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盐政功臣袁世振

他虽然只是个四品官，却建立了突出的事功——创立“纲法”，力挽明末盐政危机，并深刻影响有清一代盐制……

他在中国盐政史上占了一席之地，其功绩足让后人仰怀！

著名史学家章开沅主编的《湖北通史》（明清卷），以图表列出湖北明清时期在全国较有影响的政界人物61位，蕲春有两位，一为袁世振，一为陈銮。

盐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长期被垄断经营的商品，汉代起，国家一直把盐税作为财政收入的支柱。明初盐专卖实行“开中法”，国家如果急需某种物资（如粮食、马匹等），就叫商人采办并运输到指定地方，官府颁发相应数额的“盐引”，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盐。明中叶后，朝廷经济危机加剧，为了从盐专卖中敛取更多的财富，官府不顾产销平衡，滥发盐引，商人拿到盐引后到盐场无盐可支，发生盐引积滞现象，这一问题在两淮最为突出。而官府对盐场的待遇则一降再降，有的盐场主便铤而走险，将盐卖给私盐贩子牟取暴利。于是官盐壅塞、私盐盛行，盐税也就难以保证，税监先是向盐商预借盐税，后发展到预征盐税。盐商资本被长期占压，运营成本增加，势必调高食盐销价。万历四十三年，官府又强行控制口岸（汉口）盐价，迫使一些盐商亏本逃散，结果市面缺盐，私盐价格暴涨，市场陷入混乱。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两淮盐税已停征两年半。许多人认为两淮盐政不可救药，而有一人站出来，担起了拯救两淮盐政危亡的重任。这个人，就是蕲州人袁世振。

袁世振，字抑之，别号沧孺。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十八《袁世振传》载，袁世振先祖袁斌因为扈从明英宗有功，拜武略将军（从五品）。袁斌之孙袁禄安家蕲春。袁世振于万历十年（1582年）中举，但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才中进士，为第三甲第157名。进士及第后，被选拔到临川（治所在今江西抚州市）任知县。在临川，他上疏建议在漕运途中建仓库，以方便百姓；他还善于发现人才，后来成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人称明末“临川四大才子”之一的艾南英，就是经他推荐而被选拔为秀才的。接着，袁世振升任金华府（府治在今浙江金华市）同知，为从六品；不久，又升任户部山东司郎中，为正五品。据《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宣德四年（1435年）户部“定为十三司。其后归并职掌。……天下盐课，山东司兼领之。”“山东司带管在京锦衣、大宁中、大宁前三卫及辽东都司，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

袁世振任山东司郎中时，对当时盐政利弊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两淮盐政现状，提出了《盐法十议》。“十议”涉及两淮盐政的方方面面，着重论述了盐引积压带来的危害，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还论述了平抑盐价、选拔盐官、缉控私盐、恢复盐税等问题。“十议”切中两淮盐政弊病之要害，并开出了一系列救治药方。

《盐法十议》提出后，尽管受到同僚们讥笑，却得到户部尚书李汝华的赞赏并上奏给皇帝。万历皇帝（明神宗）看到袁世振的“十议”后，非常高兴，在了解袁的履历后，认为这是一个能臣，因此特委任袁世振为“疏理两淮盐法道、山东按察司副使”（正四品）。“疏理”这一官职，是从袁世振开始特设的。

万历前，明朝的盐政曾发生过两次盐引大壅积，疏理办法是采用“小盐法”，即减少每“引”食盐的实际重量，以加速将积引消除。但在经济危机日益深重的明后期，这一办法已难以奏效。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九月二十二日，袁世振到达两淮境内，他沿途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提出了以推行新引为主、疏销积引为辅的方案，计划用十年时间将积引疏清，但遭到积引持有者尤其是持引大户的强烈抵制。为控制流言干扰，袁世振发布了《奸囤擅利权揭》的檄文，抨击“囤户”（持引大户）；但他深知事情的实质是朝廷对两淮盐商拖欠过多、透支过大引起的，因此他说是说，做是做，只在语言上指斥奸囤“攘夺国课”，而在行动上并未严厉打杀。袁疏理苦苦思索，终于在《盐法十议》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种既简便又有长效的机制——“纲法”。

