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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人物传记

发布时间: 2019-4-14 11:14|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64| 评论: 0|作者: 叶贤恩|新闻来源: 《蕲春文化研究》


  1994年,我从鄂州市政府秘书长岗位上退下来后,思想有些沉闷,想后面还有几十年怎么过?有人主张静养,每天就是吃着玩,玩着吃,把身体养好,多活几年。我觉得这是消极养生法,归根结蒂是“等死”。

  一天,我读到美国精神分析医生、埃里克森写的《老年研究报告》,他把人生分为八个阶段,第八阶段是老年期,说“整合”与“绝望”是老年期的两大不同。

  为何绝望?心里学家吴静吉以法国剧作家尤内斯库的话剧《椅子》为其诠释。剧中主角是95岁老夫和94岁老妇,两人认为活这么久了,应该人生圆满,要邀请达官贵人来家中作客,还要请一位演说家。门铃一响,两老即去搬椅子,招呼宾客,忙进忙出,生怕怠慢客人。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客人进来,尽是两老想像。剧末,演出家来了,是个哑巴,咿呀说不出话,象征两人一生“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两老发现真相,绝望至极,双双投水自尽。

  如何解决绝望呢?吴静吉提出了两个办法:其一,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在剩余的岁月活出意义。其二,回想经历的每个关卡,用经验帮助自己和他人向前迈进。

  事实上,中外许多名人在这方面做了楷模。他们晚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壮心不已,孜孜以求,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马克思晚年,健康日趋恶化,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探索。在从事《资本论》写作时,还重点研究了世界史的各种问题,通过了历史学的最新成就,来加深和发展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观点。

  恩格斯一生掌握二十多种语言文字,70岁时,又攻读挪威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发愤钻研医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创造的优选法,晚年在全国各地讲学。在广东的五个水泥厂,经过优选法的改良,生产出六个水泥厂的产量。他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以松。”他老而弥勤,老而愈奋,最终倒在科学讲坛上。

  俄国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82岁时写了一本名为《我不能沉默》的小说。

  西班牙大画家毕家索88岁时画了165幅画,平均两天一幅,99岁还从事雕刻艺术。

  曾在湖北省和河北省当过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李尔重,也是一位作家。71岁那年,他从工作岗位离休后,经过十年耕耘,创作出了近500万字、8卷本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这是当今独领风骚的反映我国抗日战争题材的伟大史诗。曾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他认为“生命与矛盾运动是同在的。”“生命就是学习、研究和克服矛盾。生命不息,就应该学习、研究不止。”

  我想,我退休时还只60岁,要向上述伟人、名人学习,能活80岁,便还有20年,能活90岁,便还有30年。有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认真做起某件事,该要获得多大成绩?

  因此,在退休的第一年,我就作了一个十年计划,从我的实际出发,读书、研究、写作。总的目标是一年争取出一本书。

  为什么要定这样的目标?我考虑,时不我待,唐李商隐《登乐游原》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定了目标,就要抓紧时间,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

  第一个十年计划目标实现得怎么样?

  1995—1999年五年,编著了《中外名人家教故事》(海燕出版社出版),与人合编《鄂州人物》(上下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鄂州人物通讯录》、《鄂州人物访谈录》(以上均为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至2004年,撰著了《古今伉丽情深读词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张裕钊传》(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黄侃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总共为8部,十年目标没有达到。

  第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又订了第二个十年计划。这十年,我怕体力不支,任务减少了一半,只计划著书五部。至目前已出版的有《湖北历史名人》(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王葆心》(湖北崇文书局出版)、《熊十力传》(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庞安时传》等四部,尚差一部。

  回忆这九年的著作历史,特别是撰写《张裕钊传》,我得到了新的启示,这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抢救资源,实现“惟楚有书”。

  张裕钊是鄂州人,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在我想撰写《张裕钊传》到搜集资料时,却发现资料极少。没有资料怎能写出传记呢?但我这个人脾气犟,凡认定了的事,不管有多困难,非想办法完成不可。于是我下功夫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阅读张裕钊的著作和有关资料;二是走出门,到张裕钊学习、工作过的地方,以及他的学生后代,都要去采访。一共走了七个省,一百多个单位,二百多知情人,这样,才把张裕钊的一生弄清楚,写出《张裕钊传》。

