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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春境内日军投降前后

发布时间: 2019-3-24 16:44|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128| 评论: 0|作者: 郑伯成|新闻来源: 《蕲春文化研究》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蕲州后,驻蕲州日军惊恐万状,有的甚至自杀;伪军政人员和汉奸即刻如丧家之犬,纷纷与国民党军暗中通款,寻求保护;受尽欺凌的蕲州市民欣喜若狂,纷纷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庆祝抗日的胜利。然而,为了“接受”日伪投降事宜,又起了各种风波。

  一、新四军“接收”受阻

  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部队为独吞胜利果实,进而夺取中原,立即以“受降”为借口,纠集大量兵力向中共各抗日根据地扑来。而鄂豫皖湘赣边区又处于华中战略要地,更是国民党部队进攻的重点。8月底,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集中兵力,整编部队。鄂皖边中心县委书记兼指挥长黄世德集中浠蕲边、蕲广边、蕲太英边、蕲宿太边、黄广边等5个边县武装于广济(今武穴)十八堡地区整编,一面准备接收蕲州、田家镇等地的日伪军投降,一面作好迎击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进犯。

  9月初,经统战而成为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的蕲州伪军保安大队大队长黄全斌,派人与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社会部部长孙方联络,约为内应,请新四军速往蕲州受降。为把汪伪系统的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抓到手,孙方当即令黄全斌与冯正平(日伪翻译,经统战而成为新四军的地下工作人员)配合,向汪伪政府提出改组伪军保安队,将保安队一、二两个中队合并,以利于维持地方治安。冯正平向汪伪县长吴幼甫提出两个中队合并的“建议”,又以负责人只能选用本地人为由,提名黄全斌当队长,汪伪县长吴幼甫只好同意,委任黄全斌为保安队代队长。

  当时因中共鄂皖边主力正集中整编,抽不出兵力,只由黄世德率警卫营4个连从广济十八堡向蕲州疾进。时国民党蕲春县长雷鸣震已派县自卫大队一中队进驻三渡桥,并派人到蕲州联络受降;原驻漕河的国民党鄂东挺进军十六纵队第三支队邓汉平,为争先到蕲州“接收”,所部800余人已倾巢出动,抢占了黄土岭、施家塘一带山头,构筑工事,派人进城联络受降事宜。至此,新四军、国民党蕲春县政府、国民党鄂东挺进军都在向蕲州进发,都作好了“接收”的准备。

  相比之下,新四军兵力明显不足,黄世德只好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命令警卫营长马启春率1个连于9月10日晚奔袭三渡桥。部队于晚上9时出发,绕过国民党鄂东挺进军三支队,沿湖疾进。是日晚12时打响三渡桥战斗,县自卫队一中队被击溃,向漕河逃窜。11日,新四军东西夹击黄土岭的国民党鄂东挺进军三支队,战斗十分激烈,两度攻破邓汉平所构筑的木城,部队也突至山腰,双方进行白刃格斗。但因兵力悬殊太大,均被挡回。新四军4个连队有3个连长受伤,其中一连长干鹄(后为黄冈军分区顾问)负重伤。终因寡不敌众,黄世德下令撤退,当晚回驻十八堡。新四军“接收”受阻,邓汉平支队则进驻牛皮坳、缺齿山昭化寺一带。

  二、国民党鄂东挺进军大肆“劫收”

  日本宣布投降,在蕲州附近活动的国民党鄂东挺进军鄂东独立支队(原十七纵队)和驻漕河的十六纵队第三支队,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率先开始“接受”。

  首先是独立支队支队长张让先以他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日本驻蕲州警备队,派郭二弟“送信”。郭二弟带着全副武装,趾高气扬地进城通知“接收”。谁知蕲州的日本人这时尚未接到上级通知,蕲州城内的日军不但不理睬,反而收缴了郭二弟的武装,将他捆绑起来,押解到黄石宪兵队。还好,黄石宪兵队已接到上级通知,郭二弟得以获释。经郭二弟“接收”失败一事的折腾,加之独立支队在蕲州人员不多,张让先也就放弃了“接收”的打算。

