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迎寂寞 投笔惜清贫

——记蕲春籍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汪敬虞

2012年6月20日，蕲春籍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汪敬虞先生病逝，终年95岁。7月10日出版的台湾《湖北文献》报道了这一不幸消息。汪敬虞的离世，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不恋高薪潜心治学

汪敬虞，字馥荪，1917年7月20日出生，蕲春县张塝镇汪瓢铺村人，幼时在家塾就读，聪慧好学，后侍父江西，稍长从兄河南，抗战军兴，避难西蜀。1937年汪敬虞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在学期间，他就表现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气质与素养。从1942年起，就以极大的兴趣研究国际金融，并在重庆《金融知识》杂志上发表了《纽约金融市场之分析》、《联邦准备制度信用统制论》等论文，对美国金融制度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

1943年，汪敬虞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他婉谢了俸禄优厚的中央银行高薪聘约，怀着研究学问的坚定意愿，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了一名研究生。这时的研究所还寄寓在四川一个荒芜偏僻的山村，薪俸菲薄，条件艰苦，没有像样的工作环境。然而，他却安于清贫，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一门心思地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从事一般人看不起的“资料收集与统计”工作。

工作期间，汪敬虞主要研究中国工业生产。在《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一书中汪敬虞任其中工业部分的撰述，该书于1974年出版。在中国经济学界，这是一部有代表性、有影响的著作。当时，关于中国国民收入和工业发展水平的研究很少，这部著作是最为完备和精细的资料，直至今天，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工作者仍不时引用这一部书的研究成果。此外，汪敬虞还用英文发表专著《中国的工业生产（1931～1946）》和论文20余篇，其中有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英文杂志《经济学报》上发表《抗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与就业》以及在国内发表《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等地工业生产的系列文章。

专题研究成果丰硕

新中国成立后，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屡有建树。他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经济研究中，得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1949年初，就在报上撰文“中国需要社会主义”。如果说，他在全国解放前认定“中国需要社会主义”主要是他个人悉心研究中国经济所得出的结论的话，那么在全国解放后，他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认识更为深刻了。1953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文章，剖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和阻挠。此文发表前，时在《人民日报》主持工作的邓拓亲自审稿，予以高度评价。此文发表后，《中国建设》、《人民中国》以及国外一些报刊均作转载，产生广泛影响。1957年，他汇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出版，这部100余万字的巨著是一部资料完备学术价值极高很有影响的著作。出版后，国内外都对该书予以评价和介绍。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既无深入研究专著，又无全面系统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出版了汪敬虞等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对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史、经济史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汪敬虞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反映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勾勒出1906年至1925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轮廓，使读者了解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官办工业资本和中国民族私人工业资本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学术价值极高。汪敬虞还审阅《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首卷6册的全部资料，不仅给该书的编辑工作提供宝贵意见，还无私地将其多年积累和保存的有关资料提供给该书编者，任其选用。

粉碎“四人帮”后，汪敬虞的研究工作进入旺盛时期。1979年以后，其专著有《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和《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等相继出版。此外，汪敬虞所著《唐廷枢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1906～1938）》、《汪敬虞集》等书，均是重量级著作。

中国近代有一位出色的企业家名叫唐廷枢，他以丰富的洋行工作经历和西方经营管理知识，在招商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船员职责条例。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一书对这位中国著名洋行买办人物作了全面科学的评介，对19世纪中国买办阶级发生、洋行早期活动、买办资本积累与民族资本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英国人赫德是近代中西关系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中国度过半个多世纪，其塑像至今仍竖在上海外滩。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对其与中国海关、长江的开放、中国税收、币制、邮政、教育等进行了广泛研究。

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汪敬虞做了许多专题研究。1953年～1965年，他在《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新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其中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斗争的资料》、《关于继昌隆丝厂的若干史料和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方法论》和《从上海织布局看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等，研究外国在华资本的有《十九世纪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等，这些论文皆提出新史料和新观点，开掘既深，又每每阐述研究中所碰到的一些新问题供大家讨论，因而令人耳目一新。汪敬虞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和《近代史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论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再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等，也从各个侧面介绍了民族工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后，汪敬虞学术成果颇丰。除发表大量论文外，他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八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历时10余年。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著作于2000年出版，全书178万字，分上、中、下三册，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吴玉章社会科学一等奖。汪敬虞著《外国资本主义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汪敬虞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相继出版。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

