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新闻门户网站——蕲州在线! 关注微信 关注微博 关注抖音 关注快手

蕲州在线

搜索

辛亥革命后,蕲春志士在困惑中的选择

发布时间: 2019-4-14 10:56|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708| 评论: 0|作者: 郑伯成|来源: 《蕲春文化研究》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历尽艰辛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然而,最后却以袁世凯篡权当了“大总统”告终,清王朝的官吏、军阀摇身一变成了民国达官。当年的同盟会会员处处受到排斥打击,有的被杀(如宋教仁、陈其美等),有的变节(如刘师培成了“劝进”干将)。再后来,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最高宝座,实行独裁统治,大肆排除异己。特别是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在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的蕲春人一个个都困惑了:他们在困惑中思索,在思索中去选择人生,去追求希望,没有人“随大流”。许多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们都认为:这是蕲春人的骄傲。

在辛亥革命中,蕲春人有为革命而献身者,如蔡德辰、张先培、陈汝慈、华煜、方镇藩等人,以及组织“护国军”而遇害的蔡望尔(天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50年10月15日《关于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条件,符合革命烈士标准和范围的第一条规定:在“辛亥革命中因参加反对清朝统治而牺牲的”为烈士,他们都应该享受烈士称号;再有如何青云、田青、陈侠文等,在武昌首义后不久即因病死亡,英年早逝,留下了遗憾;詹廷云、朱嘉蔚、方伯芸、李筱渠、张迈西、张大灏、朱国钦、张国春、范班侯、管梦倜等人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对他们在辛亥革命后的选择情况一无所知,留下了空白。而其他众多参加辛亥革命的蕲春人中,他们在困惑中是如何选择人生的呢?这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要探讨的。

一、由“悲山恨海”到“玄玄无为”的田桐

田桐是这种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田桐,初号“悲山”,继云“恨海”,这本身就是他“要唤醒所有沉睡的中华民族者起来革命,用自己的行动雪洗这些失去理性的奇耻大辱(指异国入侵),用自己的热血与头颅作代价,重新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富强国家”的心理的流露。他的青壮年时期,“奔走国内海外,联络志士,宣扬革命,以及获得国父的绝对信任……田桐可能远较任何一个积极的人生活得还更积极”(见台湾张过《悲山恨海话田桐》)。但田桐性格倔犟,往往先入为主,又不接触进步书刊,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症结所在,始终以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民权与民生了。因此,他反清又反袁,还反对孙中山的“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对“民族主义”已经完成后的中国政局感到困惑。虽说他在北伐中身体力行且功绩卓著,但他却抱“革命出于责任心”的初衷,在困惑中认为“革命目的”已经达到。尤其是对蒋介石的独裁彻底地丧失信心后,选择了摆脱一切政治羁绊,悠游于沪滨,除办报和著作外,过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生活,不作真理上的追求,对国民党多次任命他拒不到职,对民族愤懑也置若罔闻,他晚年取号“玄玄居士”,连遗著也取名《玄玄遗著》。玄玄无为,不积极去从事任何一桩可以赢得成就的事业。在他看来,有了成败的念头,便一天到晚要做事业的奴隶,而不能得到安闲。“田桐也未去做破坏他人的事,引发他人反感,这些容易涉历人怨,以至触犯条律,惹祸焚身。日常生活,田桐力求简洁净化,清思少虑淡交游,遭遇任何困难都能从容处泰,偏重精神修养”(见台湾张过《悲山恨海话田桐》)。田桐还在自己的书案前,写了庄子一段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不仅是田桐晚年生活与修养的戒律,也是他晚年颐养天年而玄玄无为的真实境界。