  而国民党鄂东挺进军十六纵队三支队邓汉平先接到鄂东挺进军总指挥部的通知,说日本宣布投降后,省府已派员给沿江一带日军主官送去备忘录,各地可派员前往接洽事宜。后又接到鄂东挺进军总指挥部的命令,令文称一切接收工作由地方政府负责,部队不能进入城内,驻防城外防备新四军。尽管如此,邓汉平对“接收”仍垂涎三尺。先是在三渡桥一带控制了所有民船,目的是阻拦国民党县政府派员“接收”,又强拉民夫400余人带着箩筐扁担由士兵解押上船渡湖,到达蕲州昭化寺一带,随时有进入蕲州抢劫一空之势。并且将军队也开赴到蕲州周边如黄土岭、土门一带,以阻止新四军进入蕲州城“接收”。

  早在八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蕲州时,日伪军政人员及一切汉奸走狗感到末日来临,千方百计寻求庇护。以汪伪蕲州商会会长刘汉卿(亦有人写作刘汉勤)为代表的汪伪人员,认为三支队人多势大,“大树底下好乘凉”,极力投靠邓汉平。他们与日军高桥辅佐官商议,主动派刘汉卿等人与邓汉平联系,欢迎三支队先进城。尽管邓汉平已接到“部队不能入城”的命令,但还是急令前几天进驻土门的副支队长李振民率部入驻蕲州城外,并迁支队部于城外昭化寺。邓汉平部一方面由水陆两路对蕲州进行重重包围,对汪伪人员包括黄全斌在内实行监视,另一方面又乘机大肆“劫收”,将“日伪供销社”、“农产公司”等处的财产抢劫一空;对大小汉奸、奸商,公开逼索钱财,以职论价,伪县长吴幼甫及黄全斌等人每人勒索银元500块,伪科长、中队长等每人银元200至300块;夜间又对商民、市民敲诈。

  三、国民党县政府派员二进蕲州

  国民党县政府得到日本投降的正式消息是8月25日。那天,国民党鄂东行署、鄂东挺进军总指挥部分别通知蕲春县县长雷鸣震(房县人)、驻漕河16纵队3支队长邓汉平,说日本宣布投降后,省府已派员给沿江一带日军主官送去备忘录,各地可派员前往接洽受降事宜。28日,雷鸣震会同县党部书记邓汉祥、县参议会议长张准绳商议,决定派漕河镇镇长宋斌为县政府代表兼城厢镇(即蕲州镇)镇长,另派县自卫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骆克三率部进驻蕲州,配合宋斌与日、伪接洽受降事宜。

  9月12日,宋斌从战时的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刘河来到漕河,会同骆克三中队长准备启程前往蕲州。而在此时,传来消息说:十六纵队三支队(支队长邓汉平)正在三渡桥沿湖一带封锁船只,准备抢先到蕲州“接收”。为探明情况,宋斌只身前往三渡桥,果见邓汉平支队大有去蕲州抢劫一空之势。为进一步到蕲州探明情况,宋斌又以“接收代表”的身份,邀漕河商会会长及商民步行至土门,在沈家塆找到一只小船准备过湖。这时,三支队副队长李振民(监利人)率一个大队300余人进驻土门,不准小船通行。宋斌因未暴露身份,又有同行富商从中说项,才获准开船。

  船到龙峰寺,山口碉楼上的日伪军(实则是日伪保安大队,没有日兵,日兵已全部龟缩到蕲州城里去了)又不许通过,对小船喊话:“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宋斌站在船头回答:“是县政府的。”

