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书之乡横车镇

蕲春县横车镇是鄂东鼓书之乡。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县举行鼓书比赛活动，横车必夺前三名；县里组队参加黄冈地区鼓书比赛，都是横车人当代表；地区组队参加省比赛，仍然是以横车人挑大梁。

是省鼓书学会会员，一名是省曲艺家协会会员。上世纪80年代，县里组建民间艺人协会，五名领导成员中横车占四名。他们是：主席张全忠，副主席郑子祥，组织委员胡百溪，宣传委员董少春，另外一名学习委员叶甲清是彭思镇人也是邻近横车，受其影响而热爱鼓书艺术的。除此之外，还有刘远明、王保平、韩福祥、王红专、袁维纯、谢廷瑞、胡普生、蔡义书、董涛、周炎生等一大批民间艺人长期活跃在农村，辐射到浠水、黄梅、黄石、武穴等地。

横车鼓书发展有两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上世纪50年代，鼓书艺术与皮影、杂耍、戏曲同台竞技，叠彩纷呈。1958年，袁胜华的《锅巴与草鞋》在国家级刊物《民间文学》上发表，黄枝的小戏《凤凰桥》由《长江文艺》首发，后被多家刊物转载，张全忠创作的鼓书《刘长青算命》演到武汉洪山礼堂，横车鼓书履盖了全县。上世纪60年代张全忠，他在县文化馆坐馆说书连续6年，不仅百姓爱听，就连县长都是他的忠实听众。众所周知，鼓书表演离不开说唱，而说唱又离不开遣词造句，况且又不能原词“炒现饭”。这不仅要求鼓书艺人有高超的即兴创作能力，还要有丰富的语言词汇。一般鼓书艺人在同一堂口说书不超过20场，好的鼓书艺术也不敢超过40场，过了这个期限就会“理屈词穷”，就要不断地“炒饭”一炒饭就把听众炒跑了，自己也露了马脚。而张全忠在同一堂口连续说唱六年，可见功夫了得。全国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在看了张全忠的表演后，不仅连声叫好，而且主动签名赠送《岳飞传》一套。

现在流行“粉丝”一词，在上世纪90年代前，横车农民几乎都是鼓书艺人的“粉丝”。那时候，如果哪个生产队来了鼓书艺人，邻近几个生产队的农民就会摸黑去赶场。有些人不顾白天劳累，五里之内还跟着鼓书人“追星”。要知道那时候农民是天不亮就出工，天黑才收工，往返10里夜路全靠步行，听一场鼓书比现在看一场歌星表演还难些，可见农民把精神食粮变得何等重要。

由于长期接触鼓书演唱，现在50岁以上的横车人大都能信口唱出鼓书腔调。乌石山农民李象贵因长期听说书，不知不觉也成了半个艺人。他常在水利工地或田头地尾讲述《封神榜》、《岳飞传》、《薛刚反唐》等故事。乌石桥农民刘启凡因长期听说书，不仅谙熟《随唐演义》、《粉妆楼》、《五虎平西》等大书，还在劳动之余大声吟诵书中的诗词歌赋，显得很有雅性。很多人听说书不是知情节，而是情节越熟越爱听，他们要的就是坐在老板凳上、听老人说老书的快乐享受。

就是在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后，还有很多家庭在建房、婚娶、考学、寿诞等时节专请鼓书艺人上门，用鼓书娱乐来招待亲朋好友。尤其是村委会换届选举时，许多村都要提前约请鼓书艺人，在计票空隙时为选民说上一段，吸引大家不要走动，不要喧哗，保障会场秩序。

溯源，横车在上世纪中后为什么能成为鼓书之乡呢？如今的老人异口同声说：

一是领导重视。当时区委书记邓平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常在工作之余同农民群众坐在一起听说书。有时候他还开玩笑说：45斤不够哇，找点鼓书来凑哇。（45斤指那时人平月口粮是45斤稻谷）

二是主管部门指导得当。解放初期，全县仅有四个文化站，横车是其中之一。县文化局派出的文化站长业务水平都很高，业务干部又喜欢抓业务，经常组织鼓书艺人“比武”、以致水平不断提高。

三是老艺人的传帮带。解放初期，乌石桥村刘远明已是名传浠蕲两县的鼓书艺人，在他的影响下，张全忠投身鼓书演唱，技艺压群。张全忠悟性特强，仅读三年私塾，文字功底却十分深厚。他无师自通，擅长戏曲表演、书画、雕刻、修锁、打猎等行当。投身鼓书表演之后，凭借自身优势，独创“戏+鼓”的表演模式：放开手，捆住脚，亮开嗓。在他的影响下，鼓书艺术渐臻完善。

半个世纪过去了，鼓书艺术从弱到强，又从强到弱，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仅剩下几个老人，偶尔也凑凑场，眼见这门艺术消去了，但是，笔者作为老艺人之一，就是心有不甘，遥想东北的二人转，当初也是快要消失干净，现在经过整理，再次唱响全国，据说武汉政府也要全力承担拯救湖北大鼓，横车的鼓书能够重新登台吗？盼望政府及文化部门快出高招，抢救这门渐渐失传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