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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热红学”商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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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18:16: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土默热红学”商榷(3)
王巧林
(四)土默热说,《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其原型便是明末清初杭州的洪黄顾钱四大家族。这四大家族的历史极为悠久,都有几百年的辉煌家族史。由于按照门当户对的观念在大家族范围内长期通婚,所以形成了那种“互相之间皆连络有亲,荣损与俱”的关系。
按:土默热所说的“四大家族”,指的是明末清初时期杭州洪、黄、顾、钱四姓,所谓的江南世族。很明显,应该是根据他的“土默热红学”的需要编造的。
首先,在范围上的界定是含糊的。是以杭州城,还是杭州府?若是以杭州城作为界定的范围,以土默热所称的四大家族的富贵程度作为一个标尺而论的话,明末清初,偌大的杭州城岂止洪黄顾钱“四大家族”?要知道,历史上的才女多出自富贵人家,贫寒家庭出才子不乏其人,但是出才女却相对极少。按土先生崇尚的“西泠十二钗”,何以只挑其中的钱、顾两家列入四大家族?如果将前“五子社”中的苏州人徐灿排除外,但是,居住在杭州的林(以宁)、朱(柔则)两家何以算不上四大家族之内?想必是土默热先生为了契合书中的林如海的林家需要吧?若将林家列入四大家族,自然与客居贾府的林黛玉故事不符。又如,后“七子社”中的毛(安芳)、张(昊)、冯(娴)家,何以也没有列入四大家族之内?无论怎样说,至少也该有“五大家族”、“六大家族”,乃至“十大家族”。因为,类似这样的大家族在明末清初的杭州,可以找出许多,如“西泠十子”家族,即陆圻、丁澎、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陈廷会十位诗人,他们均是出生于名门望族,也都可以称得上是大家族。以明末而论,尤其是著名战将毛文龙家族,以及陆氏一门,他们更是钱塘赫赫有名的望族。陆圻作为“西泠十子”之首,与弟陆培、陆阶皆有文名,时号“陆氏三龙门”,亦称“杭州三陆”。陆圻少明敏善思,早负诗名,与陈子龙等结登楼社,世号“西泠十子体”。陈子龙是何等人?能与陈一起结社自然非等闲之辈,而洪升还曾师事于陆圻。陆氏家族如此兴旺,又何以不算杭州“四大家族”之列?以清初而论,被土默热推重的西溪柴家,应该是贾府的原型才对,而不应该是洪家。因为,柴家的蕉园,乃杭州、苏州众才女唱和之地,毕竟与红书中大观园女子唱和的故事相仿。同样,又何以不列入四大家族之内?若以蕉园易主而论,尤其是购买蕉园的高士奇家族,也即土默热所说的贾府接驾贾妃(康熙帝)的大观园的主人,难道也算不上“四大家族”之列么?如何将高士奇家族拒之“四大家族”门外呢?显然,于理不通。因为,当时的高士奇家族远远在土默热所说的“四大家族”之上,即便是洪升的外祖父黄家也难以与其并论。可以说,高家的地位在康熙朝的杭州城是居于首位的。康熙皇帝巡幸杭州时,高士奇还随御驾西溪,这还比不上土默热所言的杭州“四大家族”么?西溪高家山庄,既然是贾府接驾元妃省亲的大观园原型地,也即接驾康熙帝巡幸之地。如果说,蕉园的前主人柴家因衰落未能视作四大家族之一,而高家则毫无悬念地应该位于四大家族之列,且应该是居于首位才对!根据土默热所说的高庄乃接驾康熙帝的大观园这一推断,如此说来,高家应该是贾府的原型才对,又如何将洪府说成是贾府的原型呢?如此岂不矛盾?若以杭州府作为界定范围的话,其四大家族之说,更说不通。因为,当时杭州府属的州县显赫家族更多。若如此放宽的话,当时杭州府辖内的州县,如钱塘、余杭、临安、仁和、海宁、富阳、于潜、新城、昌化等,则土默热冠名的四大家族更能动摇。况且,明清之际的杭州城也好,杭州府也好,似乎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有“四大家族”之说。这就说明,土默热对于杭州四大家族的界定有失客观实际,至少这样界定是不准确的。尤其是将洪家作为贾府的原型来立论,实属荒唐!
再者,所谓“累世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地官员到任,必先投到‘四大家族’,请求照应,方可平安为官”一说,也不完全靠谱。不可否认,杭州的大家族累世互相联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讲得通,这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似乎都有这样的通例。然而,若说“当地官员到任,必先投到‘四大家族’,请求照应,方可平安为官”,明显有以偏概全之嫌。清初时期的杭州,充其量也只能是高家和黄家而已,其余不足论之。试想当时,有谁个官员到任时会俯首洪家、钱家和顾家“请求照应”呢?若这些家族是真正的“国公府”,当能令人相信。可是,这些家族,仅仅是一般的富贵人家而已。至少土默热这样的附会是不准确的。
第二,若将杭州的四大家族来佐证《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也是难以成立的。现不妨就土默热杭州所谓的四大家族的真实情况一一解读:
1. 洪氏家族(贾氏家族)
按照土默热所说的杭州四大家族居首的洪氏家族,即《红楼梦》中那个“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创作原型。书中所说的贾家东西两府,都是“敕建国公府”,是有来由的。杭州洪家,在明末清初时确实有东西两府,东府在杭州庆春门,西府在杭州西溪,并且两府确实都是皇帝“敕建”的。(红楼艺苑·学术研究 2006-11-27)同时他还说,他们累世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地官员到任,必先投到“四大家族”,请求照应,方可平安为官。俨然是《红楼梦》书中的“四大家族”中的贾府。此说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我们不排除在杭州城东西两地都住有洪氏家族的人,但是,何曾见过有史料记载洪家两地的住宅都是“敕建国公府”的呢?语焉不详。什么叫敕建?就是皇帝批准、并且出资建造的,诸如房屋,牌坊、园林等。例如,《红楼梦》中的敕建的宁荣二府。什么叫国公?为中国古代封爵名,位仅于次亲王、郡王,为封爵的第三等,公爵的第一等。宋、明两朝的皇帝,何时出资“曾经为洪家御赐过府邸园林”?不知“敕建国公府”从何而来?仅仅以“皇帝御书的牌匾”为据,这证据也太单薄了。试问,御书赐匾与敕建能等同么?再说,明清时期,不说洪家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恩宠,想必整过杭州也难以找到受到如此之高爵位殊荣人家。洪家对于明代或满清有多大的贡献?如何能将洪氏家族位列杭州四大家族之首?如果作者写的是宋朝的洪皓时代的事,这不算离谱,可是,土默热先生为了契合高家山庄为康熙帝南巡接驾之地,硬是来过“明末清初时期”。这样一来,矛盾就出来了。更为离奇的是,土默热先生说“宁荣二公”的原型,应该就是宋代的“魏国忠宣公”洪皓和明代的太子太保洪钟。一个是宋代,一个是明代,两朝相距五百年之上,如何将相距一二十代洪家的老祖宗与后代子孙说成是兄弟俩呢?如此穿越时空的撮合,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至少在明清交替时期,早已式微的洪家,不可以被列入杭州的四大家族之内,更不能居于首位!即便放宽附会,“魏国忠宣公”洪皓和明代的太子太保洪钟,可以作为宁、荣二府,而红书中另外六公又是以谁家为原型的呢?