  碉楼上的伪保安队又说:日本虽宣布投降,但未接到上级命令,任何军队不准进城。可以先派代表协商,等接到上级命令后再行接收。

  商会会长回答说:船内还有县府代表前来接洽受降事宜。就这样,宋斌所乘坐的小船允许靠岸。宋斌上岸后,向伪军出示国民党县政府电文,电文大意是:日本已宣布投降,我府委派宋斌前往蕲州接洽受降事宜,各地不得阻拦。随后,宋斌又要求伪保安队派几个“兄弟”护送他进城,伪保安队表示:“为了宋代表的安全,我们不能送你进城。”伪保安队还以郭二弟“接收”被押解黄石宪兵队和邓汉平支队已驻昭化寺两件事例来说明不能进城的理由。

  得知情况后,宋斌一是觉得探听实情的目的已达到,二是感觉到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便以县政府“接收代表”的身份,将随身带来的3种手令给了伪保安队一叠,要他们在附近张贴。这3种手令都是用比较粗糙的灰黑色纸书写的。

  向日军下达的手令:

  “立即解除武装,不准持枪外出,候令遣送出境。”

  向伪县政府下达的手令:

  “立即清查公有财产,造具清册,候令接收,将功折罪。”

  向伪保安队下达的手令:

  “立即将枪支弹药、现有人员,造具清册。在我部未到达之前,所有房屋由该部负责,听候整编,并随时监督日本人行动。”

  之后,宋斌不敢停留,连夜乘着月色北归返回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刘河。邓汉平闻讯,派兵追赶,一直追到白池湖。宋斌次日天明赶回刘河后,向县长雷鸣震报告,雷大怒,急偕自卫大队长韦金,率7个中队和1个警卫排倾巢出动,向蕲州疾进,大有与邓汉平的三支队拼个鱼死网破之势。

  就在雷鸣震倾巢而出之际,宋斌因有后盾,以“县政府代表兼城厢镇镇长”的身份先行,第二次前往蕲州,并直接到昭化寺三支队部见邓汉平、李振民。邓、李对宋斌返回刘河报告军情一事怀恨在心,便有意刁难:“宋代表既兼城厢镇长,我部驻在城外饿饭,正好找你领给养!”

  宋斌回答:“贵部饿饭与我无关,如果粮食不够,可向县府商借。”

  邓汉平等不由分说,令枪兵强行押宋斌去“看看士兵饿饭情况”,实则是带有绳索和工具,打算暗中将其处死。快到山顶时,适雷鸣震率部骤至,而邓的大部人马又在黄土岭一带防备新四军去了,此处兵力单薄,不敢与雷部硬拼,加之已大劫三日,私囊早满,遂放掉宋斌,随后又忙着去“欢迎”雷鸣震。雷鸣震对邓汉平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将带来的“蕲春县政府布告”张贴于蕲州城内外。布告的首行大字是“蕲春县政府布告”,正文的内容有:

  “……据报有不肖官兵,沿街敲诈。如再有此事发生,准将被告人扭送来部,依法惩办,决不宽贷。”

  落款是“县长兼军法官雷鸣震”。

  其实,这种“布告”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有谁敢“扭送”堂堂“胜利复员”的“国军”?只是在邓汉平“劫收”之后,雷鸣震再次公开“劫收”。而大小汉奸为求开脱,又纷纷为雷鸣震等“政府”要员送“货”上门,而无辜的商民、居民再一次深受其害。

