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民俗形成与鄂东人口变迁的关系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鄂东地处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的南麓，历史上素有“吴头楚尾”之称。就鄂东在整个长江中游的地理，地形而言，北面大别山从东南向西北蜿蜒伸展，与鄂豫交界的桐柏山相连，形成一道天然的文化地理疆界；南面赣水流域的幕阜山、九岭山，东西绵延，又与北面的大别山口形成了古楚文化的门户，从这里可以南接彭蠡湖泽的农耕区，东出黄山北麓的走廊，地接悠久的吴越文脉。进一步讲，这一门户又是整个长江中游平原包括川陕向东的主要水路漕运出口。它在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孔道地位可见一斑。鄂东往西自古有两条通道，一条是沿大别山﹑桐柏山南麓往西北，取道随、枣走廊，经古随国地界，过襄阳，到达南阳盆地，进人中原文化的腹地；一条是沿长江、汉水溯江而上，过云梦之泽，可深入巴蜀、秦岭腹地，与周秦文化相接；也可南下沅湘，进入中国古文化的沉积地带。

从考古文化的角度考察，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有西部的屈家岭文化和东部的石家河文化，两个考古文化类型前后相继，构成了这一地区以三苗部族为主的土著文化的主要文脉。关于三苗部族的疆域，《战国策》载吴起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徐旭生先生根据《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考证，山南为阳，指出衡山在荆州的北边，是荆州和豫州的界山，当指今天的大别山﹑桐柏山等山系，可见，古苗蛮之地当在今天湖北、湖南、江西的河湖地界。五帝时代晚期，三苗部族在与中原华夏部族的争夺中被“迁三苗于三危”，退到了平原耕作区的边缘。

长江中游平原的主要耕作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倒三角形，而鄂东就在这个三角形东边的顶点上。张光直先生说，孕育中国南方文化的地区主要有两大湖区：一个是古云梦之泽和彭蠡之泽的洞庭湖﹑鄱阳湖湖区；一个是淮河湖泽及太湖、洪泽湖这样两大湖区文化之间的中心枢纽地带，所以，自宋室“衣冠南渡”之后，鄂东的蕲、黄古镇很快成为长江中游地区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就这一地区民族分布的格局而言，汉族多分布在长江中游平原的中心地带。往西是古巴蜀文化的发祥地，自古巴苗相融而居；西南是古代武陵的苗乡，东南是赣江流域畲族、瑶族的聚集地。

由此，鄂东在长江中游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鄂东的民俗与民族民间艺术中包含多种风格相互融合的特征。近几十年考古发现，早在商周时代，蕲、黄两地就有中原文化的渗透。鄂东麻城、黄州、蕲春等地都有北方中原文化特征的文物出土。其中，盘龙城遗址、禹王城遗址可以看作是这一地区文化交融的代表。

一、民族迁徙与移民:鄂东民艺风格的历史背景。

鄂东民间一直有这样的流传，在大别山南麓，有五条由东往西南流淌的大河，举水、倒水、巴水、浠水、蕲水，这里是古代巴人的流放之地。早在周代楚国灭掉巴国之后，便将敢于造反的巴人流放到鄂东的五水流域，并在五条河居中的巴水设县管理五水蛮。流放的巴人是由楚人押解着，顺江而下，他们携妻带子，念叨着家乡河流的名字，哼着家乡的民歌，离乡背井，来到这尚未开垦的蛮荒之地。后来，历代的统治者以蛮夷称呼这些外族的迁徙者，对他们进行非人性的统治，民族矛盾不时激起。不堪负重的巴人一次次造反，一部分人又一次次溯长江而上，逃回故土，可又被流放回来。两千多年来，被流放的巴人在鄂东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生命的原始歌谣。有人在探析鄂东民歌特色时称，民歌是活着的历史，鄂东民歌所有的基调都可以从流传于巴水流域的浠水民歌里找到，而浠水民歌的旋律又都可以从巴蜀民歌中寻到出处，浠水民歌是巴楚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这种文化交流的背后是鄂东与鄂西历史上频繁的人口迁徙，而探析这些历史是解读鄂东民艺风格的关键。