若贾府是以洪氏家族为原型的,那么,洪家必然有贾府的影子,既有贾府的影子,则洪家应该有诸多与贾府相同或相近的故事,可是没有。尤其是洪升,在他的身上应该有不少类似贾宝玉的故事方可。可是,在洪公子的身上,吻合贾宝玉的故事同样也是极少,仅仅只能将他与优伶演戏一事可以附会而已。再者,洪升本人晚年还纳妾。一个真正忠于爱情的人,一般来说,是不会纳妾的,更不会于妻子在世时纳妾。就土默热将洪升说成是贾宝玉的原型,贾宝玉何曾有过纳妾的故事?况且,洪家并不见贾府那般衰落,果真如此,赫赫黄家何以将女儿嫁给洪升之父?康熙朝堂堂的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黄机,又如何将孙女亦嫁给已经衰落的洪家?可知土默热所举出的所谓证据,其实没有多少可信的。既然没有多少可信的,则难以支撑其观点,更何况多是泛泛写来。由此可知,将洪家附会成贾府的原型是站不住脚的。
2. 黄氏家族(王氏家族)
杭州四大家族第二位的黄家。土默热说,《红楼梦》中的“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轻金陵王”的王家,其生活原型,乃是杭州四大家族的黄家。书中说王家乃“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皆在籍”。这个“县伯”爵位出身的祖先,也是有出处的。(土默热:《红楼梦》四大家族综考·天涯社区2009-02-10)所谓黄氏家族,就是洪升的外祖父,又是其妻黄惠的祖父。
黄机(1612—1686)字次辰,一字澄斋,号雪台,钱塘(今杭州)金墩武林积善坊人。此人即洪升的外祖父,为顺治朝进士,“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一直做官做到康熙二十一年因年老才退休。康熙二十五年卒,赠太傅、太师,谥文僖。
不可否认,黄家在清初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作为杭州的四大家族之一,不愧焉。但是,土默热还说,杭州黄氏家族出金墩武林黄氏,据族谱记载,黄氏始祖黄太常寺卿,宋仁宗皇祐癸巳登状元,历官北海县令,太常博士。故相马温荐其才,除浙江提刑,入为中奉大夫太常寺正卿。善断奇案,平冤者所活甚众,与当朝包拯、欧阳修、韩琦等名臣齐名。这就是“都太尉县伯”爵位的来历。从宋仁宗起,到明末清初,繁衍出“十二房”的大家族,也是情理中事。(同上)
按照黄家的祖先与宋代名宦包拯、欧阳修、韩琦等齐名,如何是书中“都太尉县伯”爵位的来历呢?土先生说,黄机的本家兄长黄梧,在清廷收复台湾之前,曾被朝廷封为“海澄公”,确曾主管过东南沿海的靖海造船工作,海上往来的外国商船,当然也由这个“海澄公”统一管理。(引自同上)
按:此说更是出自附会。因为,黄梧为福建平和县霄岭人,而不是杭州人。此人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平和县衙当差役,后投靠了郑成功麾下。清顺治三年(1646年),被清廷封为“海澄公”。但是,黄梧何时成了洪家本家兄长呢?又有哪一史料记载此人主管过东南沿海的造船工作呢?如此也扯得太远了吧?莫非土先生确信杭州黄家与福建黄家“五百年前是一家”么?否则,是讲不通的。还有,王熙凤还说,他们家接过驾呢!试问,黄家接过皇上的尊驾么?想必土先生难以回答。
更离谱的是,土默热先生说,《红楼梦》中的王夫人的原型,就是黄机的女儿,即洪升的母亲。书中的王熙凤为王夫人的内侄女,就是以黄机的孙女,也就是洪升的妻子黄惠为原型的。如此一来,就有矛盾了,大有误导后人之嫌!
