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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越?从达城新屋塆遗存看西周蕲春属地

发布时间: 2020-10-13 17:23|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71|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1996年4月,在湖北蕲春县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7件青铜器中有铭文者达6件,另一件因残损,尚无法证明没有铭文。这无疑是湖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周考古发现中又一重要收获。

  年代的推定

  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可以从器物造型特征装饰花纹特点和铭文书法风格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来推定。

  器物造型方面,这批青铜器分别与关中及湖北地区西周早期同类器的造型特征相同,有的甚至如出一范。如:“盂”方鼎和“”方鼎分别与黄陂鲁台山三十号墓所出的康王时期铜方鼎、辽宁喀左北洞二号窖藏出土西周早期的同类器相似或相同;“酋”方鼎则与宝鸡竹园沟殷末周初的“子方鼎”如出一辙;圆鼎既与黄陂鲁台山三十号墓所出的时代为康王时期二式铜圆鼎相似,又与宝鸡竹园沟成康时期的十四号墓的同类器相同。

  器物的装饰花纹特点方面,这批青铜器分别与陕西关中地区及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早期的批同类器上的纹饰特征相同。如“盂”方鼎上腹的双龙共首纹饰与宝鸡茹家庄西周早期的“作宝彝”方鼎的同类纹饰完全致;“”方鼎上的凤纹是西周成康时期的典型纹饰之一,与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早期的“甲甲簋”上的同类纹饰特征相似;“酋”方鼎腹上的饕餮兽面纹与殷墟西区晚商时期的“共鼎”上的纹饰特征相同,但这种形式的纹饰在西周早期依然存在;而圆鼎腹上的连体兽面纹与陕西周至县竹峪村出土的西周早期同类器上同类纹饰如出一辙。

毛家嘴出土文物图

  在铭文书法风格方面,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风格有其自身演变规律。商代晚期,书体特点为笔划首尾出锋、中间较肥厚、横划平缓;西周早期,其书体风格基本继承了晚商铭文书体风格,笔道多有波磔。新屋塆青铜器铭文就具有西周早期的铭文书体风格特征。如,盂方鼎铭文中的“盂”、“樽”、“文”等字,分别与时代为西周成王时期的陕西眉县大鼎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上的同类字的书体作风相同;还有酋方鼎的“酋”字也与1958年蕲春毛家咀遗址所采集的“酋爵”铭文书体相似,此器原报告定为西周初期或稍早。综合以上因素,可将新屋塆青铜器窖藏的年代推定为西周早期,其年代的下限不晚于西周康王时期。

  窖藏主人的身份

  新屋塆窖藏主人的身份问题,我们可以从这批青铜器的器类特征及其铭文内容两方面人手进行分析。新屋塆客藏七件铜器中,铜方鼎达五件。据研究,青铜方鼎是青铜礼器中的核心器物,它在整个商代及西周前期的礼器组合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用途主要集中在“王室与贵族”的祭祀上面,是商王、周王及其贵族之重器,即具有永久保存意义的特别宝贵的青铜器,是“明贵贱,别等列”的标志。据专门统计研究结果,“凡出土中型方鼎(即指通高在20-50厘米之间的)其墓主均为高级贵族”;“出二件中型方鼎者,多属方国国君;出一件中型方鼎者,多数为王室重臣,少数为方国国君”,“出四件或三件小方鼎(指通高在20厘米以下)的墓主为方国国君”。新屋塆窖藏铜方鼎的高度在22-25厘米之间,属中型方鼎中最小的一类,但数量共有五件。以上述研究结果推之,新屋塆窖藏主人,应为周王朝方国的国君或身份与之接近的中等贵族。

  既为中等贵族,他应是谁呢?新屋塆窖藏铜器的铭文已有交代,新屋塆窖藏铜器中有铭者达6件,其中两件盂方鼎铭文最长,其余均为单字族氏铭。

  盂方鼎铭文为:“盂文帝母日辛樽”。这里的“盂”字指作器人;“”,祭享的意思;“文”指有文德的意思,如“彖簋”上的“文且”即指有文德的祖先;“帝”应通“嫡”;“日辛”也应是人名,即指盂的嫡母;“樽”,在西周前期称“鼎”为“樽”的有其例,如“田告方鼎”,“田告作母辛尊⑥”,“盂”方鼎与“田告方鼎”的语法结构亦相同。这样,孟方鼎的铭文含义可以释为:盂为祭享自己的母亲日辛而制作的宝鼎。这里的盂”是全句的主语即指作器人。“盂”同“大盂鼎”之“盂”字。