  象张裕钊这样一个学术大家,如果现在没人去查资料,再拖个十年八年,他的传记就再也没法动笔了。

  撰写《张裕钊传》是我撰写名人传记的处女作,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湖北大学教授、《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语言卷》和《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主编朱祖延先生在审订该书后为其作序,给了较高评价,朱先生说:

  建国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对张裕钊研究极少,见之于史书的只有《清史稿》和《清碑传合集》几百字或千把字《张裕钊传》。今天叶贤恩同志所撰写的这个本子,洋洋二十余万言,这可以算是填补一个历史名人传记的空白,对深入研究张裕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通过撰写《张裕钊传》,也使我铁了心:夕阳虽好,红不多时,但今生今世,一定要全身心投入,能写多少算多少,多多益善。2002年,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利滨同志看过我写的《张裕钊传》后,希望我能把自己的家乡人、辛亥革命先驱、国学大师黄侃写出一本传记。这个提示非常好。黄侃是我国音韵训诂学家、文学家,在文化界有很高地位。我有责任对他进行总结和宣传。当年,我开始对黄侃的著作及资料进行搜集和研究。到2003年下半年完稿,2004年1月出版。全书40万字。

  《黄侃传》出版后,引起了湖北人民出版社和台湾《湖北文献》社的注意。首先是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把我找去,他们要再版,我说这是好事,这样的先贤应该广为宣传。但我告诉出版社,初版以后,一些读到《黄侃传》的读者,或口头、或书面向我讲了该书的不少好话;也有的同志在肯定的同时,指出了不足之处。这次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给了我修改该书的机会。如《黄侃年谱》,因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本专著,我就将它撤下来。《黄门侍郎》一章,我将它化整为零,安排到其它有关章节里。对黄侃的元配夫人王采蘅和黄侃的书法等内容,这次加了一些。各章节标题,原统一为四个字,现改为通俗化语言,字数不等,以讲清内容为准。至于全书的框架仍未动。

  为撰《黄侃传》,我查资料,走了九个省、市,上百个单位,二、三百人,行程三万多公里,这些调查可重要啊!比如黄侃童年的情况,我一点认识也没有。听故乡人说,黄侃五岁时,父亲领他去武侯祠参观,他当时默记了武侯祠壁悬挂的许多楹联。回家后,父亲点哪一联,他都能背诵出来,使父亲大为惊讶。参观武侯祠,有了感性认识,就很顺利地填补了《颖异十子》章的一个方面空白。

  在四川还需要弄清黄侃两个问题:

  一是先生的出生地。在查到的资料里,都说是成都金玉街的三道馆。我们经成都市民指引,先到“三道拐”,又到三道馆,再问金玉街。金玉街拆得面目全非,仅有残存的一家屋檐上有“金玉街”三个字。我们逐户逐人问,终于找到了:金玉街有三处会馆,即广西会馆、浙江会馆、江西会馆,所以叫三道馆。这些会馆多住同乡宦游经商之人,有享受免费住宿的便利,具有旅游的性质。浙江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馆内有历朝文魁匾额,多历年岁,匾额愈多,时人誉之为金玉满堂,其街因此而得名。黄侃父亲黄云鹄在四川为官期间,一因他的祖籍是浙江(后迁江西);二因他是二甲进士(文魁),完全符合“条件”,所以他一直就住在浙江会馆。黄侃于光绪十二年(1886)农历二月二十九日的夜晚,出生在这里。

  二是金凤寺。黄云鹄被免官,一些文献说是因为“留连金凤”,朝廷把“金凤”误为是个妓女。究竟“金凤寺”有什么值得留连的呢?我们从成都坐三个钟头的汽车到达雅安市以后,调查黄云鹄在雅安为官情况。这天上午十一时,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听说我们要上金凤寺,劝我们不去为好,说:“那里离市区约有三公里,又位于金凤山巅,山高路险,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要上两个多小时,人很吃亏。”我婉言谢绝后,对陪我的马本山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来到金凤山麓后,马不停蹄地鼓劲往上登。真的很够呛,不多时,我们俩大汗淋漓,气喘嘘嘘。老马说:“要休息一下!”我说:“行”。坐下来半个小时后,才又登上去。这时,饥肠辘辘,吃一顿斋饭。下午,我们在金凤寺好好地看了一下,真的不错。接着请僧人介绍黄云鹄和当年老僧吟诗论道的情况,顿使我的疑团大解。如果不到实地查访,根本无法理解黄老先生为什么要“留连金凤?”这使我在写《大樟黄家》一章时能生动地进行描述。

