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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援藏的日子

发布时间: 2019-4-14 11:05|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493| 评论: 0|作者: 李邦全|新闻来源: 《蕲春文化研究》


  一、上级通知

  1979年3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县委组织部的通知,叫我去部里一趟。这时,我是在新生活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住点在瓮门村猫尔垅小组。接到通知,我从猫尔垅直接骑自行车到县委组织部,当时的副部长陈楚英叫我去医院检查身体。体检后的第五天,分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韩大纲对我说:“组织上确定你去援藏。”并说,“你爱人的工作,小孩的户口,组织上考虑了。还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我心情格外激动,但又没有思想准备,什么要求也提不出来,只是说:“回去与爱人商量一下,老母亲高血压中风倒了床,往后要组织上关照。”

  当天下午,我没有回公社,怕爱人闹情绪,而直接到猫尔垅的住户,整个通宵没有合眼,思想斗争很大:因为这次援藏不是临时性抽调,而是将组织关系、工作关系、户口迁移证、粮油供应关系等一齐调动。当时说是5年时间,但谁也说不清多少年。再就是那时正值我县水利局局长陈文棋在援助扎伊尔时病故,社会传说是在国外被人谋害了。这也使我有点顾虑。第二天一早回到公社,公社干部都来看我,估计是组织上已与当时新生活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田通气了。此时,爱人张月英在房间哭泣,口里反复说“老李不能去西藏”。还说:“俩人工作都不要,带着3个小孩回家生产。”一些同情我的好心人也劝我不要去:“等处分算了。”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岳父张天东老人对我爱人也作了一些开导和劝慰,使我思想上轻松了许多。

  二、起程途中

  1979年4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县委书记周伯辰、副书记漆林、组织部长张子明、副县长胡亚儒等到场为我送行,由组织部副部长陈楚英陪我到黄冈地区集中。按上级通知,为在高寒地区生活的需要,准备了9斤重的厚棉衣、棉裤等两个简易包装箱。

  到了黄冈,由地委组织部将全地区援藏的15人送到省里集中。到武汉后,组织上通知各人为了适应高原生活,需要每人买一个高压锅,因为高原上普通铁锅煮不熟饭,还发给枕头大的长方形氧气袋两个。当时的省委副书记许道琦来宾馆看望了我们。

  去西藏,按说可坐飞机通过天险这条线很快到达。但组织上为了解决常人到世界屋脊不适的问题,安排坐火车转乘汽车进藏。途经河南、陕西、甘肃、青海,通过青藏公路,越过唐古拉山(此为通汽车的世界高原公路之最)。象把温室的秧苗移到露田长一个时期之后再插到大田一样,领导让我们一步步适应高原环境。到达甘肃柳园车站后,嘴唇开始发裂,鼻孔开始流血。组织上有意安排7天休息,这意味着前面的路更艰苦了。通过青海的格尔木,此处是个盆地,是西藏驻内地的一个办事处,又就地休息7天检查身体。这次检查后的政策是:如有病就地治疗,待病愈后还得进藏,其他大部队照样前进。人们都来求医生,有病也说没病,担心离开大部队无人照顾,更是受苦。在这期间,组织上特意安排参观世界著名的古文化胜地敦煌。到了唐古拉山的半山腰时,临时党组织要求各人作好准备,把氧气管插在鼻孔里,以防窒息。并动员发扬风格,节约氧气支援年龄大的、身体弱的同志。我的两袋氧气,贡献出了一袋给别人,自己吸了一袋。快到山顶时,汽车司机说服人们好好睡觉,还说只有睡觉才能减少头昏和呕吐。尽管司机这样宣传,人们在那种稀少的高原气候下,还是无法合眼。一会一阵小风吹过,象鱼丸子大小的冰雹打得汽车乒乓响;一会儿又一阵烈烈骄阳,通过玻璃窗晒得人头昏。就这样,在唐古拉山顶上整整转了一天。下山后,有人编了个顺口溜:“提起唐古拉,人心急个粑;过了唐古拉,个个笑哈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翻过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