  据“大盂鼎”释文,“盂”是周初重臣南公的后代,在周康王时期即为周室贵胄,执掌王朝的兵权。新屋塆的盂方鼎之“盂”与“大盂鼎”之”盂”时代相近,且同为周室贵族,是否即为一人呢?我们认为可能性不大,理由如次:

  1、“盂”为人名的缩称,缩称同,不一定人同;

  2、“大盂鼎”之“孟”为康王重臣,“大盂鼎”出土于陕西岐山宗周王朝的腹地,这样的重臣如有封国,肯定如史有载,而鄂东蕲春尚无周室封国的记载;

  3、“大盂鼎”为迄今所见的西周时代最大之鼎,而新屋塆“盂”方鼎为一小方鼎,似与“大盂鼎”之“盂”的身份不合;

  4、“盂”字人名缩称之铜器不仅见于“大盂鼎”,还见于其它商周诸器,如“盂伯盂”、“盂爵”、“盂卣”等。

  因此,新屋塆盂方鼎之“盂”与“大盂鼎”之“盂”不是同一人。

  相关族属与国属的探讨

  蕲春新屋塆铜器窖藏与50年代调查发掘的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遗址相距约600米,新屋塆铜器窖藏与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应是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同一主人所留下来的。故对于新屋塆青铜器窖藏的族属与国属的认识,应将新屋塆、毛家咀遗址以及鄂东地区西周考古学文化面貌联系起来进行辨析。

  对于西周时代湖北境内汉水以东地区西周遗存的性质问题的认识,学术界历来有几说:一曰“汉阳诸姬”,二曰“楚”,三曰“周朝军事据点”,四曰“越”。而我们认为,如综合第三第四之说,则不仅能取得较为明晰的认识,也与考古学文化面貌相合。

  一说“汉阳诸姬”。

  西周初年,在南阳盆地及汉水流域的随枣走廊一带所封的诸侯小国史称“汉阳诸姬”。汉阳诸姬中,除随以外,其余皆几乎类近于弹丸小国。以其考古学文化面貌而言,不合于毛家咀遗址为代表的鄂东南西周文化遗存;以其分布的地理位置而言,更不合于毛家咀遗存所在的地理位置。毛家咀、新屋塆西周遗存,不应划属“汉阳诸姬”。

  二说“楚”。

  西周时期的楚是江汉地区的重要方国。楚族姓芈而不姓姬,为一异族方国。有关研究结果表明,西周前期的楚国不仅地域狭小,而且荒僻贫困。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这里的楚王时值周康王时期。上述记载可见周康王时期的楚人的地位之低下、民族之弱小。楚国的国域尚不过方圆一百里,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楚左司马沈尹成说:“若敖、纷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西周楚国所都的丹阳地望虽有几说,但都是在江汉平原或南阳盆地的西侧,与江汉平原东部无涉。另据近十几年来鄂东楚墓的发掘与研究成果,目前在鄂东腹地发现的楚墓,最早的也是在春秋早中期,西周晚期一概未见。西周晚期以前的鄂东不是楚境,可知以蕲春毛家咀、新屋塆为代表的鄂东西周遗存当不属楚。

  有学者在论述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及黄石大冶地区的西周文化属性时,分别指出,铜绿山古铜矿是古越族中扬越“种姓”所建之方国;今鄂东南地区的西周文化,应为古越文化,笔者以为甚是。

  《吕氏春秋.恃君篇):“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敞凯诸风余靡之地,縛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即百越分布在汉水之南。《竹书记年)云:“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九江。”这里言明在西周时期,九江为古越族之地。

  大冶与蕲春仅一江相隔,相距不足50公里,九江与蕲春不足80公里。西周时代的鄂东南既为越族所在地,当然应包括今蕲春在内。这不仅从文献上可以这样理解,更重要的是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得到了证实。鄂东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中有一支富有浓厚特点的西周考古学文化的地域类型,我们这里称之为鄂东南类型。其代表遗址主要有九江神墩、大冶铜绿山、大冶上罗村、眼羊地、古塘墩、阳新和尚垴⑤、九江磨盘墩、黄梅金城寨、黄梅柳塘、蕲春易家山、蕲春田家塆、浠水片街、黄州陈家墩、城霸山等。这类遗存中,在陶器的陶系、纹饰、器物形态方面都有其自身风格。在陶系方面,以褐红陶、红陶为主,印纹硬陶几乎每遗址都有;在纹饰上,以切绳纹、绳纹为主,还有附加堆纹、方格纹等。在器类上则是以刻槽足鬲、牛鼻式护耳和长方形镂孔豆为代表的一组造型独特的器物群。

