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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我从哪里来——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北”纪事(下)

发布时间: 2020-10-26 19:39|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121|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

  移民迁徙湖北路线图

  江西填湖广为何不是民间自发性的移民,这是由明代户籍管理制度决定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明王朝还施行关津制和里甲制。在各府州县,关津要害之处遍设巡捡司,“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军民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据情节轻重,处以杖八十至绞的各种刑罚。

  里甲成为封建国家为维护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秩序、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执行的机构。其主要任务在加强对户口的管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让其为地租而劳动,不使外流。为此作出许多严禁农民离开里甲的规定。

  明朝还推行“路引”制度。凡军民人等离乡百里,即须领有路引,无路引者要擒拿送官,进行究治。里甲对逃户负有勾取遣返之责。

  里甲制与关津制是明王朝严格控制人民的两种形式。里甲的组织办法,已如前述。里甲制同时规定,里甲之人要互相知保不得隐藏户口与随意迁徙。凡逃避谣役之户,称“逃户”;因灾荒战乱徙走他乡之户,称“流民”;因故侨迁他地之户称“附籍”;应朝廷之命移地定居之户称“移徙”,分别著籍,分类管理。

  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详细记载了江西泰和县一个家族移居湖广湘乡的过程,印证了明代里甲与津关制度管理的严密:“(乐翁)公世居江西太和县十九都八甲,当明定鼎初,诏徒江西民实楚南。公于洪武二年己酉卜徒湘乡。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人,择十月初六日起程。同江湾一队,共七十九人。初九日至临江府,初十日在皇叔署领票,就曹家埠登舟,十二日至袁州府,十四日至彤关,十六日至长沙府小西门舍舟就陆。息韩、刘两店一日。十九日宿湘潭后街,二十日宿云湖桥,二十一日至湘乡县南门,息单、葛两家一日。二十三日分一队共二十六人循河边上(水旁加繁体谷字)水去。公等过洙津渡,宿虞塘。二十四日过甲头塘,宿青石塘。二十五日在梓门桥,分一队共二十五人往青蓝去。公等由铜梁塘,本日到六十六都约冲,卜栖焉。计自初起程,几二十余日,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公既至约冲,遂于二十八日起工造室。十一月初六日入宅安居。明年庚戊,华三、华六、华八、华九及周珍保,又离约冲外去矣。公以暮年跋涉,体渐不安,至是年四月初一日气喘沉重,自分难延,遂集家中老少嘱托后事。命三男宗海写记云:自我太祖以来,五代未分,我等在江西,人民广众,谷米贵如珍珠。今离江西半载,到此插得地方,未曾清楚。日叔日弟,我子即汝子,同心协力,立清界抵,报上登籍,安家立业,不枉前程,方可落心。……”

  《彭氏族谱》的记载可以看出:第一、洪武二年前后从江西强制移民湖广是一次普遍性的移民,彭氏家族始迁时与“江湾一队”不期而遇,说明当时移民规模之大。第二、当时的移民是家族性的行为,彭氏一家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口,举族而迁。第三、在迁移的过程中,沿途须验明身份,“所至皆挂号”,到湖广落脚后,也须“立清界限,报上登籍”,即自始至终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

  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按资料记载是在南昌筷子街或鄱阳瓦屑坝集中后出发的,他们也可从水陆两路行走。

  从南昌至湖北走陆驿,自九江起,过龙开河经洗心桥至瑞昌县,西过黄甲桥至界首(湖北省兴国州,即今阳新县界),接鄂州至阳新驿道可达武昌。

  从江西至湖北走水驿有二。一是从南昌经鄱阳湖,过都昌、星子、湖口入长江;从湖口北渡大江80里至黄梅县,或从湖口入长江上溯、至蕲州、黄州、汉口。这是所谓从筷子街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二是从鄱阳县(饶州府治)经都昌至湖口,由湖口进入长江后与从筷子街出发的移民路线相同。此即所谓从瓦屑坝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移民者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他们多是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而西进到达江汉平原,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部。

  如果没有便利通畅的水陆交通,69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便会困难多多,也不可能集中在明初时期内完成。

  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

  元末明初是外来移民进入湖北落居的高潮时期,在部分州县,江西籍移民不仅在移民中占有重要比例,甚至在落居地的人口总数中也占绝对的多数,远远超过当地土著。这就是中国人口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

  据52份家谱和17份古今县志统计,并参考前人研究资料,江西移民大致分布为:

  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湖北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以上,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

  鄂东北是元末、明末两次社会动荡的中心区域之一,人口流亡严重,并且地近江西,因此成为长江中下游移民涌向湖北的首入之区。来自江西约占80%强。

  迁入鄂东南的江西人占总数的77%。。该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与鄂东北一样优越,对江西移民同样具有吸力。