  据说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中,唐僧也是走的这条路线,骆沱河他写成子母河。喝了子母河的水,男女都要怀孕。这倒未见得,但我们到骆沱河,人人都是上吐下泻,这当然是高原气候反映。

  不但骆沱河的水不能喝,整个进藏途中,喝水用水都奇缺无比。那一天,我们从柳园下火车,坐汽车通过一望无际的大盐湖,一直到拉萨十多天,沿途喝水用水都无法解决。先是在武汉时,临时党组动员我们每人买两个能扭盖的2.5泵的开水瓶,当时不解其意,后来经过青海、甘肃到拉萨,才知道这两个小小开水瓶的用途太大了。一路上是靠干粮、馒头充饥,几天才能遇上一个军队办的接待站,灌上开水。每天一次洗漱,其实不叫洗脸,而是用一点点水沾湿毛巾擦擦脸上的汗而已。渴得无法忍耐了,就用热水瓶的内盖倒点水出来,润润喉咙。什么洗手洗脚就不用提了。临时党组还不时地动员献一半杯水出来支援病号。两个小热水瓶成了“救命瓶”。

  到了西藏的首府拉萨,受到了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安排我们一边学习民族政策和工作方法,一边参观布达拉宫、大昭寺,达赖的春、夏、秋、冬4宫以及罗布林卡等民族胜地。经过半个月左右的休整和培训以及进藏途中两个月的磨练,我再次翻过海拔4800米高的米拉山脉,被派到与印度交界的所谓“麦克马洪线”附近的米林县。县里招待我们是一人一盘泡豆腐,上面加点辣椒粉,一人一碗饭。也许由于中央领导关照,分配到拉萨市及直辖县的是北京、湖南、湖北3个省、市来的干部。米林县距拉萨1000多里,从拉萨到米林中途一定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才能到达。

  三、在藏工作

  我由于从小就有个流鼻血的毛病,过了甘肃柳园以后,一路上经常流鼻血。我们湖北带队的王学远同志(去藏前是孝感地委副书记)与拉萨市委组织部商妥,把我留在米林县邮局任局长。原来的局长姓杨,是广西壮族人。他随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进藏平叛,曾到过鄂东的武穴、阳新等地,后又参加抗美援朝。因年老体弱,领导上照顾他休息。我到任时,正逢米林县有史以来从县城向各区架设农话线,县里就此项工作成立了指挥部,县委书记扎西任指挥长。原杨局长任副指挥长,计划这项工程两年完成。但由于器材缺乏等种种原因,搞了1年零4个月,只完成工程的三分之一不到。当时米林邮局对上级拉萨是用电台联系,对下各区是靠骑马送信下通知。邮局共25人,炊事员是个藏胞,他仅只发得馍馍,别的一概不会做。发一次馒要管一个星期,从没有菜吃。我上班不久就到工地看工程进展,发现工程基本是瘫痪状态。我连续5次找扎西同志要求上工地,局里日常工作兼顾。扎西同志鉴于我刚从内地来,高原气候不适应,劝我不要上工地。经再三请求,说自己能适应等等,扎西终于同意我上工地抓工程进度,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两点:一是派个领导随我到部队去,求助器材和技术力量;二是资金要跟上。他当时满口答应:这两条都好解决。第3天就派了个副县长和我带了一辆东风牌卡车到驻军部队某师。米林这个边防县驻军很多,且是加强编制。这个师有独立团、高炮营、情报站等,驻军人数比全县总人口还多得多,米林全县农牧人口1.2万,但面积比我们黄冈市还大。

  边境地带的部队和地方关系好得很。部队首长听说我们去了,师长、政委都出来接待我们。待我们提出要求后,首长们当场答应派一个连的通讯兵支援,器材应有尽有。当天,我们在军需仓库找到了满满一汽车架电话线用的瓷胡、扁担、螺栓等急用器材,心里十分高兴,可谓满载而归了。

