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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曲折的父亲,终于断了再闯荡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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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29 12:44: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1987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基层摸爬滚打过,也曾在高级领率机关参与机要,其间结交见识过不少精英干才。每每在对他们赞叹感佩之余,总会想到我的父亲,想起他的才干与际遇,想如果给他这样的舞台,他是否也会英才勃发干出一番事业。

  我对父亲最早的印象是什么时候,现在确实回忆不清了。但小时候经历的几件事,我都牢牢记在心中。

  大约在我六七岁的时候,隔一段时间,总会见到父亲拿出一个刀架刮胡刀刮胡子,一般会打上肥皂,用刀片把涂满肥皂沫的双颊和下巴刮得发青。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还相当落后,一般农民理发刮胡子都要等一个多月才来一次的游乡理发匠,没有见到过自己用刮胡刀刮胡子的。小时候总感到父亲与别人不同,但也不知道哪里不同。我多次想了解刮胡刀刮胡子的秘密,父亲总说刀片容易割手从不让我乱动,但我从银色铝盒子包装和父亲每次都擦拭得干干净净收起来的动作中,知道这东西很珍贵。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上学时发现笔丢了,当时买一支笔可是大事。父亲见我着急的样子,拿出一支钢笔给我。那钢笔是英雄牌的,笔帽是高级合金的,笔身是深蓝硬塑的,银光闪亮,饱满圆润。这种笔在公社供销社的柜台是没有卖的。我很是高兴,宝贝似的舍不得让任何人碰,但没用一个月还是丢了。父亲很不高兴,由于嬷拦着才没有打我。

  四年级时,我已很喜欢看书了。当时书极少,没有书看时我就到处翻。有一次翻书时翻出一个笔记本,本子的扉页写着父亲的名字,中间画有一幅画,一竹,一苇,一墙,旁边还写了两句诗: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画画得惟妙惟肖,诗是第一次见到,都很形象生动,所以记忆很深刻。

  小时候,觉得父亲很严肃,整天板着个脸,这些事自然不敢问他。母亲一般不讲这些事。偶尔与嬷聊天才得知父亲过往的一鳞半爪。到长大懂事后,父亲为激励我努力学习、不懈奋斗,有时也谈一谈往事,才慢慢知道父亲不凡的经历和蕴藏其中的人生曲折。

  二

  父亲是1941年6月出生的。嬷在此前已经丢了两个孩子,所以把父亲看得很珍贵。四年后,嬷又生下姑姑,但姑姑还未满月眼睛就瞎了。可以说,公和嬷把对儿女的万千珍爱和全部希望都集中在父亲身上。两位老人给父亲在正名之外还取了一个贱名作小名,还在庙里拜了一个和尚寄名,这些都是为了护佑父亲健康成长。

  父亲小时候聪明伶俐。嬷对我说,你父亲小时候很沉稳,待人彬彬有礼,人见人爱,村里人结婚需要小男孩压新房的婚床,好几次选中你父亲,不像你小时候调皮淘气、无法无天。嬷还常常说,父亲八九岁时,太公和太婆因家大、人多、矛盾突出,把家分了。刚分家时,公和嬷生活很苦,几个月难得沾一点荤腥。有一次父亲吃饭时端着饭碗到爷爷奶奶家,正巧那天他们买了一点肉,见父亲来了却收了起来。父亲看到这种情况立即离开,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回家吃辣椒饭啰。嬷说起这个事时,常常显得很伤感,总觉得父亲受委屈了,但也很欣慰,她从中看出儿子的志气与傲骨。

  公和嬷在父亲七八岁时就让他上私塾,新中国成立后又送他上学,这在当时贫困的农村是一笔很大的投入,是需要一些勇气的。父亲用六年时间读完初小、高小,又用三年时间读完初中,是方圆十几里少有的几个初中生,也是李家上溯数代可查到的唯一一个读书人。

  父亲读书成绩好,字也写得潇洒,很得老师宠爱,一直是班干部,加之长得一表人才,可以说少年得志、雄姿英发。我见过父亲初中时的一张照片,梳着学生头,眉宇间英气逼人,目光高远,有一种雄视万物的气势。