  江汉平原水土丰腴,也是江西移民的主要迁入区,根据族籍统计,江西人约占总移民人数的77%。

  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自古为南北、东西交通枢纽,不仅开发条件好,而且紧连江西氏族分布集中的鄂东北和江汉平原,江西人由东西渐,势必及此。根据族谱统计,江西人大约占移民人数的67%。

  鄂西北地区与川、陕、豫交界,“自元以来,四方流民争聚”,“流寓多而土著少”。移民来源复杂,“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之民一,土著二”。以陕西为主体的黄河流域移民成为鄂西北人口构成的主体,占40%左右。江西移民退居第二位,占30%。·

  鄂西南地区界连湖南、四川,大规模移民时间是清代,在湖北六大区中最晚。而这时长江中下游移民规模已经减小;湖北其它区域向外移民却开始大增。因此,鄂西南山区移民是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和本省多源并重。

  ……

  除江西填湖广外,较大规模的移民还有30余次。故史籍中留有“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史·食货志》)之说。洪武十七年(1384年)七月上谕户部;“今天下郡县,民户以一百一十户为里,里有长。”(明太祖实录》卷163洪武十七年七月甲寅。)所以,迁民也大都以110户为—个单元进行安置,这是朱元璋的一项创举,意在便于对民众的监控。

  湖北历史上最后一次大移民是清代后期。

  其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湖北是太平军与清军争夺相当激烈和频繁的地区,许多大的战役发生在境内的主要城市。1856年以后,战局的重心已转向长江下游流域,湖北的战争压力明显减少。但即使如此,湖北的人口损失依然相当的严重。许多方志中记载着有成千上万的男子、甚至有妇女被太平军掳走。仅1853年,据说被掠人口就在30万至50万之间。还有不少地方的穷苦农民自愿加入太平军,据报告仅1860年至1861年间就达30万人之多。(周武等:《太平天国史迹真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218。太平天国革命平息后,亦有周边省区大量移民填补湖北。

  江西移民对湖北经济文化的贡献

  继“苏湖熟,天下足”之后,全国第二个获得“天下足”殊荣的地区,便是两湖。“湖广熟,天下足”的真正实现是在明代中后期。“湖广熟”就是指的鄂东、江汉——洞庭平原、湘中这几个地区的丰收。移民分布区与此在地理上的完全重合,揭示了移民与两湖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因果关系。清前期四川大量商品粮东下在沙市、汉口集散,同样是移民带来的必然结果。移民最大高潮与商品粮输出在时间上的先后相接,这也是一个明确的指标。

  在整个明代,江西籍进士共2690人,次于南直、浙江而居全国第三位。而

  明代湖北进士1009人,全国排第11名

  清代湖北进士1247人,全国排第9名

  明清两代进士2256人,全国排第10名

  清代进士最多的32个城市中,武汉237人,全国排第10名

  明清进士最多的46个城市,武汉340人,全国排第19名

  明朝状元2名:

  任亨泰: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廷试,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卷,命擢为进士第一(即状元)。

  张懋修:张居正第三子,1580年(万历八年)庚辰科中状元。

  清代状元3名:

  刘子壮(1609-1625年),清代开科状元,字克猷,一字稚川,湖北黄冈堵城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卒于清世祖顺治九年,年四十四岁。顺治六年(公元一六四九年)中一甲一名进士。

  蒋立镛(1786-1847):字序东,号芝山,又号笙陔。竟陵(今湖北天门芦市)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殿试中,以一甲一名中状元。

  陈沆(1785-1826年):字太初,号秋舫,湖北浠水下巴河人。生于清高宗乾隆五十年,卒于宣宗道光六年,年四十二岁。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一甲一名进士。

  太平天国状元1名:

  刘盛培,太平天国六年(1856)某试状元。湖北人。生卒年不详。

  明代湖北的进士主要集中在中后期。万历时大学士叶向高说:“明兴,京山(王太仆)、齐安(王廷陈)、下雉(吴国伦),皆翘然者,然犹未足以折海内之心而夺其气。至近日而云杜(李维帧)、江夏(郭正域)辈二三君子,始长楚矣。”(易本烺《云社故事》)可见在湖广本地可称为才子者,在全国则并无地位。说明湖北文化学术水平并不高。

  湖广的文化氛围严格说来是在嘉靖以后才营造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人口流动特别是江西人口的进人、社会风气发生变化之后才营造起来的。王士性说万历时期“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虽其间弹冠引兑,贤不肖人人殊,然介一宰执起,则公卿相随而出,亦关此方气运地脉一时之盛也。蕲、黄之间,近日人文飈发泉涌,……即女郎多有能诗文者,如周元孚、董夫人辈。又毋论诗文。”(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湖广》)