田桐虽说在困惑中选择玄玄无为,但真正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如他晚年埋头学问,其著述较多,有《太平策》17篇,《五权宪法草案》1篇、《人生问题》1篇,《革命闲话》1卷,《扶桑诗话》1卷,《诗文集》10卷。在这些著作中,无不对民生国计耿耿于怀。仅以《太平策》17篇为例,均为经过自己的考察,取弃古今中外之得失而定其“策是”,敢于痛陈时弊,至为感人,也绝非真正玄玄无为者之作为。1930年春,田桐肝膈疾病渐剧,入上海中西疗养院就诊,服药后稍有起色,可他在阅报时,痛感国事日非,竟因伤感过甚而呕血不止,延至7月2日病逝于医院,也可知他并非真的是颐养天年。因此,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田桐追宗玄玄无为,既是他对时局困惑的无奈选择,也是他不满蒋介石独裁、拒不出任国民党政府任何职务的一种托词,一种掩人耳目的表象,或二者兼而有之。

二、辞职就教、伤时忧国的黄侃、黄绍兰

黄侃、黄绍兰等是这类选择的代表人物。黄侃在辞去各种职务后,于上海、南京、武昌等地各大学边教书边做学问,而且他的学问做得很好:他建立的训诂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训诂学的开拓者,不失为中国“小学”之宗师。他在经学、哲学、文学、史学的影响及于国内外,世称“章黄学派”,赢得了“国学大师”美誉。不过在埋头学问的同时,他还时刻心系革命,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对袁世凯称帝,他以“华胥梦破残生在,独对斜阳泪满衣”予以讽刺和表达悲愤;对张勋复辟,他以“熏穴辛勤终有主,置棋反复太无名”予以鞭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解决会议代表的住宿问题,董必武曾与黄侃联系,黄便亲自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的校长黄绍兰(黄侃夫人),让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等10名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游团”的名义,临时住宿在博文女校。此后,革命志士不断进出博文女校,该校遂成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

不仅如此,黄侃还不遗余力地营救和保护革命党人。1926年,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听说共产党人李俊民(解放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他便亲自找到当时的湖北省长肖耀南。几经周折,将李保释出狱。1928年秋,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他得知中共地下党员汪楚宝被徐州国民党刘峙部逮捕入狱,立即写信令其亲侄黄耀先往见当时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力陈其词;居正当即致电刘峙,令其将汪楚宝释放。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铁蹄肆意践踏我国国土,人民惨遭涂炭。黄侃面对时局,感慨万千。一次,在中山大学讲台上,面对日本领事馆的“膏药旗”(黄侃对日本国旗的篾称),万分激愤地讲授《诗经·小雅·苕之华》,当讲到毛传“治日少而乱日多”时,声音凄怆哽咽,听者为之动容。他还先后写下了数十首抗日内容的诗词,以表达忧国忧民的急切心情和对腐朽无能的反动政权的愤懑。直到1935年10月8日的生命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国事,吃力地询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时河北战事吃紧)?”在生命临终时的痛苦叹息是:“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中山大学教授汪辟疆先生在《悼黄季刚先生》一文中说道:“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己足见其生平矣。”

埋头学问,辞职就教,也是黄绍兰在困惑中的选择。黄绍兰是黄侃的夫人,辛亥革命之后她创办了上海博文女子学校并任校长,从此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在上海、广州等地执教终生。她还苦练书法,其书法骨力遒劲,法度严谨,风格超逸,在上海颇负盛名。黄绍兰在埋头事业和学问的同时,同样心系革命,时刻关心国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她为一大代表提供宿舍,并提供开幕式地址,还为之警戒;为配合北伐战争,她积极参予上海工人运动;当帝国主义者增兵上海、炮击南京时,她立即将校务委托给校董赵敬若,毅然应浙江省防军司令蒋伯城之聘,就任司令部秘书,参与戎机,直至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才回上海重主校政;1931年至1932年,“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日本侵略中国内地,她又与徐宗汉(蔡元培夫人)等,组建“上海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发表《抗日宣言》;上海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她们又组织上海妇女界慰劳抗敌将士会,组织医务人员在康脑路办起伤员医院,征募慰劳品送至前线……。