  父亲初中毕业时,正值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空军到学校招收飞行员。父亲由于学习好、身体棒被录取,当时也有人从中作梗,说父亲写所谓“反诗”的事,但招飞的人认为这算不得什么事,于是没有阻拦成功。嬷对父亲参加招飞自然十分不舍,但鉴于当时父亲被人打压的情况,也不好拦他。到体检过关、政审通过、发下入伍通知书后,嬷想起早先丢掉的两个儿子,想起当时严峻复杂的形势和可能打仗的传言,想起父亲这一走可能再也见不到时,难抑不舍地痛哭起来。父亲被嬷这一顿痛哭哭软了心肠,只好留下不走了。

  1961年6月,父亲初中毕业,带着一身疲惫回到了家。这一年多的经历,使他遭受了人生重创,不仅改变了命运走向,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性格。父亲由雄姿勃发转向沉郁顿挫。这种沉郁使他更见孤傲,更显特立独行,更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氛围,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人生道路。

  三

  父亲一毕业回家就结婚了,主要是因为嬷想早点抱上孙子。嬷三十岁才有父亲,五十岁时唯一的儿子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农村不多见。父亲结婚后,几个与他要好的外出参加工作的同学很诧异,说怎么这么快就结婚了,父亲苦笑着说,都是被逼的。

  父母结婚后第二年,姐姐出生,第四年,我出生,后面又连续生了四个弟弟妹妹(其中一个夭折),父亲传宗接代的任务基本完成,而事业还未开始。得知父亲的更多经历后,我常常想,初中毕业回乡并不意味着他不能高飞,嬷舍不得放他远走也不是死结,关键是当时工农、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把他完全限制在田地里,同时过早结婚确实阻碍了他向外发展的机会。

  尽管结婚生子了,但父亲有功于世、施展才干的理想并未破灭。1962年初,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使区乡粮站编制扩大,人手紧张,父亲能写会算的名声在外,又有同学推荐,被借到县金牛洞粮站帮忙。吃着村里的粮在外面干活,没有人撑腰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我们家在村里是小姓,父亲没有有权势的长辈和兄弟可以援手,加之性格孤傲,要保住这份临时工作是很难的。刚开始,生产队长只是告诫父亲,见识见识就可以了,赶快回村干活。到后来,警告他不赶快回来,要么一天交五元钱,要么停发口粮。

  父亲自然不理会这些,照样在粮站工作,一个月才回来一次看望公和嬷。生产队长见权威受到挑战,加之成天身边有人喋喋不休要他采取强硬措施,终于在父亲被借用半年之后,做通大队书记工作,正式通知公和嬷,如果不立即回村,从第二天起停发全家的口粮、工分粮。就是说,所有吃的都不给了。公一辈子忠厚老实、胆小怕事,嬷虽然有些主见,但也被这种气势吓住了。当天,嬷专程赶到金牛洞粮站劝父亲回家。父亲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份工作,但嬷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停发粮食全家怎么过?父亲的志向再一次没有拗过嬷的眼泪,怀着对嬷的恭顺回家了。

  小时候,父亲很少谈过去的事,但对这位生产队长的愤恨却从不掩饰,多次对我说,如果不是张长应,我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也会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只是天地造化,人莫可测。二十多年后,这位队长的儿子与我大妹妹谈起了恋爱,并最终结为夫妻。我大妹妹人长得漂亮,父亲最喜欢她。刚开始时,大妹夫喜欢上了我妹妹,但他可能从家人的交流中和四邻八舍的闲谈里,知道两家的这些陈年旧事,不敢大胆追求,经常在我家屋前屋后的邻居家逗留张望,希望碰上或看到我大妹妹。我大妹妹也喜欢他,但考虑到这些往事,自然不敢应承这份爱。

  那时,大妹夫的父亲还健在。我父亲放出话来说,如果我大妹妹胆敢与张长应的儿子谈恋爱,就打断她的腿。几年后,大妹夫的父亲过世,大妹与妹夫都成了大龄青年,父亲不忍看到女儿一天大似一天没有着落,加之嬷、母亲、亲戚和邻居们不断做工作,父亲最终应允了这门婚事。

  大妹妹结婚时,我远在四川没有回家。父亲有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在最珍爱的女儿婚礼上是如何表现的也未详细了解,但那时他已过知天命之年,对自己一生的命运开始有了宿命的理解,我想他肯定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的安排。现在,大妹和妹夫感情很好,育有一双儿女,远在江苏徐州打工过活。每次春节回家,看到大妹夫恭恭敬敬地叫父亲,父亲笑眯眯地回答时,我总想父亲会不会记起当年大妹夫父亲逼他回家的往事呢?

