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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旧事】五十年代读县中(一中)是什么样的体验.....

发布时间: 2020-3-7 15:39| 发布者: 蕲州在线| 查看: 67| 评论: 0


  (本文转自古今蕲谈公众号。热爱蕲春历史,关注古今蕲谈。)蕲春县中是今天县一中的前身,校址在今天的漕河豁口,位于当年东支河、东中支河的中间。

  据资料记载,1949年7月中旬,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蕲州的原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原为蕲春县简易师范学校,1949年2月裁撤改建)、第二初级中学(原为县立初级中学,前身为蕲广联中)合并为“蕲春县初级中学”,派汤少屏任校长,全校共9个班,学生326人。县人民政府从蕲州迁到漕河后,县中随后迁到豁口。

  1951年春,县中扩大招生,发动在校学生回乡组织社会青年学生前来报考,学历、年龄、婚否不限。

  李儒卿竹瓦李丈八湾人,是县中二年级学生,他回竹瓦发动了我、汪滔、汪宏、朱楚云、李茂五人去县中参加招生考试。

  我生于1935年,六岁入学,读了多年的之乎也者,也读了两年小学。1947年上学期,我在当时竹瓦新祠堂的中心小学读六年级,差一个月要毕业时,恰逢刘邓大军南下,到达竹瓦店,随后暴发了五斗地战斗和高山铺战斗,学校老师都跑了,我也因之辍学,又去读私塾了。1949年3月父亲因病去逝,我读书的事就由我定了娃娃亲的岳父作主了。


  解放后,1950年下学期,人民政府在竹瓦新祠堂办中心小学,我又去读小学了,因学校沒有六下,我又读六上(六年级上学期)了。在我们五个同学中,只有我是读了小学六年级的。

  到51年,按家乡说法,我是吃十六岁饭了。在去参加县中招生考试的路上,我们多数人觉得原来的名字不好,现在要读中学了,得改个又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大家公推由我来取新名字,我就当仁不让了。

  我与大家斟酌再三,最后确定汪丙林改名汪滔,汪开国改名汪宏,李细兌改名李茂,我由朱启曙改名朱升,朱楚云觉得自己的名字好,不用改了。

  招生考试只考两门:作文和算术。考试是流水席,随来随考,有几人就考几人。作文主考老师是孙枕亚,算术主考老师是胡绍烈,由老师当场命题,考试时间不限,交卷后老师当场评分,宣布考试成绩、录取与否。我当时看到,凡是参加考试的人都录取了,有人算术交白卷,也照样录取。

  那天张胜先同学正好与我们一同考试,作文题是“我读中学了”,张胜先是读经馆的私塾学生,他写了一篇文言文,末了还写了一首格律诗,孙老师给他的作文评了90分,是那天作文考分最高的。

  孙老师笑道:“莫说你写文言文,就是写篇八股文,我也可以给你批改。”

  我的作文,孙老师评了80分,算术几乎是满分,孙老师说我是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

  新生入学了,我们班大部份是男生,半数以上是已婚的大龄青年,班上只有几位女同学。孙枕亚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课教师。张胜先是我们班的班长,走出县中后,听说他在黄石市政府任职,多年未曾与他联系,只是在《赤坡赤壁诗词》上时常看到他的诗作,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当年的县中,校舍多半是祠堂、古庙。我读初一上时,教室是解放后新建的平房,青砖布瓦,宽大明亮,课桌、课凳都是新添置的,令二、三年级的老同学羡慕不已。


  我们的寢室距教室近半里路,是一座老祠堂,门窄、窗户小,里面挤满了双层的木制架子床,床与床之间仅容一人通过。这样的寢室,冬天暖和,夏天就难过了,气味难闻,闷热无风,蚊虫叮咬,臭虱(又名臭虫)围攻,许多同学甘脆拿着席子在外露宿,下半夜才回到寢室去。

  学校有几处餐厅,同学们分开进餐。我吃饭的餐厅较大,是新建的餐厅。同学们固定八人一桌,早餐是馒头、稀饭,一小盘子盐炒黃豆。同学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吃黄豆,筷子只能竖着夹,故每次只能夹一粒黄豆,最多也只能夹到两粒,这样就不至于最后沒菜了。

  馒头的数目每人是固定的,大家可以相互调济。稀饭是用大木桶装着的,大家自已去添。刚出锅的粘绸稀饭,热气腾腾,夏天更是冲天的热浪。稀饭要抢着去添,到最后就沒有了。最可怜的是女同学,她们不敢与男同学去抢稀饭,常常是没有稀饭吃。个别大胆泼辣的女生挤进去抢,常有缺德的男生,用滾烫的粥勺故意踫女生的手,烫得她大声哭叫。我最憎恨这种缺德的行径,便与汪滔等同学约定,每天早餐只要有机会,便帮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添稀饭。