若王熙凤是以洪升的妻子黄惠为原型的,那么,她应该是一个像王熙凤一样极具“齐家”管理的“王佐之才”的大才女。要知道,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时代里,是隐含其治国之才!即便将王熙凤管理之才放在黄家或洪家这样的一个“小家”里,黄惠也未必如此,因为,土默热说无证据。尤其是王熙凤在书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害死数条人命,可谓罪恶累累。试问:有这样的作家将自己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妹兼妻子写成一个如此作恶多端的“王熙凤”的么?俗话说,一床被窝盖不出两样人。若王熙凤的原型是黄惠,恕我对古人不恭,则洪升也一定不是什么好人。若按土默热所言,莫非他们黄家依仗自己的势力,与当时洪升的高官友人高士奇、余国柱等有交,相互勾结,草菅人命,干过不少为非作歹的勾当不成?相信土默热会否定这种说法。如果进行否定,则如何能将黄惠与王熙凤对应呢?如此岂不是荒唐么?还有,何曾见过黄家衰落?非但不见衰落,反而一直以来是兴盛之家。如果说,钱家的老爷钱开宗因江南“科场案”被杀头,家道衰落,还能说得过去,但是,黄家也能说上是衰落么?纵观黄机一生,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一个耄耋之人,还能说什么“失去权柄”?老死家中还能得到皇上御赐谥号。可知,将黄家来附会书中王家是极为牵强的。
3. 顾氏家族(史氏家族)
土默热说,“四大家族”之一顾氏家族,即《红楼梦》中那个“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史氏家族创作原型。书中说史家是“保龄侯尚书令史公”的后代,顾家历史上确有“保龄侯”之封爵。土默热还引用据顾氏宗谱中的记载:杭州顾氏源出越王勾践的后裔。正由于是越王的后裔,方敢于称其家居住府邸类似于“阿房宫”。如此佐证,实在是有些荒唐。我们不排斥当时杭州城有顾姓人家,但是,土默热先生笔下的所谓顾氏家族,即顾之琼家。据史料记载,顾之琼,字玉蕊,生卒不详,浙江仁和人。后嫁给钱塘(杭州城)钱绳庵为妻。
按江南顾氏,堪称典型的江南世族,历代不乏名儒或逸士高人。顾姓的才子、才女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尤其是发脉于苏州、昆山等地的顾氏,更是闻名天下。若以顾姓的祖先顾余侯来对应书中的保龄侯史氏,显然,属于附会。若将顾氏家族作为贾府的原型,似乎说得过去。再者,根据土默热引用杭州土语读音“黄”“王”不分,以此断定红书中王家即以杭州黄家为原型。不可否认,红书中多采取谐音笔法,但是,作者如何是用谐音隐含某一个真实的大家族呢?若如此附会,则杭州四大家族居于首位的也应该是顾家才对。因为无论是杭州土语,还是当时官话,抑或是当今普通话,“顾”,都可以读作商贾之“贾”,如此难道不可以看作书中的“贾府”么?当然,同时还可以看作皇商薛家的原型。岂不也都说得通?可是,土默热一面将洪家作为贾府的原型,一面又将《红楼梦》中的“老祖宗”贾母说成是以顾若璞为原型的。显然,矛盾互见。此其一。
其二,土默热将仁和顾家纳入到杭州的四大家族之列,也是极为牵强的。尽管仁和在元明清时期隶属于杭州府,但是,显然将仁和顾家纳入到杭州的四大家族之中,是不合情理的。仅仅是顾之琼成为杭州钱家的媳妇而已。史载,其姑姑顾若璞嫁给同县(仁和)的黄茂梧为妻,而不是土默热所说的洪升外祖父家的人。若黄茂梧为洪升外祖父家人,则黄家也应该属于仁和人,而不是钱塘人,至少此说有误。谁都知道,历代史料记载仁和籍的官员或文人,都是记载成“浙江仁和人”,而不会写作杭州、余杭或钱塘人。例如,《晚晴簃诗汇·卷一八三》记载:“顾若璞,字和知,仁和人。明上林苑丞友白女,同县黄茂梧室,炜母。有《卧月轩稿》。”又如《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关于“顾若璞”条载:“清浙江仁和人,字和知。黄茂梧妻。工诗古文辞,为文好言经世之学。康熙中卒,年九十余。有《卧月轩集》。”或许,这是土默热先生根据附会的需要,不得而知。就是说,土默热将仁和顾家纳入到杭州的四大家族之中也是极为牵强的。
其三,如果将越王后裔来附会书中“保龄侯尚书令史公”,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一个姓氏的祖上都做过名目繁多的高官或授过皇上封爵。况且,所谓杭州的四大家族,并非像土默热所说的似乎都是西溪的街坊一般。至少顾家不在杭州,更不是在西溪。可见,土默热将仁和顾家粘合到杭州四大家族,于理不通,是值得商榷的。
4. 钱氏家族(薛氏家族)
土默热说,《红楼梦》中的这个奇怪的薛氏家族,其生活原型也是杭州四大家族中经历最为奇特的钱家。说他家是“紫薇舍人”之后,是因为钱氏家族实乃历史上著名的“钱王”后裔。
按照土默热的说法,唐末杭州临安人钱镠,任镇海节度使,896年击败董昌,据有今浙江及江苏西南部、福建东北部地区,于907年被后梁封为吴越王。在位期间,曾征发民工,兴修钱塘江及太湖水利工程,有利于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吴越国共传5主84年,末代国君为钱镠之孙钱俶,于978年献所踞之地归北宋,被封为邓王。这就是杭州钱氏家族的始祖,难怪《红楼梦》要把钱家写成“紫薇舍人”。也正因为钱氏家族祖籍就在杭州,所以“八房分”都在“都中”,不像其他三大家族那样有原籍几房。(引自同上)
根据土默热的论述,杭州钱家的祖先先后被封过“吴越王”和“邓王”。钱镠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君王,世居台州,其子孙亦世居台州,而不是世居杭州。也就是说,钱镠为台州人。据史载,仅仅是其王妃为临安(今杭州)人而已。清顺治八年四月,顾景星至台州,遇钱镠二十世孙钱珍,钱珍从岩穴中忽得唐昭宗熙宁四年所赐他们钱家老祖宗钱镠的铁券,乞景星作歌,有《钱武肃王铁券歌》为证(事见《白茅堂集》卷之七)。可知土默热此说并不可靠。就算杭州钱家为钱武肃王后裔,但是,如何能同红书中称为“紫薇舍人”的皇商薛家划等号呢?如果说,将钱家附会成是书中某一个王爷,虽说不像嘛,但还有一点点谱。可是,土先生却将钱家附会成是皇商薛家。什么叫紫薇?紫薇又称紫薇垣,为天上星官。前文已叙,舍人即太学生。按照甲戌本上的批语,薛家祖人名号或出生必然与星座有关。如果说,以舍人而论,将洪舍人洪升说成是隐含“紫薇舍人”薛家,尽管洪升名号或出生无与星座有关,但是,毕竟与“舍人”沾边。显然,如此附会是没有一点谱的。前文已经做过关于钱家皇商的论述,恕不赘述。
土默热关于杭州四大家族之说,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不靠谱的。如果以这四姓祖上官职历史来说事,是站不住脚的。全国如此众多的姓氏,他们的祖上或许都有得到过皇上的封爵。可以说,比比皆是。比方说,姬、王等姓出自周文王之后,他们大可以说:“天下都曾是俺家的!”李姓、赵姓、朱姓亦如是。就算可以这样附会,那么,书中的其他六位国公、五位侯爷又是以谁家为原型的呢?想必土先生回答不出来了。这就是说,按照土默热将明朝末年杭州城里的洪、黄、顾、钱所谓的“四大家族”,来比附贾史王薛是不靠谱的,至少在明末清初的南京、苏州,乃至扬州等地,更能找出《红楼梦》作者和“四大家族”的影子,绝对会比杭州的洪升家族等四大家族还要像得多。显然,土默热的杭州“四大家族”之说,极为牵强,即便真有“四大家族”之说,也与《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扯不上任何关系,如此说来,岂不是荒唐到了极点了么?
