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与詹大悲

黄侃与詹大悲同为辛亥革命斗士，二人有许多相同之处，一是同为湖北蕲春人；二是同时代出生，黄侃长詹大悲一岁；三是同走反帝制之路，均遭学校除名过；四是加入同盟会，同为该会早期会员；五是同时撰文抨击时局，唤醒民众加入反清斗争。本文试就以上“五同”发表一些见解。

1886年4月3日，黄侃出生在蕲春县青石镇黄大樟树村，自幼天资聪颖，15岁取秀才，17岁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当时文普通学堂准招生240名，第一批招100名，黄侃与宋教仁、田桐、董必武、石瑛、查光佛、郑江灝、吴昆、欧阳瑞骅等是这批的，课目设置有伦理、读经、中文、外语、史地、理化、法制、图画、体操等，每日授课8小时，四年制完中。黄侃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思想活跃了，尤其是读到邹容所著《革命军》后，视野大开。如邹容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为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所行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1903年末，黄兴自日本归国在武昌作停留，带回《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在新军中流传，黄侃读后激动万分，对邹容、陈天华等人的民族气节敬佩不已，英雄主义拔节而生。

不久，黄侃与宋教仁建立了很深友谊。宋教仁与黄兴是老乡，时黄兴也在武昌两湖书院就读，经他介绍，三人成了莫逆之交。于是好友携手，在各自学堂宣传反满思想。黄侃向以言辞激烈而著称，锋芒毕露，引起学校当局惶恐，将他作开除处置。黄侃离校时，宋教仁献策说，如今清朝已经腐朽透顶，你不妨也利用一下关系，比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与你父亲关系密切，你何不去找找他？一句话提醒了黄侃，他来到总督府，向张之洞陈述被开除经过。张之洞很诧异，因为学校当局并未报告他，便以为非大事，看在老友黄云鹄份上，给了一个官费名额，资他留学日本。

黄侃到东京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住中国留学生会馆。该会馆是大多数中国留日学生的栖身地，黄侃住这里，与章太炎相遇，他俩先是拌嘴，后是黄侃拜师，再接着创立章黄学派。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黄侃入会。1906年1月，宋教仁也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二人再度同窗。黄侃入同盟会的消息传回国内，清政府取消了他官费资格，使他步入了革命者“流浪”之生涯。这期间，黄侃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师从章太炎学音韵和说文，二是同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办同盟会《民报》，生活也只能靠革命者之接济。

1908年，黄侃接母病重信回国服侍，期间常赴鄂东各县宣传革命，到安徽太湖、宿松县组织孝义会。他翻山越岭，深入民间，揭露中国腐朽之现状，号召人民共推之。每到一地，都作演讲，讲台是桌子，振臂一呼之，听众先是几十，后是几百，有时上千，听他演讲的有数万人之多。讲到后来，他提议将“反清复明”口号改为“反清复汉”，将“孝义会”改为“崇汉会”，这样就把斗争的视野扩大了，得到一致认同。黄侃因此成为鄂东南群众运动之领袖。

黄侃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詹大悲。一年前，时年20岁的詹大悲赴黄州求学，考期刚过，主考官在他再三请求下，额外施恩，允补考。詹大悲顿生豪兴，走龙蛇，一气呵成。学监吴兆泰阅卷后惊叹不已，曰：“激扬文字，拔置第一”，因此誉他为黄州八属学子之冠。入校后，詹大悲攻苦食淡，成绩斐然，听说乡党黄侃之志向，崇尚至极。受其影响，他也阅读了《革命军》、《猛回头》、《破梦雷》、《训兵谈》等进步书刊，懂得了中国之出路无不事革命，革命之举措无不事武力之真理。由此，詹大悲与宛思演、何亚新、方士楷等学子携手，到武昌新军中去串联，与熊十力、黄冈绿营梅宝玑等人组织证人学会，宣传反帝制之大论。同时以研学为名，发展会员，渐成声势。事情被学监所察觉，詹大悲与何亚新的学籍也被开除了。不久詹大悲经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介绍，到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

1908年岁末，经历了260余年满清统治的中国已属薪上之釜，一燃即沸。詹大悲到省城无疑属添薪之举，很快和同盟会湖北负责人余诚联系上。此时恰逢黄侃、温楚珩由日本回国，函约见面。此时黄侃名声很大，客人应接不暇，联络重任就由余诚来承担。詹大悲不时邀约军学两界人士到余诚处集会，余诚告知同盟会之缘起，声言黄、温回国就是要发展进步组织的。根据武昌社情，成立群治学社。此为武昌同盟会前身，詹大悲、陈冕亚、梅宝玑等人加入了该团体。翌年初，詹大悲又与宛思演、查光佛等人筹资600元，办汉口《商务报》，10月8日始发行，评论时政、揭露弊端，成为武汉报界的急先锋，深受军中同志喜爱。

