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州阳明书院礼赞

《蕲春文化研究》等10期刊的《刑部尚书冯天驭》与《冯天驭年表》两文，引起我的注意。冯天驭这个名字我甚陌生，但官至刑部尚书，用今日的类比，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了，因而读完全文。文中出现不少我熟悉的名字，但令我眼光一亮的却是“天驭59岁，闲居乡里，翌年捐资在北门外建起阳明书院。”我没料到，四百多年前，在明朝中期思想界的那场恶斗中，蕲州竟是新思潮者的前沿阵地。

毋庸置疑，阳明书院取名于王阳明。

王阳明即王守仁，生于公元1472年，殁于1529年，后世尊称他为明时期的哲学家、教育家，阳明学派的开山鼻祖，今浙江余姚人。王阳明青年中进士，官至兵部主事，相当于今日的军委秘书长职。30岁因患结核在绍兴会稽山阳明洞筑室疗养，自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康复还京复职，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相当于今天边远山区的县招待所副所长。王阳明受此打击没消沉，潜心研学，学界称为龙场悟道。阳明学说自此创立。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工作了15个春秋，先研习程朱理学与佛学。程朱理学是门什么样的学问呢？简言之，就是以北宋程颢与程颐兄弟俩为“程”，以南宋朱熹为“朱”承续建立的理论学说。二程为北宋进士，官至监察院和崇正院要职，由于反对王安石新政，二程在洛阳讲学三十年，其学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这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强调“格物之理”，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提出“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消长相因，天之理也”。简译成白话是：事物的矛盾是自身固有的，此消彼长，变化无常，但是矛盾不能互相转化，如人有“贤”“愚”之分，贤者不能变愚，愚者也不能变贤。认为寡妇再嫁是大逆不道之现象。倡导“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刮起了全国大修贞节牌坊风。朱熹晚二程百年出世，是“二程”四传弟子，对经学、史学、文学、音学和自然科学均有研究。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认为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强调天理和人欲相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天理是独立于万事万物而存在的，构成了程朱理学的核心，是明清时代儒家思想的正统。

王阳明晚朱熹342年出生。这时华夏大地经受了金人入侵、蒙古铁骑践踏之痛，明太祖收拾旧河山，改朝换代，明朝已经7位皇帝统治，尤其是康乾盛世带来的物质和思想上的巨变，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认识到程朱理学也有它的局限性，转而研习陆九渊的“心学”。

陆九渊与朱熹是同时代人。朱熹继承“二程”理学，偏重《大学》，从理论上培养道德因而警示性居重。陆九渊偏重于《中庸》、《孟子》，认为道德本在人身，按照人的本性去调教就行，只要培植这个根本，知识能力就如顺水行舟，因而重在悟性与引导。两者路线相背，自然无法融合。一次陆九渊与朱熹就“无极”、“太极”问题和治学方法辩论了三天。当时国家正处于外忧内乱期，孝宗执政27年改了三个年号，这之前30年发生了岳飞抗金遭十二道金牌斩杀的“莫须有”事件，再之前30年发生金人虏走北宋皇帝的“靖康耻”事件，在全引起轩然大波。孝宗为了稳住人心，只能推崇程朱理学，陆九渊学说仅是小溪蜿蜒，不被重视，辩论只能以陆九渊遭呵斥而告终。到了王阳明这一代就不同了。王阳明认为北宋沦落半壁河山，偏安一隅，南宋毁于元人铁蹄都是与思想封闭分不开的。程朱理学的一大要害就是封闭保守，不顺应时势变化，作官的死抱住教条，在野的自命很清高，不愿“雕虫小技”，徒失良机。而陆九渊的学说却能另辟蹊径。王阳明开始走上了攻“心”术，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基点出发，走《中庸》所揭示的路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的意思是：喜怒哀乐本属平常之事，不要轻易表现出来，即使表现出来也要适度，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才是后世的大道理。意在鼓励人们用平静的心态去学习和做事。划出的线路图是：心灵净－－做事易－－天地和－－万物兴。王阳明一次结合自己出现过的私念，对弟子们讲：“诛山中贼易，诛心中贼难”，从而强调净化心灵之艰难。1516年，福建发生暴民事件，江西发生兵变，朝廷束手无策，用兵无帅，这时想起远在贵州龙场的前兵部主事。王阳明被启用，在平定“宸濠之乱”中建奇功，朝廷委他任南京兵部尚书。职虽高，但南京是陪都，无实权，王阳明再一次被架空，他便当起全职的学问家，领着一批弟子继续“心”学研究。王阳明指出朱熹纂改了《大学》古本，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公开挑战。首辅杨廷和等人先是隔岸观火，后是散布谣言，说王阳明领兵期间侵吞“宸濠”财产，蓄有谋反之意。理论之争上升到政治陷害。王阳明见斗不过这些当权者，只好到九华山出家学对。后来武宗朱厚照获实情，对仍在散布流言的首辅杨廷和等人说：“王守仁学道人也，安得反乎？”这才驱散了满天的乌云。几年后王阳明病殁，届时怜爱他的武宗已作古，世宗继位，满朝文武又是唇枪舌剑，欲置王阳明学说于死地，世宗拗不过，言“守仁不事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外加擅离职守罪，削去了王阳明的官职。