  湖北进士的崛起,得益于明清时期的书院教育。明清政府均重视官学发展,提倡科举取士,不甚重视书院教育,书院的地位与前朝相比要低得多。明代初期,明太祖因袭元代旧制,,立洙泗、尼山二书院。然而仅此一举而已,此后100多年书院几乎销声匿迹,不得振兴。明代到成化(1465-1487年)后,书院日渐勃兴,嘉靖(1522-1566年)发展到极盛。清代顺治、康熙年间,书院受到抑制,几近沉寂。顺治九年(1652年),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儒学·学规)。清代到乾隆年间(1736-1795年),书院发展亦达一时之盛。

  考察湖北境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也有一个移动的过程。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论湖广》:“论湖北之人才,春秋楚为首,三国时次之,明又次之。”可以说,这是清代以前湖北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三个高峰。而这三个高峰恰恰依次出现在荆州、襄阳、武汉周围。

  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灿的明珠。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是当时文学中的精美绝伦之作,并一直吸引着后人的崇敬、仿效和研究,是至今还在发挥着影响的文化遗产。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著名的政治家孙权敖、军事家吴起,都是当时首曲一指的人杰,楚都郢的城市建筑,远远超出当时各国都城,“章华台”的雄伟华丽,更是绝无仅有。此外,楚国的冶炼、纺织、歌舞、医药也相当发达,这些,从建国后所发掘出的楚墓出土文物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从汉代起,襄阳渐有取代荆州成为湖北重心之势。这就是所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

  东汉的刘秀集团就产生于襄阳附近,随后东汉的一些名臣和学者如王逸、黄香、周章、樊准、刘珍、黄琼、刘毅、谢该;也多为襄阳附近人及安陆、云梦人。汉末天下大乱,刘表以宗室、州牧和学者的身份割据襄阳,与中原相比,前段较为安定,于是本地的黄承彦、庞统、马良、蒯越及外来的司马徽、诸葛亮,或仕或隐,均聚集在襄阳一带。后来曹军占据襄阳,刘备的主力入蜀,襄阳一带的士人各自东西,少数人入魏(蒯越)、入吴(如诸葛瑾),多数人入蜀(如庞统、诸葛亮、马良、向朗、查允、费袆等)。楚才他用,湖北的文化和人才又成萧疏零落状态。

  从明代开始,东南部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并远远超过了北方,于是湖北的经济和文化就进人了“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武汉周围的黄州府、武昌府、汉阳府,无论就学校数、科举考试中式人数,还是所出文化名人数,都高于省内其他地区;荆州府、襄阳府在省内仍属发达地区.但其领先和重心的地位已经丧失,退居到次要地位。

  有明一代,湖北人才辈出。名将有王聪、王弼、王通、熊廷弼;著名大臣有杨溥、张居正、杨涟,文学家有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在全四文坛—领风骚;官员兼学者则有曹璘、李承箕、李承芳、鲁铎、戴金、颜木、王廷陈、毛风韶、童承叙、熊桴、朱廷立、何迁、陈士元、李先芳、吴国伦、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李维桢、翟九思、汪可受、郝敬等等,著《本草纲日》的李时珍、更是举世闻名的“医圣”。

  湖北虽然在文化学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发展却是极不平衡的。身为首辅的张居正称其家乡为“下国之荒陋”,(《张太岳文集》卷《答廉宪王凤洲》)此语虽为谦词,但他确实看到了其文化不很发达的一面。不独张居正,公安袁宗道也有“吾乡固陋”之恨(《白苏斋类集》卷《寄三弟》。);他还引“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一语发表感慨道:“今措大益多于昔,琵琶遂为麟角矣”(《白苏斋类集》杂说)。后一现象颇耐人寻味。袁宗道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吾邑自洪、成以来,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者,亦复不少,独风雅一门,蓁芜未辟。士自蒙学以至白首,簏书中惟经书一部、烟熏指南、浅说数帙而已。其能诵十科策几段,及程墨后场几篇,则已高视阔步,自夸曰奥博,而乡里小儿惮之,亦不翅扬子云。……通邑学者号诗文为“外作”,“外”之也者,恶其妨“正业”也。至于佛、老诸经,则共目为妖书,而间有一二求通其说者,则诟之甚于盗贼。”(《白苏斋类集》卷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这就涉及到湖北人的民性趋向保守性,极为缺乏创造性。而到清代,连考据之学方面的大家也不曾出现过。倒是在清末民初,得力于新学之兴,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寻根:我从哪里来——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北”纪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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