  为我审查《黄侃传》并作序的是南京师大徐复先生。他是黄侃的高足,是“章黄学派”的传人。因找徐先生我三下南京,一次是向他采访黄侃的情况;二次是请他审稿并写序言;三次是到他家取书稿和序言。这一天,我走进徐先生的家门,他就高兴地对我说:“你来得是时候,书稿我通看了,序言也写好了,现在我可以交差了。这本传记出版后,可以告慰我的老师在天之灵了。”接着他讲了书稿的许多好话,说黄先生一生很不平凡,他是革命的一生,爱国的一生,追求光明的一生,也是锲而不舍、以乐育为怀的一生。你通过全面阅读先生的著作和有关资料,不怕吃苦,坚持到先生学习过、工作过,甚至是先生的亲朋故旧、学生所在单位做调查,搜集第一手材料,然后写出来,凸现了一个辛亥革命先驱、国学大师伟大而光辉的形象。这不仅使世人学有榜样,先生在天之灵亦感快慰啊。

  随后,他叹了口气说:“我接触了不少党政干部,你是独特的一个。许多人从政以后,没心思搞学术。你退休了,还如此勤奋,著书立说,谁能理解?”他说:“写名人传记是不容易的,不是写小说,可以坐在家里冥思苦想,这要讲实事求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凭空塑是不行的。说实话,写好名人传记,在今天要有四个条件:一是学识渊博;二是乐于吃苦;三是有办法搜集到资料;四是要有经费,出门空手是不行的,行路、住宿、吃饭,查阅资料,都是要钱的,写出稿子去打印,无钱也没办法。我说的对不对?”我答:“很对!”徐先生又说:“自古以来,写书的都无钱出书,今天这个状况仍然未解决。特别是出版传统文化的书,出版名人传记的书,难啊!”我看到你写的《黄侃传》,感到你很有功底,文字也很漂亮。我想如果你当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可是个大学问家啊!我笑了笑说:“感谢先生鼓励。”

  撰写《黄侃传》,我艰辛地干了两年。有一天,忽然有所感悟:照这两年写一个名人传记,从现在算起,活到90岁,还能写10多人,我查省志,湖北各方面的名人有一千五百左右,绝大部分名人还是不能走进我的理想圈的(即每个名人写一本传记)。于是,我决定先写一本名人中传,即从省志中遴选一下,将各方面出类拔萃人物,每人先作一个中传,根据资料,有的多写一些,有的少写一些,一般人万把字左右。这一遴选,共有152人。然后我对他们作了归类安排。其中“国家首脑”5人,“智慧哲人”14人,“政界名流”19人,“军事将帅”8人,“英雄志士”23人,“巾帼之杰”5人,“文苑精英”54人,“科技先锋”18人,“艺术大师”6人。

  为了节省查阅资料的时间,我作了个“一揽子计划”,即“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再进行“补课”。这样,先后搞了六年,跑了二十八个省、市,采访单位300余个,采访人员约500余人。真正撰写的时间只花两年。

  书稿打印好后,我请省政府主席王生铁同志作序。他高度评价我撰写这本书的意义,他说:

  鄂州市人民政府原秘书长叶贤恩同志,用五年多时间把湖北的历史名人分别编成传记。他做的这项工作是非常有意义。……

  名人是无形的资源,要重视发挥名人效应。一个地方有了名人,才有知名度。我们应当为名人立传,为名人出书,为名人举办学术研讨会,宣传名人,充分发挥名人效应这一无形资源,使之成为文化、旅游的品牌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湖北历史名人》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反响很好。

  2006年5月至2007年5月,我撰著了《熊十力传》。对熊十力的资源,曾在搜集《湖北历史名人》的资料时,已经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后来又补搜了一下,花了五个多月。

  开始撰写《熊十力传》提纲时,我想要写熊十力的家乡和家庭,但我没有感性认识,如何能写好呢?于是我就沿着巴河,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访,写出了第一章:《巴水泱泱,哲人乡邦》,我写出来后,感到较生动,读起来不吃力。《熊十力传》中还有一章:《德安,您好!》这是我2005年8月经过一周的实地采访动笔写的。其中像熊十力在那里读书、劳作、交友、写作,一个个故事,耐人寻味。如果没有身历其境,是无法叙述和描写出来的。