蕲春布贴

关于巴蜀土、苗祖先东迁的历史，在公元五世纪前后出现的三部典籍《水经注》、《宋书》、《后汉书》中有几乎相同的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三》中提到:

“(蕲)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历蕲山，出蛮中，故以此蛮为五水蛮。五水:谓巴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蕲水其一焉。蛮左凭居，阻藉山川，世为抄暴。宋世，沈庆之于西阳上下，诛伐蛮夷，及五水蛮也。”

古代的蛮族多半惯于居住河湖大江的两岸，选择这样的居住条件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有很多便利。鄂东古代土著大多是东迁而来蛮族，《宋书●夷蛮传》说:

“豫州蛮，禀君后。粲瓠及禀君事......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所在并深岨，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及江汉，地方数千里。”

东晋侨立的豫州，其治所就是古邾城，遗址就是今天黄州区的禹王中学附近。因此，豫州蛮就是郦道元提到的五水蛮。他们从大山深处的河谷迁来，仍然居住在有水的地方。徐仲舒先生说:“这里的豫州蛮都是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及永元十三年迁来的南郡巫蛮，他们都是滨水而居。”

黄梅桃花

由于史籍记载不丰，对巴、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的研究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近年来有学者依托三峡库区陆续公布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的有限记载，对巴、楚关系的这些疑难点作了进一步研究。据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系的朱萍教授考证，东汉时期，汉政府从三峡地区向江夏徙置大量人口。《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

“至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7年)南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口置江夏界中，今(东晋)沔中蛮是也。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兵万余人讨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灵帝建宁二年，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蛮复......”

《魏志刘放传》裴注中说:“(孙)资曰: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义举者，众弱谋浅，旋即乖败。”上文中的“种落”、“种人”、“宗人”所发生的事，大抵也就是五水蛮夷纠结周围蛮夷所发动的反叛。

长江中游地区古代巴、楚迁徙的历史图景在学者一次次的历史重构中渐渐显现出清晰的轮廓，也为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条件。由上述，古代巴楚民族的迁徙，自然带来不同的民俗民风，这在鄂东早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中可见一斑。然而，鄂东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远没有停止，民风民俗的演变与交融也绝没有就此停下。在后来的几个朝代中，有迁移进来的，也有频频迁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黄州为蛮夷之地，南迁之士族纷纷远迁江南而不肯稍顾此地。”可是，到了公元十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六朝以迄于宋元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是北方移民南下和巴蜀移民东来的重要通道，也是接受巴蜀和北方移民的重要地区”。

由于朝代更替和战乱的原因，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移民运动颇为剧烈，移民队伍十分庞大。元末明初的战乱，使得蕲、黄古地成为主要战场之一，鄂东人口也因此锐减，地旷人稀。此时，江西自宋以后的长期稳定与开发，终使那里人口膨胀，开垦过度，于是大量移民外出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他们由皖南、赣西北沿长江而上，进人鄂东大别山丘陵地带。鄂东地区的移民进人中古之后，不只是单一的人口输出地，明清两朝形成了由鄂东迁往巴蜀及鄂西大山里的移民高潮，即是历史上所谓“湖广填四川”了。“邑鲜土著，附籍者秦人而外，武昌、黄州、江西人为多。”由鄂东反迁进鄂西山区的移民，往往“皆各有会馆，亲戚族党，姻缘接踵，聚族于斯。”至今，在鄂西恩施咸丰、郧西等许多县市仍然保留有黄州会馆。它们便是当年鄂东黄州移民生活与信仰的见证。

二、巴、苗风情:鄂东民艺中融汇多种民族风格的特征

地缘文化的特征直接取决于地域风俗的变化，而风俗又是民间文化生长与繁術的先天母体。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知，鄂东地处东西、南北文化交融的要道，不同的地域风俗自会在其历史文化中沉积，并显现出丰富多彩的样式。

