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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寺教案后的四任蕲州知州

发布时间: 2019-3-27 15:48|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57| 评论: 0|作者: 郑飞|新闻来源: 《蕲春文化研究》

  一、五百寺教案的由来

  五百寺在今刘河镇桥上村。清咸丰十年(1860年),意大利传教士、天主教神甫高维栋进入蕲春,强迫五百寺僧借几间厢房设教堂。当地华姓绅士(五百寺一度为华姓家庙)为之诉官,因官恐惧洋人而败诉。接着,洋教士又自凿墙壁假造作案现场,并诬寺僧偷了他们重要财物,进而赶走寺僧,霸占整个庙宇后再改建教堂,还将整个周边“水朝内放”的山林都占为“禁地”。更有甚者,他们大肆发展游手好闲者入教,以致天主教徒横行无忌,清政府官吏不仅不敢公断,甚至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堂听审”。对这些教士、教徒的胡作非为,当地农民恨之入骨。

  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影响及于全国,桐梓、白水、青石一带也酝酿着打洋鬼子的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1900年7月28日)凌晨,桐梓乡民梅理民、孙从秀等,趁洋教士外出之机,举旗敲锣,沿村号召村民去同神甫“算帐”,300多乡民在乡绅孙端甫的率领下,捣毁了堂内物品,烧毁了教堂,并将废墟整理成耕地种上了庄稼,对附近80余户教徒的房子盖瓦揭毁,对此事件史称“五百寺教案”,记入《蕲春县志》。

  知州谢绍佐迫于应付

  五百寺教案发生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故一时未处理。至1901年9月,清政府屈服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此后,各地教案依此条约处理。

  此时,任蕲州知州的是江苏阳湖县人谢绍佐。谢是1900年7月到任的,当年年底被神甫拿着清政府的命令强要他出兵去缉拿“祸首”。谢绍佐平时就十分痛恨洋教士的胡作非为,更不愿意去执行这种“命令”,但又迫不得已。当他率兵行至离桐梓河高溪畈时,就命士兵鸣枪掌号,让涉案人士闻讯趋避。结果,被神甫上告到黄州府,说他“办案不力”,于1901年2月被清政府革职,在任仅5个月。他在离职后,蕲春百姓称他为“谢青天”。

  谢绍佐在离蕲时作有《留别诗》8首,其中第三首写道:

  新秋策马到蕲阳,

  名教相仇凶焰张。

  扶弱抑强争苦口,

  和中攘外费愁肠。

  枭首渐靖烽烟息,

  蝥贼难除日月长。

  未尽全功先解组,

  抚怀时局暗神伤。

  知州胡得立办教案不力

  谢绍佐离任之后,顺天宛平(北京)人胡得立继任知州。胡一上任,神甫就状告五百寺教案中的“肇事刁民”未处理。胡得立虽然受理了此案却一味拖延,把全部精力用于推广湖广总督张之洞始创的“新邮政”上。

  在胡得立之前,民间通信皆托私人传带,十分不便;官方公文、信件实行传统的驿传制,由以西河驿为中心的10余驿铺传递,急件由快马传递。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胡得立在蕲州成立邮政代办所,不久改为二等邮政局,有职员4人,经理来往信件、贸易契约、印刷品、包裹、汇兑等业务。外地邮件,由汉口至九江过境的轮船托运,内地邮件由雇佣的邮差人力运送。之后,邮政局又在张家塝、青石岭、株林河、彭思桥、漕河等地设邮政代办所,不分公私邮件,尤以民间通信、包裹、汇兑等业务均由邮政机构办理,大大方便了群众。

  胡得立办新邮政为名,对五百寺教案却拖而不办,引起了意大利神甫的不满,再次上告到黄州府,因而在任职一年多以后,胡得立不得不离职而去。

  知州凌兆熊投靠洋人办教案

  胡得立之后,广东(一说安徽)人凌兆熊继任。凌兆熊,又名仲桓,本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一上任就大肆捕捉五百寺教案中的“祸首”,议结“天主教案合同”,条款如下:

  被毁之蕲州五百寺天主堂,议赔银五千四百两,……由本地保甲绅士联名,出具承担存案,叙明外洋在内地传教载于条约中。钦奉谕旨,饬令实力保护教士、教堂、教民自家产业,毋得歧视,此后不得再滋事端,并与教士永立和约,永杜后衅。教士回蕲州,应派干员护送,先行答饬文武官员、五乡局绅等,以礼相待。而在案累局绅,亦要从众服礼,永泯嫌隙。所定章程,均期民教相安,倘有藐视之徒,复蹈前辙,责成地方官查办,严加治罪等。

