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遗址发掘的回忆与期望

毛家嘴遗址是1957年冬当地村民积肥挖塘泥时在村西的水塘中发现的，这一发现很快报到了县文化馆，并及时上报到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里立即派人调查核实后，进行登记，组织保护。并作为一项重要的文物发现向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了报告。

1958年夏天，当地发生旱灾，发现建筑遗迹的三个水塘，均干凅见底。为考古发掘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于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决定趁天旱对这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当时的队长是1955年曾在我省京山县主持过屈家岭文化遗址发掘的张云鹏先生，副队长姓赵，主管政治学习和生活后勤。队员有任俊贤、王杰等同志和在北京和武汉招募的一批知识青年，我和高仲达同志也奉派参加了这项发掘工作。

当时在全国正掀起学习党的“总路线”的热潮，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鼓舞下，队员们一个个干劲冲天，当地生产队的干部对考古工作也大力支持，对发掘工地所需劳动力的选派，是有求必应。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张队长依托东西两个水塘布方，发掘工作以两个水塘为中心，分别向四周扩展，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揭露出了大片的木结构建筑遗迹和十分丰富的文物标本。

按照当时地面调查所见，这处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文化内涵，可是发掘所见，大都是汉代、东周和西周时期的文物。特别是大片的木结构建筑遗迹，都与西周文物共出在一个层位上。其分布范围约5000来平方米，共发现粗细不等的木柱子计280來根，粗的直径为20-30厘米，细的直径在10厘米以上。有不少柱子还笔直地竖立着，排列很有规律，横成列，纵成行，其四周还立有镶嵌整齐的木板墙，有的柱子上还凿有榫眼，以便穿插横梁或夹扶板壁。从两个水塘已揭露的探方中观察，具备复原条件的房子有四到五个单体建筑，这种单体建筑周围大都安有板壁，却没有发现门道。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的柱子在当时还看不出什么规律，根本无法分辨它们的柱网关系。

除了大量的柱子以外，还发现残存的木板墙14处和多处大面积的平铺木板以及木楼梯的遗迹，并发现有水井一口。

这次发掘出土的文物比较丰富，包含有汉代、东周和西周三个时期的遗物，尤以西周文物比较引人注目，生产工具有石斧、铜斧、铜锛和铜刀；兵器有五种形式的铜箭镞；生活用具有陶鼎、陶鬲、陶簋、陶尊、陶罐、陶盘、木瓢、彩绘漆杯和铸有“酋”字铭文的铜爵等。还发现有卜骨、卜甲和成堆的稻谷遗迹。

这些重要发现，让队员们十分振奋。当时处于八月的酷暑季节，每天顶着骄阳在40多度高温的野外工作，整天都是汗流浃背。加上久旱不雨，饮用水也十分困难，早晚的洗漱用水，都要自行解决。大家一早一晚都相约着跑到工地附近已经断了流的河滩上，刨开河沙挖成一个洗脸盆大的凼子，让水慢慢沁满并澄清以后，用以擦去一天的疲劳。即便如此，大家都以苦为乐，决心要坚持到圆满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发掘工作为止。

可是这时突然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是考古所在各省的发掘队都要回京集中参加政治学习。于是，张队长紧急布置工地的收尾工作，中止了各个探方的发掘，抓紧进行整个工地和各个探方的图纸测绘和核对。我按规定把所作探方图纸交队长核收后，就主动要求去协助任俊贤同志测绘发掘探方分布图，主要是帮他跑塔尺，因此跑遍了各个探方，得到了观察整个遗址的机会。

离开毛家嘴时，全队人马就带着一批重要文物标本，取道浠水县的洗马畈，乘汽车回到了武汉，带回的重要文物标本，寄存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大概后来运回了北京。没有带回武汉的一些文物标本，装箱以后，仍然留存在毛家嘴生产队的仓库里。从这个安排来看，张先生是打算回北京参加完学习后再来继续发掘的，可是却一直没有来成。存放在毛家嘴的若干箱文物标本，后来是否运回北京，也不太清楚。直到1962年第一期《考古》杂志发表了张云鹏先生执笔整理的《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的试掘报告，才向读者披露了这一次“试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遗迹，规模宏大，从当时的初步勘探和试掘所见，其占地面积即达5000平方米。其建筑构件用材较大，且能制作板材与使用榫卯工艺，可见当时的建筑技术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特别是与建筑遗迹共出的带有铭文的铜爵、彩绘漆杯和卜骨、卜甲等祭祀和占卜用品，也可以窥见这片房屋的主人在当时当地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种种迹象表明它应该是一片有底有楼的大型干阑建筑群。它在建筑学上的意义绝不亚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木构建筑遗迹。