(五)土默热还说,《红楼梦》书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原型是北京东郊(今隶属天津蓟县)的盘山。这里在清初是天下四大名山之一,山上有著名的“盘古寺”(又称“青沟峰”)、“女娲庙”和“摇动石”。康熙二十八年洪升因为“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出狱后跑到这里“逃禅”。《红楼梦》的创作冲动,就是在这里产生的。《红楼梦》书中的“空空道人”,原型就是盘山“青沟峰”(盘古寺)的智朴和尚,法名拙庵,人称拙和尚。因为他有僧道双重身份,所以又称拙道人。洪升与智朴和尚是老朋友,《红楼梦》书中“石兄”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应是洪升酝酿创作《红楼梦》时,二人在盘山对话的真实记录。《红楼梦》成书后,又是这个智朴和尚于康熙四十二年去江南扫塔,“访道求仙”,从洪升那里首先抄回来的。由“空空道人抄录问世”并改名《情僧录》的本子,是今天“立松轩”系统《石头记》版本的总源头。
按:土默热说,康熙二十九年(1690)春,刚刚出狱后的洪升,带着身心两方面的创伤,“牛衣肿目”来到京东盘山的“青沟峰”(又名盘谷寺,被康熙皇帝误题名“盘古寺”),找老朋友拙和尚(也叫拙道人)“逃禅”。在盘山“摇动石”(又称“悬空石”)下,洪升以极为灰暗的心情,重新拣拾起昔日创作的描写“南朝”“真假太子”、表达兴亡感叹的作品,把书中的主人公改换成以“石头”为原型的自己,进行了重新创作。这段经历,有《盘山志》记载的当年洪升来盘山逃禅时所做的《悬空石》、《山中夜坐》、《同师林上人宿净业庵》等诗为证。后来为《红楼梦》“抄录问世”的空空道人(后改名情僧)原型就是这个拙和尚(拙道人)。
据“百度百科”介绍,盘山寺在京东盘山上甘涧,系由诗僧智朴创建。智朴,字拙庵,俗姓张,扬州人(一说徐州人),原为洪承畴手下的一名高级将领,松山杏山之役战败后,不肯投降而只身潜逃。明清鼎革时年三十五岁,方在盘山青沟寺结庐出家。他工诗文,善绘画,多才多艺,著述颇多。与康熙皇帝诗文之交甚深,康熙每次去祭祀东陵,都要顺路去盘山与智朴和尚酬唱。
首先,关于历史记载大有问题。这位拙和尚既系不肯降清之人,何以又同清朝皇帝往来密切?显然二者必有一假。真假与否我们姑且不去管它,单说这盘山距离京城三百里,今属天津蓟县。洪升是何时去过盘山的呢?按照土默热说,是洪升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斥革下狱”出狱后,来到盘山坐禅的。土默热根据智拙和尚《盘山志》记载有洪升《悬空石》、《山中夜坐》、《同师林上人宿净业庵》等诗,以此论定洪升是在出狱之后到盘山坐过禅。根据历史记载,此说当有误。
洪升是如何认识智朴和尚的呢?土默热语焉不详。其实,土默热或有所不知,洪升认识拙和尚的事,当初应该都与他的外公黄机有关。因为黄机的缘故,洪升有幸结识大名鼎鼎的王渔洋和王泽弘,简称“二王”。而二王均与拙和尚乃故交。
王泽弘,字涓来,一字昊庐,湖北黄冈(今黄州)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大学士,与黄机同僚为官。还与新城王渔洋、华亭沈荃等,同为康熙初年的侍讲官。著有《昊庐集》。其中撰有《阮亭诗选序》、《盘山志序》,以及写给拙和尚的《与青沟和尚书》书牍十篇等。按照《湖北文征》录自《盘山志》中王泽弘撰《青沟和尚书三》云:
令高足来,附书奉复,企仰之深,非尺素所能尽也。“巢云”两大字已作匾额否?昉思久思作盘山游,迟迟不果。兹以春光晴映,策杖登山,意在依和尚左右一参无生法,忍在和尚必为提撕。不知昉老能放下一切否?思率奉寄,余俟再布。奉切奉切。(《湖北文征》第六卷,第51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按:洪升与青沟和尚,即盘山寺的拙和尚交往,应该是在洪升晚年,而不是土默热所言的“斥革下狱”出狱后的当年。根据王泽弘在信中称呼洪升为“昉老”来看,当是洪升晚年名噪之时,否则,完全是洪升长辈的一代大学士的王泽弘,何以如此称呼?此其一。其二,根据王泽弘替拙和尚所撰《盘山志》作序的时间为康熙壬申九月立冬日。康熙朝壬申年有二:一为康熙元年(1662年),一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以此推论,王泽弘序《盘山志》的壬申年,当是后一个壬申年。因为,若是前一个壬申年,洪升生于1645年,则当时的年龄仅为17岁,此时洪升还在杭州,即还未至北京太学读书,不存在与王泽弘交。