1910年5月，保皇党人杨度由湘经鄂返京述职，詹大悲、刘复基等谋击于湖南会馆内，未中，复在《商务报》抨击，遭清政府追究，《商务报》停刊，群治学社欲以乘湘饥民暴动之机，发动起事被察觉，暂停串联，武昌革命活动由此转入地下。面对危情，詹大悲和刘复基等又于同年将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商得宛思演同乡胡为霖出资，于1910年在汉口歆生路创办《大江白话报》，胡为霖任经理，詹大悲任主笔，何海鸣任副主笔，由同盟会员胡时庵创办的大成印刷公司承印。由此，一份以宣传革命为主旨的报纸出版了，无疑给统治者以一击。这段时间，武汉三镇的形势是以日来计算的，1911年1月21日，汉口发生英国巡捕击毙人力车夫吴一狗事件，次日，人力车夫千余人齐聚英租界捕房前讨说法，又被英军枪杀十余人，伤数十人，引起市民极大愤慨，准备组织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之威力，以宣布“吴尸并无致命伤痕”而息宁，通令各报刊不得妄加评论。此时各大报多作哑人状，唯《大江白话报》顶逆而上，揭露英巡捕之罪恶。詹大悲撰文《洋大人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之长篇报道，鞭挞清政府之无能，唤起民众，与封建帝制开展不妥协斗争。这样进一步触怒清廷当局和英领事，《大江白话报》被迫停刊了。

有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詹大悲、何海鸣又筹资3000元，续办起《大江报》。现在回想起来，与当时的大趋势有关，查禁官员也是敷衍塞责，詹大悲等人在报名上省去两个字就蒙住了他们眼，《大江报》得以堂而皇之发行，只不过职员略改动，詹大悲任经理兼主编，何海鸣任副主编，查光佛、梅宝玑任编辑，居正、田桐、黄侃、蒋翊武、温楚珩等为撰稿人。该报进一步革命化，“攻刺时政，鼓吹革命不稍讳。”这是封建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1910年11月，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一些进步社团的活动暴露了目标，主要领导人遭通缉，只得暂避。如新军四十一标潘康时、杨玉鹏等避走日本，新军三十二标内组织的“将校研究团”因负责人黄申芗、戴鸿炳出走而停止活动，革命再次转入低潮。詹大悲审时度势，将“振武学社”和“将校研究团”合并，更名为“文学社”，掩人耳目。翌年1月30日，“文学社”成立，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兼外交员，刘复基为评议部长，通过了由詹大悲、黄侃、温楚珩等人起草并审定的《文学社简章》，《大江报》为社机关报，负责与其它革命团体联络。

1911年春，黄侃应河南布政使江瀚之聘，赴豫任幕僚，引起河南省人士惊呼：“江公幕下，有客黄侃者，革命党也，后见其所为文，则朴茂渊雅，心固仪之矣。”黄侃并未被舆论所吓倒，仍到处宣传孙中山、章太炎思想，介绍邹容《革命军》等醒世书籍，不到半年被解职。同年7月15日，黄侃自河南返蕲春，经汉口，来到位于歆生路的《大江报》馆，詹大悲与何海鸣热情接待他。当黄侃谈及清廷腐朽时情绪尤为激昂，何海鸣听后便说：“季刚独具慧眼，又是本报特约撰述，请为《大江报》写一时评可也。”黄侃欣然应允。当晚设宴，黄侃善饮，詹、何二人轮番把盏，将他灌得微醉。何海鸣这时想起写时评的事，说：“季刚还有文债未还，怕再喝不得了。”黄侃听罢回应：“文债要清，但酒还要喝。”詹大悲说：“季刚真乃当代名士，唯夜半十二时报纸发稿截止，篇幅已留下，请兄边挥毫边喝酒。”黄侃问：“需多少字？”詹大悲答：“三百字以内最佳。”黄侃说：“题目已有，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待写完再痛饮。”说完运笔，一气呵成，署名“奇谈”。詹大悲展阅：“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之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亡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读毕，詹大悲拍案叫绝，曰：“此乃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数日前海鸣撰文《亡中国者和平也》，今季刚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无独有偶，诚为振聋发聩之作。”当即签字，送排字房制版。报纸一出，三镇震动，万民争阅，群情昂愤。清廷在鄂总代理瑞徴惶恐悚然，即以《大江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为罪，令湖北巡警道查处，并要“永禁发行”。巡警道又饬汉口二区区长覃兆鹍率警员三十余众，将《大江报》馆团团围住。詹大悲闻讯赶回质问为何？狡猾的覃兆鹍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请你跟我到二区去一趟。”这样就把詹大悲诱捕了。审问者要他交出《大乱者》一文作者系何人时，詹大悲愤然答曰：“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湖广总督意欲施重典，无奈市民抗议集会，并派代表赴京请愿，才作草草发落，对詹大悲与何海鸣宣判词：“各拟以监禁一年半；讯系赤贫，均免科罚金。”詹、何二人入狱后，激起更大民愤。不久武昌首义暴发，一举推翻了清帝统治。此篇论文和此次查报事件影响是巨大的，有人说是为辛亥革命起到点火作用。一个有根据的说法是，1985年3月，中宣部新闻局钟沛璋局长在报告中曾提到毛泽东主席的评论，他说：“毛主席曾经说到这篇著名的论文，题目叫做《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个题目的确反映了当时新闻工作者大无畏的气慨，在清朝统治者敢写这样的标题，写了这么一个气势磅礴的文章。”还说：“当时《大江报》的詹大悲是一个很杰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