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田桐

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田桐为其亲密助手，两人志同道合，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巨大的贡献。上世纪90年代，笔者到县志部门工作，奔走四方，收集到大量有关孙中山与田桐的史料，现择部分精彩片断，用文笔展现出来。

革命结同盟

1903年，田桐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校期间，极力鼓吹革命，受到学监监视，远走避祸，东渡日本留学，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化结为密友。1904年夏秋之交，田桐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刊物，宣扬革命。1905年夏，孙中山自欧洲来到日本，田桐、黄兴、宋教仁等到横滨迎接，在东京富士开欢迎大会。不久，田桐、黄兴、宋教仁等与中山先生筹划建立革命组织，在赤阪区桧町赤龙会内田良平宅开秘密筹备会，在赤阪区露米阪本金弥邸开成立大会，革命组织定名“中国同盟会”。会上通过《章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会上通过决议，将田桐、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刊物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更名《民报》。会上推举孙中山为总理，田桐被选为评议部议员，佑中山先生办理文书，掌握机要工作。

论战送雅号

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住在东京中队区筑土八番町廿一番地。1906年的一天，田桐与章太炎、林时塽、胡汉民等在这里聊天。谈话中，偶尔谈到我国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田单布火牛阵攻破燕国都城的故事。田桐很感兴趣地说：“在古代，田单指挥火牛作战，我说现今的人可以考虑用水牛作战。假若革命军发起进攻清军的战斗，清军有马队，而革命军没有马队，我们应事先训练好水牛以临战阵，一定能取得胜利。”章太炎先生听后，在旁风趣地应道：“田单是你田家的祖先，你田桐是他的后代，他用火牛作战，你又发明了水牛战术，真可谓是后人可以与前人媲美了！”章先生的一番话，引起中山先生和其他人哄堂大笑，并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中山先生寓所的这次论战后，“水牛将军”成了田桐的雅号。

风波评“赆仪”

1907年元月，清政府为削弱中国同盟会在日本的领导力量，令驻日公使杨廷枢设法使孙中山离开日本。为此，杨廷枢与日政府密谈，提出请求。日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请求，派人与中山先生联系，提出愿出“赆仪”（临别时赠送的财物）数千元，“令其出境”。中山先生考虑到中国同盟会在经济上的困难及长远打算，采取妥协策略，表示应允，收到了“赆仪”数千元，打算“取道赴南洋”。临行时留给《民报》社两千元，作维持费。田桐得知此事后，十分不满，认为中山先生不应该接受日本政府的“赆仪”，以“虽渴不饮盗泉水”为理由，与章太炎、张继、白逾桓等“大起非议”，在中国同盟会内部掀起一场风波，显示了革命者的高贵精神。后来，经黄兴、刘揆一出面“多方排解”，说明中山先生的真实意图和团结为重，才使田桐等掀起的风波平静下来，“风潮始息”。

巧对“海盗讼”

1907年8月，田桐奉中山先生之命，到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笔政，与保皇党所办的《南洋总汇报》笔战年余，争论“革命”、立宪不休。保皇党第三号头目徐勤所操纵的《南洋总汇报》笔战败北，恼羞成怒，竟然通过报纸诬篾中山先生为“海盗”。当时，中山先生正在新加坡，也亲自参加这场笔战。有人就怂恿中山先生向英属的新加坡当局起诉，要求保皇党“赔偿若干万元损害费”，中山先生应允，并请律师按照英国法进行诉讼。田桐知道后，对中山先生说：“这件事在别的国家，确实可以行得通。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免当作儿戏了。况且您是中国同盟会的总理，身份这样高尚、肚量这样宽宏，置之不理，不损声威。一经诉讼，即令获得胜诉，得到像您要求的东西，获得赔偿名誉损害费若干万元，也不过如此。国内的人听了，将以先生为平凡人，这个损失将由哪个赔偿呢？”中山先生听了田桐的一席话，威到很有道理，但又为难说：“已经进行了诉讼，怎么办？”田桐又说：“听其自便，不再追问，时间长了，不就算了。”中山先生认为田桐所献对策巧妙，说：“很好，就这样办！”

释义退刺客

1907年10月，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镇南关战役失败，避往越南河内。越南政府得到清政府使臣请求，令其出境，孙中山流亡新加坡，寓东陵胡节律111号。邻舍主人叫杨圻，江苏常熟人，系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署之副领事。与中山先生住在一起的田桐，为了保护孙先生，以邻居关系，主动与杨圻联络，并一见如故。不久，广东都督张人骏奉清廷密旨，暗遣刺客到新加坡，企图谋刺孙先生。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得知杨圻与中山先生系邻居，就安排刺客潜入杨圻住所，待机行事。杨圻在田桐的帮助下，已经认识到清廷即将崩溃，对总领事的阴谋极不赞同，便密告田桐，请其注意。田桐得到密告，立即告知孙先生，并采取措施，作好应变准备，另请杨圻作好刺客的转化工作。杨圻通过向刺客宣讲革命发展形势，晓示利害关系，使刺客大为感动，竟放弃原计划掉头而去。在田桐的保护下，孙先生得以安然无恙。