  教案事件中,有王先隆以“滋事首犯”判三年监禁,另有梅礼明等9人被“惩办”,还有一些参与组织者因通缉而逃离乡土,其中孙端甫躲进火焰尖白云洞一年多,事平后才下山。

  对凌兆熊如此“议结”五百寺天主教案,民间称他为“凌糊涂”,并编一首诗讽刺他:

  我为官,真好笑,

  骑洋马,坐洋轿,

  住洋楼,吃洋教,

  投靠洋人就是好。

  抓捕刁民做洋奴,

  耀武扬威放洋炮。

  问我官从何处来,

  糊里糊涂不知道。

  知州陈树屏“人心东去比江长”

  由于凌兆熊在处理五百寺教案中不得民心,又因他把蕲州各项事务办得一塌糊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调离蕲州。在李宝洤任职几个月后,又于同年10月由安徽望江陈树屏接任蕲州知州。

  陈树屏(1862—1923),字建侯,号戒庵、介庵。光绪十七年(1891年)乡试中举,第二年取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广西融县、湖北罗田知县。光绪二十四年(1888年)调任随州,次年调任江夏(今武昌县)知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朝廷选派一批官员赴日本考察,陈树屏卸下江夏之职,跻身于考察行列。在日本,他开阔了眼界:日本人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所得2亿两白银赔款,在全国普及了全民教育,看不到失学儿童,形成了科教兴国势头。从日本回国后的同年10月,陈树屏调任蕲州知州。

  陈树屏任蕲州知州做了三件事:一是惩治非法教民,二是劝事农桑,三是兴办教育。

  惩治非法教徒,陈树屏做得非常策略。他抓住“议结天主教案合同”中“均期民教相安,倘有藐视之徒……严加治罪”的条款,对“藐视之徒”中的“徒”没有具体指是教还是民,故一视同仁,将那些为非作歹、仗势构讼的天主教地方教民先取证据,再请江汉道照会意大利领事,除去他的教民名籍,然后再行治罪,不仅为在五百寺教案中窝了一肚子气的蕲春民众伸张了正义,也灭了洋教士的威风。

  劝事农桑是陈树屏锐意图治的主要措施之一。如他创办监狱工厂,令犯人习纺织手工各艺,延师为犯人授课,使之有一技之长出狱后能变恶为善;再如他劝人垦植,种稻麦棉粟,植桑麻茶果,不要作旷土游民等。

  陈树屏任蕲州知州最为人称道的是兴办教育。他来蕲的前一年,朝廷已诏废科举,兴学堂。在日本考察时就深感到全民教育的重要性,一到蕲州,就去蕲州规模最大的麟山书院、蕲州义学巡视,雷厉风行办学校。仅用一年时间,就创办了师范学堂、实业学堂、高等小学堂各1所,又在安平、永福、崇居、青山、大同五乡办官立中心初等小学堂各1所,在28里共办初等小学堂60所。特别是在州城内外创办官立两等女子小学堂3所,为鄂东各县之最。不仅办学规模大、速度快,且他还自任州学正(相当于教育局长),可见重视之程度。他还把经史子曰、之乎也者之类的教学内容改为语文、算术、地理、自然等实用内容。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他不仅聘人才、谋教员还想尽办法筹措办学经费:一是将庚子赔款留办本地小学堂,扩充学额,免去学生学费和膳食费及出国留学生的补助费;二是将自己的“养廉银”全部拿出充当考试奖金;三是他打听到某乡绅家有一套顾景星《白茅堂集》木刻板,便提出借来一用,将《白茅堂集》刻印数千套,再让全州绅士认购,对不认购的绅士他则送书上门,不仅使这一重要地方文献得以保存和传播,且为州人筹得了一大笔办学经费。

  陈树屏任蕲州知州一年零10个月,他做的“三件事”把蕲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屡获上司表彰。光绪三十年(1904年)底,陈树屏调离蕲州,州人在蕲州麒麟山建“望江亭”以纪念。这“望江”有两重意思:一是人在亭上,可以一览长江景色;二是陈树屏的籍贯在安徽望江县。彭思黄柏城人何九香(禀生,蕲州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在望江亭上题诗一首:

  欢颜广厦天下士,

  遗爱成都八百桑。

  岁岁望江亭上望,

  人心东去比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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