  第二天通讯兵就上工地。由于我们是在原始森林中施工,晚上野兽成群,我住军用帐棚,夜间有战士轮流守哨。由于我不懂藏语,正好部队有藏族人当兵,他们就充当翻译。经过我的再次深入调查,影响工程进度的是“大锅饭”这个主要问题。于是,我与连长、指导员商量,采取计件付酬,搞定额责任制。把民工和部队混编成5大组;即砍线路组(因在原始森林施工,线路通过的地方树木要砍掉)、挖穴组、砍杆运杆组、立杆组、架线组。各组均采取定额、计件付酬,三天一公布,七天一兑现发钱(要钱县里不抵手),效果明显。战士们的积极性很大,民工的积极性也高,加上技术力量有了,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天比十天的速度还要快,原准备再用3年时间完成的任务,不到10个月就完成了。县里为此在礼堂召开大会,要我介绍经验。

  架设农话线完成不久,时值邮电局实行条条管理体制,当时我还不知道。县委专题为我开了个常委会,把我从邮局调回县委,拟报我为纪委组建者,因为这年全国各地恢复纪委。我听说后,马上找到我们湖北在米林县任副书记的朱思炎同志,说:“由于语言不通,文字不懂,案件大多是藏人间发生的,工作起来会困难很大。”我坚决不干。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常委们最后决定调我到县委、县政府联合办公室主持工作。

  1980年,中共中央对西藏问题发了32号文件。文件说,当时把派汉族干部进藏作为一次极“左”的作法来纠正。为落实这一文件,中央派了赴藏代表团,提出援藏干部分3批回内地。我们后进藏的由于一律没带家属,多安排在第一批回内地。但我由于办公室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来接替,组织上要我第二批走。所以一路进藏的多数同志只干了一年多就回家了,我是黄冈地区除张伟同志以外倒数第二个回来的。1982年8月15日回蕲春县大同公社任书记时止,共计在西藏干了三年零四个月。

  四、三次历险

  在西藏工作的三、四年,较为顺利,也很称心,不过也经历过几次危险,提起来有点胆颤心惊。

  第一次是县委派我里去拉萨办件公务,因没有客车坐,乘的货车在中途翻车了。东风牌大卡车挂在悬崖上,驾驶室内3人不同程度受伤,我当时料定此次必死无疑。后来部队的吊车把汽车吊起来,我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第二次是帮助卧龙区搞分配,坐的是小牛皮船。藏民们把牛肉吃了,把牛皮缝成像我们湖边人用的游盆一样的牛皮船,要用时背到水边,不用背回来。牛皮船做的很薄,我坐着它过雅鲁藏布江,由于第一次没经验,加上江水流速快,皮筏一歪一歪地进了水,眼看就要翻船了。我不谙水性,但求生的欲望极强,拼着自己最后一点力气,闭上眼睛猛力向对岸划去,总算没有被“死神”接收。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坐牛皮船了。

  第三次也是下乡,到羌纳区调查,正逢7、8月大雨,公路桥梁被山洪冲毁,部队只好从这边山嘴向江那边山嘴挂起钢丝绳,吊个三角铁钩,人将两只脚卡在三角铁上,用自身力量向对方一甩即可过江。我由于身体比较重,加之没经验,一甩刚甩到钢丝绳中间,三角铁钩就不动了。此时身悬百丈深渊之空,耳听咆哮的江水,脚手都已发麻,眼睛不敢睁开,全身豆大汗珠直流。心想掉到江里,再好的水性也完了。正在绝望时,对面来了两位解放军战士,他们连忙喊:“不要怕,不要惊慌,我们来救你。”解放军战士是经过训练的,技术娴熟,其中一个战士一个箭步攀上钢丝绳,顺着钢丝爬到中间把我所爬吊的铁葫芦三角钩拉到头边下了地。由于惊恐过度,我坐在地上很长时间还不敢睁开眼。我想,如果不是这两位解放军,我当时就葬身于雅鲁藏布江了。

  屈指一算,我回内地已近30年。但我在西藏生活过的三、四年时间,那一幕幕值得回味的画面,总在脑海中盘旋。

  (作者单位: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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