三、遭蒋所忌、漂泊为生的蕲春人

持此类选择的蕲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陈乾、张九维、张四维和田桓。陈乾和张九维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留学国外专攻军事的科班出身,而在当时,凡留学外国(尤其是德国)专攻军事者只要投靠蒋介石的无一不得到重用。而陈乾和张九维在北伐之后,又都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对时局感到困惑不解而辞去职务,他们没有投靠蒋介石,甚至“绝口不谈兵事”。正因如此,他们不仅得不到蒋的重用,反而遭蒋所忌,以至二人后来都漂泊流离靠卖字画为生,并都能洁身自好。

陈乾,先是去日本振武学堂学军事,后又被派往日本户山帝国陆军大学步兵专科深造,因平逆张勋复辟有功晋升少将。然而,在北伐时,他因向蒋介石直言谏诤,遭蒋所忌,不再委陈乾以重任,仅让他任“稽榷庶司”之类差事。从此后,陈乾深刻认识到蒋介石的独裁,“绝口不谈兵事”,并自动去职,隐居北京,研习书法,考究金石,鉴赏文物,尤喜收藏砚石。陈还经常作《砚铭》以讽世。有一则《砚铭》是这样写的:“子其昏昏墨墨以绝智乎?抑知白守黑事无事乎?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嘉乐君子,念兹在兹。”意思是:你(指砚)是昏昏墨墨而不显你的才智呢,还是抱知白守黑的处世态度而无所事事呢?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天下最白的东西是染而不黑的。还有一则《砚铭》写道:“一丸泥耳!未有盘古先有汝,谁范汝形与今世人为伍?”这两则《砚铭》都表现了陈乾洁身自好、不与官僚政客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陈乾去职后以卖字为生。其间,黎元洪为母亲做寿,曾出重金请陈作《百寿图》,遭到他的断然拒绝。晚年患肺结核病,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至1929年逝世,年仅54岁。死后,除图书、古董等遗物外,无有一钱,以致无殓葬之资。还是葛光庭、何成竣、陈仪等28个同乡、同学、好友联名募集葬资,方得料理后事。

张九维留德6年学陆军骑科(后又学法律)。1926年在北伐军政治部交际处任主任时,因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遭到蒋介石的刁难,从此他对时局产生了困惑。特别是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事变后,他的困惑愈加强烈,于是愤然辞职,托疾家居。1928年,他再度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仍因对当局不满而拒不就职,独自寓居江苏、上海等地,和陈乾一样以卖字为生。后来,蒋介石又派人多方拉拢,均遭拒绝。至1935年,居正主持国民政府司法院,再邀张九维任主任秘书。而张与居既是老乡又是朋友,政见尚合,至此张才上任。在任期间,张与居二人联手先后保释了徐正清等10余名“共党嫌疑份子”。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又坚决拥护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统一战线,极力宣传“枪口一致对外。”张九维比陈乾幸运的是,他能看到新中国的解放,并被应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张四维和田桓的处境比陈乾、张九维更艰难:他们都是在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之后而亡命漂泊的。张四维在辛亥革命之后,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独裁产生困惑,直到抗战期间,他才从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于是,他利用在国民政府中任职之便,多次掩护过新四军领导干部,还多次与新四军地方游击队取得联系。此事被国民党政府知悉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于1944年7月31日“第五十一次会议”上将其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幸在朋友的掩护下,他终于逃脱了敌人的追捕,并从此走上了漂泊生涯。

田桓追随孙中山13年,担任随从秘书。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分共清党”政策,田桓对此困惑不解,拒绝参加国民党党员登记,并秘密参加反蒋活动。为此,深深激怒了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3次通缉田桓。在此情况下,田桓只好漂泊上海等地靠卖写字画谋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伪政府曾派人拉拢田桓,遭严辞拒绝。1945年,田在上海参加国民党左派活动,参予创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与共产党有过一些秘密接触,为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活动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