“纲法”仍坚持“十议”中“正行见（现）引，附销积引”的原则，而在具体办法上则加以改进。当时被列入淮南盐院红字簿中的历年积引，约为两百万份。他将持引人“刊定一册，分为十纲。……以‘圣德超千古，皇风扇九围’十字编为册号。”即把以“囤户”为主的盐商编为十“纲”。每年官府向其中一“纲”的盐商兑换二十万张旧盐引，这些旧盐引以前已经征过盐税，等于是还债；同时，官府向其余九“纲”的盐商征收合计一百八十万张新盐引的盐税。这样，国家就把自己两百万张旧盐引的债务，分十年还清，同时还可以保持每年有大笔新的盐税入库。淮北也如此，而“纲”的数目则达十四个。由于不少盐商持观望态度，袁疏理就出台“占窝”法刺激商人：表示“此十字纲册自今刊定以后，即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到新引。”也就是说，以后只有纲册上有名，才能依据纲册上旧引之数来买新引，才能到指定地区经营食盐业务，还可世袭，纲册上无名的则被排斥。

十月十二日，袁世振抵达淮扬，发出告示，将过去三种不合理的附加税统统罢去，抛出新“纲法”，深受盐商欢迎。十一月初四，开征盐税，盐商们争先恐后交纳，以便取得经营资格，特别是那些大户交税最多。逃到外地的盐商，也纷纷回来要求重操旧业。

袁世振招募兵勇与盐场灶丁结营联防，按“甲乙……壬癸”十天干编号，每营三十人，营与营相距二、三里，专门捕捉私盐贩子。乙营抓到贩子就追究甲营，癸营抓到贩子就追究其他九营失职责任，从而有效地打击了不法盐商。

“纲法”实施后，成效显著。当年底，就共上缴户部盐税七十万两。皇上降敕嘉奖，给袁世振加一级并予留任。自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底至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袁世振在两淮疏理盐政四年，解救了盐政危机，商人称便，百姓受益，盐税增加。袁世振在《疏理两淮盐法报成疏》中说：“入太仓二百八十六万三千六百四十二两，边仓一百五十六万三千六百二十四两。”此外，盐商还交“助辽饷银”二十三万余两，国库存钱利息也有十一万余两，这对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皇上令袁世振留任。然而树大招风，有人眼红“疏理两淮盐法道”这个肥差，阴谋搞垮袁世振，以便安插自己的亲信，袁世振愤然辞职。明熹宗即位，阉党诬陷袁世振贪赃，将其送入扬州府大牢，但查无实据，最后给袁世振扣个“募兵、建准提庵靡费银二万两”的罪名，强迫袁世振还款。两淮盐商感激袁世振的功德，代缴了这笔冤枉钱。袁世振去职后，朝廷再也没有设“疏理两淮盐法道”。魏忠贤的爪牙巧立名目加重盐税，“绝流而渔”，盐法大乱。崇祯五年（1632年），朝廷回想起袁世振治理盐政的功劳，重新起用以解救危局，命袁世振为“扬州海防副使，兼理盐法”，而这时袁世振已是风烛残年，未到任就病殁了。

《明史》在记述明末盐政时，只提到“户部上盐法十议”、“巡盐御史龙遇奇立盐政纲法”，而未提袁世振之名，对袁世振有欠公允；但是有识之士还是充分肯定了袁世振的功绩：在李汝华、龙遇奇的支持下，袁世振的湖北老乡、明末著名文学家、竟陵派代表作家钟惺，参与编辑了《两淮盐法疏理成编》，并为该书作序；明末陈子龙等主编的《皇明经世文编》，是一部按“经世救国”标准编纂的文征体史著，收录了袁世振《盐法十议》并予以评点；现代不少学者评价袁世振是明末理财家、两淮盐政功臣，称他在两淮推行纲法，是创立了食盐专卖的新制度，改过去的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是自西汉创立食盐专卖制度以来的一次划时代的历史性变革，而且这种盐制为清代所沿袭，影响力达300余年之久。

参考文献：

1、袁世振：《盐法议（一至十）》、《奸囤擅利权揭》、《纲册凡例》、《疏理略说》、《上李桂亭司徒》、《再上李桂亭司徒》、《与商等轩》、《复龙盐台第三书》、《疏理两淮盐法报成疏》。见湖北省文史馆、博物馆编《湖北文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2、《明史》（“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1月版。

3、〔清〕顾景星：《袁世振传》，见《白茅堂集》（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复印本）。

4、〔清〕章学诚：《袁世振传》，见《湖北通志未定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

5、《蕲州志》（康熙、乾隆、咸丰、光绪），蕲春县方志办重刊，2009年9月版。

6、〔明〕钟惺：《两淮盐法纲册序》，见〔清〕陈诗撰、姚勇等校点的《湖北旧闻录(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7、张家国：《明代袁世振的盐政思想论略》，《黄冈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8、张家国、殷耀德、李红卫：《试析明代盐法变迁之轨迹》，《法学评论》，1997年第5期。

9、卜永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明代的公共资本市场》，《明代研究》第10期，（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