王阳明死后，门中人自信真理在握，屡遭打压而不缩。蕲州阳明书院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建起的。至于蕲州为何建，自有其因素。有三份资料可资了解。一份是《王阳明年谱》，载：“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湖广兵备佥事沈宠建仰止祠于崇正书院，祀先生。书院在蕲州麒麟山。宠与州守同门谷钟秀建书院，以合州之选士，讲授师学。是年，与乡大夫顾问、顾阙，迎洪于水西。诸生钟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会于立诚堂。宠率州守首举祀事。属洪撰仰止祠记。”洪，即钱德洪，为王阳明心学传灯者。这段话的意思是：公元1556年5月，湖广军区副司令员沈宠建对蕲州崇正书院敬仰得不得了，亲自到书院来做祭事。沈宠建与蕲州军分区司令员谷钟秀是同学，两人出资修建又一书院，并在全州选学者来讲学。书院落成这一年，蕲州的顾问、顾阙等人过蕲河来迎接沈宠建，会合钟沂、史修等百余学子于书院，由沈宠建率领州官大祭拜，并由王阳明弟子钱德洪写祭文，刻堂上。另一份是钱德洪撰录的《传习录》，该书记录了王阳明生前关于良知之说的书信与谈话，《录》载：“次年（指嘉靖三十五年），钱德洪统前三录付黄梅县尹张君刻于湖北蕲春的崇正书院，分上中下三卷，《传习录》始成规模。”第三份是清康熙《蕲州志》，卷四载：“嘉靖四十一年，冯天驭返里捐资在北门外建阳明书院。顾问、顾阙曾在此教书。”三份资料一是记录了四百五十年前的那场祭祀活动规模之盛大；二是佐证了阳明书院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以传授王阳明学说为宗要；三是王阳明的传人到蕲州，蕲州的大学问家顾问、顾阙在阳明书院作主讲。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蕲州麒麟山有两所书院，崇正书院在山南，阳明书院在山北，也就是今天的蕲州城门外。阳明书院当属是所专门教授阳明学说的学堂，就像今天的马列主义学院或党校。

现遍查资料，阳明书院在全国仅两所，一所在浙江的绍兴，是王阳明生前率弟子兴建的，王阳明亲任山长并授讲。至于蕲州的阳明书院山长是何人，史书无记载，但是透过嘉靖朝王阳明的学说仍受打压的背景，冯天驭遭严嵩所害革职回乡的心态，及蕲州二顾讲学的时势，不难看出，《蕲州志》的编者用了春秋笔法，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放在不起眼的《建署志》中，透出一丝信息，阳明书院建在蕲州，冯天驭任山长。岂知清康熙年阳明学说又一次遭厄运。

话再说到明中后期。嘉靖死后，阳明学说得到肯定，他本人被追封文成候，享祀孔庙。这也是弟子们奋争的结果。

但是，风未停，雨未止。随后阳明学说又遭张居正打压，清康乾代，虽对王阳明个人评价很高，但对王学心存畏忌，直到康梁变法，才由出口转内销，因为日本维新志士多是阳明信徒，近代陶行知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力主王学，在台湾的蒋经国自称“阳明二世”。由此可想而知，四百多年前蕲州学者已开阳明学说之先河，及至三百多年后人们才仿效。

《蕲春文化研究》刊出了甘才志、王蕲生两先生撰写的文章，引出我对这段历史的钩沉。该是大道本有人心。昨夜星辰，依然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