四、不满独裁、辞职归里的蕲春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去世,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从“分共”到“清共”,令参加辛亥革命诸多蕲春籍的同志越来越感困惑:他们有的认为自己“革命”目标己经实现(推翻满清统治,赶走了“皇帝”),而绝大多数则是不满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独裁统治而又看不到中国的希望,于是辞职归里,或从事自己原来的老本行,如田发周,仍当自己的裁缝,又如居大吼,多次辞去黎元洪给他的官职(包括厘金局局长),仍回蕲州挑箩(搬运工);或设馆授徒,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如郝可权(原在绥远都督署任职)、汪应蟾(原在南京政府教育部供职)、陈守元(曾任湖北省赈务处主任等职)、洪淑云(从南洋返回后拒绝清政府授职)等;或无固定职业,四处漂泊谋生,如张伯荄(原与卫立煌等同为孙中山卫士,后不就官职返乡,以挖中草药和行医为生);或以年老为由辞职回家当士绅,如张焕华(曾任中央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局长等职)、朱侗(曾任南京地方法院院长等职)、田晓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科员等职)、张步蟾(原任职不详)等。

一大批参加辛亥革命的蕲春籍人士返归故里后,长期生活在家乡的基层,接触到贫苦大众,看到共产党人在农村的星星之火,他们开始转变了对共产党人看法,其中一些人还以各种形式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和给予支持。如张焕华,尽管他“告老还乡”,以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声望,又被选为永福乡议长、县参议会议员(后任议长),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则大力支持,在抗日战争中,他多次保释被国民党抓获的新四军人员,多次为共产党地下武装筹助粮饷。1942年1月,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在张的家乡铺尔嘴召开知名绅士统战会议,张还设宴亲自招待五师首长。再如朱侗,在卢沟桥事变后,南京政府迁往重庆,作为南京地方法院院长的他,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并自愿申请到钟祥县任县长,与共产党的队伍合作抗击日军。还有一个袁晓岚,辞去当阳县长职返里后因生活艰辛而去浙江、上海等地谋职,虽终日为生计奔波,却培养了一个好儿子袁殊,成了著名的五重身份的红色谍报人员,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辞职归里的蕲春人中,有相当一些人选择了教育,乃至为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如洪淑云,直至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学生,带信让附近另一位名塾师朱义茀先生,请求他把自己的学生接过去教好,当朱先生答应后才闭目而逝。他们之中许多人不仅在教育上倾注了心血,还带头著书立说。如陈守元,在教学之余著有《中和斋稿》8卷以及《四书补源改错》、《世界太平原理》、《中和斋主人语录》、《丛稿丛存》、《当然学说》、《孔语笺镜》、《火器测准》、《法制大纲》、《中学教学通案》500篇等。可以说,蕲春后来能成为“教授县”,也有他们热衷于文化和教育的一份功劳。

五、继续留在国民党军政中的蕲春人

在困惑中选择继续留在国民党军政部门的蕲春人中,主要有查光佛、方觉慧、蔡汇东、陈志钝、陈冕亚、曹天铎和黄天玄。

1、淡泊政治、热衷著述的查光佛、蔡汇东

查光佛曾任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机要秘书、江汉宣抚使参议、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临时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兼任该委员会宣传部长、秘书处常务委员等职。不久,查因对蒋介石独裁不满,辞去了所担任的军政职务,但还是留在了国民党政府内,仅担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兼秘书。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精力则转为个人著述,如《武汉阳秋》、《四金刚及八王传》、《草帽缘》、《双姐妹花》、《革命花》等。其中,《武汉阳秋》记述了武昌辛亥革命经过及评述当时人物,是一本难得的辛亥革命史料书籍。查光佛虽然人还留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但心中的困惑长期困扰着他,遂于1932年2月26日病逝于江苏常州,年仅47岁。

