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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忠魂立丰碑——追记革命先烈詹大权

发布时间: 2019-4-11 09:47|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125| 评论: 0|作者: 田文国|新闻来源: 《蕲春文化研究》

  且为忠魂立丰碑

  ——追记革命先烈詹大权

  2010年10月12日,蕲春县委、县政府举行《革命先烈詹大权》出版首发式纪念活动。蕲春各界人士隆重集会,缅怀先烈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事迹。

  冲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最前面

  詹大权,又名运生,1900年生于蕲春县檀林镇詹山村。詹大权年幼聪慧,13岁即考入武汉墨伧书院,后在上海复旦中学、上海同济医专德文科及同济大学医科学习。在他二兄、辛亥革命先驱詹大悲的影响与帮助下,他从中学就注意阅读进步书刊,参加革命活动。

  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开始,詹大权就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勇敢地挺立在斗争的前列。上世纪20年代初,詹大权就读于上海同济医工专科学校(即同济大学前身),参加民主爱国运动。

  192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日资纱厂杀害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从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卅运动)。在同济学生会的组织领导下,詹大权带头参加了反帝游行示威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他带族侄詹亚新回到蕲春,为上海失业工人募捐得三百余银元,支援罢工斗争。由于他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突出,1925年冬,由共青团中央负责学运工作的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推动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则加紧策划镇压革命运动。1926年3月30日,同济大学校长阮尚介发出通告,规定每个学生必须于一周内在保证不再参加政治运动的所谓“誓约书”上签字,否则“即令退学”。

  这一命令,当即引起广大学生的公愤,詹大权和其他几个学生会干部带头拒不在“誓约书”上签字,并以学生会的名义召集全校学生代表讨论,当晚就有380多名学生响应学生会的号召,签名反对“誓约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85%。

  在同济大学发生的这场反“誓约书”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学生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救难会以及许多大中学校的广泛声援。在有关方面的帮助支持下,被同济大学开除的学生去广州转学或工作。詹大权被安排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后来他放弃学业,与何同泽等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与时在黄埔军校担任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一起进行革命活动。

  掩埋了兄长遗体又继续战斗

  1927年春,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调詹大权到武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搞组织工作,并赴孝感等地考查农民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詹大权的七兄、时任蕲春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的詹大星,被夏斗寅叛军杀害。7月4日,詹大权随从中共中央委员项英,奉命率省警卫团100余人直赴蕲春整顿党政军工作。原中共蕲春县委书记梅楚英出走。项英指定詹大权继任中共蕲春县特支书记,詹大权掩埋了七兄詹大星的遗体,擦干眼泪,又立即投入战斗。

  他对党政军组织进行全面整顿,使蕲春的农运工作又有新起色。然而,“七一五”汪精卫又叛变革命,蒋、汪合流,实行“清党”,叛军大肆镇压革命。全县中共组织转入地下活动,詹大权匿居在蕲州城地下党员张新元家,坚持领导反“清党”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詹大权根据组织安排暂避日本。

  1928年,詹大权从日本回到上海,化名詹运生,奉中共中央派遣赴沈阳做工运工作。后又奉派出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处长。1929年6月,因叛徒告密,顺直省委书记彭真及省委成员金城、李运昌、郭宗鉴、詹大权等先后被捕,关押在天津西关第三监狱。敌特妄图进一步破坏我党组织,对詹大权等同志严刑逼供,但一无所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经党营救,彭真、詹大权等同志获释。出狱后,詹大权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出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在东北地区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被调回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负责组织工作。不久,被上海卫戍部队19路军某部逮捕,第二次入狱。后经董必武等营救获释。

  身陷囹圄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后,詹大权赴武汉,在董必武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旋奉命至大别山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詹大权出任罗田县动员委员会指导员后,很快组织成立了工、农、青、妇等抗日救亡民众团体。

  1939年春,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成立,詹大权任委员,与区党委委员何伟、张劲夫(兼民运部长)、麦世法(公开身份是安徽省民政厅民政科长)、史迁等密切配合,以公开合法身份为江北新四军筹款、扩军。

  1941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军部。形势突变,张劲夫、李丰平奉命撤走,留下尚未暴露的詹大权、麦世法、史迁等继续坚持。李丰平临走时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打入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及安徽省政府所属机构公开任职的地下党员,由詹大权负责,分为三个小组,在不暴露真实身份的前提下,转入地下活动。

  詹大权及其战友们所从事的隐蔽战线的革命活动,逐渐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使他们所处的斗争环境愈来愈险恶。1943年8月,在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李宗仁赴金寨与李品仙召开紧急会议,拟定“围剿”计划。地下党员麦世法以桂系亲信、省民政厅民政科长的身份,参加会议并作记录。会后。麦见情况紧急,适地下党负责人詹大权不在金寨,乃慌忙写下情报,交由秘密交通员直接送往皖西新四军第七师师部,不幸中途被桂军截获。两天后,麦世法、史迁等相继被捕。时詹大权在岳西、潜山等县视察农贷工作,在潜山县被捕押回金寨。李品仙于1943年11月19日,将詹大权及其战友14人,秘密残酷活埋于金寨响山寺侧。

  解放后,詹大权烈士夫人田杏梅急信给董必武,报告烈士牺牲经过。董老回信称:“詹大权同志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坚贞不屈,受过很多苦,立过很大功,不幸过早牺牲,是我党一大损失。”詹大权烈士的同乡、老战友何定华(原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为陆续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撰写“詹大权传”,称“詹大权烈士,是一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高级干部。他的生命虽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业绩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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