  四、谈判受降,日军遣返离境


  9月14日下午,雷鸣震在昭化寺召见汪伪县长吴幼甫、伪大队长黄全斌、伪商会会长刘汉卿、伪商会副会长张柏枝等,商定谈判接收事宜。

  9月15日上午,雷鸣震以国民党蕲春县长的身份率警卫排及两个中队入驻东长街,令日伪军政人员前往外行宫关公殿谈判。外行宫为明代建筑,是明代皇族宗室荆王府的“行宫”,故名。外行宫朝南向有两座圆拱门,两门间的宫墙间距约40米左右。这一段宫墙也是外行宫里面戏台的后墙。戏台上有“以古为鉴”四个镏金大字的横匾,台面朝向关公殿。戏台与关公殿中间是广场,约有2000-3000个平方米,两边是走廊。关公殿有“忠义参天”四字金匾,关公拿书,关平、周仓拿刀分立两旁。大殿正脊上有一龙,龙尾(脊顶)插有宝剑,剑指西方。后有观音堂,观音坐莲花墩,有五彩祥云、送子图。整个外行宫四四方方,进身200多米。

  参加谈判的各方人员有:

  国民党县政府人员:谈判会议主席、国民党政府县长雷鸣震,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邓汉祥,蕲春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惠存,国民党县政府代表宋斌,以及国民党县政府警卫排30余人;

  日军代表:高桥、间野(驻黄颡口日军队长)及日军士兵10人;

  伪方代表:伪县长吴幼甫、伪商会会长刘汉卿、伪保安大队长黄全斌(中共地下党统战对象),还有秘书、科长共5人;

  翻译:冯正平

  国民党县长雷鸣震与日军高桥、间野及所有谈判代表和人员均从右门进(左门关闭)。

  谈判结果:日伪军一切武装交“县自卫队”;日伪一切财产交“县政府”;日军集中城内,候令至九江集结;伪军政人员交“县政府”看管,听候处理;国民党所有驻军不得持枪进城,以保安全。

  谈判不到一小时结束,并举行了简单的受降仪式。

  9月20日,即农历八月中秋节,由湋源口、黄颡口、茅山等地200余名日兵,集中蕲州,一个个灰溜溜地于上午10时乘轮船离开了蕲春,开往九江,等候遣返。日军当初是1938年10月8日侵占蕲春县城蕲州,那一天也正好是中秋节。从中秋节来,到中秋节去,日军在蕲春这块土地上肆虐了整整7年!

  日本侵略军遣返离开蕲州后,雷鸣震的县政府与邓汉平的三支队又演出了一场闹剧。按谈判结果规定:日伪一切武装都要交给“县自卫队”,可邓汉平却先下手为强,抓走了伪“保安大队长”黄全斌,带走伪保安大队全部枪支弹药,连夜返回漕河朱明塆驻地。因在造册登记时,黄全斌和冯正平各一支手枪未入册,后交给了由中共蕲广边县孙方派来的董道成,仅此两支手枪未落入邓汉平之手。对邓汉平的行为,雷鸣震也只有干睁眼,只得将吴幼甫等伪县府100余人关押,对吴幼甫等大头目解送“鄂东行署”处理,对一些小头目明地“交保”,暗地交钱释放。随后,又将国民党县政府从刘河分路街牌楼塆迁回蕲州,于蕲州城张家公屋(后改为蕲州镇政府所在地),流浪7年历经8次搬迁的“县政府”,终于又搬回了县城。之后,各机关、团体、学校也陆续迁回了县城蕲州。

  在“接收”日伪财产过程中,仍有不少日伪财产意外“失踪”,如“蕲春丸”失踪就是一例:早在1943年,汪伪县政府向民间集资,以日币6.4万元购买“汉春轮船局”的“泰兴”号小火轮一艘;同年12月,又以军标3.3万元购买日本人木质拖轮一艘。1944年,汪伪政府将两轮改装成客轮一艘,定名“蕲春丸”,载重99.14吨,客位200座,经营蕲州至汉口的客货运输。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蕲春丸”莫名其妙地失踪,直至9月底才在九江找到。至于“蕲春丸”为何失踪,一直是个谜。该轮1949年因腐锈报废。

  【资料来源】《蕲春抗战史料》(国民党蕲春县政府1946年编),《蕲春革命大事记》《蕲春军事志》《蕲春县志》《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老干部回忆录,调访稿。

  (作者单位:蕲春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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