  我是个不挑食的人,什么样的菜我都吃,但在县中-年半的时间里,有两样菜我是吃厌了,至今我仍然不喜欢它们:一是豌豆,一是土豆。这一年半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学校的下饭菜主要是豌豆和土豆,厨房工友为图省事,把豌豆或土豆煮成糊子,餐餐下饭菜不是豌豆糊,便是土豆糊,久而久之,就吃厌了。

  这两样菜同学们都吃厌了,大家便从家里带醃菜来下饭。带来的菜不分你我,大家打陪伙。我母亲会留醃菜,我带来的咸辣椒、酸豇豆、腊菜心、水白菜……最受欢迎,带来没两天就吃完了。后来张胜先等上半县的同学,家人送来腐乳,用卜水的陶罐装着,这东西又下饭,又耐吃,我也学他们,有时也带些腐乳来下饭了。

  五十年代初期的学生爱惜粮食,从不浪费。早上吃白馍,我们当作是一种享受,因为那时农村一般家庭,每年只有过端午节才有白面作的粑(白馍)吃。中餐、晚餐吃大米饭,我们是吃多少添多少,个别同学万一吃不完,便倒在指定的木桶里,厨房用来喂猪。

  县中的生活管理是相当民主的,各班的生活委员利用课余时间,轮流参与管理生活一个星期。我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轮到我到厨房参与管理时,每天要验收事务长採购的蔬菜等生活物资,在票证上签字,与事务长当面过秤,收同学们带来的大米、食油,并当场入账。

  每学期期末,期终考试后,各班生活委员、有关老师,与事务长一道结算一个学期的生活账。我当过小馆(学做生意的学徒),会打算盘,我总是打算盘的。账结清了,结余的生活费便给同学们加餐,同学们叫吃伙食尾子。这时厨房要宰杀自已养的大肥猪,用于加餐。那是太丰盛了,鱼呀,肉呀,都是用大脸盆装,只是没有酒。这时师生八人同桌,大家吃得满嘴流油,老师、学生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吃完了伙食尾子,大家揹着行李,打道回府,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


  县中有由国家发给的助学金,分为甲乙丙三等,主要由学习成绩评定,每学期评一次。我的学习成绩好,每学期各科总分总是班上的前一、二名,我总是享受甲等助学金,足够我读书的各种费用,所以是国家培养我读初中的。

  我们班的任课老师,记得还有这几位:数学胡绍烈,英语黄谨之,地理李德伦,音乐和美术蒋万琦,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教师。

  给我印象最深,受益最大,影响我一辈子的是语文老师孙枕亚先生。孙老师中等身材,身体瘦弱,高颧骨,瓜子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还没到五十岁,头发就花白了。他是本县上乡人,讲话带浓重的上乡口音。

  孙老师学识渊博,讲课很有特色,听他的语文课,就是一种高级的文化享受。孙老师讲课,语言精炼,层次清楚,逻辑性强,沒有口头禅。一节课从头到尾,如果一字不漏,完整地记录下来,便是一篇好文章。

  1958年我继承师业,当了教师,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好教师不仅要有学问,还要有口才,会讲课,二者缺一不可。你的课堂语言能抓住学生,让学生对你讲的课感兴趣,你的课堂教学才算是成功的。我是以孙枕亚老师为模楷,努力讲好每一节课,四十年的粉笔生涯,我虽然努力了,仍无法与孙老师相比。


  孙老师讲课,板书也很有讲究,记得他讲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时的板书,令我终生难忘,一节课下来,他在黑板上写的内容,就是他这节课所讲的重点,这也是老师给我作的榜样。

  孙老师非常重视作文教学,他常说,语文学得好坏就反映在写作能力上,每次作文,他都举行作文评讲课,且只评讲优秀作文。张胜先同学和我语文基础好,评讲的优秀作文,每次都有我俩。

  我本来热爱文学,老师的鼓励让我对写作兴趣更浓了,不论是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还是抒情散文、短篇故事,我都写得有模有样。每逢节日,班上要出专刊,孙老师让张胜先与我主持,我们既是组稿者,又是主编。老师的辛勤汗水,让我的写作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今天能提笔写小说,当是孙老师语文教学的成果。

  县中的学生生活,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彷彿就是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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