与查光佛命运相同的还有蔡汇东。孙中山去世后,蔡被任命为南京中央造币厂厂长,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仅任职56天便辞职。直至抗战前期,由居正主持司法院工作时,蔡才出任参事。不过,自辞去厂长之后,他不再热心政治,而任参事后则又把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上,并先后有《死法》、《新疆西藏之开发》等著作问世。蔡于1938年在重庆病逝。关于蔡的死还另有一说,相传蔡不满蒋的言论传出后,是蒋指使人将其暗杀。且在蔡死后,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查明真相,蒋却不了了之。对蔡之死,后来的研究者们更多地倾向于“暗杀”说。

2、暗助共产党、迎来新中国的陈志纯、陈冕亚

北伐战争时期,陈志纯历任国民政府武昌地方检查厅厅长、中央革命军事裁判厅检查委员、湖北省审判豪绅委员会常委。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昌监狱人满为患,他不仅联系慈善机关为“病囚”治病,还对其中128名重囚审判3月而未杀一人,在很大程度是暗中帮助了共产党,他也因此被列为国民党左派亦在捕杀之列,幸得消息而避走他乡。直至1933年才再出任汉阳县长,后又分别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担任《湖北通志》编纂,直至全国解放。他虽然身在国民党军政之中,却绝不做对不起共产党和老百姓的事,并在任汉阳县长期间宁可触犯地方豪强而维护平民百姓,因而被人呼为“青天”。

陈冕亚在南京国民政府期间曾任行政院参事和内务部科长、司长、参事室主任,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如1948年底,内务部有位姓黄的职员,被国民党特工人员以“中共地下党员”名义逮捕,送押南京卫戍司令部监狱监禁,准备处以极刑。陈不顾个人安危,面见卫戍司令,以个人性命作保以释(南京解放后,黄公开身份在南京市人民法院工作)。此外,陈还暗地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尤与董必武一直暗中保持联系。

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夕,陈志纯此时仅是一个《湖北通志》的编纂人员,不为蒋介石所注意,因而较为顺利地留在了新中国。陈冕亚就不一样了,他是内务部参事室主任,内务部部长派人把飞往台湾的机票送至家中。陈冕亚在与送机票的人虚与周旋后,撕毁机票而坚留南京。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时,陈冕亚打着小红旗,走上街头,亲自迎接解放军进入南京。新中国成立后,经董必武推荐,陈志纯担任了武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参加了全国政协,直至1965年病逝;陈冕亚担任了南京新法研究会主任,参与了《婚姻法》、《土地法大纲》及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等法律文件的研究修订,可惜在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多的时候就病逝于南京。

3、迷途知返、举旗起义的曹天铎、黄天玄

曹天铎是早年的同盟会员,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是国民党中将参议。黄天玄在反袁世凯时就投入革命队伍,参加了反袁、护法等革命活动,并在抗日战争期间升任少将。但随着国民党对“剿共”力度的不断加大,二人的困惑也越来越大,并且对共产党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早在1941年,曹天铎奉派驻在蕲春县漕河地区的国民党39军协助军务,他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多次劝说军长夏辉鼎“不要认真反共”,并与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张体学旅长多次秘密接触,商议抗日救亡事宜。在解放战争中,他奉李济深的指示,去麻城策动白崇禧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起义,不幸被张淦秘密逮捕并被押送南京,从此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明确指出:曹天铎“肯定属于革命者。”

黄天玄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台儿庄抗战、武汉会战以及从襄樊抄道在白河、唐河间出击日军等战斗,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抗战胜利后,他对蒋介石“打内战”十分困惑,在1949年12月27日于四川新都县率部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起义将领。

尽管曹天铎、黄天玄己成为国民党部队中的高级将领,但他们终于在困惑中迷途知返,最终还是选择了共产党,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4、为蒋所忌、终老台湾的方觉慧

方觉慧是参加辛亥革命、后随蒋介石逃亡台湾的唯一的蕲春人。本来,从文学社到加入同盟会,从讨袁到北伐,方觉慧都是积极的革命者。但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方转向右派,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28年就授中将军衔,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还一度代理过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