洪升死时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时年59岁,当王泽弘撰《盘山志序》一文时,洪升已经死去16年了,而以上这封《青沟和尚书三》写于《盘山志序》之前的若干年,准确地说,应该是洪升五十岁以后,或说是死前的某一年。从王泽弘在信中所说“昉思久思作盘山游,迟迟不果”可证矣。就是说,洪升出狱后到盘山坐禅一说是靠不住的。即便有过这样的事情,只能是他临终之前某一年的一次闲谈,而且,终生未果。况且,洪升当年从监狱出来,已经是山穷水尽。那么,洪升何以会跑到三百里开外的盘山来呢?古时候到三百里之外的地方,一路盘缠花费不菲,何须劳驾如此?要逃禅也不至于跑这么远的地方呀!就是说,土默热所谓洪升“斥革下狱”出狱后“来到盘山坐禅”,“《红楼梦》的创作冲动,就是在这里产生的”说法,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洪升的经历上讲,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即便洪升有过到盘山寺坐禅经历,按照土默热所说的洪升晚年纳邓雪儿作妾,像王泽弘所言“不知昉老能放下一切否?”比方说,若土默热是洪升,养得如此青春貌美的娇妾,“能放下一切否”?相信,洪升不会放得下,土默热也不会放得下。若他真的能放得下,那么,他也是一个薄情郎和极不负责任的大丈夫。因此,土默热的话是不能成立的。况且,洪升平生所交往的僧人并不多,仅仅拙和尚而已。似乎洪升也没有谈禅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懂得佛家机锋的人,如何能写出《红楼梦》中薛宝钗、林黛玉等人谈禅的故事来呢?显然不可能。可知,土公此说谬矣,不足取信于人。
其次,土默热的所谓智拙和尚《盘山志》记载有洪升《悬空石》、《山中夜坐》、《同师林上人宿净业庵》等诗,也是令人怀疑的。《盘山志》所载诗作,并不等于洪升到盘山坐禅时所吟,极有可能是他在京城期间与前来驻锡京城崇效寺智拙和尚交往时所吟,因为智拙和尚曾经常常常到京城崇效寺,有崇效寺《青松红杏图》为证。而且,净业庵也应该是指北京朝阳门内的庙宇,也即前明芳嘉园,后废。清初时,有人于此废园遗址上建有庙宇净业庵。就是说,土默热引《盘山志》所录洪升《悬空石》、《同师林上人宿净业庵》等诗,极有可能是在北京时所吟,而不是盘山。
其三,盘山不是因神话传说史前的大英雄盘古而得名,根据土默热所言,而是被康熙皇帝将原本是“盘谷寺”因谐音误听而题为“盘古寺”的,这只是土默热的意思。康熙帝是否为盘山寺或盘谷寺题写过“盘古寺”匾额,不得而知。世人都知道,盘古和女娲是两个不同的神话体系,一个是开天辟地,一个抟土造人。蓟县的盘山,与盘古丝毫无涉,它既不是盘古故事的发源地,与女娲补天故事更是不沾边。而与女娲补天故事相关的应该是昆仑山、昆山或天台山等地,盘山上是否真的像土默热所言建有“女娲庙”?今也不得而知。历代诗人题咏女娲庙者不在少数,但是,从来未言及盘山女娲庙。据黄冈人王泽弘撰《盘山志序》载:“拙公之处至青沟也,其地为虎豹巢穴……今已成一梵刹矣。”(《湖北文征》第六卷,第511页)这就说明,土默热所言的青沟,原来是一个“虎豹巢穴”之地,并无名胜。若有,亦仅仅是盘山而已。连盘山寺都是没有什么历史的,更何况女娲庙乎?由此可知,盘山上的“女娲庙”一说,极有子虚乌有之嫌。就是这样一个不靠谱的虚构庙宇,如何能与《红楼梦》中女娲氏炼石补天扯在一起呢?即便盘山上真的曾经建造过这么一座“女娲庙”,也只是当地人们对性的崇拜,以求得子嗣而建。
再者,土默热所言“青沟峰”这一山峰名,乃红书中的青埂峰的出处,也是值得探究的。若按照古人取地名,“青沟峰”似乎有些说不通,倒是“青峰沟”令人可信一些。更为重要的是,按王泽弘在《盘山志序》,以及与《清沟和尚书》多达十篇的书牍中,只言及“盘山寺”、“青沟”,而从未言及“盘古寺”、“女娲庙”和“青沟峰”。以此论定,这些新出现的寺庙和山峰名称,当为土默热著书的需要杜撰出来的。如此杜撰出来的地名、寺庙名,又如何将书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联系在一起,甚至将盘山的“青沟峰” 说成是“青埂峰”为原型的呢?可以说,绝对不会是《红楼梦》作者从中得到的灵感。
其四,《红楼梦》书中“石兄”如何是洪升,石兄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又如何成为洪升与拙和尚二人在盘山对话的真实记录呢?按照土默热所言,《红楼梦》成书后,这个智朴和尚于康熙四十二年去江南扫塔。即便智朴和尚“访道求仙”乃真有其事,怎么可能就是从洪升那里首先抄回来的一部《石头记》的呢?很明显,此说乃大谬。况且,“空空道人”这顶帽子,戴在哪一个和尚的头上都是可以的,岂止是智朴和尚头上可戴么?在洪升的诗集里,极少有这些内容的反映。如此说来,岂不是一句鬼话?既如此,又何来“空空道人抄录问世”并改名《情僧录》的本子?
