的两个重要概念，二者相辅相成，……但点化二者的精灵，却是出自国粹派的爱国情结——陶铸国魂”。“国魂”即中国独立的民族精神。但“国魂”的陶铸却不能不求助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国粹派更进一步将国魂和国学、国粹衔接起来。高旭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故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显然，这也是黄季刚先生对国学及其文化功能的观点。国粹派“关于国粹、国学、国魂和‘古学复兴’的思辨，归结到一点，就是强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复兴中华民族，故其文化观不仅直接助益了排满革命，而且还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因而鲜明地反映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的时代主题”。他们还指出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的民族性和价值系统，强调“建立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新文化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从黄季刚先生的著述言行中不难看出，强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强调建立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新文化，以复兴中华民族，正是他治学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还须着重指出的是，黄季刚先生通过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念并非纯属主观意愿，而是建立在民族传统文化客观存在的功能的基础上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就是以《易》、《诗》《书》、《礼》、《春秋》等为主的“中华文化元典”，这些文化元典就是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文化元典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同时，元典的某些基本精神又能观照久远的岁月，反复地被后人所重新刻勒，对该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的近代意义》，《新华文摘》1992年11期，下引此文不另注出处）。这种“深远而常新的影响”，正是黄季刚先生所说的学术“可传之永久，启悟方来”的作用；也就是其老师章太炎先生所说的“积厚流广振起末俗”的作用。国粹派提倡以“古学复兴”来实现民族复兴，也是基于对文化元典“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的深刻认识。

为什么文化元典具有如此“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呢？上引冯文作了明确的阐述：“元典的这种超越性并非某种神秘的因子所造成，乃是由其基本特质所致：他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多个时代的人类所普遍关心的，也就是说，元典讨论的是不朽的主题；同时，元典在回答这些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时，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并非实证性的结论；是一种开放式的原型，而并非封闭的教条，这使元典不致因内容和形式的局限性而沦为明日黄花，而以一种灵感的源泉，一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黄季刚先生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为“自靖自献之方”，深信学术“保全未来”、“启悟方来”的力量，无疑是基于对文化元典“巨大的启迪功能”的深刻认识。

三、黄季刚治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黄季刚先生的治学思想，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本文论述的两个方面：“以学术保全未来的忧患意识”和“弘扬民族文化实现民族复兴”只涉及其治学宗旨，可能很不全面，但是，仅就这两个方面来说，其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任务。黄季刚先生论学时提出的“今日国家，第一当保全匡郭”，也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愿望，这也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现在虽然有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海峡两岸出现了良性互动的趋势，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有了良好的开端，这次“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但是，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黄季刚先生“以学术保全未来的忧患意识”还大有继承发扬的必要。例如，“台独”势力有所抬头，“台湾文化本土化”论点的出现，前不久港英当局对香港1997年顺利过渡设置人为障碍的企图，都表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还有赖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全体同胞的共同努力，我们必须“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以学术研究作为“自靖自献之方”来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台湾孔孟学会会长陈立夫先生对孔孟思想的阐扬；潘重规教授对敦煌学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台湾高龄学会会长姚荣龄教授多次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香港环宇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克平先生在武汉老龄科学研究院刊物《老年问题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了《回顾历史，共同振兴中华》的文章；他们的研究和活动都对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遗产，例如“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爱国主义的赤诚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人为善的宽厚态度，整体至上的思维原则，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心理，反抗外来侵略的坚韧精神，等等，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李方桂《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新华文摘》1992年10期）。这些蕴含在传统文化中的精神遗产，只要我们怀着忧患意识，加以批判继承，用时代精神加以改铸和转化，就会发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作用。

其次，我国全体同胞还面临着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为此，我们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而且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国民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实现现代化的前景令人鼓舞。但是，蔓延于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的弊端也必然会伴随现代化的发展而来。虽然我们提倡两个文明一起抓；但正如梁启超说过的：“求形质文明易，求精神文明难”。一切现代化国家都不能避免的问题，诸如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社会的失调、人的异化、物欲的泛滥、道德的沉沦等“现代病”，既不能避免，又不容忽视。人类正在寻觅解决的途径，我国的志士仁人也正怀着忧患意识在为寻求防治之方而努力。在这方面，黄季刚先生“以弘扬民族文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仍然可以给予我们以启迪和鼓舞。冯天瑜教授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文章中说：“在这努力过程中，元典精神可以给予我们以启示……中华元典所贯穿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行键不息、生生不已的好勤乐生主义，人道亲亲的人文传统，以及德业日新意识、社会改革意识、文化包容意识、不走极端的时中精神等等，经过创造性转换，无疑将成为现代人克服‘现代病’的良药。这便是在‘退却与重回’中获得民族文化原创性动力的‘返本开新’之路，用新见变化古典气质的革故鼎新之路，这种双向性的辩证发展进程，正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正途”。这里说的“返本开新”、“用新见变化古典气质”、对中华元典精神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国粹派的“古学复兴”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这正是我们学术界的使命。如果我们完成了对上举元典精神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就能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人们提供符合民族精神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正确思想导向，也就实现了黄季刚先生的弘扬民族文化来实现民族复兴的遗愿。

作者原为武汉老龄科学研究院理论研究员和院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