有学者把中国的文化分成七大风俗文化圈，鄂东地处“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无论是长江风俗文化圈内部的人口迁移还是外省移民到鄂东地区落户，都对这一地区的民俗风情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但短期的民族隔阂遮掩不住人们在同一生活环境中的交流。民俗学的调查材料显示，长江中游地区的汉族、苗族、土家族、畲族、瑶族都有关于大洪水、兄妹婚的创世神话传说，都有槃瓠祖先信仰的故事流传。“今及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叩槽而号，以祭祀槃瓠，其俗至今。”现在，鄂东乡间俚语中还大量保留着关于狗的词汇。

古代巴人的居住地是今天土家族与苗族共同的家园，自古以来两个民族就一直杂居着，故而古代巴人向东一次次迁徙给鄂东带来了多民族风情。今天，我们能从鄂东的民俗与信仰、民间艺术风格里找到包括土家族、苗族、畲族、瑶族等多种民族风情的遗迹。为了说明问题，仅以湖北黄梅县的民间挑花为例，分析鄂东民间艺术中融合多民族风格的特征。

黄梅挑花，又名架子花，十字挑花，是鄂东黄梅蕲春乡间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工艺，属刺绣的范畴。其内容丰富，图案精美，色彩富丽，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主要品种有被面、床单、门沿、方巾、围腰、衣裤、鞋垫、枕巾等。1938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59年、1980年两度被选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窗帘、台布、沙发巾的饰物。挑花作为生活民俗的一部分，是技术与劳动的结合，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承性和风格上的类型性。1958年黄梅县蔡山区宝山发掘了一座明代嘉靖四十一年的幕葬，出土了一件“福寿双桃”的挑花头巾，说明挑花这种民间工艺形式早在明代以前就存在，至今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当我们把这里的挑花与巴蜀及鄂西地区的挑花风格相比较，就明显感到形式中的一些亲缘关系。

黄梅桃花

首先，从挑花所表现的内容上看。两地都有表现婚嫁礼仪的场景，场面宏大。喜气洋洋的迎送队伍被安排在主人公花轿周围，构成了饱满的方形，使得欢乐气氛热烈而紧凑。这与关中、齐鲁、吴越等地风格大不相同。在黄梅、蕲春等地的挑花内容中，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纹饰，即船的纹饰。船作为交通工具在鄂东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在个别湖区充当渔舟之便。而在今天，传统民间挑花艺术里保留船的纹饰，挑绣有关船的故事图案，是这里的地方知识在历史记忆里的显现，它诉说着一个地域历史的丰厚背景。

还有，道德教化是民俗艺术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距离上述黄梅县明代墓葬不远的地方，还出土了清代康熙二十六年间盖在墓主人头上的骨牌方巾，方巾中央端正地挑绣着“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禍少，子孝父心宽"的字样。这种类型的文字装饰表达了人们对家国社会、伦理秩序的价值追求。无独有偶，在今天的鄂西土家族有些姓氏中，仍然能看到家族谱系里也用这二十个字作为后代子孙取名时辈分的字序。这绝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相同的宗族认同或者是同一种价值信仰的记忆，同时也表明了两地民风民俗内在的联系。

此外，在鄂东民间艺术风格里，我们还能看到它对苗族传统形式的吸收。例如湘鄂及西南苗族民间刺绣、挑花、织染中龙的形象，既短且粗，虽柔美而无刚健之姿，同样，在今天鄂东境内的红安、麻城等地的民间绣片上也有这种风格的纹饰。

在研究鄂东民问艺术风格的过程中，我们一真致力于寻找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样式在相互交流时的主导因素。这个问题放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是很难做出判断，如果把它放到更宽阔的背景中时，民艺风格本身则向我们]昭示:不同民族间的共同创造才是民族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