  为《熊十力传》审订和作序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汤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国孔子学会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科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7年,《熊十力传》撰成后,我专程上北京送书稿汤先生审,并将《湖北历史名人》一书赠给他。汤先生对其书中载有他父亲汤用彤老先生的传记,认真地阅读。阅后说:“很实。”随即从书架中搜索出若干用彤先生的照片和证件,包括1950年中国科学院聘任他为本院专门委员,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代表证书,汤用彤肖像,汤用彤和熊十力、柳诒征三人合影等。

  汤先生按过《熊十力传》表示:序言作否,待书稿审订后再定。我理解先生的意思。

  一个月后,我接到汤先生的电话,他说:“贤恩同志,《熊十力传》我全部看完了,可以;序言我也写了,并打印好,现以快件寄出,请查收!”我当即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当我认真研读汤先生所写的《熊十力传·序言》后,非常感佩,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一部新撰的熊十力传记:《熊十力传》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出自一个学者型的退休党政干部之手,他就是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政府原秘书长叶贤恩同志。他让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欣然接受。因为熊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前辈,当代国学大师。由于我父亲汤用彤先生和熊先生在北京大学同事多年,因此我在青少年时也有不少机会会见熊先生,而在那时我和我的妹妹都称他“熊伯伯”,有时也称他“胡子伯伯”,当我们这样称呼他时,他总会哈哈大笑。后来,在1947年,我也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可惜没听过熊先生的课,这是我终身遗憾。我记得,在1961年,熊先生由上海来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住在民族饭店,我陪我父亲去看他,他们两位老人谈了一些各自学术研究的情况,对当时国家的困难也颇为关心。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熊先生。……

  当我拿到叶贤恩同志的《熊十力传》,心中十分喜悦,通读全稿之后,使我对一代国学大师熊先生的为人为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叶贤恩同志的这本书虽然也谈到熊先生在现代中国哲学上所作的贡献,但这部书主要是让我通过具体事实和材料,亲切而生动地了解熊先生这位20世纪我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和坚贞的爱国民主志士。

  《熊十力传》于2009年8月出版。

  在《熊十力传》完稿后,我即开始撰写《王葆心传》。

  为我审订《王葆心传》是朱祖延教授。他对这部传记总的评价是:“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同时认为,我写这本传记,克服的困难是比较多的,突出的是两点:

  一是它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几十年来,研究的人极少,对他的生平也只两三个人作了个简单的介绍;二是王葆心的著作很多,但出版的仅有几种,未刊的甚至还没有标点。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位著名的爱国学者从家庭到社会、从童年到老年,包括家庭身世、人生道路、读书学习、教学科研、著书立说、做人处世等等的一生经历和精神风范,真实而形象地表述出来,凸现一个爱国学者的光辉形象,非常难能可贵。

  《王葆心传》,由湖北崇文书局于2009年4月出版。

  从2008年5月开始,我正式搜集北宋“医王”——庞安时的资料。

  回顾这10年来时间,撰写六本传记,约270万字,它既使我备尝艰辛,又感受到成功后的喜悦。

  我为什么要这样作,上面已经讲了,但我特别要强调说的,是我认为成一个名人、成一个大学者,包括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是多么的不容易!

  做学问说有多难就有多难。像黄侃在南京量守庐时,整周整周就是在二楼书房读书,餐餐吃饭由夫人黄菊英送到手上。每周只下楼一次,和家人团聚。夜间有时读到通宵达旦。因其艰苦学习,学富五年,知识既专且博。但由于他不肯轻易著书,待五十以后才办,结果五十岁即逝。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许多发明未能传世,多么可惜,多么令人心疼!

  张裕钊说:“人生一瞬耳,所争乃千古”。文章若能垂世不磨,一切“穷通、得失、愉戚、寒饥者温饱者”,均非其所计。因其嗜文成癖,所以终能别成一家,“焜燿于文坛”。

  10年来,我孜孜以求,朝于传记,夕于传记,什么艰难险阻,无所畏惧,什么劳累曲折,决不气馁,为什么?就是为焜耀名人于文坛,为传承名作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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