抗战开始后,方觉慧基于一个中国人的满腔热血,多次请缨上前线,被蒋所忌,受到冷落,官职也越做越小:从华北党务特派员到国大代表,而且尽是虚职。在此期间,方感受到了共产党是在真心抗日,并逐步改变一些看法。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方曾为共产党人提供过掩护,特别是中共地方武装领导人方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某军政委、后为南京市委书记)中原突围后潜入武汉,方觉慧设法使其乘船抵达南京并转回解放区。

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方觉慧也去了台湾,并于1954年在“国代会”上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但无实权。方也渐渐地淡泊政治,癖好古玩,信奉佛教,潜心著述。他的著作除《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完成于抗战期间外,《孔子编年纪》、《周秦学系》、《两汉学系》、《大同仁道哲学》、《孔子论礼辑要》、《老子道德经解》、《国父开国纪年史稿》诸书均完成于在台期间。1958年10月,方终老于台湾。

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蕲春人

参加辛亥革命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蕲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詹大悲和柴晓泉。

1、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献出生命的詹大悲

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二次革命也失败了,特别是1918年5月,桂系首领陆荣廷在美、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与北方直系军阀相勾结,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孙中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辞职,离开广东返回上海。在此形势下,中国到底有没有出路?救国救民之真理何在?詹大悲也犹豫过、徬徨过。

正在四川争取川军护法的詹大悲见孙中山辞职,带着满脑子的问题,忧郁而急切地回到上海向孙中山复命。哪知孙中山此时“完全陷入绝望困境”,“对于外方纷纭,殊不欲过问”。孙中山如此伤怀,更加激起詹大悲追求救国救民真理,寻找中国出路的迫切要求。恰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湖北同乡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回国,住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号)路北。由于詹大悲两次走避日本时都与李有接触,故此次两人一见面,就“与李同居一起,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好友”。

不久,董必武来上海,经詹大悲介绍,也与李汉俊等一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李汉俊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近况,并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推荐给他们看。在这段时间里,詹大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入门》、《资本论入门》和《政治经济学入门》,以及在日本出版的《黎明》、《改造》等杂志。尽管当时詹大悲十分穷困,他甚至把衣服和蚊帐都当了,只剩一条小纺的裤子和一件汗衫,每晚洗澡后一洗,次日再穿,也都不在乎。他仍然一心一意地看书,不仅能比较明确地领略书中精义,并能“表而出之”,连书上没有发挥尽致的,他也能“补充其说”,及时进行宣传。董必武曾评说他“贩到的货即出卖,卖的货反比贩的货漂亮”。通过学习,他认识到:“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搞马克思主义”,并且“益信中国革命必能成功”,而“革命之成功,必有待于新兴势力之参与”。这是詹大悲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他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开始。在这段时间里,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詹大悲还选译了一批国外进步作品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仅《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专栏,从1919年8月下旬至10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连续刊登了詹大悲关于《解放的哲学》等4篇计5万余字的译文,及时而有针对性地配合李大钊同志开展“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维金斯基(中国化名吴廷康)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创建了“上海共产党”(后来通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李达、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推陈独秀为书记。据《湖北文史资料》载:“詹大悲从研究会起,一直是其中之一员。因为詹与孙中山关系较好,在社会上影响大,大家认为他以不公开为宜,一般也不参加党的会议,党的指示精神由联系人传达。詹大悲以后就一直按照这种方式执行党的任务”。因在党史资料上缺失詹大悲加入共产党的直接证据,研究者们也有认为詹尚未加入共产党。但不管是否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詹大悲在困惑中选择了共产党,这是所有詹大悲研究者的共识。他从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22年6月,上海举行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形势分析,提出联合击败和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的口号,决定由李大钊亲自做孙中山的工作,而负责李、孙之间的联系人就是詹大悲。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大会者165人,共产党人占14%,詹大悲是孙中山指定的湖北代表之一,并由他主笔起草、帮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反对“三大政策”的人作坚决的斗争。