因此，它受到了历史、考古界，建筑、工程界学者的普遍重视。但近来，有一些建筑学的文章和高中的教学材料，说毛家嘴的干阑建筑“是在水塘上立桩架屋的”（《中华文化通志·建筑志》）。就我的观察，在西周早期建造这些建筑的时候，这里应该是一处靠山近水处于丘陵间的平畈之地，后来由于某种自然力的推动，促使地形变化，这片建筑物就被湮没在地下了。到了东周和汉代，其上层又陆续有人建房居住，后来这里又成了农田。——再后来，就是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开挖水塘，又使这批建筑遗迹重见天日。这大概就是所谓“沧海桑田”吧！

毛家嘴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可以说是草草收兵的。许多探方特别是一些建筑遗迹比较密集的探方都没有挖到底，因此未能取得相关地层资料来分析不同时间段的建筑物的柱网分布情况；在发掘过程中，也来不及对一些建筑构件作微观观察，弄清它们的构造特点，辨别它们是何种建筑部件，比如有些倒塌的木柱，是否有相应的柱子洞可寻？根据它们的构造特点，有没有可能是梁或檩呢？关于房子没有发现门道，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这些房子都没有挖到当时的居住地面，就匆匆忙忙地中止了发掘。总之，一句话，当时是“军令如山倒”，即使考虑的再周全，也都来不及办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作为省一级的考古工作，以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发掘和保护文物为主，很难获准去作主动性的考古发掘。中科院的考古所可以作主动发掘，却把重点转到了别处，于是谁也没有功夫去考虑进一步发掘毛家嘴遗址的事了。但各级人民政府文化部门及当地群众仍然关注着对这里文物的保护，有了文物发现还是能及时向文物部门报告。

38年后，也就是14年前，1996年4月，当地村民在毛家嘴遗址西边约600米的新屋湾附近田间疏理排水沟时发现青铜器的事，又很快报到了文物部门。县博物馆张寿来同志等及时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黄冈市博物馆吴晓松、洪刚闻讯后，也赶来进行勘测研究，经过清理，确认是一组窖藏的西周早期铜器，计有方鼎、圆鼎和斗等7件，其中6件铸有铭文和氏族徽记，如：“盂*文帝母日辛尊”、“酋”、“宠”、“冢”等。其中酋方鼎上的徽记“酋”字，与毛家嘴遗址中发现的铜爵的徽记“酋”完全相同。因此研究者认为：这批“窖藏离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相距不远，应是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同一主人所遗留下来的”（见《文物》1997年12期）。毫无疑问，这两者之间的主人确实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遗址，不会是孤立的。它的位置处于由安徽进入湖北英山经浠水西境南下蕲州的交通要道附近，这里既然建造了这样规模宏大，规格较高的建筑群体，又发现了铸有“文帝母日辛”铭文和族徽并具有西周特征的铜礼器，可以认为它可能是西周早期周人南下的一个据点。在它的邻近地带，理应有一个同时代的遗址群落甚至相应的墓葬存在。

为了进一步保护、研究和利用好这一珍贵的文物资源，应该着手进行以下工作。

一是全面搜集该遗址以往的调查、勘探和发掘资料，除地方保存的资料以外，特别要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去查阅1958年进行考古发掘的三大记录，复制一套能反映遗址全貌和重要遗迹的资料，检索和搜集有关研究文章，充实和健全文物档案，为进一步研究做好基础工作；

二是要组织力量，对毛家嘴附近的新屋灣、缽儿山（包括当年县文化馆陈伯林同志在距毛家嘴西北约4公里左右发现木构建筑遗迹的地方）至达城一带的文物遗迹进行一次综合考察，进一步摸清这里的文物分布状况后，重新划定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做和“四有”工作的基础上，将其列入国家的大遗址保护系列；

三是要按照大遗址保护的相关程序，申报相应的勘探、研究和相应的考古发掘项目，进一步弄清遗址的内涵和价值，并逐步搜集和积累文物为筹办展示活动作准备；

四是要通过媒体宣传介绍遗址的历史研究价值、建筑技术价值、生态环境研究价值和教育、观览等多方面的功能。以唤起人们对保护、研究和利用好这一遗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筹办蕲春达城（毛家嘴）西周干阑建筑遗址群展示园做些基础性工作。

孙启康2010年10月4日

附言：文中“*”号处有一个字，为：“将+鼎”，上下结构，《搜狗》字库无，看《五笔》是否有。按铭文语法“*”号处的这个字，在这里应该是表示祭享的意思。

（作者系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

新屋湾发现铜器的农民叫什么名字，望能向张寿来同志打听清楚后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