其五,盘山寺算不上清初天下“四大名山”之一。我不知土默热这一说法从何而来?无论是以佛教而论,还是以风景而论,盘山都算不上天下名山,更算不上清初四大名山之一。充其量它只能是华北地区小范围的名山而已,可知土默热先生大有夸大之嫌。
这就是说,土默热所说的《红楼梦》书中“石兄”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应是洪升酝酿创作《红楼梦》时,二人在盘山对话的真实记录。《红楼梦》成书后,又是这个智朴和尚于康熙四十二年去江南扫塔,“访道求仙”,从洪升那里首先抄回来的。由“空空道人抄录问世”并改名《情僧录》的本子,是今天“立松轩”系统《石头记》版本的总源头等等。不知土默热的“立松轩”系统《石头记》版本为《红楼梦》的“总源头”一说,此话从何说起?可知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能成立的。
(六)土默热认为,四次批阅评点《石头记》的“脂砚斋”,原型是洪升的妻子黄兰次,“脂砚斋”是她参加“蕉园诗社”时为自己所取的雅号。因为洪升的苦难遭遇都是夫妻二人共同经历的,所以批语显得“事皆亲历”、“批笔不从臆度”。继承“脂砚斋”批书的“畸笏叟”,真实身份是洪升之妾“邓氏雪儿”,洪升将邓氏所生之子过继早死的二弟继承香火,所以戏称她为“继户嫂”,谐音“畸笏叟”。脂批中的“芹溪”字样都是指洪升使用的笔名。黄兰次比洪升早死二年,洪升死后,留在家中的手稿,经邓氏整理后传出,成为今天《石头记》脂本系统版本的总源头。
按:土默热认为评点《石头记》的脂砚斋、畸笏叟,为洪升的妻子黄惠和小妾邓雪儿,更是令人喷饭。土墨热说,洪升生前,其妻黄惠(脂砚斋)就对丈夫尚在创作中的作品开始了抄录评点。洪升甲申(1704)年,黄惠壬午(1702)年相继去世后,由洪升之妾邓雪儿(畸笏叟)继续评点整理。邓雪儿比洪升夫妇年纪小二十多岁,所以脂本《石头记》中能有大量丁亥(1707)年的批语。脂砚斋乃是洪升妻子黄惠的书斋名或别号。
首先,土默热像是洪升夫妻的友人,亲历过这位“脂砚斋”黄惠在批点《石头记》似的。根据土墨热红学提供的资料,前后“蕉园诗社”并无黄惠之名,清代文人笔记里也没有过这样的说法,为何说“脂砚斋”是黄惠参加“蕉园诗社”时为自己所取的雅号呢?土默热先生也太会杜撰了。既将洪升的妻子黄惠说成是脂砚斋,而又说她是王熙凤的原型,同时又承认曹雪芹的存在,也即相信曹雪芹真有其人。土默热说:“今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书人,不是高鹗,也不是什么无名氏,正是洪升身后一个甲子的那个曹雪芹,书中明确交待他对《石头记》进行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足资证明这一点。”(土墨热:《“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新解》)试问:有这样的可能么?
其次,根据甲戌本中的脂砚斋批语,雪芹死后,他依然在评点此书,还提到“书未成,雪芹泪尽而逝”等字样。从种种迹象表明,批书人是在“雪芹”死后,而不是一面写书一面交给批书人批点。若按照土默热说的“脂砚斋”黄惠死于壬午(1702年),洪升死于甲申(1704年)。试问,世上有死人为活人评书的么?
其三,洪升晚年所纳之妾雪儿,仅仅就是一个长得漂亮,能歌善舞的歌姬而已,她究竟有多大的才能呢?恐怕土墨热也不知道,惟有大媒人余国柱和洪升知道。这个叫做“雪儿”的小妾居然以“畸笏叟”作为别号,为洪升的大作评书呢!谁都不会相信。如果他能点评《红楼梦》的话,不说高才嘛,至少也是不同凡响的才女,那么,洪升如此之多的友人为什么不提及这位才女呢?土默热先生附会得也太离谱了!他一面承认有曹雪芹之人,这个生活在康熙时代的邓雪儿,又如何能给生活于乾隆时代的人曹雪芹的小说写批语呢?后四十回又如何不是作者的原作呢?就算洪升有“芹溪”别号,该不会“雪芹”也是洪升的一个别号吧?我若是土墨热,就曹雪芹一名而论,完全可以将此三字附会成另一部《金瓶梅》书名的含义来!此话怎解?你看,曹即曹大家(gū),班固的妹妹班昭,东汉史学家,历史上有名的大才女,隐喻洪升的妻子,即土默热笔下的所谓康熙间的“大才女”黄惠;雪,即洪升的小妾“雪儿”;芹,即洪升的别号“芹溪”。如此岂不是更能说明洪升是《红楼梦》的作者么?也就是说,完全可以附会成《红楼梦》一书为洪升为首的洪氏家族夫妻和小妾共同创作的。由此可知,土默热如此附会,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甚至说,附会的手段极为低劣,远远比不上已故的周汝昌老先生。
原本土默热的文章写得还是比较好的,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他要是不说脂砚斋就是洪升的妻子黄惠,畸笏叟就是洪升的小妾雪儿,他要是客观地写来,而不不篡改朱彝尊的诗题和曹寅等人的诗句,要是不去杜撰什么四大家族,他要是一口咬定不承认“曹雪芹的存在”,或许还有些人真的相信他的“土默热红学”了,千不该万不该将曹雪芹、脂砚斋、畸笏叟与洪升及其妻妾黄惠、邓雪儿等搅和在一起。这样一来,谁也不会再相信他的鬼话了,真是孙猴子撼动一块巨石将自己彻底压在五行山下难以翻身了!