  四

  父亲很有志气。我感到这是他最鲜明的特点。

  他从不惧怕困难,敢于迎难而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压力愈大动力愈足。父亲经常说,1958年搞大跃进,社员们比赛抽水。公由于年龄大、身体弱,抽水速度慢,被人插绿旗、画乌龟。那天父亲从学校回家拿粮食,看到这个情况,上前与人论理,还被人告到学校。父亲这种不怕事加上不服输的劲头,如果放在一个合适的岗位,是可以干成一番事业的。只是由于社会环境和机缘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得到这样的合适岗位。我常常想,我的才干并不比父亲强,志气也没有父亲高,但却做成了一点事,而父亲远没有我幸运。我们的人生差别是时代不同造成的。这也是我常常为父亲感叹悲鸣的原因所在。

  现在回想起来,对父亲人生信念冲击最大的应该是开餐馆的那几年经历。

  一般认为,开餐馆不就是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进入这个行业才知道,学问大得很,麻烦多着呢。开餐馆得找个好门面。那时蕲州镇餐馆已经饱和,街头、路口、码头边的门面早已没有。父亲最后找的门面在镇里通往县城的一条公路旁,离镇中心挺远的,人流少,来吃饭的人自然少。办营业执照是开餐馆的前提和基础。原以为政府鼓励做生意,执照肯定好办,到工商所一接触,才知道规矩甚多,今天说需要租门面的协议,明天说缺少资金证明。父亲以前在生产队、橡胶厂干的都是公事,虽说有麻烦,但有底气,平等相待。到办私事时才知道什么叫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办营业执照的一通折腾,父母已看到做生意的不容易,但这只是开始,问题还在后面。

  到正式营业后,经常有税务、检疫、城管等部门来检查,还时刻担心停水、停电等突发情况,而这些都需要打点。本来就没有什么生意,当然没有打点的资金,所以常常遇到冷脸,动不动就要交罚款。更关键的是,父母都是实诚人,而做生意尤其是小本生意,尽管不是必须偷奸耍滑,但手段还是要圆滑一些才行。父亲事后常对我说,好不容易有一点生意,你母亲做菜上饭时总是堆得满满的,怕顾客不够吃,像人家是来走亲戚似的。这些都决定父亲的餐馆从一开始就兴旺不了,生意好时只够保本,生意差时还得倒贴。当时垸里的人都以为我们家在镇上开餐馆肯定赚了一笔,但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据我所知,种责任田的一点收入都投进去赔掉了。

  我常常想,夕阳下,父亲坐在清冷无人的餐馆中,想着一天才几笔生意,明天还要交税款和卫生费等,该是怎样的愁肠百结。这样的餐馆其实不开也罢,但出去又折回来,脸面何在,只能苦撑下去。在这样的愁绪和难堪中,父亲对人世间的冷暖有了更痛彻的体悟。父亲说,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个已是镇政府领导的同学,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人家像不认识似的扭头过去了。

  也就是在那几年中,父亲对嬷当初拦着不让他外出产生了怨气,对嬷的信任敬爱也淡漠了不少。我那时在部队干得还不错,每次春节回家,父亲总说干得再好有什么用,现在的人势利得很,你对他没有帮助他就不认你。父亲好几次要求我转业回家,说就是在乡镇当一名普通干部也比远在几千里外的部队强。

  父亲思前想后,还是把这个境遇归结于他不是城里人。他跟我说,如果家在镇上,生意肯定好做多了,别人也看重些。我那时参加工作已有几年,也有父母养育我这么多年,该为家里尽一点力,改善改善家里境遇的念头。1990年、1991年两年春节,我陪父亲看了好几个想卖房子的人家,但镇中心每户给出的价钱都是十万元左右,离镇中心较远的平房也要五万元左右。我那时工资不到两百元,父亲手中的存款不超过一千元,要买房子只能借。我们家的亲戚都是穷亲戚,借个三五百还可以,借几万元不可能,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随后几年,父亲的餐馆生意就是鸡肋,丢也丢不得,开下去却没有收益。那时责任田还要种,两边维持最少需要三个人,大妹妹本来在南方打工,也只能辞工回家帮忙。1997年春节前,嬷去世。春节后,父亲把租的房子退掉,再也不开餐馆了。
作者: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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