与此同时,詹大悲还倾力支持家乡的革命青年创办《新蕲春》刊物。原来,在南京求学的胡风(张光人,蕲州下石潭人)、何定华(方翰,赤东苏圩人)等,于1923年回到蕲州,成立新蕲春学会,创办《新蕲春》刊物,该刊铅印16开本,在武汉、南京、上海各出一期(现保存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对此,詹大悲不仅极力支持,还给予了经济上的资助。

蒋介石、汪精卫于1927年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8月25日就决定通缉詹大悲,因詹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党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和湖北省政府委员等身份,尚未公开实施逮捕。11月14日,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部杀进武汉前夕,詹大悲的处境更加危险,但他却和李汉俊一起以省政府的名义下令,将“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人全部释放”,使他们免遭杀戮。这时,南京国民党“特委会”派来了“党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整委会”),叫嚣要“彻底清党”,“尤其要将共产党彻底肃清”。詹大悲和李汉俊等则以省、市党部的名义,发动群众在武汉大街小巷遍贴“反对南京特委会派人整理湖北党务”等标语,并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整委会”无视党纪、破坏统一的反革命行为。

11月24日,詹大悲和李汉俊分别向省政府请准长假或辞职,匿居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街下段)42号,既隐蔽自己,又以此为“临时指挥所”,发动学生深入工厂开展罢工除贼运动。

11月29日,“整委会”强行解散武汉的省、市党部,武装接收《汉口民国日报》、《楚光日报》和武汉市总工会,狂叫要“以决然手段不令共党一贼漏网”。12月2日,詹大悲等还指挥工人、学生队伍,在毅然收回汉口特别市党部和武汉市总工会的同时,又收回了《汉口民国日报》和《楚光日报》,并在3日继续出刊的报上登出《郑重启事》,痛斥南京“整委会驱使流氓土匪”“盘踞报社”,“诪张为幻,混乱是非”,声明收回“继续出版”,“惟在反动派占据期间,所发表之言论,本报一概否认”。12月17日上午,詹大悲得到消息,敌人将前来对他实施逮捕。他本可以从容脱身。但他又同时得知,敌人己侦悉到了董必武的潜伏地,董亦有随时被捕的危险。在此情况下,詹大悲联系上潘怡如,通过潘设法转告董,使董得以转移。结果,詹自己延误了转移的最佳时机。下午5时许,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先派干探数名,与日本巡捕将詹大悲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汉俊、潘怡如、危诰生等。詹还勉励大家:“如幸免,一定继续革命!”

当董必武得知詹大悲、李汉俊被捕后,立即展开营救工作。可第二天一大早就在街头上看到这样的布告:“詹大悲、李汉俊为湖北共产党首领,罪恶昭著,业己拿获,执行枪决,特此布告。”原来,詹、李被捕的当晚9时许,二人同时遇害,詹大悲时年仅40岁。

2、加入共产党,支援八路军的柴晓泉

柴晓泉,早期同盟会员,历任黎元洪总统府书记官、鄂军政府各路总粮台书记官等职。自1919年起,先后任国民党通山县代县长、武昌地方法院刑庭推事。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清党”、“分共”气焰嚣张,此时在武昌法院任刑庭推事的柴晓泉感到十分困惑也十分震惊,他对共产党由不了解到了解后,认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后,柴晓泉应董必武指示,利用职务之便,释放了多名共产党员,他也因此受到了“当局”的质疑。为避祸,他于1930年底经组织同意转入江西德安县先后任看守所长、书记官。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卖掉老家5亩水田,得200余银洋,亲交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董必武手中,支援八路军抗日;他还于1944年春将侄女柴瑞银送到该办事处参加革命,并经董必武安排在大别山战区英山后勤科任会计(解放后南下至广东任广东佛山市人民银行人事处处长)。

(作者单位:蕲春县文化馆)

文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