  这种文化类型,无论从器物造型、纹饰风格、质地特点,还是从器物类别方面,都不同于关中地区西周的陶器文化和江汉地区的楚文化,而是有别于中原西周文化和江汉地区楚文化的一支富有浓厚地方特点的考古学文化。这种文化即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古越文化。

  毛家咀遗址中因发掘面积所限,少见刻槽足鬲,但其陶鬲的造型风格、纹饰特点及器物的群体特征,无疑是与鄂东南刻槽鬲文化类型相合的。不仅如此,从鄂东南西周文化类型分布范围上更可看出毛家咀遗址正处于该类型区内,且在该遗址中采集到了刻槽足鬲等标本。这支以刻槽鬲为代表的西周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为:大别山以南、幕埠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西部边缘大约以巴水为界,近十年来,在黄冈市内进行的文物普查结果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文物普查结果表明,以刻槽鬲为代表的鄂东南类型,由鄂东南的龙感湖水域、蕲水、浠水、巴水等几大水系,其传播途径自东朝西、自南向北;在文化因素的含量上,自西周中期开始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依次递减。

  再分析一下新屋塆窖藏青铜器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新屋塆窖藏青铜器的文化因素问题,我们可以从这批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及铸造方式四方面进行考察。器形方面,几件方鼎分别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同类器相同,如“盂”方鼎与陕西扶风白龙大队所出的同类器同,“酋”方鼎与陕西宝鸡竹圆沟十三号墓的“子”方鼎同,还有圆鼎也与1973年岐山贺家村5号墓的同类器同。

  在纹饰方面与中原西周铜器纹饰相同的有:饕餮纹、凤纹、鸟纹、圆窝纹、乳钉纹等。同时这些纹饰也见于部分商文化遗存之中。

  在铭文方面,新屋塆窖藏铜器的铭文,铭辞简短,字体端正而有波磔,盂方鼎的语法结构同“田告方鼎”;“酋”方鼎的“酋”字族氏铭不仅见于毛家咀遗址的铜爵,还见于中原地区出土的“父甲觯”、“乙斝”诸器。铜器的铸造方式也与中原地区相同,均采用通体浑铸,一器一范,从铸痕来看,圆鼎用三块范合成,耳足、腹均用同一块范;方鼎由四块腹范一块底范或四块底范合成,与沣西铜器的铸法相同。从以上诸多分析可见,新屋塆窖藏铜器虽然有少量的商文化因素,但构成其主体的文化因素是典型的宗周姬姓文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以毛家咀遗址为代表的蕲春地区的西周考古学文化为古越族文化,毛家咀附近的新屋塆窖藏青铜器则为较典型的西周姬姓遗存。

  这种在同一地点内有两种不同族姓的文化并存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因西周时代毛家咀一带处于“多无君”的古越族地区,这里可能并无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方国,西周王朝为了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需要即为了掠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生产资料铜,在这里设立了政治、军事据点,因这里与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仅一江之隔。新屋塆窖藏的主人“盂”很可能为中原王朝外派的政治、军事要员。军事上的占领与文化上的代替不能等量齐观,前者可以日计程功,后者却是一个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是毛家咀遗址陶器文化中少见中原姬周文化特征的根本原因。

  结语

  通过对新屋塆窖藏铜器的类比分析,推知其年代为西周早期,年代的下限不晚于康王时期;通过对铭文及其相关资料的分析,得知窖藏主人“盂”为西周中等贵族,很可能是西周王朝派驻蕲春毛家咀一带的政治军事要员;通过对有关文献及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判定了蕲春以毛家咀遗址为代表的西周文化遗存为古越族遗存,以新屋塆铜器窖藏为代表的遗存为中原姬周文化遗存。

  把这两种遗存放入西周早期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认为:以毛家咀木构建筑及新屋塆铜器窖藏为代表的蕲春地区西周前期的文化遗存,是周王朝在越人区域内的政治、军事据点,即在政治、军事上受周王朝节制,在文化传统上仍保留本地文化与风俗的越人居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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