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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师大附中胡风铜像揭碑报告会上的演讲

发布时间: 2019-3-27 15:54|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62| 评论: 0|作者: 钱理群|新闻来源: 《蕲春文化研究》

  我们刚刚经历了附中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刻:为附中杰出的校友,为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胡风竖立了铜像。从此,他将永存于校园,和我们朝夕相处。这在附中校史上,乃至在现当代思想文化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而且它来之不易。很多人都为这一刻的到来,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因此,我们站立在胡风铜像面前,不能不感受到历史的悲壮,同时又体会到历史的无情与公允:一切坚持真理,为人民、国家与民族做了好事的人,不管经过多少曲折,终将得到历史的承认;而所有那些历史的谎言,依靠暴力强加的罪名,可以喧嚣于一时,却终要被历史所抛弃与埋葬。

  当我们面对胡风铜像时,会注意到铜像上刻着胡风的题词———“学习鲁迅精神”,以及鲁迅对胡风的评价——“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这是表达了一种共识的,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胡风的名字是与鲁迅连在一起的:是鲁迅精神培育了胡风;而弘扬鲁迅精神,正是胡风一生的事业,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与文学史的主要贡献。因此,今天我们要走近胡风,正可以从胡风与鲁迅的关系入手。我想向同学们介绍的是:胡风在中学时代是怎样与鲁迅相遇的,这样的相遇对他的一生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我们知道,胡风是在1923年,他21岁那一年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的。而他第一次与鲁迅相遇却在此之前,即1921年,那时他正好19岁。胡风回忆说,他是在《晨报副刊》上读到鲁迅《<呐喊>自序》,”本能地感到他所写的正是包围着我自己的黑暗和痛苦。从此,鲁迅变成了最亲密的名字”。《<呐喊>自序》是同学都读过的,大家应该记得文章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到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到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一天天地长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正是这样的“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生命的寂寞感、黑暗感,使胡风感到了鲁迅与自己生命的相通:事实上,这寂寞的“大毒蛇”也是终生缠绕胡风的灵魂的。对生命内外的一切“黑暗”的极度敏感,绝对不能相容,与“黑暗”拼死相搏的激情,也正是胡风的生命本质。我曾经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候就走近鲁迅了。19岁的胡风,大概也面临着这样的寻路的困惑,他读鲁迅作品,“好像看到了一道光”——这“一道光”将照亮在生命困境中挣扎的胡风的一生。

  年轻的胡风成了《晨报副刊》、《语丝》等与鲁迅有关的报刊最忠实的读者,他急不可待的“等着每期出版,到手就抱着读他(鲁迅)的文章”。后来他在附中读书,也依然保持这样的阅读习惯。有一天他在《语丝》周刊第3期(1924年12月1日出版)上看到了鲁迅所写的《关于杨君袭来的事件的辩正》。所谓“杨君袭来事件”,鲁迅在《语丝》前一期发表的《记“杨树达”君袭来》一文中有过叙述:一位自称“杨树达”的学生突然闯到鲁迅家中,并且有种种不正常的言谈和动作,鲁迅最初很同情他,后来又突然产生了怀疑,以为是他的学界或文坛的“敌手”故意派了这个学生装傻佯疯来侮辱与恐吓自己,盛怒之下就著文揭露。但很快就收到了“杨树达”同学的来信,证明他“确是神经错乱”。鲁迅自是大受震动,立即写了《辩证》一文,公开谴责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说“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于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并且表示“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鲁迅的这一辩正给胡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这种不但不掩饰自己的弱点,反而公开暴露它,公开自责的道德情感,打动了我,提高了我对他的敬仰。”这可以说是胡风的第二个鲁迅观:鲁迅最可贵的,就是他的自我批判精神;如鲁迅自己所说,“我无情地解剖别人,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这是区分真假知识分子的一条线:就看是否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精神。鲁迅一生追求“真”,因此,他从不向读者(包括年轻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他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年轻人面前,和他们一起探讨和寻路。这是一位年轻人可以向他倾诉一切,讨论、争辩一切的真的朋友。

  胡风在附中读书期间形成的这样一个“真的鲁迅”的形象,自然是深刻地影响了他对鲁迅的理解的。后来(1927年)他在武汉一中教书时,就特地选了《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也同样在召唤“真”——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也成了胡风一生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这个“真”字把鲁迅与胡风连在一起了。

  1925年胡风从附中毕业,面临着入学的选择。他同时考取了两所学校:北大预科和清华大学英文系,但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了北大预科,理由也很简单:“北大才是以鲁迅为中心的新文学圣地。”到了北大,最重要的自然听鲁迅的课,“目的只是想看看他”。鲁迅给胡风的第一印象(也是终生印象)是:“浓发,平头,黑黑的,一字胡须,长袍马褂。”鲁迅这堂课讲的是“才子佳人小说”,胡风回忆说:“声音是悠悠的,不迫的,学生中偶有笑声,但他自己并不笑,是一贯地反虚伪的态度,就只听了这一堂课,算是感情上得到了一次满足。却想到没有想过去旁听胡适、周作人的课。”这里所说的“一贯地反虚伪的态度”,也就是“求真”的精神。

  胡风就这样追随着鲁迅,走上了“求真”之路。在鲁迅生前如此,在鲁迅身后更是如此。但他也因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这是大家所熟知的:1955年胡风因写了说真话的“万言书”,以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在于沉沉黑牢中,胡风只能借写诗与鲁迅对话。

  他用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写了《怀春室杂诗》,其中吟诵的也是“真”——

  只因错把真话发,

  锁在囚房著黑衣。

  明朝还我归真路,

  一顶芒冠一布衣。

  他还写过这样的诗——

  竟挟万言流万里,

  巨犯何妨带镣行。

  假理竟然装有理,

  真情岂肯学无情。

  永谢先师垂大训,

  坚持韧性学青皮。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

  胡风就这样用鲁迅的韧性精神,走了一辈子的求真之路,归真之路。

  他出狱以后,1985年,在一篇《我为什么写作》的文章里,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

  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

  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及人类解放而写。

  这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最好总结。

  重要的是,这样的求真精神是代代相传的。就在胡风被捕入狱以后,依然有许多人挺身而出,在黑白颠倒的时代,坚持说真话,为胡风申冤,而且是前仆后继,一个人倒下来,另一个人跟上去,为争取胡风平反,斗争了几十年:这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物理系1954级的学生刘奇弟。刚才我站在胡风的铜像前,想到的就是这位因说真话而献出了生命的北大学子。是他在胡风被捕后第一个站出来,提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是违反宪法的。在肃反运动中,他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出狱后,在1957年的鸣放时期,他又贴出《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受到许多人的围攻,他仍不屈服。反右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再度被捕入狱。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维护宪法、反对制造冤假错案的立场,终于被迫害致疯,关在一个小木笼里,冻饿而死。

  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血的事实:鲁迅和胡风所开辟的求真之路,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它充满危险,却总会有人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人是有思想、有追求、有理想的,为理想而献身者是最大的哀痛者,也是最大的幸福者。鲁迅、胡风,以及刘奇弟,都是这样的“真的猛士”。我们今天在这里竖立胡风铜像,就是要为中国的“真的猛士”塑像,同时认真地思索: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怎样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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