(七)土默热还说,为《红楼梦》题名《风月宝鉴》的“东鲁孔梅溪”,原型是洪升的老师、当朝刑部尚书、诗坛领袖王渔洋;题名《红楼梦》的“吴玉峰”,原型是洪升的老朋友吴乔,号“玉峰禅老子”;为早期《风月宝鉴》做序的“棠村”,是当朝宰相梁清标,号棠村,人称“棠村首相”,诗集也命名为《棠村集》。由此可见,《红楼梦》书中“作者自云”记载的所有人物,都有真实原型,“开卷第一回”记载的所有创作、抄录、评点过程,都是真实可信的,并无任何“故弄狡狯”。
这是土默热所撰文章或书籍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妨将土默热所列举的三人做一下简单介绍:
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汉族,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论诗创神韵说。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余习,时人诮之为“清秀李于麟”(李攀龙),然传其衣钵者不少。根据土墨热的考证,洪升曾经师从王士祯。
按:所谓东鲁,取自苏轼之弟苏辙(子由)的诗句“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东鲁”作为泛称,可以代指山东。根据《洪升年谱》的介绍,洪升早年在京城国子监求学时,师从过王士祯,可将王士祯说成是东鲁人。就算这样附会不至于离谱,但是,作者怎么会称他为“孔梅溪”呢?若《红楼梦》为洪升所作,这无异于洪升将恩师王士祯改名换姓了。试问:有这样的门生么?再说,王士祯也从来没有使用过“梅溪”作为别字别号,似乎也无关于“梅溪”的典故。如此说来,岂不是有些莫名其妙?莫非土默热先生将王士祯换姓说成是孔子的门徒么?否则,是讲不通的。岂有此理?此其一。
其二,按照土默热再三强调王士祯是洪升的老师,那么,王士祯岂有不在其有名的杂著《池北偶谈》中,直接或委婉地暗示得意门生洪升撰写《红楼梦》一书的信息呢?学生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一部伟大小说,其老师自然也会身价百倍,老师岂有不借此褒奖一番之理?有谁个老师不藉此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高足呢?这恐怕说不过去吧?若《红楼梦》真的是洪升写的,可以说,在康熙年间的杭州城,早就会传得沸沸扬扬,也不至于乾隆时期的人都传说是曹雪芹是曹寅或曹寅的儿孙,更不至于今日人们还为《红楼梦》作者争来吵去。
吴乔(1611—1695),原名殳,字修龄,江南太仓(今属江苏)人,入赘昆山。明崇祯十一年诸生,寻被斥。入清后以布衣游于公卿间。曾与吴江戴笠同辑《流寇长编》。他推崇贺裳、冯班,称贺裳的《载酒园诗话》、冯班的《钝吟杂录》与自己的《围炉诗话》为“谈诗三绝”。有《古宫词》、《托物草》、《好山诗》、《舒拂集》等。
按:吴乔也只是一个入赘昆山的女婿,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吴乔使用过“玉峰”的别号或笔名,不知土默热说吴乔号“玉峰禅老子”从何而来?即便此人有这么一个别号,作者也不会称他作“吴玉峰”呀!这等于是洪升给这一友人改了姓氏,为极为缺德之举,相信谁个作者也不会这样做。况且,没有见到洪升与吴乔交往的任何记载。再说,吴乔作为一个入赘昆山的人,自号玉峰的可能性极小,相反,假若他是一个由昆山入赘到太仓的人,则完全有可能,因为取玉峰为号以怀念故园呀。试想一下:吴乔要取别号也只会取一个纪念他的家乡太仓或本人个性、志向有关联的别号,不会以“玉峰”作号,不至于数典忘祖将家乡彻底地忘掉了。除非他的身世极为坎坷,像洪升一样,为其家人或族人所不容被赶出家门的,而史料没有记载他经历过这样的故事。所以说,吴玉峰绝对不是吴乔的别号,更不会是作者将此名隐含吴乔。
梁清标(1620—1691年),字玉立,号棠村、蕉林、苍岩,直隶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清顺治元年补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宏文院编修、国史院侍讲学、詹事府詹事、礼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职。著有《蕉林诗集》、《棠村词》等。
按:脂批本上的批语确实提到一个名叫“棠村”的人,但是,批语明明说他是雪芹的弟弟呀!梁清标生于1620年的明思宗泰昌元年,洪升生于1645年的顺治二年,完全是洪升的长辈,可知他们两人的年龄相隔悬虚之大。当然,古时文人年老者称呼年小者为兄,或以弟某称之的事是有的。但是,如何说书上批语中的棠村就是梁清标呢?既是梁清标,又如何说此人是洪升的弟弟呢?要是他们相差一岁两岁也就罢了,可是相差二十五岁之多,那可是整整一代人哪!一位做过堂堂宰相的高官长辈梁清标何以低下如此?这恐怕是讲不通吧?以才学而论,梁清标的才学在洪升之上,洪升难能与梁相提并论。可以说,土默热对于脂砚斋既感谢又恨之入骨,既能提到“棠村”,为什么又要说他是曹雪芹之弟呢?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或许土默热会说,这是洪升的妻子黄恵,也就是真正的脂砚斋“先生”故意玩弄的笔墨游戏。假如说,脂砚斋所说的“棠村”为早期《风月宝鉴》做序之人,也就是当朝宰相梁清标。那么,《风月宝鉴》又是作于何时?不至于说早于《长生殿》吧?况且,任何一个文人的写作体裁、风格或写作习惯,是有一定规律的,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写小说可不像作点小诗什么的。如此能否讲得通呢?相信谁都不会相信!要有相信者,只怕是杭州籍某些未能研究《红楼梦》的极具家乡情结之人,聊以自慰罢了。或是缺乏历史常识而又没有细致研究洪升生平的少数年青学者。
土默热一面否认自己是索隐派,一面又步索隐派,乃至考证派的后尘,其最糟糕的地方,就是错误的将《红楼梦》作者说成是“洪升的自叙传”,以及将书中的“金陵十二钗”来坐实所谓的“西泠十二钗”,也即西溪的一帮才女,如此与新红学的“曹雪芹自叙传”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显然是错得不能再错了。新红学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吃亏也就在于此。可以说,一切关于《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只要是以单纯坐实某一“家难”之说,最终都是缘木求鱼,徒劳无益。再说,《红楼梦》的作者如果是洪升,作为浙江人的蔡元培、俞平伯、戴不凡、蔡义江诸学者,岂有看不出其中奥秘之理?殊不知,《红楼梦》是明末遗老的一部国破家亡的血泪史!所谓的“金陵十二钗”形象,也就是明末遗老坎坷的命运众生相,非裙钗之画像,更非西溪女子之画像。