亲授举义旗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南北议和，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是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为国民党。1913年，讨袁的第二次革命失败，中山先生与田桐先后出走日本。1914年，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筑地精养轩改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1915年冬，中山先生命田桐归国，亲授青天白日旗60面，说：“若能举事，必用此旗！”任田为中华革命军湖北军总司令。田桐邀张汇韬至武汉，在法租界寿海里31号成立总司令部，任命刘英、赵鹏飞、熊炳坤、曾尚武分任四区司令，以青天白日旗相为号召，一时响应四起，武汉震动。

争论印“方略”

民国七年（1918年），广西军阀陆荣廷勾结一部分议员，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元帅一长制为总裁会议制，以孙中山、陆荣廷等7人为7总裁，使军政府沦为军阀的工具。中山先生未就职，回沪著《建国方略》。“方略”在田桐的协助下著成，中山先生把原稿交曹亚伯去商务印书馆付印。书馆以“营业有自由”，可以“不印孙文之书”为由，拒不受印，中山先生十分愤怒。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田桐到办公处时，大家正在争论此事，他看到中山先生怒气未息，众人又在场，略事劝慰就出去了。过了一天，田桐待中山先生怒气消了，又去见孙先生。他对先生说：“商务印书馆是牟利人办的，怎能期望对方以道义来对待我们。今日革命党人没有得志，对方不敢与我们亲近。先生一心为公，每天为国家前途操心，总嫌时间不够用，怎能去顾及这件事……过去人吕东莱有言道：使我先贫贱而后富贵，则向之侮我者，亦能奉我矣。根据这位哲人的教导，将来的商务印书馆领导人，即是遵奉先生的人。”中山先生认为田桐的一番话很对，就叫他去转告曹亚伯等人，暂时不必去争论这件事。

警告《新闻报》

民国九年（1920年），上海的《新闻报》还掌握在美帝国主义者手中。当时美国政府站在北洋军阀一边，对孙中山先生发的通电和国民党本部发的新闻稿，该报一律不发，有时对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还进行谩骂和污蔑。中山先生和党内同志对此极为愤慨。这年11月，中山先生由上海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前，曾要田桐写信向该报提出警告，不料警告信送去后，该报骂得更凶；再送信警告，该报骂得格外厉害。中山先生对此甚为震怒，命田桐进一步作行动上的警告，但以不伤人为原则。田桐与皖籍党员杜墨林共想一条妙计：杜先到《新闻报》馆摸清进出途径，然后向田桐要了一枚小型炸弹，到该报传达室，说要见有关负责编辑，待传达人员离开，即将炸弹引爆。“轰隆”一声，炸毁了传达室的门窗和停在那里的面包车。再由田桐去信给该报馆说：“这是给你们的一个消息，如再不改变态度，坚持过去的错误作法，再来的就会是一个大家伙（指大炸弹），使你们人馆俱焚。”该报馆接此信，惶惶不安，怕“大家伙”光临，不敢再骂了。

谋划除狡敌

民国十年（1921年），湖北金华袞（师长）部被吴佩孚军追剿，所部移至鄂南桃林镇，经方觉慧、詹大悲从中活动，使之倾向革命，因此成了吴佩孚的眼中钉。这年秋，金到上海与田桐等见面，谈得颇为投机，因此时过从甚密。不料，金行至蒲柏路贝勒路口，竟被杨玉堂带领埋伏在庆坊弄口的密探逮捕，押上汽车，转乘轮船，解往汉口。吴佩孚令肖耀南将金押进湖北陆军监狱后旋被处决。此事对革命势力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而杨玉堂为虎作伥，实属罪大恶极。后来，杨玉堂邀河南军阀赵杰南前来投机革命，同往广州拜见孙中山。当时，田桐与廖仲恺等认为：杨玉堂杀害了很多革命党人，又是金华袞案的要犯，坚请先生将杨扣押，就地正法。中山先生碍于赵杰南关系，不同意，让杨安然回到西壕酒店住所。田桐与廖仲恺认为中山先生此举对革命不利，着人预先写好大元帅手令。宣布杨的罪状，着广州警务处执行枪决。等杨玉堂第二次来大本营时，田桐请求中山先生同意此方案，说：“杨玉堂残害了我们许多革命同志，不仅金华袞一人。如果放过杨玉山，我们怎样对得起死难的同志和金华袞，我们的革命党人今后还如何敢去上海？”中山先生听了田桐与廖仲恺的一番话，看着已经拟好的手令，不得已在上面签了个“文”字，杨玉堂随后即被镇压。

舌战斗叛首

1919年秋，孙中山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次年11月由上海返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被选为大总统。田桐被任命为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主任兼韶关大本营宣传处长，直接协助孙中山从事党务和宣传工作。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攻陷广州，孙中山出走，田桐被点名为索捕对象。田桐当时在韶关，陈炯明部翁式亮来到这里，将其捕捉，带至广州，见到陈炯明。陈对田说：“本人素慕先生之名，深表敬重，今请先生前来议事，并无伤害之意。”田桐临危不惧，从容应对说：“我也久慕将军英名，诚表欣佩。中山先生为民选大总统，深得全国民众拥戴，我们应在他的领导下，同心为国效力，不应同室操戈，更不应加害于他。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陈炯明听到田桐的诘问，无言应对，且素来对田敬畏，不敢加害，不久就令人将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