汪敬虞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泰斗，但他为人虚怀若谷，工作一丝不苟。对于别人向他请教的问题，他急人所急，尽力相帮。以至他抽不出时间来整理自己的书稿，却花去大量时间替别人看稿，哪怕是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著，他总是认真阅读后提出中肯意见。对于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他循循善诱，把自己研究心得和研究方法传授给他们，处处为他们考虑，主动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别人（包括学生）修改文稿，发表时却不肯署自己名。他总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传统。”

汪敬虞治学严谨，宁肯在荆棘丛生的悬崖峭壁上攀登，也不愿走平坦省事的“捷径”。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一般人看不起的资料工作，他不但乐于为从事研究工作者整理资料，而且不惜为之殚精竭力。他是以协助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巫宝三从事中国国民收入的统计开始自己研究工作的，为使自己所分担的中国工业生产部分获得比较精确的资料，他不避繁杂，擅长从零乱琐碎的资料中整理出比较完整的数据，而不愿只图省事，采取笼统估计的办法。笔者与汪老谈起近年他多次赴香港讲学时，汪老谈到他先后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香港演讲《中国近代社会与资本主义》。他说，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与西方国家很不一样。中国资本主义没有经历过西方式的由手工业——大工业的正常阶段，而是由买办资本发展起来，因而其发展条件及特点均不相同。他说，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是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基础十分薄弱，因此，中国不可能如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而只能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汪敬虞表示，中国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有其特殊背景及条件，而研究中国当前经济，不可脱离这个历史因素。他说，当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汪敬虞的严谨学风，还表现在他从不掩饰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像大多数有才能有学问的学者一样，在他对自己作估价时，看得更多的是自己的不足。20世纪50年代，汪敬虞曾与郭沫若在古史方面有过接触，1951年他曾为郭沫若查考希腊黑劳士的身份地位，深得郭老的赞许（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有记载），但汪敬虞始终认为自己担任此项工作并不相称，惟恐产生误差有负重托。1953年，汪敬虞又受命翻译马克思论中国的几篇评论。翻译过程中，他深感要准确翻译马克思著作，需要博大精深的理论修养和知识结构。他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该译稿曾请北京大学教授校阅，北大教授写了译后记，对有关史实作了详尽论述，这使汪敬虞自感前辈学者学识渊博，也深感自己知之不足。

1997年7月，汪敬虞作诗一首，抒发人生感悟，诗曰：

赣水潮初涌，

梁园柳渐鸣。

西川斜日淡，

北地暮云轻。

头白谁堪老，

书陈纸尚新。

开门迎寂寞，

投笔惜清贫。

南朝梁著名诗人谢灵运有“园柳变鸣禽”的诗句，现代著名学者钱钟书《谈艺录》中又有“高柳眠阴半在池”，诗人眼中，柳树既会唱，又会睡，于是，汪敬虞就有“梁园柳渐鸣”的发挥了。此诗前4句，汪敬虞写人生经历，后4句写做人和做事的意境。“头白谁堪老，书陈纸尚新”，充分表达汪老以学术为生命的境界；“开门迎寂寞，投笔惜清贫”则活脱脱展现学者风范。一个学者所有的甘苦和成就，均可从中窥见。

高山仰止风范永存

1943年，汪敬虞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就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生。1946年1月，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任副研究员，1978年10月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所学术委员，1981年7月，兼任经济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198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兼任《经济研究》编委，1983年6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经济史》副主编，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2月被选为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并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副主编，1987年6月任中国社科院经济学评审委员会委员。他为民盟成员，1988年3月被选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以学者身份积极参加国家政治活动。1991年10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3月被选为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汪老以82岁的高龄退休，2006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汪老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撰写专著。2007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经济研究所在社科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汪敬虞先生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60余位专家、教授、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其编辑《汪敬虞全集》、《汪敬虞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以资庆贺。

汪学琦先生曾为汪老赋诗一首，《赞蕲邑在京著名学者汪敬虞》，诗云：

神都济济荟英才，

楚有龙驹早选来。

黄鹤楼边磨利剑，

石头城下度宏斋。

名高两度亲国政，

学博终身献雅怀。

耄耋耆年犹著述，

夭桃秾李尚培栽。

父子学者皆负盛名

汪敬虞的长子汪同三亦为著名经济学家，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研究所所长卸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父子二人同为当代经济学专家，皆负盛名。父子俩同为学部委员的照片和简介竟同时刊登在201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上。汪同三，1948年生于南京，童年随父母迁居北京，在京接受完整的小学和中学教育，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受父亲影响，他在大学期间系统学习经济学理论，1981年又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成为我国第一批研究数量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到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海外投资部工作，其系列性专著《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1989年获中国社科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和孙冶方经济学奖，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被晋升为研究员。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为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是国务院智囊团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