平心而论,土默热红学体系,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譬如,他将《红楼梦》这部书定位在明清改朝换代的“末世”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以及认为晚明的“文化气脉”催生了《红楼梦》。还有,他将《红楼梦》作者定论为康熙间人,意味着这是一部描写兴亡之感的小说,可以说,这些观点上都是没有错的,比起新红学的满族旗人“曹雪芹说”也是前进了一大步。还有,土默热红学对于新红学 “曹学” 的批驳,也有一定的道理和力度的,值得肯定。但是,若将《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附会成洪升,显然,非但证据不足,而且,大有附会之嫌。要知道洪升不过是在明亡之后才出生的,其出生后正碰上清军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可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极度动荡中度过的。真正来讲,他还算不上是一个“遗民”,更算不上隐士。对此,不少学者也有此同感。要知道,洪升对于故国大明的情结,对于国破家亡的感受,对于那种刻骨铭心的钻痛,比起当时亲历过、体验过生死的众多明遗老们来,相去甚远。我们从其《稗畦集》、《稗畦续集》和《啸月楼集》三种诗集看,集中多是纪游、赠人和感怀之作,内容大都是感慨自己的失意穷困和抒发个人的穷愁落魄,调子比较凄凉。客观地说,洪升诗作间或也有少量感慨兴亡及同情人民的诗篇。如其《送高江村宫詹入都》五排一百韵,沉郁顿挫,逼真少陵。还有《晓行》、《夜泊》和《金镶曲》等,也还是写得不错的。即便是这样,这类诗作毕竟还是不多。总体来说,他的诗思想不甚深刻,并非如土默热所说的是名重一时的大诗人,就他的诗而论,至少称不上文学大家,难能与他的传奇戏曲《长生殿》成就相比。很简单,以洪升写诗的思想水平,还没有达到创作《红楼梦》一书的艺术思想境界。而且,他未曾有过亲历或目睹过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寇倡乱中原和清军屠昆山、扬州、嘉定时,给当地人民所留下的巨大伤痛。况且,大明朝的灭亡对于洪升来说,也只是父老传闻,而不是亲历者,这与亲历或目睹过这些大故的当事人无法比拟。既如此,洪升如何能写出《红楼梦》这部民族主义之作?要知道,写诗和写曲根本就是两回事,不一定写得好曲的人就能写好诗,这是因为曲的句式相对自由,格律平仄都没有写诗那么多的讲究。从洪升的各种集子所涵盖的文化底蕴来看,可以说,他根本称不上博学或通才。土默热曾经列举了洪升的歌行体,《红楼梦》中的仿作又岂止是歌行体?其实,要判定《红楼梦》一书是否为洪升所作,很简单,就看他是否具有深厚的“楚学”功底。什么意思呢?即指他对屈原的骚体的学习仿效,以及有模仿历代名家名作的习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作者有写作骚体赋的深厚功底和模仿历代名家名作的习惯,尤其是诗文中是否有春秋笔法的爱好。据我看来,至少洪升是没有的。你土默热不至于说洪升曾经写过很多的骚体诗赋和模仿历代名家名作的作品,只可惜被丢失了吧?就其平生诗文集中的体裁样式比较单一,无非是诗词曲和祭祀之类诗作。他能写出《好了歌解》、《食尽鸟投林》,以及《芙蓉女儿诔》等文字来么?如果洪升既写不出《红楼梦》里的春秋笔法的诗文来,尤其是《芙蓉女儿诔》这类文章,而又不具备楚学、博学这样两个大前提,又如何能写出涵盖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化集大成者的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来呢?古时候的文人写戏,无无需讳言,只能算作是小儿科的东西,之所以历来备受世人追捧,是因为戏曲属于一种大众娱乐。所以,古时候写戏的人,戏写得再好都称不上是大学者,也就在于此。当然,要写好某一部戏,亦非易事。
尽管洪升的《长生殿》也有一丝兴亡之感的意思,但是,若以民族主义情怀衡量,远逊于同时期或稍晚的《桃花扇》。毕竟《长生殿》这部戏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一样,其主题主要还是在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否则,为何能过清廷的文网,洪升在世时何以盛演不衰?而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没有那么幸运,“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罢官得祸皆因《桃花扇》而起。这说明,《长生殿》并非如当代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反映国家兴亡的民族主义之作,真的要是这样,自然也是同《桃花扇》一样的下场。可是,《长生殿》没有。就从民族主义情感方面来说,洪升的《长生殿》与《红楼梦》中反映的主题思想相去甚远,只能说是望其项背。可以说,《红楼梦》作者是极有骨气和民族气节之人,他一定是一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东方大隐,而洪升无法与这位“真隐士”比肩。所以,洪升绝对不可能是《红楼梦》的作者。
无可否认,“土默热红学”比起主流红学家所谓“曹学体系”来要占优势。毕竟洪升主要是生活在清初的顺、康年间,结交过不少明末遗老。尽管他未经历明亡,但是受遗老们的影响还是有的。作为汉人的洪升,比起满族旗人来说,对于明亡应该还是有些间接感受的。所以,他能创作出《长生殿》这类作品。而且,他的人生经历勉强也算得上是有点坎坷,是乾隆时期的满族旗人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土墨热红学属于缺乏依据的附会,但是,为我们今天揭秘《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还是向前迈出了一步。尤其是他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是值得学界同仁学习的。无论如何,土默热红学在当今红学这潭沉寂的死水中泛起了一波小小的涟漪,中国的红学史上也应该记上“土默热”三字。
综上所述,土默热红学,也是属于附会的红学。他所考证的洪升为《红楼梦》作者一说,明显证据不足,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以说,土默热红学所立论的“洪升说”,没有那一条是经得起推敲的。其所花费三十年所建立的“土默热红学”,至此应该开始画上一个句号了。土默热红学之不可靠,正如他的得意门生秦轩女士说的那样:“我的老师土默热先生毅然扬弃了胡适先生的曹雪芹作者说这只鞋,却独具慧眼接受了‘作者自叙传’这只脚,并另起炉灶为这只脚定做了一双合脚的鞋,这就是以洪升说为标志的‘土默热红学’。”(天涯社区·土默热博客《重论〈红楼梦〉的自传体小说性质》2010-03-19)这就是说,土默热红学体系是建立在将“曹雪芹的自叙传”改换成“洪升的自叙传”而已,大有“换汤不换药”之嫌。如此一来,自然“土默热红学”也就不可靠的了。洪升像主流红学家所言的那位子虚乌有的满族旗人曹雪芹一样,是不可能写出《红楼梦》的。由此可知,土默热说的“作者自云”记载的所有人物都有真实原型的说法,甚为荒唐。非但不是真实原型,毫无真实可信可言,反而有附会说谎之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土默热红学是新的“附会的红学”。同时,也深信土默热红学将会不再那么“热”,该到降温的时候了。这也是一切缺乏证据支撑的附会的红学最终的下场,乃历史的必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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